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管理转型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学者就已接受《增长的极限》① 有关发展约束的思想，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要区分新发展方式与传统发展方式，注重科技、经济、自然、人口、社会等的协调发展问题（丹尼斯·米都斯等著，李宝恒译，1997；邓英淘，1991）。自此，近30年来我国学界对有关经济发展方式选择与转型② 问题一直没有停止对它探讨与思考，近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研究更显密集。大的方面有：从资源配置的视角提出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主要是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以及发展方式转变过程及其体制和机制保证（史晋川，2010）；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构建（刘春宇、闫泽武，2010）；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的体制性因素、社会保障体系、产业竞争力、城乡一体化、节能减排战略实施等（张军扩、侯永志，2010）；微观主体行为视角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邹小军、吴鸣，2010）。也有学者从经济增长方式③ 转换与生产率（TFP）的关系进行研究，他们在考察中发现：我国生产率的来源在发生变化，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教育要素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并预期，如能克服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这些影响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其负面影响，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间仍可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王小鲁、樊纲、刘鹏，2009）。由于研究视角和主题思想的不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管理转型问题并未给予深入研究，而据我们观察，管理转型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日显重要。现实中，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崛起，粗放型增长的“竭泽而渔”问题裸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共识，但由于缺乏执行力，缺乏执行力背后的管理转型，集约型发展方式始终没能从根本上确立。发展方式从粗放变为集约，使依靠要素投入增加主导的经济增长变为依靠 素生产率提高主导的经济发展，没有管理转型断断不能。
2008世界金融危机也启示出这一点。滥觞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始自次级抵押贷款链条断裂，随着“两房”④ 股价暴跌、雷曼兄弟等巨头倒塌，危机迅速从金融领域蔓延，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到世界其他国家，形成80年一遇的全球性经济海啸。危机的全球性表明问题不只出在发达经济体，而且出在新兴经济体。危机的实质是结构性失衡。而不同的经济体，结构性失衡不同。前者的失衡主要在于过分依赖虚拟经济，后者的失衡则源于动能结构差距。而所有这些在管理上又源于管理体系的结构失衡。管理体系不能根据新时期创新和发展要求，与时俱进。换句话说，就是没能因应经济效率及其决定性因素变革趋势，适时进行管理结构转型。
对管理转型，乌家培先生最初从信息技术与经济结合的趋势上提出了他的基本思想（乌家培，2006）。笔者也曾在2008年就改革开放30年来的管理转型问题作过初步的探讨（郑英隆，2008），本文着重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角度讨论管理转型问题。
二、管理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变置
区分“增长”与“发展”，目的在于导使人们走出过去形成的数量增长的误区，促进人们从片面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向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高、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转变。为此，2007年中共中央十七大报告将“经济增长方式”改写为“经济发展方式”⑤ 被称为“重大理论突破”。事实表明，这一改写从指导思想上统一了全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上的共识。
经济方式转变指的是以外延增量扩张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以内涵结构优化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不是一个线性增长过程，也不是经常性的大起大落变动形态，而是一个有创新、有突破性变革、有阶段起伏但性态总体良好的过程。过程的阶段转换依据是决定经济发展效率的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因素变化主要从外在和内在两方面看。一是效率形成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开放给国民带来了国际性视野，扩大了国民在全球化环境下发展的思维空间。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开放的是一个窗口，20世纪90年代开放的是一扇门的话，那么，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的开放则是走向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全方位开放。