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人”到“生态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学范式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人学论文,生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115(2012)06-0126-04
一、“政治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价值身份
从一般意义上讲，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的政治主导集团组织开展的、对所属成员进行政治价值输出和政治行为导向的社会实践活动，具有整合社会政治意识、规范社会政治行为的功能。任何一个阶级社会的统治集团，都会以一定的方式将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思想传递给民众，以获得对自身政权的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政治性也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属性。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是什么样的“人”？它作为社会政治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面对的教育对象是一个或一类未完成的人，这种未完成首先是思想上的未完成，其次是作为人(即认同统治阶级思想的人)的未完成，这是一个“不断成为人”的过程。它具有两个目标：一是培育政治认同，二是提高政治素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中的人，处于“社会政治生态”中。具体地讲，就是政治人或是“使其不断成为政治人”。因而，“政治人”必然成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价值身份。
“政治人”一词，最早由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提出来。他在《政治学》一书中说过：“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更为明确地提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可见，政治属性是人所具有的普遍属性。20世纪，学术界从两个维度进行了解读：一是政治哲学的角度。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和卡普兰合著的《权力与社会》一书中写道：“政治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人。”政治人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要求关乎他们所有价值权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权力决定权力，并把别人当作提高权力地位和影响的工具。二是从政治实然的角度进行界定。有学者指出，所谓“政治人”就是处于一定的政治体系和政治关系之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的人；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人”是指公民以及在政治公民中产生的行政管理人员和政治家；还有学者认为，政治人是指生活在现实政治中的人的政治属性，一方面，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政治生活中，与政治发生关联，另一方面，所有参与政治的人又都生活在社会中，其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选择均是社会条件总体作用的结果。
笔者以为，政治人是处于一定社会政治生态中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和政治属性的行为主体。这里把人的属性中政治的一面(即政治人)单独抽象出来作为一个范畴，并不是与公民相对立，而是为了突出强调人的政治特性。当然，也不存在否定人的其他属性。相反，我们承认社会的人是现实的人，而不应沦为“神的奴仆”，更不可能成为单向度的人。正如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谈到考察历史、考察每个历史时代的现实和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时所指出的，不应撇开现实的人的活动，而应该将人既视为社会历史的“剧作者”，同时又视为社会历史的“剧中人”。
在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实际上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视作政治人。这样，就是从价值身份上把人定位为具有政治需要、政治目标、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以及政治行为等政治意义和政治价值的一个人、一类人或群体性组织。换而言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目标就是培养具有政治素养、拥有政治行为能力的一个人、一类人或群体组织，其根本目标就是培养和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形式，是对现存政治系统的正当性论说，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影响与受教育者接受教育影响相统一的实践过程。思想意识在根本上来源于实践，但是具体个体的思想意识，除开个体实践和体验之外，主要是来自于教育所传授的信息：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是通过灌输、宣传等基本的路径和形式，将政治系统的政治价值传播于社会成员；另一方面，社会成员则以自身的利益和发展需求选择和处理所接受的各种政治信息，形成一定的政治倾向，外显为一定的政治行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实际上是施教者和受教者双向互动的过程，尽管还有着其他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但最现实的任务和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培养和提高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由主客体相互作用而形成和变化的。对认同主体而言，政治认同是对一定的政治系统及其运作持有和采取同意的态度情感和相应的支持行为，认同的政治是他们希冀、追求的政治生活目标；对政治系统而言，作为动态的政治活动运作过程和现实，在其存在过程中力求成为社会成员认同的政治，即以思想政治教育等为主要手段进行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宣传，寻求社会成员广泛的政治支持。同时，从政治认同的需要出发，政治系统也因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状况的反馈，主动调适政治系统自身的价值取向、结构功能和运作形式等，这是通过政治社会化以提高社会成员政治认同的根本所在。
简而言之，政治人作为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身份，贯穿于整个社会政治生态系统的构建当中，其根本目标在提高社会成员政治认同。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也在经历一种不断为“人”的过程。在后工业时代，人的生存方式的变化，主体间性的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逐渐由传统的“政治人”向“生态人”的转向。
二、“生态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新定位
1.“生态人”的源起
“生态人”是在工业社会危机日益凸显的困境下提出的，是对传统“经济人”、“政治人”的一种反思与超越，试图摆脱以努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成为体现统治意志“人”的价值困境，实现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生态性及互为生态性存在为主要内容，以实现人性的全面关照为主要条件，以生态性人格的塑造为重要目标的“生态人”。
