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和苏区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区论文,土地革命论文,时期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一个异常特殊和异常重要的时期。在28年的历程中，就革命内涵言，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仅仅揭开了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序幕，那么在这个时期，党才真正成为近代革命的主角，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涵开始得到全面展开。它不仅经历了漫漫十年的求索，是最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而且革命环境最为艰难、斗争形势最为险恶、挫折和曲折最为频繁、党和红军几乎濒临绝境而又发生生死攸关的转折的时期。此后，党走向成熟，由小至大，由弱变强，夺取革命胜利乃成势所必至。因此，这个时期既凸显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特色，也是决定党的命运的关键时段。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挖掘党的历史文脉，展现党的革命精神，认识党的发展的若干规律性问题，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武装起义、土地革命与全国苏区的建立
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武装起义和土地革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时听到一种声音：共产党何必闹革命，大革命失败后，让国民党统一国家，发展民族工业，搞现代化，中国早就富强了。这涉及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如何认识等重大问题，这里不可能展开探讨。但是必须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搞武装起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区，发展自己的革命根据地；怎么认识它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只有明确了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的这段历史才站得住，中国共产党执政才有充分的历史根据。
首先，要看到时代主题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当今是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提出上述问题无疑是这个大背景的产物。但是，此前的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几百年，从世界近代历史作宏观考察，却不是这样，而以“革命与战争”为主题。尽管讲“革命与战争”时没有上溯那么远，但我以为将世界范围内的资产阶级革命纳入进来分析这个主题没有什么坏处，甚至有利于对中国经历的“革命与战争”解困释惑。因为目前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历了那个时代，没有当年的“革命与战争”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社会高度发展。因此，讲“革命与战争”这个时代主题不能仅限于讲上个世纪发生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纵观世界近代史，一个又一个大国都经历进步对反动、正义对邪恶、民主对专制的“革命与战争”。英国在17世纪经历了两次革命风暴和时达多年的两次内战，才开始工业革命进程。法国更是革命风起云涌、战争异常频繁的国家。法国的18世纪和19世纪，就是“革命与战争”的世纪。美国虽然远离欧洲大陆，但革命烽火与战争硝烟仍然是推进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两次独立战争，既是民族解放战争，又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1861～1865年的4年内战，取消奴隶制，扫除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这几个发达国家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当年的革命和战争（这些国家还进行了侵略、掠夺性的战争），就不可能有后来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
我们中国的近代历史比欧洲晚两个世纪，而且与它们的侵略、掠夺战争息息相关。是它们的侵略、掠夺使曾经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达1500年之久的中华帝国轰然坍塌，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篇章；也是它们的侵略、掠夺唤醒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构成中国近代史的“革命与战争”内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成立？就是因为欧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加予中国人民的双重压迫，使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振兴中华，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先进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地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中国共产党人承继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历史传统，担当起先锋队的使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可以不搞武装起义，土地革命，建立苏区呢？也不行。一是中国近代社会以来的矛盾一个也没解决。国民党政府依然维护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利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况不仅没有改变，甚至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榨更厉害了，并且形成和发展了新的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异常艰难。那种以为中国可以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想法，是一种不切历史实际的幻想。二是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残暴政策。从全国来说，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有32万多人被杀害，其中共产党人有2.6万多人；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就我考察的几个省来看，据中共湖北省委1928年5月给中共中央的报告说：1927年8月至1928年春，全省党员、群众被杀害的达3.8万多人，党员人数由大革命高潮时的1.7万人锐减至2000余人。广东省在1927年“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期间，仅在广州市被捕的就有2100多人，其中共产党员600多人，被秘密枪杀的有100多人，包括萧楚女、熊雄等党的著名活动家。面对这种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奋战，而是领导着继续遭受深重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工农大众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闹革命，特别是地处边远的穷苦农村，迅速成为党开展革命活动的基地。搞土地革命，就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使农民为了保卫分得的土地，为了天下穷苦人都得到土地，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拿起枪杆子打天下。
