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会生理论的科学价值与缺陷_阴阳学论文

阴阳会生理论的科学价值与缺陷_阴阳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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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把阴阳学说称之为“化生学说”在于它是古代最早建立起来的一种生成理论。当人们对古希腊人的“本原说”经历了数百年的热衷与赞美之后,终于发现生成理论的价值和它在自然哲学史上的意义,开始以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了。阴阳化生就是阴阳变化而生成,它的认识论原则就是把任何事物的生成都理解为一个变化发展的连续过程。

阴阳化生说是我国古代自然哲学的重要理论成果,最早是在《周易》这部经典中提出来的,认定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变化而生成,既非原先就有的,也非由某个最小的实体粒子组合而成,更不是上帝神灵所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①“一阴一阳之谓道”。②“天地絪缊,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③

其后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重要命题。

子华子在老子立说的基础上提出“中和玄同,万物化生”的命题。他说,“夫混茫之中,是名太初。实生三气:上气曰始,中气曰元,下气曰玄。玄资于元,元资于始,始资于初。……通三而为一,离之而为两,各有精专,是名阴阳,两两而三之,数登于九而究矣。”⑤又说:“天之精气,其大数常出三而入一。……一之谓专,二之谓耦,三之谓化。……凡精气以三成,三者成数矣。……故曰出于一,立于两,成于三”。⑥那么,这三气如何成物呢?子华子说:“中和玄同”。他说“夫两端之所以平者,以中存乎其间故也。中名未立,两端不形。……中天地而立,生生万物,新新而不穷。……中和玄同,万物化生。”⑦

子华子不仅看到了事物内部阴阳、上下、正反、呼吸双方的对立,同时也看到了对立中的统一,认识到只有中、和、玄、同才能生万物。这就叫做“化一而为二,化二而为三,因三而成万物。”“中和成物”,子华子开儒家中庸观念之先河。

子华子还说,“夫天降一气,则五气随之,寄备于阴阳,合气而成体,……阳中有阳,阳中有阴。故阳中之阳者火是也,阴中之阴者水是也,阳中之阴者木是也,阴中之阳者金是也。土居二气之中间、以治四维,在阴而阴,在阳而阳,故物非土不成,人非土不生。……是故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金木水火土五精之总也,寒热风燥湿五气之聚也。……。夫盈于天地之间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不可无也,其所无不可有也。”⑧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统一包含着对立,对立又寓于统一之中。他第一次把阴阳概念与五行联系起来去说明事物的属性、特征、运动变化的趋势,材料的性能和功用。

老子、子华子初步奠了阴阳化生说的理论基础。

《管子·内业》对阴阳化生说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凡物之精,比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已。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意)。”⑨ “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⑩据唐房玄龄注:“气道乃生”,即气得道能有生。在管子的著作中有气斯有道,气即分阴阳。“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11)“道在天地之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12)“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13)万物“有气则生,无气则死。”(14)在管子看来,“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15)阴阳变化是宇宙的根本法则。

根据《大戴礼记》的说法,品物万类、仁义礼乐、善否治乱、天象物候、飞鸟虫鱼及至于人类,都是阴阳精气交感而成。(16)

阴阳化生说导致了我国古代医学理论的诞生,世称“中医”就是古代医学从阴阳观念出发去探索人体经络气血的运动与循环而建立起来的医学体系,其第一部成文经典就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内经》充分肯定了一切有生命的现象都充满阴阳对立统一,没有阴阳对立也就没有生命。《内经》说:“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17)“人生有形,不离阴阳。”(18)“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19)阴阳“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又说:“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20)一切有生之物,动物和植物,都是阴阳二气呼出吸入,上升下降,出入升降一旦停止,生命过程即告结束。

《内经》还进而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依靠气与血的循环运动而生存,气乃万物之本。然而,气无形,血有形,名异而实同;气化生为血,血又转而化为气,往者来,来者往,生生不息。“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血之与气,异名同类焉。”(21)气血又如何在有机体内循环运动的呢?《内经》指出:气血循环运动是有其特殊通道的,这就是经络。“经脉者,所以行血气而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者也。……故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22)可见,我国古代的经络学说就是研究气血在人体内运动和转换的规律的学说,是研究生命有机体内能量循环运动的学说,气血的本质就是能量。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血液是人体循环系统中负责输送物质的液体介质,它借助于循环系统之力(血压)流经体内各器官及组织,将取自肺及消化道的氧和营养物带给体内一切细胞,再将二氧化碳及其他废弃物送到肠和肾脏,排出体外。正常人在休息状态下每分钟需要250毫升的氧,全部都由血液输送。多种动物的血红蛋白就起着输送氧气的作用,所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主要功能就在于输送氧气。