全方位开放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个不同以往的更大范围、更多因素、更为复杂多样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然与社会责任带有全球性特征；要素、生产、营销、组织等都变成世界性的了；国内制度变革含有全球性元素；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二是效率提升的内在构成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内涵结构优化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是以综合效率提高为主导、以科技进步为重要推动力的（李新春等，1997）。人才、科技因素是一个关键变量。科学技术全球化条件下，科技创新、科技革命频繁爆发。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变革与创新，推动经济结构效率提高。正是我国所处的内外在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就势所必然，势在必得了。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使系统得以按国家总体效益目标运行，就要有管理跟进，以往的管理已不适合当今全球化下中国发展的时宜事宜，因而需要管理变革，需要管理转型。管理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变量。
第一，经济发展方式由外延数量增长转变为内涵结构性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管理执行力
发展方式由不可持续向可持续性转变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系统。包括生产要素投入由粗放向集约方式转变；市场需求由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转变；发展动力由需求、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技术由外部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经济结构由严重不平衡向相对平衡转变；发展环境由恶化向和谐友好（生态环境上主要是由高碳向低碳转变）转变等。而这不论 个层面的转变，都需要有管理执行力。也就是说，要实现全球化下我国以内涵结构优化为主导的综合经济效率提高，必须建立我国市场交易方式和组织管理方式的交替机制，必须确立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完成管理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通过管理方式方法的转型，增强管理执行力，使发展按既定目标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与效益，且生态保持平衡，才能达到以内涵结构优化为主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目标。
第二，生产要素投入由粗放向集约转变，需要管理执行力和管理转型
我国经济效益/效率长期居低难上的“顽症”一直难以化解，其原因之一是粗放经营。把我国一些基本数据放到世界范围上进行比较会更有说服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世界总量的5％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不到10％，而我国每年所消耗的煤炭、钢铁、有色金属和水泥等，则分别占到世界总消耗的20％、30％甚至40％以上，投入产出比的反差极大。这种反差，可以说既是市场交易制度不发达的产物，也是管理执行不给力的结果。长期以来的管理缺失和制度弊端，使得我国外延粗放型增长行为不止，导致极大的浪费与失衡。缩小这种反差，需要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形成，也需要管理模式转型，增强管理执行力。
第三，经济发展动力由需求、投资拉动型向技术进步型转变，需要管理执行力和管理转型
中国近30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有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因素，但主要还是靠外延数量扩张，投资规模驱动。尤其是房地产业的膨胀。产业结构竞争力不足成为迫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因。⑥ 调整投资、出口、内需三大动力的关系，使外部技术引进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以增强实质性的技术进步动力，优化结构竞争力，是2008年金融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而所有这些转变，都需要有管理转型相配套。按规划中的“十二五”时期转变发展方式精神，实现发展的八大转变：即从以增加供给为主转向以依靠促进消费为主、从主要依靠外需推动转向主要依靠内需推动、从主要依靠工业转向更多依靠服务业、从主要依靠资源增量投入转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人才驱动、从高碳增长转向低碳增长、从行政区域经济转向主体功能区、从收入差距过大转向收入差距缩小、从政府主导转向更多市场主导等，没有经济管理转型的支持系统断断不能。
第四，经济结构由严重不平衡向相对平衡转变，需要管理执行力和管理转型
在我国目前诸多的不平衡表象中，国民收入结构不平衡无疑是一个典型代表。收入差距过大已构成国民经济整体综合效率提高的严重制约。从数据上看，2007年我国人均收入差距按基尼系数计算已达0.475，早已超过0.4的合理界限。对此做结构上的深层分析，显然对基尼系数贡献度高达40％的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是推高这一系数的首位因素。事实表明，200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从1978年的2.56扩大到3.33。理论上说，大量农民工进城，从全球化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中获得就业机会和比农业劳动高得多的比较收益，会起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指出的，由于全球化的现实运行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及技术人员合作，而将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的劳动交给生产工人执行，这使得全球化的好处大多流向前者，而农民工劳动的收入却相对降低了⑦，城乡差距也就因之而被进一步拉大（肖卫，2010）。