二、中国共产党人是实践论者，当时没有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共产党尽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但也不是先验论者而是实践论者。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凡是要继续革命的都怒不可遏、义愤填膺，第一反应就是要进行武装反抗。至于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装暴动道路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脑瓜里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先验的认知模式。走什么样的革命道路，这是多少年后才认识到的问题。在当时，党只能是城市武装起义的观念。正是这样，党才在大革命北伐战争时期，在上海接连发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怎样以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首先考虑的仍是城市武装暴动，所以举行南昌起义。就毛泽东言，尽管在八七会议前已有“上山”思想，但率领秋收起义队伍最初的目标也是打长沙，并非一开始就决定上山。当时全党没有“上山”这个思想，还没有觉悟到城市武装起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才有接连的三次“左”倾错误。毛泽东是通过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才认识到，党要到反革命势力薄弱的边远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革命才有发展前途。经过开辟中央苏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逐渐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因此，从党对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这个发展历程来看，南昌起义也是对中国革命道路艰辛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不赞成那种好像只有湘赣秋收起义是探索，八一南昌起义不是探索的观点。既然是探索，就会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不成功的，也是探索，它告诉人们“此路不通”，这不就是有益的作用吗！这样讲，丝毫不是说南昌起义没有缺点错误，要为其辩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力求使我们的认识更符合历史实际一些。
苏区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一、给“苏区”称谓正名。讲“苏区”，首先有一个给“苏区”正名问题。有一种说法：“苏区”的“苏”来自俄语，是“苏维埃”的简称。“苏区”由此演绎而来，有“左”的味道。因此后来不叫“苏区”，改称“革命根据地”了。我不大赞成这种说法。毫无疑问，“苏区”是外来语，但难道这就意味着“左”味吗？我不这样看。我们的好多词语都是来自苏俄，比如“红军”，难道能说这是“左”吗？生活在当年苏区的干部和群众对这一称谓那么有感情，应当尊重他们的意愿，不要硬改称呼，可以与“革命根据地”并用。“革命根据地”作为规范用语，如人名一样，可看成学名；“苏区”可视为人的小名或昵称。
我也作过考证，“苏区”称谓与“左”倾路线没有必然联系。1921年建党时的《中国共产党纲领》第三条就写道：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的主要目的。可见，“苏维埃”的用语说白了，是“胎记”。“苏维埃管理制度”就是后来“苏区”的制度。大革命失败后，党要独立闹革命，八七会议上已在考虑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会后，毛泽东致信中央，表示：赞成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高高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子①。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指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② 这以后，许多地方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尽管这种政权形式源于列宁的思想，但其政权性质有别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工农民主专政。1928年6月的六大将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列为党的十大纲领，要求使“发展苏维埃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的斗争，成为“决定新的高潮之一种主要动力之一”③。1929年6月的六届二中全会文件，将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区域称为“苏维埃区域”④。后来这个“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就此而言，也不宜说，“苏区”称谓有“左”的味道。
二、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始，到包括红军长征会师陕甘宁根据地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根本基础和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基地。如果说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仅仅是为中国革命开了个头，那么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分布在全国10多个省的广大苏区的建立，则使革命战争向全国延伸了。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革命的基地只能是放在反革命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经济和交通极端落后的偏远农村。“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⑤ 尽管毛泽东作此论断时有其本意，但它具有说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一般意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具体生动地说明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加上残酷性，包括抗日战争在内，开展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是不行的。没有根据地，就没有饭吃、没有依托、没有出发去打敌人的基地。“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⑥ 这里讲的是上升到战略地位的游击战争，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战争都是如此。这个“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是“苏区”，在抗日战争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解放战争是解放区。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战争的基础，当然也是党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根本支撑。
三、应将苏区历史与“左”倾错误加以区别。所谓认识误区，最主要的就是苏区与“左”倾错误的关系。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许多苏区都犯有严重“左”倾错误，因为中央有三次“左”的领导。其中贯彻最普遍、影响最大、后果最严重的：一是打击中间势力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土地政策；二是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形形色色的“肃反”运动；三是反对正确思想主张的“路线斗争”；四是不顾苏区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这几个方面的错误在各苏区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有的更为严重和突出一些。这就不能不影响对苏区这段历史的正确认识。其实，这是完全可以区别开来的。上述“左”倾错误主要是领导机关和主要领导人贯彻执行的，而那段苏区历史艰苦卓绝的斗争业绩虽然也不否定领导方面有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政策，但主要是广大苏区的干部群众和红军指战员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创造的。就是对犯了“左”倾错误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搞否定一切，一错全错。当然多少年的历史影响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清除的，这就使苏区这段历史没能得到充分宣传，特别是犯了很严重错误的领导人所在的那些苏区，其所受的影响更大。