《内经》还认识到,心脏是通过气血在经脉中的运动来发挥其控制机体的作用的。“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伤则神去,神去则死矣。”(23)

以阴阳化生说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古代医学,把生命现象理解为有机整体的变化过程,生命系统的整体功能是系统内诸器官协同作用的结果。为此,我国古代医学具有西医所无法取代的医疗效果。

汉代董仲舒歪曲了作为古代自然哲学基本原理的阴阳化生说,断言“阳尊阴卑,”“阳贵而阴贱”,偏离了阴阳学说的原旨。他把阴阳、五行学说与灾异说并于一炉,导致汉代经学神学化。

但董仲舒也提出一些精辟见解,如阴阳终始、出入、上下。他说:“天之道终而复始,故北方者,天之所终始也,阴阳之所合别也,冬至之后,阴俛而西入,阳仰而东出,出入之处常相反也,多少调和之适常相顺也。有多而无溢,有少而无绝,春夏阳多而阴少,秋冬阳少而阴多。多少无常,未尝不分而相散也,以出入相损益,以多少相溉济也。”(24)春夏阳多,多而不溢;阴少,少而不绝,反之亦然。阴阳虽相反,亦相成,凡物不能有阳而无阴,或有阴而无阳。第一次提出了阴阳对立双方存在主次方面和阴阳终始、出入的转化思想。没有始终,就不会有转化;没有转化就不会有发展。

汉代学者强调阴阳和合,终始相续,转化无穷。《淮南子》说:“阴阳和合而生万物”。(25)“阴阳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26)“阴阳者,承天地之和,形万殊之体,含气化物,以成埒类,赢缩卷舒,沦于不测,终始虚满,转于无原。”(27)

扬雄在《太玄经》中提出了极、至、满、穷的概念,物极必返,穷极必还。阳不极,则阴不荫;荫不极,则阳不芽,进极而退,往穷而还,已满而损。只有明确了转化观念,才有可能把阴阳化生,而又生生不已的道理讲清楚。

宋代朱熹则提醒人们,所云阴阳终始,只是相对而言的。他说:“阴阳本无始,而以阳动阴静相对言,则阳为先,阴为后;阳为始,阴为终。犹一岁以正月为更端,其实姑始于此耳。岁首以前,非截然别为一段事,则是其循环错综,不可以先后始终言,亦可见矣”。(28)

朱子是对程颐的“动静无端,阴阳无始”作解释时说这番话的。“动极复静,静极复动”,“统言阴阳,只是两端,而阴中自分阴阳,阳中亦有阴阳。”“太极未动之前便是阴,阴静之中,自有阳动之根;阳动之中,又有阴静之根。动之所以必静者,根乎阴故也;静之所以必动者,根乎阳故也(29)”。

朱子进而提出:“‘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而能动,动而能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错综无穷是也。”(30)

由于朱子把运动和静止的相对性引入到阴阳化生说的机理之中,从而使得人们在考察事物的生成变化的过程时又理解到事物的相对稳定的一面;在对事物作相对稳定的考察时,又理解到变化生成的一面。宋代学者们把阴阳化生说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清代学者王夫之对阴阳化生说又有所发明。他认为,动是绝对的,静方是相对的。他说:“太极动而生阳,动之动也;静而生阴,动之静也。废然无动而静,阴恶从生哉!一动一静,阖辟之谓也,由阖而辟,由辟而阖,皆动也”。(31)又说:“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32)“进极于进,退者以进;退极于退,进者以退。存必于存,邃古之存不留于今日;亡必于亡,今者所亡不绝于将来,其局不可得而定也”。(33)王夫之说,凡物皆动,动而成象则静。“固无体而不动,而块然太虚之中,虚空即气,气则动者也”(34)“动静者气之二几,体同而用异则相感而动,动而成象则静,动静之几,聚散、出入、形不形之从来也”。不过他说,事物生成变化是很微细的,所以不易察觉,只有成象之后才显著,“阴阳之化,运之也微,成之也者。”

从以上我们看到,古代阴阳化生说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其一是,把物质世界看作一个生生而不穷的变化过程;其二是,以整体性原则去理解物质系统内或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而运动变化和相互联系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

古代化生说有一个最重要的观念,这就是上面提到的“始而又终,终而复始”,万物周流,迄无常住。以往有人认为这是典型的循环论,因此常遭贬斥。这的确是循环论。但是循环论又有什么不对呢?整个物质世界就是一个大循环,所有实物粒子最终都要衰变为能量,能量又转化为物质,周而复始。原先认为质子是一个不变的粒子,现代科学终于证明,质子最终也全部衰变成纯能量。诚如庄子说的“合则成体,散则成始”。质子的寿命,现代核物理学家已经查明,约为10[31]年(1千万亿亿亿年)。这是物质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也在循环吗?人体内的血液不也在循环吗?须知化生学说的物质循环不是在旧形式上的重复,而是包含着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以列宁的话说,是螺旋式的前进。如果没有物质世界的物质和能量之间的转化,这世界既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至于邹衍以五德终始去解释历史现象,那是邹衍的事情,我们不在这里去评论他。