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不会促成差距对发展动力的转化，反而会使社会变得更加不公平，使社会效率保护与激励的体制机制变得更加不健全，从而打压效率追求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破坏社会效率的源泉。城乡收入差距的不平衡演进，有社会历史的根由，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管理上的漏洞。改变这种状况，着力提高国民经济综合效益，需要将现行的城乡分割管理模式向全球一体化下城乡统筹管理模式转型。总之，要使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不平衡向相对平衡转变，需在转变发展方式的同时转变管理方式。
第五，全球一体化趋势下的我国新经济发展空间要求管理模式转型
加入WTO后我国参与全球一体化的活动迅速增多，国际话语权增大，经济主体的发展空间得到大大拓展。新的竞争合作活动也对我国经济主体的财务、业务、组织等产生结构性影响，引致企业的海外并购与战略性重组（毛蕴诗，2004）。如2004年中国海尔集团以约13亿美元收购美国家用电器制造商美泰公司，联想集团以17.5亿美元收购IBM享有国际盛名的个人电脑业务部门，以及由此而引发出一系列中国公司并购海外企业的案例。由这些并购所提出的中外公司重构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一个交汇点。中国企业正随入世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提升而进入一个跨国界成长的新阶段，中国企业与世界跨国公司的联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企业外部发展空间的变化和外部资源的引入也就向我国经济管理提出了管理模式变革与管理转型的要求。
第六，国际互联网技术的中国商业化创新拓展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领域，新领域需要新的管理范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互联网技术对中国的开放，引致中国商业化创新。国际互联网技术的中国商业化创新，在中国土地上孵化出一大批本土化网络企业。比如在第一波网络创业潮中诞生的腾讯和百度两家市值逾百亿美元的公司，其中腾讯控股集团公司（2009年营业总收入124.4亿元，经营盈利60.205亿元）、百度（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2000年1月创立于北京中关村，2009年度公司营业总收入44.5亿元，净利润14.85亿元）等；还有如阿里巴巴（2009年营业总收入38.75亿元，净利润10.13亿元）、搜狐、网易、携程、新浪、盛大6家市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值得重视的是，由这些企业开发出来的网络服务对中国企业联网，起了极大的催化剂作用，“10倍速”地扩大了我国企业的国内外联系面和经营领域。国际互联网的中国商业化创新向企业和经济管理机构提出了管理创新与管理转型的新课题。
三、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一致的管理转型内容
管理转型以效益来源及其所依赖的决定性因素的变化为依据。当管理的外部环境、国民经济体制、生产要素资源、市场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管理本身就要通过模式的转型来完成它的质变，以新的执行力，对管理对象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监督，实现管理目标。
就我国现阶段发展面临的新环境来说，“十二五”计划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推动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转变包括从主要依靠增量投资转变为主要依靠促进消费来推动发展；从主要依靠外需推动增长转变为依靠内需推动增长；从主要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增长转变为更多依靠服务业；从主要依靠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投入转变为更多依靠人才、科技进步；从高碳增长转向低碳增长；从行政区域经济转向主体功能区；从过度损害生态环境的增长转向环境友好增长；从收入差距过大到收入差距缩小；从政府主导转向更多市场主导等（刘雅鸣、王志，2010）。这种转变意味着效益来源的重大变化，原先不顾生态环境的生产要素粗放式投入增长模式，由于资源税、碳排放成本、外需市场效益相对降低等成本加大因素，而不再有效，难以为继。管理的对象、管理的方式方法、管理的边界也就要做出与之相适应的转型，以保证国家可持续效益总体目标的成功实现。根据管理模式要与经济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思想，管理转型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基于所有权制度结构的管理转型。管理是组织主体的权能结构意旨的体现，是管理者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采用各种方式、方法和手段，对内在要素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监督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但它又是受国家所有权制度安排所约束的。所有权有国家、私人、公众之分，也有组合模式中各所有权主体占有不同份额之别。在一个由多种所有权主体合约构成的共同体中，各所有权主体占有权利份额的不同，选择不同的管理者，形成不同的管理模式。所有权主体与管理者的双向选择，产生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有由国家所有权制度安排的委托—代理关系，有由家族所有权制度安排的委托—代理关系，有由公众共同所有权合约制度安排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既定的委托—代理关系下，管理者选择管理模式，在与所有者约定的权利边界范围内开展管理活动。