四、应当既充分又辩证地看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的成立无疑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还有红军力量的壮大有密切关系。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段历史怎么看，在学界至今见仁见智，看法很不一样。大体有三类观点。一是完全肯定，把它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二是根本上持否定态度，把它视为“左”倾路线的产物。三是基本肯定它的历史作用，但认为它的成立及其一些重要政策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在不少问题上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在这三类观点中，学者们认识的视角、把握的分寸也有这样那样的差别。我认为，应当将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创建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加以一定区别，尽管中央苏区是它的主要载体，但不能划等号。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创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因为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的伟大创造，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不好这么说。
第一，它的成立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左”倾领导对革命形势的发展的不切实际估计有密切关系。六大以后，国内革命形势发展不错，一些苏区纷纷建立。但从总体上看，革命高潮还未到来。共产国际却以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即在不远的时日，在1929年10月指示说，“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⑦。1930年夏，明确提出：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准备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最后决战。然而，当时没有形成这样的革命形势。无论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都犯有急性病和幼稚病，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反复性缺乏应有认识。就当时的客观形势言，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
第二，它的成立与当时中央“左”倾领导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行动纲领有密切关系。尽管不能将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单化地说成是“左”倾路线的产物，但不能否认中央“左”的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1931年6月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表的宣言认为，现在已经是积极准备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的时候了。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就在目前”⑧。显然，它反映了立三路线和王明路线的指导思想。
第三，它的成立与中央“左”倾领导急于造成两个政权对抗思想有密切关系。1931年11月的中央决议指出：“两个绝对相反的政权的并存与对立是中国目前事变的主要的特点”，有了两个政权的尖锐对立，“必然的要形成为残酷的国内的阶级决战”；也一定会“很快取得全中国革命的胜利”⑨。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也强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产生，使这两个政权的对立更加尖锐化，这二个政权的斗争更加剧烈化。”⑩ 其实，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的效应是两面的。一方面，它在广大民众面前会鲜明地显示革命政权的进步性、正义性，使人民群众更加拥护和向往它；另一方面，片面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也加剧了国民党反动集团对苏区和红军的仇恨心理，激起更加疯狂地进行“围剿”战争的野蛮性和残暴性。此后对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围剿”，都投入了比前三次“围剿”多得多的兵力和装备，必欲彻底摧毁苏区而后快。
第四，它的若干重要基本政策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的区别。“左”倾领导的一个基本错误，是毕其功于一役，把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对象的资产阶级提前到民主革命阶段予以打击。他们没能随着九一八事变给国内阶级关系带来的变化而调整政策，仍然把中间势力视为最危险的敌人；把整个资产阶级与地主一起视为革命对象，而不能将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要“打破地主资产阶级经济的和政治的权力”，“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要“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使劳苦群众脱离资本主义的剥削，走向社会主义制度去为目的”(11)。在《土地法》、《劳动法》等文件中，以及在查田运动中，都有一些“左”的政策。这些政策违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要求，不能不对革命的发展产生影响。
苏区精神：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伟大精神力量
一、苏区精神提出的缘起。为什么提出苏区精神呢？它没有什么深不可测的背景，主要是苏区人民需要和党的历史需要作这样的升华。
首先是因为目前讲的以表现革命历程的许多“精神”中没有这个精神，目前宣传较多的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这些精神汇合起来，以多角度、全方位、立体状，组成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就表现革命历程立论的“精神”系列来看，每一种“精神”都反映一段历史。如井冈山精神反映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但就反映后井冈山时期的“精神”看，从井冈山到长征的时间跨度太大，中间缺少或跳过了一个苏区时期。没有这个时期，这段历史是不完整的。就讲“精神”言，没有反映苏区时期的苏区精神，这个“精神”系列不完整。
其次，苏区精神是说明苏区历史可歌可泣革命精神的最佳概括。在土地革命战争十年中，苏区时期是很重要的一段。这段历史有多长，各苏区由于历史的发展和斗争的情况不同，其时间有长有短。怎样反映那个时期的历史面貌和广大革命人民与红军指战员的精神面貌，同此前此后的历史一样，需要提炼出一种“精神”，“苏区精神”便应运推出。因为没有这个“精神”，就很难科学地说明那段历史和它的革命精神。不仅在中央苏区有这个问题，来自当年属于其他苏区的或研究其他苏区历史的也会碰到这个问题。
再次，井冈山精神不能代替或包含苏区精神。前两年，有一种观点认为，井冈山精神可以涵盖苏区精神，不必单提苏区精神。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学界，不少同志都不赞成这种观点。这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
一是从党的历史进程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历程看，这是两个时期。对于中央苏区来说，这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两者都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创建的，但两者的时间长短差距较大。以时间较短的代表时间较长的，将使历史的发展脉络难以讲清楚。再者，这两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理论观点是递进的、发展的。井冈山时期，基本还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其所开创的“井冈山道路”虽代表中国革命的新方向，但时间短，许多思想未展开。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多方面展开，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它是毛泽东思想丰富发展的非常重要的时期，不应当被遮盖在被一般人视为井冈山斗争这个开创时期中。
