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的特征、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_中国梦论文

“中国梦”的特征、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_中国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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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13)04-0016-07

近期以来,“中国梦”已悄然成为从政界、学界到普通人民群众生活中的“热词”而备受关注。关于“中国梦”相关讨论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于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高度关注,深刻彰显了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与不断趋向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现实呼唤度与高度凝聚力。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梦”的概念尚处于定型阶段,关于“中国梦”的具体性内容尚缺乏系统化、理论化研究成果的论证与支撑,因此亟须社会各界凝聚力量,不断深化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本文拟就从“中国梦”的理论内涵、发展阶段与实现路径等方面入手,尝试勾画出“中国梦”的基本理论构架与现实实践走向,以期深化对此问题的相关研究工作。

一、“集体梦”与“个体梦”的有机统一:“中国梦”整体性特征

“中国梦”就其主体性限定而言,首先是指“中国”。“中国”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其本身就蕴含着十分具体的意蕴。从地理学概念而言,“中国梦”是发生于当下中国这一东方国家特有的“国家梦”,而不是西方国家“异域”的梦想;与此相近的是,从民族界分而言,“中国梦”特指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与近代以来的伟大历史梦想相互融合的“民族梦”,而非西方民族的“异族”梦想;从执政党执政实践的角度而言,“中国梦”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伟大执政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升华的“政党梦”;归根结底“中国梦”是生活在中国、繁衍于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梦”。而从本真意义上而言,“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政党梦”与“人民梦”的有机统一,是集体梦想与个体梦想的综合交融。

(一)从地理意义与国家层面而言,“中国梦”就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梦”

“中国”这个概念,是界定“中国梦”的重要标准,其从本质上界划了“中国梦”的地理坐标与现实生长性空间。就此意义而言,“中国梦”是生发于中国这一具体国度的现实性、具体性梦想。当然,“中国”这一概念更多具有地理学的意义,其直接对应的是“非中国”的其他国度。但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涵又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不同历史坐标上,“中国”则呈现出不同的内涵与表征,界定“中国”概念的标准也因而相应地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但不容否认的是,“中国”这一在由特定地理环境基础上建构的“国家形态”,其内具有相对静态的内容,即实现国家的富强,而这从根本上形塑了作为国家层面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实现国家富强尽管有不同的历史含义与实现路径,但不容否认的是“富强”始终构成了国家层面的“中国梦”。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的“富强梦”更多地停留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以农业文明为特征、以追求原始财富的积累为目标、以更多地实现单纯军事力量强盛为导向的单一性目标的集合。但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中国人民追求进步的步伐也随之加快。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富强”具有了丰富而科学的理论内涵。并且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更加全面而科学的姿态向世界展示着其“富强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可见,此时中国的“富强梦”一方面超越了前现代生产方式的限制,被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座之上;另一方面也超越了单纯经济或军事目标的单一设定,而具有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五位一体”全方位布局的整体性奋斗目标。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国家“富强梦”的实现,设定了科学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从本质上而言,较之于以往历史形态的诸多“国家梦”,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的“中国梦”无疑更加具有科学性与现实可能性。

(二)从民族角度而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梦”

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璀璨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容忽略的地位。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①至此,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现实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落后就要挨打”内在镶嵌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每个先进分子心中,进而内在构成了其共同具有的“集体无意识”。因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成为凝聚民族力量的共识性内容,是指引着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征程中不断奋勇前进的指针。当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的“中国梦”,被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曲解为中国狭隘民族主义的复活,被恣意歪曲为中国对外扩张的“中国威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中国梦”不是复归到历史强盛时期——这种向过去复归的想法本身就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史观相悖,不是基于“挨打”历史而产生的狭隘复仇心态或向外扩张的新殖民主义,而是建立在和平崛起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次腾飞与发展。并且,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在本质上与当下作为国家层面的“富强梦”有着内在的同构性。民族复兴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民族追求自身进步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性含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性目标。

(三)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实践而言,追求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始终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党梦”

中国共产党产生与发展的现实“实践场域”即是客观具体的中国,无论如何在成立伊始都不可能超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具体生存环境与现实情境必然内在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主题与行动指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的实践主题在以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若干具体目标导引下被加以整合与重塑,进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并且,因为上述目标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契合了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因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引领革命与建设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基础。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实践成功的获得,从本真层面而言是科学把握了近代以来“国家梦”与“民族梦”具体历史的交融与统一,这当然内在地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质属性——作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与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梦”现实体现的“国家梦”与“民族梦”,成为凝聚民族共识、团结中国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现实基础与目标导向。