第二，管理者遴选机制变革与管理模式创新。管理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管理模式的转型，不同的管理机构有不同的管理目标与管理组织架构，企业就更是一个企业有一个企业的管理模式。而选择什么管理模式，关键在管理层。由于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同的管理者遴选机制，有不同的管理思想表述方式，所以这里管理者特指我国国有企业高层领导人、公众公司和一些私有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家族企业的领导层、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等。这些管理者的遴选机制变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管理者常常是企业管理模式的缔造者。一个企业的管理模式，主要取决于管理者。管理者转型是整个管理转型的关键，其基本含义是管理者更新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从传统的粗放型管理方式中解放出来，以扬弃了传统的现代集约型管理方式，实现从“传统管理者”向“现代管理者”的蜕变。根据我国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国情实际，管理模式的基本取向应是：理念上，兼顾效率中心与企业发展价值理念；形态上，突出工业企业管理形态与信息企业管理形态的结合；组织架构上，硬性组织与柔性组织或虚拟组织的一体化；空间范围上，强调全球化下的企业内源发展与外源发展的有机结合。
第三，转型主体（组织）与动力的重构。组织是管理转型的主体，是转型的动力所在。⑧ 明确的转型主体也是当代管理转型综合性与系统性变化的客观要求。管理主体转型标志着企业组织从一个阶段演进到另一个阶段所发生的质的变化。一般来说，管理转型主体可以是经济管理机构、企业、中介组织，也可以是个体经济单位。从这些主体与动力来看，转型主要从三个层面来重构，即：以个体与企业为主体的微观管理转型，以产业和行业协会、社团和地区管理部门为主的中观管理转型，以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为主的宏观管理转型。（1）宏观经济管理转型。加入WTO和经济社会与环境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效率源泉发生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决策的逐步明确，新一次的管理转型变得顺理成章。转型的基本内涵是：利用全球化规则和生态平衡规律，实现国民经济管理目标；经济结构变革与管理；在主动参与全球性市场竞争与合作中提高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能力和环境社会协调能力；增强在世界重大经济问题上的决策权；以较大的储备应对突发事件和反经济周期等。（2）企业管理转型。从企业组织的生存环境出发，把握企业变革与发展的一种思想范式是“基于环境变化的战略反应→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绩效”。这里的环境是企业效益目标追求所处的环境，也包括企业组织在内的众多因素共同营造的空间，而企业又必须适应它，因应它的变化寻求发展之路。企业所处的环境变化决定市场结构的变革，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特征，企业行为实现最大的绩效。假如说粗放型管理是以生产要素的不断追加为主导的企业管理方式，那么，集约型管理则是结构简约，以效率提高为主导，以科技进步为主动力的企业管理方式。（3）人力资源的管理转型。进入21世纪，随着加入WTO后更多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以及多元文化对我国经济的深层影响，原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越来越不合时宜了。当今要使人力资源适应全球化挑战和未来发展要求，就要着力人力资源管理转型，让不适应变得适应（施翔，2007；宋丙洛著，金东日译，2007）。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我国人力资源管理须从现有管理模式的局限中走出来，转上效能、战略、和谐管理并重的模式，提升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以能力实现率和比较动态方式来衡量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以人尽其才、促进主动参与性等方式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第四，转型的阶段推进。管理转型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都有一个过程，转型的过程性决定其不可能一蹴而就。从动态管理的视角看，管理转型通过一个个阶段的转型来完成。阶段转型的划分，一是依据国家整体效益目标的阶段性变化。由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会出现预期与不可预期两种情况的外部环境变化，外部条件变化了，效益来源及其决定因素也必然会产生变化，因而需要对管理转型过程做出分阶段的调整。二是依据管理转型主体的利益结构变化。管理转型牵涉所有相关利益主体，主体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加上可能的外部条件变化，增加转型主体的利益关系调整的变数，因而对转型主体利益结构变革要在总体评估的基础上做出阶段性划分。转型过程的阶段性意味着每个阶段都有其不同的主题规定性与主题解决办法。包括主题确定，转型方案实施，转型的动态效果评估与社会反应跟踪，阶段转型的效果检验与调整，从而最终保证转型目标实现。
总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国家总体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管理转型是效率源泉及其决定因素发生变化的必然要求，其可行性存在于它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一致性中。理论上，从经济管理的根本在效率这一规定性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管理转型两者是一致的，目的都是要取得最大的可持续的效果或效率。但实现的手段有不同，这不同或差异正是两者在职能作用上分工的依据。如果说前者是从大的发展方向与路线选择上解决整体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的话，那么，后者则是从执行力层面上解决国家所有权制度安排下的组织管理效率问题。管理转型从微观上说就是企业管理者的产生机制变革及其管理模式转型。新型管理者生成了，新的管理者选择与其知识个性相吻合的管理模式——新的管理模式也就顺理成章了。企业管理模式是管理者在给定所有权范围内对管理对象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监督。模式转变的大小、模式的创新程度以结构变革的强度来判定。