从现代观点来看,阴阳化生说从物体的宏观尺度上对应于经典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物质和能量的转移总是表现为连续变化的量,一切过程都是连续的,其每一变化都是由系统在该变化发生前一瞬间的状态所引起,系统的行为完全取决于严格的因果律,系统则被看作是经历了一系列以连续方式变换物质或能量的中间状态。无怪乎外国学者说,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对物质系统的物质和能量运动的研究。诚如生态整体论倡导者F·卡普拉所说:“中国古代文化有一个极重要的洞察,这就是把运动看作是宇宙的一个基本方面。变化不是某种力作用的结果,而是自然的趋势。固存于一切事物和情况之中。宇宙处于永不停息的变化运动之中,这种连续的宇宙过程也就是道。”(37)不过,在我国古代哲学中,“道”有多种含义,在这里主要是指阴阳,“一阴一阳之谓道”。

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家与古希腊自然哲学家意趣迥然。古希腊人热衷于去寻找最小的实物粒子,即构成宇宙的最原始的物质实体。古希腊人认为,宇宙的本原应是这种最小的原初实体,世称“本原说”。古希腊几代的自然哲学家观察自然界的出发点是,认定世界是分立的、非连续的、构成的,而非生成的,因此人们也把这种本原说称之为“构成论”。然而,不管称谓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认为本原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本原说近似地对应于经典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假设:物质世界能够被正确地分析成一个个各不相同的部分,其中每个部分的行为则高度近似地表现得它们好象是各不相干地、独立地存在着。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已经取得一系列惊世成果,其中原子论则是他们最伟大的发现。

然而,在量子理论建立之后的近一百年来,在基本粒子理论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之后,科学家们又终于把目光转向了我国古代的阴阳化生说。最早意识到化生理论的科学价值的科学家当推海森堡,他很早就强调了物质粒子的生成、湮灭和转化的观念。董光璧教授曾指出:许多现象“不能由构成论的观点得到理解。而生成论却易于理解它。量子场论中的产生和湮灭算符的概念基础正是生成论,各种统一场论要求一切粒子从统一场经对称破缺产生的概念基础也是生成论的宇宙观。”(38)金吾伦教授更以一言蔽之:“生成是宇宙最本质的特征。有了生成的能力,才有无数新事物的产生。”(39)

今天,从生命科学、宇宙论、天文学和基本粒子物理学所取得的大量成就以及无数的实验、观测报告中,无不向人们证明,化生或生成是物质世界最普遍的法则,构成只是在分立意义上的局部情形。

人们或许会问,既然阴阳化生说具有如此深远的科学意义和价值,又何以在其立说的数千年来,除了中医理论外,成就甚微,甚至未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呢?古希腊人的构成论,如原子论,尽管存在种种理论上的缺陷,但在进入近代以后,几乎在其所到之处都大开飞黄腾达之门,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经典理论的建立与完善,如近代化学、经典光学、经典电动力学、原子物理学等等,这些几乎包揽了整个近、现代经典科学理论的根基。

我国古代阴阳化生说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最显著的缺陷:第一,没有从神学的困扰中解脱出来;第二,没有清除思辨的影响。

我国古代自然哲学是在以天道观念为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探讨天人关系,神人杂糅,因而不免给学说本身带有某种神秘性质。西汉董仲舒,在经学中注入了许多迷信的成份。东汉光武又兴谶纬,强化了神学在经学研究中的地位与影响。据《隋书·经籍志一》载称:“……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行于世。汉时,又诏东平王苍,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俗儒趋时,益为其学,篇卷第目,转加增广。言五经者,皆凭谶为说。”(40)

西汉所兴灾异说是以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原则为核心的。本来,谈灾谈异,对于提高人们的防灾意识和对反常天象的观察与研究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如果把灾异现象视为上天的遣告或为惩戒世人而降灾,是天帝有意造成阴阳不调,四时不节,这就是神学迷信。整个汉代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把日蚀、地震、天旱、水灾、蝗灾都归咎于阴阳不和,而阴阳之所以不和又是上天对人间的惩罚,导致万物不生,风雨不调,四时不节。董仲舒说:“天者,万物之君”。(41)“天者,百神之君”。(42)汉代天文学家不谈日蚀,只测算月蚀,其实测算日、月蚀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汉代在灾异说的影响下,把日蚀视为阴侵阳,月为阴,日为阳,阴为臣,阳为君,日蚀就是臣犯君,下犯上。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所以汉代天文学家对日蚀避而不谈。整个封建社会,神权政权常纠合在一起这就使得古代自然哲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不打上神学迷信的印章。