二是从两段历史实际发展的内涵看也不完全相同。井冈山时期的活动区域和中央苏区时期的活动区域不同，后者的地域比前者大得多，以小盖大，或以小带大，是很困难的。再者，两者进行的战争规模不能同日而语。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兵力最多时1万人，国民党地方军队进行“会剿”的兵力，最多时3万多人。在中央苏区前期，红军总兵力达到过12万多人，国民党军进行“围剿”的兵力，最后骤升至50万。此外，两个时期的领导主体有不少变化。井冈山时期的主要领导人是毛泽东。那一年多，基本上贯彻他的主张，干扰因素比较少。在中央苏区时期，领导的主体变化较大。党中央“左”的错误逐渐全面推行，毛泽东的党权、军权和政权先后实际上被剥夺，他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主张不断遭受批判。这与井冈山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因此，从历史的内涵看，这是两个时期。再者，对其他苏区言，大革命失败后只有苏区时期。因而，以井冈山时期涵盖苏区时期是不合适的。
三是反映两个时期革命精神的外延领域和内涵特质不完全相同。井冈山精神，顾名思义，主要反映井冈山那个时期（一年零三四个月）、那个地域（赣、湘两省的六县一山）的广大群众和红军的革命精神，这个时空的特指性不应忽略，尽管它有具普遍意义的代表中国革命新方向的井冈山道路这一内涵。苏区精神虽然与井冈山精神有共同点、延续性和继承性，但其外延领域和内涵特质有明显区别。就外延说，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而是代表当时全国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
二、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在各苏区的展现。专家学者们对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从不同的角度，彰显不同的侧面，作了不同的概括，形成不同的表述。这里我按照历史与理论相结合的逻辑，以毛泽东著作中的表述为基础，对其基本内涵作一初步概括。
第一，深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对“精神”内涵的概括首先应强调理想信念，因为它是产生巨大精神力量的根本源泉。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讲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是对理想信念的形象表述。革命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经过一次次的反“围剿”战争，中央苏区建立起来，其他苏区也在发展壮大。这以后，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发展出现了曲折、甚至严重挫折，但是，红军广大将士和苏区革命人民，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坚信中国革命必然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一定实现，因而在革命的征途上无论作出多么巨大的牺牲，都前仆后继，义无反顾。坚定的理想信念这个伟大的精神力量无比巨大，因而是苏区精神的首要内涵。
第二，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开拓进取理念。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十分盛行。为了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毛泽东深入苏区农村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为制定正确政策提供依据。《反对本本主义》尖锐地批评“本本主义”是“保守的思想路线”，“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他的倡导下，在中共临时中央到达苏区之前，各级党政干部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不断改进工作，开创新局面。中央苏区的开辟和发展，就是不断反对“本本主义”，深入实际调查，坚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开拓性理念的结果。
第三，民主建政、“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执著追求。毛泽东在开辟中央苏区时提出，每个共产党员要像和尚叨念“阿弥陀佛”一样时刻叨念争取群众。后来，他以中央政府主席身份提出“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问题，这实际上阐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为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完成好组织革命战争和改善群众生活两大任务，他提出要创造“第一等的工作”的奋斗目标，在苏区各地形成争创一流、争当先进的政治空气，涌现一大批在各方面创造了第一等工作的先进模范。党在那时的执政时间尽管有限，但初步显示出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
第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由于敌人残酷的军事“围剿”和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的物资严重匮乏，广大军民的生活极其困难。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完全艰苦与共、患难相依，以做人民的公仆为无上光荣。为了使干部廉政清明、克己奉公，苏区职能部门还制定许多法纪，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苏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在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创建和发展了苏区的经济、财政、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一定保障。因此，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是苏区精神不可或缺的基本内涵。
第五，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中央苏区存在的近6年和随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无私奉献、不怕牺牲、一往无前、勇于捐躯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断弘扬的过程。苏区人民，为革命作出的巨大奉献和牺牲，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是苏区精神的一个震撼人们心灵的显著特点。
苏区精神的内涵极其丰富，着重讲了上述几点，但绝不止于此。将上述内涵加以凝炼，可概括为这样5句话40个字：星火燎原，信念坚定；反对“本本”，开拓进取；执政为民，争创第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无私奉献，不怕牺牲。这种概括是对全苏区而言的，力求比较完整、全面，成为涵盖各苏区之“普照的光”。就各苏区言，既可以使用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苏区精神概念，也可根据本地情况将它具体化。
注释：
①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54～356、370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322～323页。
④⑦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58、79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页。
⑧ 《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页。
⑨⑩(1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95、445、773～7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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