四、结语：确立一种基于管理转型的转型管理思想
综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事关国家整体效益可持续发展的中远期重大战略，也是管理转型的基本依据。管理转型作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变量，是基于这种转变引致经济效益来源及其决定因素发生重大变化而提出的管理新要求，其内容主要有基于所有权结构制度安排的管理者遴选机制变革、管理模式创新、组织主体与动力重构、转型的阶段推进等。从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要求出发，管理转型要在状态、结构、过程上保证协调与配套作用发挥，需从思想层面上确立转型管理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特点是：
第一，变革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管理转型本质上对管理者与管理模式的变革，变革势必触及主体以及利益攸关方的利害关系。由这种利害关系而来的变革态度、主张与动力，会对转型产生不同的作用力，协调得好就是转型的动力，协调不好则是转型的阻力。转型主体的利害关系具有多样性。一些企业的效益一般，甚至不好，但由于其历史特殊，既定的管理者长期沿袭既定的管理模式，转型动力不足。有些企业的技术层次并不高，是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效益也不怎么好，但地方政府考虑到就业或其他因素而不愿转型。⑨ 一些企业在产业特点上是属于低碳产业的，如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厂，对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气废水不愿以代价高昂的技术来处理和回收利用，⑩ 显然已变得高碳了，但由于监管缺位和有低碳产业政策遮罩，管理转型延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革命性与创新性，同时赋予与之相适应的管理转型创新，是一个综合创新的过程。前面说到管理转型的创新性，是从管理者遴选机制到管理模式、管理方式方法的创新，既然是创新就有旧的管理者遴选机制与新的管理者遴选机制、旧的管理模式与新的管理模式的对立与冲突。管理转型的新旧对立与冲突也就注定了转型管理的创新性，包括管理内容与管理范式的创新，也包括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组织、管理方式的综合性创新。
第二，管理转型的网络性。管理又是一个系统，系统由一个个层级、一个个子系统、一个个职能部门来构成。转型通过一些管理职能的弱化、创新和一些管理职能的强化来实现。这样一个动态的组织关系网，在国际互联网盛行时代更显示出其网络性特征（喻卫斌，2005）。国际互联网对当代经济组织影响是全方位的，极大地促进了信息技术与管理方式的有效结合。网络经济是一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知识要素为主要驱动要素，网络为基本工具的新的生产方式，基于网络的技术创新已成为一些企业重要的效率源泉。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正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介入企业的生产资料采购、产品销售过程中，对企业管理方式、业务流程、经营方式等带来巨大的挑战与影响。一些领跑型企业已建立起与网络经济时代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这些互联网条件下的企业管理转型不论在人力资源、组织、业务、财务，还是物流、生产、营销、创新等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网络性特征。
第三，管理转型的综合性。综合内涵三个方面的综合。一是转型阶段的跨越与综合。当今中国的管理转型发生在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发展中，跨越是因为我们在传统农业极其深厚而工业化又很不充分的阶段上，同时推进信息化。有关转型管理自然带有跨越性思想特征。二是转型的多层次综合。多层次综合存在于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与网络信息化的宽领域、多层次交织中。综合式管理转型势必是转型管理与管理思想的综合性。三是兼收包容性的综合。在传统农业落后、工业化还处在中期、信息化较弱基础上的多元并举转型，有现代主流，也有传统因素。在全球化新经济形态大量涌现背景下的多种经济形态交错转型，其中有旧的方面，有对过去的结构性补充和完善，也有新的潮流，有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一些新思想、新概念与新范畴，如网络管理、数据库管理、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管理、跨文化管理、低碳管理等等，而且它们都有其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管理涵义和新的表述方式。中国加入WTO之后，更多跨国公司进来，也有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这中外企业进出之间，有中外管理思想与管理文化的交汇与融合，于是“融合发展”势所必然。这是一种中国管理文化与外国管理文化的兼收，更是“中体西用”的兼收；这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兼收，更是现代对传统的扬弃，传统中的精粹与现代的向上精神的兼收；这是一种新式对旧式的包容，更是新式对旧式的改造与更新的包容；是先进对落后的包容，更是先进对落后的相对性包容。
时代在进步，人与效益所在的环境在变化，经济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变革与创新中发展，管理转型与转型管理也在一个形态一个形态地突破与创新中前行。
注释：