道家对阴阳化生说的建立与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但由于方术的影响又不免披上神秘色彩,与神学迷信纠缠不清。

阴阳化生说另一个理论上的缺陷,在于未能摆脱纯粹思辨的构想。主要表现为运用纯理性的思维方式,通过抽象的烦锁的,然而又是辩证的方法去论证道的存在及其化生的本性。汉魏哲学中的抽象思辨之风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由于受思辨的影响,我国古代自然哲学家的自然观并不关心经验和实验,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思维停留在抽象阶段,而不能上升到具体。思辨是一种认识方法,任何想像、猜测、假设都带有思辨性质;古希腊人的构成论具有思辨性质,中国古代阴阳化生说同样具有思辨性质。诚如金吾伦教授在追颂道尔顿的功绩时说:“道尔顿的原子论……使古代带有臆测和思辨性质的原子假设开始成为可用科学实验事实加以检验的科学理论”。金春峰先生在他的《汉代思想史》一书中谈及汉代哲学思想时也说,汉代抽象思辨的水平,在淮南子的著作中达到了时代的最高峰。古代哲学的抽象思辨风气在先秦诸子的著述中随处可见,然而抽象思辨毕竟不是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有缺陷的思维倾向。我们打个比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人们在讨论“自由”问题时,常常提出这样一个思辨性质的问题:人究竟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而不去讨论这样一个真正的问题:人究竟能做些什么,不能做些什么,在什么条件下才能获得自由。抽象地谈论人是不是自由的问题,是永远无法证明的,因为自由总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同样,真理也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所以,为了获得真理的认识,思维必须由抽象上升到具体。马克思把思维的抽象称之为思维行程的出发点。

古代阴阳化生说没有抛弃思辨,它的命题是无法证明的,或不能全部证明的。例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什么?一、二、三又是什么?阴阳又是什么?如何化生?太虚、太始、太初、太一又是什么?许多概念既无明确的定义,又难以确切地区分。人们只能会意它,但不能证明它。清代王夫之对阴阳化生说虽有所发明,但基本的理论原则没有任何改观。比如他说:“天地之化,人物之生,皆具阴阳二气。其中阳之性散,阴之性聚,阴抱阳而聚,阳不能安于静必散,其散也阴亦与之均散而返于太虚。”(43)王夫之生活在十七世纪,与先秦老子、庄子的时代相距二千余年,但理论观点却当可同世而立。

西方自然哲学的发展与我国大不相同。早在十二世纪他们就力图把自然哲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尽管科学家仍不妨是虔诚的宗教徒,但在科学上泾渭分明。其次他们又力图摆脱思辨哲学的影响,整个近代西方自然哲学家在抛弃思辨方面不遗余力。他们开一代新风,把目光转向经验和科学实验,对一切命题都必须进行科学分析,必须求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按说,古希腊人的原子论也存在思辨的倾向或构想,但近代学者硬是在实验中找到了原子。在西方近代科学家们的心目中不存在牢不可破之物,一切都可以把它拆开来看看,然后再把它复合起来,就连人体或人脑也不例外。这就是人类向自然的进取中最可贵的实践精神。

注释:

①《周易·彖传》。

②《周易·系辞上》。

③《周易·系辞下》。

④《老子·四十二章》。

⑤⑥⑦《子华子·阳城胥渠问》。

⑧《子华子·北宫意问》。

⑨⑩ (11)(13)《管子·内业》。

(12)《管子·心术上》。

(14)《管子·枢言》。

(15)《管子·四时》。

(16)《大戴礼记·曾子天圆》。

(17)《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

(18)《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

(19)《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20)《黄帝内经·素问·六微旨大论》。

(21)《黄帝内经·灵枢·营卫生会》。

(22)《黄帝内经·灵枢·本藏》。

(23)《黄帝内经·灵枢·邪客》。

(24)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终始》。

(25)《淮南鸿烈·天文训》。

(26)《淮南鸿烈·览冥训》。

(27)《淮南鸿烈·本经训》。

(28)(29)(30)《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31)王夫之《问思录·内篇》。

(32)王夫之《周易外传》。

(38)王夫之《周易外传·说挂传》。

(34)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参两篇》。

(35)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36)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

(37)F·卡普拉《转折点》第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33)董光璧:《当代新道家》第93页,华夏出版社,1992年。

(39)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自然哲学》第一辑,第1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0)《隋书·经籍志一》第4册,第941页。中华书局。

(41)《春秋繁露·唯命》。

(42)《春秋繁露·郊义》。

(43)王夫之《张子正蒙注·参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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