事实上，西方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生态人”思想。苏格拉底认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提出“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德谟克利特认为：“对人，最好的是能够在一种尽可能愉快的状态中过生活，并且尽可能少受痛苦”，“凡期望灵魂的善的人，是追求某种神圣的快乐，而寻求肉体快乐的人则只有一种容易幻灭的好处”，这一思想表达了对人性的基本关注，是人自然本性的重要表征。申扶民在《康德哲学与美学的生态人本主义思想》一文中写道：“从生态哲学的角度来看，康德哲学与美学的主体性体现了一种深刻的生态人本主义思想……康德哲学与美学立足于目的论，通过实践理性的道德自律，在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一种非功利的自由和谐关系，从而表明了人是自然的终极目的。”[1]康德在“自然向人生成”和“人为自然立法”的思想中，表达了人在自然的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即人是自然的中心，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智者学派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从需要层次学说上论证了人的行为，把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2](P52-59)。以上论述，为“生态人”内涵全面性的扩展提供了方向性指引。又如拉兹洛所说：“我们行动的结果应当有利于自然的进程……这种进程包括时间中进行的物理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过程。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意义上，我们必须与自然和谐地生活。然后才能起到我们的作用，同时实现我们自己。”[3](P107)这一论述，点明了在人类活动中，要把自然社会和人文社会并重，要在尊重自然社会的基础上去发展人，成就人。有学者指出：“按照自然有益于人的特性赋予它们的价值，这就是在考虑它们对于人种延续和良好存在的工具属性，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4]此观点从人与自然的价值层面出发，批判了现存理论的误区，为“生态人”的确立提供了一种逆向思维方式。
在西方生态史上，梭罗为现代生态伦理的生成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几乎已经和万物的本体化为一体，这一生中我还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我恐怕我的思想是不会回来了。”“大自然不可描写的纯洁和恩惠，他们永远提供这么多的康健，这么多的欢乐！对我们人类这样地同情……难道我们不该与土地息息相通吗？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绿叶与青菜上的泥土吗？”[5]梭罗以忘我的情怀在瓦尔登湖畔尽情地领略大自然风光，兴奋地欢呼着：“整个大自然都是我的新娘”，“在上帝的荒野中，存在着世界的希望。”[6](P78)20世纪中后期是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运动兴起的关键时刻，出现了像雷切尔·卡逊、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等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基于对现代环境危机的深刻反思，罗尔斯顿站在环境伦理的层面分析生态环境的种种问题，认为生态系统本身具有其内在价值。这一思想已触及到现代“生态人”的基本内涵，对“生态人”的价值取向具有重要意义。纵观以上西方学者观点和思想，无疑对现代“生态人”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生态人”的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去扩展它应有的内涵和张力。
马克思恩格斯在著作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和论述，为“生态人”内涵的界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完整的人的生命表现的人，在这样的人身上，他自己的实现表现为内在的必然性，表现为需要。”[7](P129)马克思把“富有”界定为人的完整性，而经济上的富有只能作为完整人的一个主要方面。“人同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的关系，这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7](P119)马克思从整体立论，把人设定为自然的人，把自然设定为人的自然，实现了两者的高度统一。恩格斯也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绝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8](P169)这表明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以自然一分子的态度来看待自己。“人格是人的规定性”，马克思阐述了人格是具体的社会人的特性，是通过人格来表现的人性。“社会化的人，联合起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调控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于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P927)“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P85)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人的“生态性”的表征就是达到与自然的统一，这样才是人的真正实现，才是自然的真正复活。
2.“生态人”的涵义
如上文所述，尽管在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中有丰富的关于“人”和“生态人”的论述，但“生态人”概念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相对于“经济人”假设以及相应的“社会人”假设，当代经济哲学家提出了“生态人”假设及其相关理论，认为“当代严峻的环境问题，其实质都是生态问题。生态可解读为生命的存在状态。”“生态人”的提出正是借助于环境危机这样一个紧迫形势下，对人之内涵的丰富和发展，其目的在于冲破传统理念对人性的桎梏，从人与自然的根本上去阐释人的本质，从而找到一条适合人性回归的真理性认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人与自然真正的和谐共处。
学界对“生态人”的概念有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所谓“生态人”，也称“理性生态人”，是顺应生态发展规律、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存的人。人类生态有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生命生态三种存在形式，因此“生态人”假设中具有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丰富内涵。此种解读从宏观层面抓住了“生态人”的重要内容，对“生态人”的内涵结构具有指导性意义。也有学者指出，“生态人”是指具有保护生态环境意识的道德人，其行为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准则，追求的目标是人的生态性存在[11]。该观点从生态道德层面说明了“生态人”最本质的是生态性存在，站在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对“生态人”进行了人之价值的人学追问，并将“生态人”定义为具备生态意识，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能够做到尊重自然生态规律，约束个人与集体行为，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个人或群体。这一命题，侧重于生态人参与自然活动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联性，是对生态人日常行为的一种理性规范，但没有触及生态人最本质的规定性。还有学者指出，“生态人”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人。“有限理性”作为呼应生态人的一种理论境界，是从人性发展的现状出发，在充分考虑人的不完整性基础上提出的命题，却缺乏全面阐释。