① 《增长的极限》为1968年罗马俱乐部发布的研究报告。报告强调，世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五项基本因素呈指数增长给世界造成极大的风险，提出了生存危机论。
② 转型不是运动，而是生长，生长是有根的，根在资源的优势（勇遐：《转型，是一种生长》，《半月谈》2010年9月15日）。
③ 有观点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含义要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广泛得多、深刻得多。由于经济结构优化、质量效益提高、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常常伴随有经济数量的增长，是外延总量增加与内涵结构优化的交错，离开量的增长来谈结构优化是不现实的。而且，各种经济增长类型事实上可理解为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表现，因而，在国家总体效益目标一致条件下两者是可以互换的。按《现代经济辞典》的解释，经济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的分配、投入、组合和使用的方式”。凡是有助于驱动经济增长的要素组合，均可以称之为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增长方式可按其生产要素组合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按要素投入划分，可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或混合型经济增长方式；按增长主体功能作用划分，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增长方式；按市场供求内外部因素划分，可分为内需驱动型、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从需求要素划分，可分为投资拉动型、消费推动型、出口带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与质量关系角度看，可分为外延粗放型、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现实的经济组织中常常是多种组合类型交错。
④ 即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为美国房贷融资的主要提供者。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在2007年9月时，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股价分别高达每股99美元、48美元，此后，股价迅速大幅跌落，分别跌至每股55美分和不到80美分。
⑤ 十七大报告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改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2010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以《十二五规划建议》为主题的十七届五中全会（2010年10月15日—18日）明确指出“结构调整”将是“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按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的观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则是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容扩大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到生产要素结构这三个领域（杨章怀：《消费率指标或重返“十二五”规划》，《南方都市报》2010年10月18日A12版）。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10月25日发布的2010年《国家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强调这一点（《社科院称我国近20年经济增长主要靠房地产》，《重庆晚报》2010年10月26日）。
⑦ 按联合国标准，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还有学者认为2009年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5，但尚需材料支撑（何欣荣，叶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专家称拐点渐现》，《瞭望周刊》2010年第37期）。
⑧ 康德曾经说过，“目的的达到不是由单个人的自由协调，而只有通过存在于世界主义的结合起来的类的系统之中、并走向这个系统的全球公民的进步组织，才能够有希望。”（［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实用人类学》第246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这话对我们讨论管理转型问题同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⑨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时就曾指出：资本家对待一种新的技术发明在生产上使用的态度，首先要看这种技术能否使得资本增值，或者说增加相对剩余价值。如若新技术不能带来更多的价值增值，资本家就宁愿继续采用旧技术而置新技术于不顾。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哪种组合类型，除了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条件性外，其实也取决于增长方式存在的目的性。
⑩ 太阳能电池板是“绿色环保”意识催生的清洁能源的象征，电池板的主要成分多晶硅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四氯化硅等有毒副产品，排放出来会污染空气、土壤和河流水源，还会产生有毒气体，给环境带来沉重负担（《英报称太阳能电池板生产毁坏环境》，《参考消息》2010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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