困惑与挑战：当代文学学科建设面临新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当代文学论文,困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将近半个世纪了，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相当的历史跨度。其间或为政治思潮左右；或因自我意识的觉醒，当代文学可谓一路风尘，坎坷了几回，风光了几回，也失落了几回。于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便蓬蓬勃勃开展起来。回眸历史，好比面对清风明月，史家“耳得之为声，目遇之而成色”，总算勾勒了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大致面貌。
不过，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历史学科，与其他文学史有一个区别：它还是一个活的机体，并没有凝固，还有待时间老人用一个下限给它划出一个段落来。唯其如此，要对一些作家作品，或者文艺思潮、文学现象盖棺定论，恐怕为时尚早。因为作为历史的学科，总是要求相对稳定的，具有收缩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八十年代中期，上海的报纸上就曾经发生过当代文学宜不宜修史的辩论。今天要给这场辩论作一个裁定，时机同样不成熟。但有一点，随着时间的延伸，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愈来愈多，学科的严肃性、科学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现在回过头去检阅当代文学史家们为我们评点过一番的、刚刚过去不久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又有几个论断经得住推敲呢？且不说批判《武训传》、胡风事件这类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敏感问题，就是对当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作品，在当今时代氛围的条件下，以时下的价值观念体系作为参照，只要稍加审视，就可以发现一个“先时理解和现时理解的阐释学差异”造成的历史距离（姚斯《文学史作为文学科学的挑战》）。
我们还是先从建国后至“文革”前这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谈起。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辉煌的一页，许许多多壮怀激烈、出生入死的英雄业绩，令当时的读者唏嘘不已。从大革命时期的金戈铁马，冀中平原的抗日烽火，一直到渣滓洞、白公馆的慷慨赴义，都曾经激动过整整一代人的心灵。试想：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初才刚刚建立，然而却能够在短短的二十八年中，奇迹般地战胜了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并按照自己的理想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这是何等的丰功伟绩！何等的激动人心！对曾经投身于这场斗争的人来说，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功了，回首往事，自豪感油然而生。而对更多的人来说，他们非常愿意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非常愿意知道共产党人是如何夺得胜利、如何改变了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的。这就为当时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营造出一个巨大的阅读期待，诱导着作家们用不同的文学形式，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去切入这一段历史，去表现共和国如何在历史风云中诞生这一划时代的母题。这来自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双重价值取向，正是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先时理解”的心理基础。人们不仅乐意用鲜花和掌声去迎接这类作品的诞生，而且更乐意把自己的崇敬和真诚理解捧献给作品中的英雄。
然而，若干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回过头来再度审视建国后十七年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道理想化了的神祇的光晕。在当年那个巨大的期待视野下，正是由读者和作家一起，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仰慕中的英雄美化了、神化了，以至对那些急于迫近历史，结果反而与历史擦肩而过，即所谓过于历史反而不够历史的作品，也浑然不觉。于是，那些壮怀激烈，出生入死的英雄业绩，在“现时理解”中便多少有了点大同小异的味道。美化的结果反而使英雄们失掉了朴实、亲切、鲜活的灵性。从这一个极端，读者们开始扑向另一个极端，即无来由的动辄便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现时理解”中去寻找自己的单纯、幼稚和浅薄。更有甚者，在现有一些青年作家笔下，当年那令人唏嘘不已的英雄壮举和慷慨言辞，竟成了年轻人茶余饭后的调侃，打情骂俏的挑逗。最神圣、最高尚的语言正在成为或已经成为他们的戏谑之词（电视连续剧《海马歌舞厅》、《我爱我家》及王朔的一些作品）。这种现象或许也可叫作历史的反讽。
还有十七年农村题材的文学创作，它与革命历史题材一样，是建国后到“文革”前当代文学的两大支柱。对这一类作品，当时也有一个向前看、向未来看的期待视野：新中国刚刚成立，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开始着手将他们所设计的国家蓝图付诸实施，土改和农业合作化，就是这项宏伟工程的两个步骤。土改还好说，分田分地毕竟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农民们自然要欢天喜地。农业合作化则不一样了，这是要他们与世世代代因袭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彻底告别。把刚刚分到手的东西又拱手交出去，这个弯子委实是不好转的。然而广大农民竟然转过来了，这又是一个奇迹！其中奥秘还是农民对共产党的无限信赖，就如同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就能取得胜利，就能翻身作主人，就能分到田分到地一样，他们坚信这一次只要按照党指引的路走，前途一定光明。而眼前的农业合作化、集体化的道路就是党指引的，是他们唯一明智的选择。这种期待心理在当时不仅农民有，其他阶层的人也有。正是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支配下，作家们开始热衷于从还在贫困落后的农村现实中去搜寻未来社会的影子，构建出一个理想的世界，而读者也乐意把这种虚幻的真实当成明天的现实，直到若干年之后，才对“先时理解”的那种被动参与懊悔不已。前些年关于十七年农村题材创作的“重评”呼声，其实正是“现时理解”向“先时理解”发出的挑战。