此外，有人认为“生态人”是指具有充分的伦理素养和生态环境意识的人，他们的行为总是以一定的生态道德、智慧和原则为标准，追求的是生态性存在[12]。这是一种生态伦理学方法的定义，是“生态人”合理内核的组成部分。“生态人”是与“经济人”相对应的，与“经济人”相比，它是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质的理论设定。“生态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生态人”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共生，还追求人与他人、与自身的和谐，这是一种理想中的人，一种完人；狭义的“生态人”是特指单纯的环境保护人士。在当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所指的“生态人”主要是对“人与自然平衡的向往”，对生态文明充满憧憬的人们。该论断比较全面地说明了“生态人”的基本内涵，尤其关于人自身的和谐别具特色，同时站在生态文明的高度作了引领性地尝试，但有偏颇之嫌。
虽然学界已从不同视角对“生态人”进行了理解，而且成果显著，但笔者以为，对“生态人”的理解或解读不能单单与传统“经济人”、“政治人”进行概念参照。作为在后工业社会文化基因的呈现，“生态人”更多地具有现代性、后现代性中关于人存在方式和价值身份的定位。它是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生态性及互为生态性存在为主要内容，以实现人性的全面关照为主要条件，以生态性人格的塑造为重要目标，以和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为价值追求，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全部意义人的前提生态化、过程生态化和结果生态化。
3.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生态人”
马克思说：“动物实际生活中惟一的平等形式是同种的物之间的平等。”[13](P142-145)人在某种意义上是动物，但一定不是所谓的动物。人只有从宇宙的角度体察整个自然界，才能承担的起人是万物之精灵这个名副其实的衔头。界定思想政治教育中“生态人”的内涵，必须从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个前提出发，去寻找符合人性之极致状态的人的思想政治教育。“无限的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觉，似乎这微妙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底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14](P166)
思想政治教育既是世界观、人生观教育，又是极具思想的情感教育或情感融通。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生态人”，不仅具有导向性的价值追求，而且必须富有超脱性的美学享受。从这个目的出发，笔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人”可以这样定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基于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态观，具有一定的生态伦理知识和生态道德意识，并具备相当程度的有限理性，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生态性及互为生态性存在为主要内容，以实现人性的全面关照为主要条件，以生态性人格的塑造为重要目标，以和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为价值追求，从而在总体上实现全部意义人的前提生态化、过程生态化和结果生态化。简言之，是静静地，能够任意地，温情地倾听自然的、人类的、个体的声音，并悠然地、诗意地存在着……
三、“生态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转向
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不再是工业社会早期的“经济人”，也不再是置于意识形态迷雾下的“政治人”，而是应走向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互为生态性存在的“生态人”。“生态人”作为对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新定位，具有以下特性：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即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所应该具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不同于一般社会主体，应具有高度的专业性以及相当的理论素养。同时，他们应具有一定的生态伦理知识和生态道德意识，并具备相当程度的有限理性。
二是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态观是其认识论的前提。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必须是建立在正确认识论基础上的生态主体，即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生态观有效统一的前提出发，去进一步认识作为主体的生态性存在与生态性发展。
三是生态伦理意识和生态道德意识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具备的内化品质或精神，潜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基础观念之中。意识具有能动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具备了这一意识以后，就会从自己日常行为中表现出对生命体的关爱，这是一种和谐自我的表现，是符合“生态人”内在的基本要求。
四是具有“有限理性”。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人”还是社会中的“人”，都是一种在成长中不断完善的主体，没有“至善的人”。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对人的要求不能超出每一发展阶段人的最大承受能力。要认识到：人是具有“有限理性”的人，而且理性与非理性长期彼此消长。要符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一般理性常态，不能逾越这个理性的度，否则就有违人理。
五是以自然、社会和个体生命的生态性及互为生态性存在为主要内容。“生态性”是指生存的状态性，即人应该自然的活着，自然也应该是活着的自然，社会在整体意义上是为人活着的社会，这就是“生态性”的基本内涵，并且这三者是密切联系，互为关照的“生态性”。
六是以实现人性的全面关照为主要条件，以生态性人格的塑造为重要目标。“生态人”不是植物人，是有血性、有情感的实体性个人、群体或组织。如果远离了人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就不符合作为人的基本要求，类似于器物性的存在物。对人格的塑造也要符合生态性，生态人格是道德人格的一种新型要求，是环境道德素养内化为人的道德良知后形成的一种道德人格样态，是一个人对待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生活方式所持的具有个性特征的态度。
七是以和谐共同体的生态文明为价值追求。和谐共同体是一个包括自然、国家、社会、个人以及社会组织在内的整体，这个共同体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整体意义上的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运行态势，是一种外在美、内在和谐美和团结美的自然性。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人”的本质表现，从而也就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人的前提生态化、过程生态化和结果生态化。前提生态化是基础，是人在教育人之前，首先要符合人的基本属性，尊重他人的权益。其次要在培育人的过程中把生命看作一个历程，一段存在的历史状态，尊重“化人”的过程性、自然性、规律性、阶段性和目标性。最后是结果的生态化，是说我们要达成某一阶段自然、社会、个人等共同体的和谐性，并不断地向完美人格渗透和扩张。
简而言之，时代的变换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问题。从“政治人”到“生态人”是工业社会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及价值身份变化的新动向，“生态人”即成为思想政治教育中“人”的新定位，并由此推动人学范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