在“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先时理解与现时理解的阐释学差异造成的距离，虽然不象十七年文学那样有代表性，那样典型，但也并非无迹可寻。特别是近几年，在市场经济的巨大冲击之下，一切都在动荡中浮沉。旧的道德观念、价值涵义面临着来自外界与自我的双重危机，新的秩序与标准又尚未建立，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蓦然回首，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一直到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路检视过来，那还新色可鉴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那在刚刚离去的“先时理解”中无限尊崇的审美、思辨方式和特点，以及与其相关的心理机制，不也有了几分人去楼空的隔世之感了吗？这还是指“现实理解”与“先时理解”离去不远来说的，倘离去得远一点，那隔世之感还会更强烈一些，原来“先时理解”中对作家作品那不容置疑的论断，也就动摇得更快一些。以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而言，在其先时理解中也存在着一个阅读期待，那就是对“文革”以及“文革”相关的极“左”思潮的否定，敢于闯入禁区，自然会博得阵阵喝彩，而对作品的审美要求，反而让位于功利要求，退居次要地位了。这个特点，使得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在后来的“现时理解”的审美视野里，变得有点不忍卒读起来，太多的理性和说教，以及从一开始就直奔批判主题的思维方式，颠覆和消解了现时理解的审美期待。这有点类似本世纪二十年代的那场诗界革命，“尝试”的勇气固然功不可没，但在揭开一个新时代的序幕之后，它也就该寿终正寝了，至于美学意义，那是不言而喻的，绝没有人会拿它去作新诗的范本。十余年的新时期文学，假如溯流而上，大体上时间越长，先时理解与现时理解的差距也越大。就是对风靡一时，曾博得过满堂喝彩的新写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几年之后也就有人不大放心了，感到它“有一种道家式的逃避倾向，也担心被名为后现代主义的那些小说与中国古代的闲书传统相去不远……”（高旭东《世纪末话“主义”》，载《天津社会科学》94年2期）
诚然，先时理解与现时理解的差异，并非专指当代文学作品而言。在其他文学历史的过程中，作品的审美价值也是可变的，也会出现先时理解与现时理解的差别。问题在于当代文学作品先时理解与现时理解的差异是错位的。在先时理解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审美以外的因素常常是评判作品的主要依据，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有了一定的时机，现时理解中的审美因素才会矫正先时理解中的非审美因素，这种矫正或许因为当代文学是一个活的机体而来不及实施，仅仅停留在分散的、零碎的理解和分析上，这就更加不利于作为历史的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了。
除了先时理解与现时理解的距离之外，当代文学的发端与性质也还是一笔糊涂帐。有人就曾经指出过，将新中国的成立作为当代文学的上限并不妥当。当代文学的胚胎孕育于四十年代初在解放区兴起的工农兵文艺思潮中，其文学主题是表现、歌颂工农兵，其情感特征已经有了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色彩，其艺术追求是适应工农兵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要求，推崇民间艺术。这股文艺思潮经过《讲话》的理论武装，显示了一种崛起的声势，最终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决定了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整个面貌（见《武汉大学学报》88年3期陈美兰：《认识面临着第二次超越》）。割断这一段历史，当代文学的完整性、科学性必然要受到影响。当代文学的性质也是这样，已出的当代文学史通常将当代文学定义为社会主义性质。这种将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性质与文学直接划等号的做法，其实并不妥当。所谓社会主义性质，按当代文学史家的分析，是从它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与所起的社会历史作用方面来着眼的，但这个论断是否适合全部当代文学？比如港、澳、台文学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能用社会主义性质来解释？即便从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与所起的历史作用看，大陆就没有非社会主义的文学？再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问市场经济大转型时期的到来，人们已清晰地认识到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总不至于也将当代文学划分为初级阶段或高级阶段吧？
还有，当代文学的描述框架，从一开始就与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步。至今仍把当代文学分作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文革”时期、新时期四个阶段（也有人将前两个阶段合在一起，但没有本质区别），这样做还只是停留在文学发展的外部表象上。忽略文学内部运动规律的结果，使得有些文学现象不大好理解。因此有人诘问道：反右以后，政治上的高压使文学界处于近乎窒息的状态，为什么会在电影创作和长篇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一次高潮？1955年批判胡风“写真实”的主张后，人们噤若寒蝉，为什么第二年即出现一批干预生活的“写真实”之作。应该说，政治运动确实对文学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完全套用政治运动的框架来描述文学，捉襟见肘在所难免。跳出这个框架对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来说肯定也在所难免。
以上所述，还不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全部问题。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对较敏感的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作品的评价等等，都是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中不容回避的。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学科的科学性、严肃性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究竟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勾勒这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的面貌？的确该提出一些新的思路来了。目前来说，将当代文学看成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逐渐把当代文学经典化，这恐怕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恰如有人指出的那样，现代文学已经凝固，下一个世纪“迟早要被经典化，成为传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钱理群《在寂寞中发展》，见《天津社会科学》94年2期）。而当代文学还呈现着集结大展现的格局，还要经过若干严格的、美学意义上的大筛选。至于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方面，也不能过多地囿于耳熟能详的现有概念和时限。现代、当代的划分并不是目的，十年前，在北京万寿寺的青年学者创新座谈会上，不是有人提出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样一个新的史学范畴吗？名目是可以重新认定的，关键在于提出富有想像力和探索性的思路，立足于当代文学的实绩，用出人意料的方法和角度，把当代文学运动的轨迹清晰地描述出来，并对相关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作出尽可能准确的、中肯的评价，这就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所面临的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