(四)衡量“中国梦”实现与否的关键,首先在于每个“个体梦”的实现程度,因而“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梦”

不可否认,从单个主体的价值追求而言,每个人都具有其独特的梦想,而这一梦想有可能关涉主体自身发展的价值期望,也有可能是超越单纯自我规定而达及特定群体的梦想,亦有可能是关于国家与民族前进的理想目标,甚至有可能是关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终极问题。可以说,从中国人民群众主体性的角度而言,“中国梦”呈现出其理论内涵的特定化、多元化之趋势。具体而言,一方面每个主体都具有自身独特的梦想,13亿中国人民可能具有13亿个“中国梦”;另一方面单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面临不同实践主题可能具有不同的“中国梦”,因而就此层面而言,13亿中国人可能拥有远超过13亿个“中国梦”。概言之,从总体性角度而言,“中国梦”又是中国人民单个具体梦想的集合体。但是,如何整合上述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多样化“中国梦”,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化选择与个性化梦想追求的基础上,实现上述梦想的“合力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重要问题。因为缺乏整体性、统一性目标的梦想集合体,必然是现象上的“集合”,而呈现出本质上的“松散”;倘若缺乏个体性价值追求而单纯强调统一性的梦想,必然是僵死的、缺乏动态生命力的虚假“集体梦”。可以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必须要充分实现集体性与个体性的辩证统一。而“中国梦”的人民群众归属,从根本上契合了上述统一性。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集体梦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实现,无法脱离人民群众的“合力”作用;另一方面单个主体具体梦想的实现,只有在集体梦想充分实现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最为根本的保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国梦”的人民群众属性时所言:“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②“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所提供的特殊机遇与条件,保障了单个主体梦想的实现;而无数个主体梦想的结合,则从整体上构筑了坚实的“国家梦”、“民族梦”和“政党梦”,共同构筑了强大的“人民梦”。

二、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梦”的最终价值导向

目前,在关于“中国梦”的理论内涵解读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共识性内容。但笔者以为,以唯物史观关于历史不断前进、发展的观点而言,“中国梦”的最终价值导向必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一)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一般意义上无法超脱的共产主义,预设了“中国梦”的最终实践走向

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阐释,不是建立在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层面的逻辑推导或理论预设,也不是单纯思想家头脑主观沉思冥想的产物,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基本矛盾的科学“病理解剖”所得出的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规定。也就是说,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③,实现共产主义将成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无法从根本上超脱的必然性归宿。尽管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呈现出无比强盛的姿态,而社会主义则呈现出一定的“式微”局面,甚至在一些国家出现了反复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上述现象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其不过是整个历史长河中的些许曲折与波澜。随着生产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由于自身内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必然导向共产主义。正如英国文化批评学家伊格尔顿所言,资本持续不断的复制是资本主义无法超越的边界,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资本的持续增值,决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性所在④。尽管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出现了“一国胜利”的现象,但就共产主义作为符合人类社会一般历史发展的规律而言,其最终必将是普遍性的生存状态。中国作为东方民族、东方国家,也无法从根本上超脱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制约。此外,加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地位影响⑤,也必将最终导向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梦”。

(二)“中国梦”的最终价值导向与实践走向必将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的普遍交往充分实现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只能是粗陋的平均主义。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特定国内外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确实建立在生产相对落后的基础之上。因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赖以遵循的前提因素。毛泽东时代虽然承认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即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尽管其未提出这一概念),但是他无限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寄希望很快就能“跃进”到共产主义社会,进而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辟,归根结底,在于正确认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此基础上科学规划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基本步骤与格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础上的必然选择,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具体性、阶段性目标。上述具体目标的实现,并非意味着达至理想的天国,也并非意味着历史发展的终结,在此,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反对两种形式的“历史终结论”。一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终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终结论”;二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人民群众奋斗的终极目标的“历史终结论”。前者是基于资产阶级立场上将资本主义制度永久化的“非历史性”尝试,直接违背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思想;而后者则错误理解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问题,不是将其理解为初级阶段特殊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选择,而是错误将这种特殊性误读为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基于特殊发展阶段的特殊性选择,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超越自身的特殊性,从而走向普遍性的存在状态,即实现共产主义。

(三)实现共产主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同构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屈辱发展历史所形塑的“集体心理结构”。如前所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是向以往历史的复归,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的阶段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笔者以为,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在中华大地的胜利实现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一方面就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实践过程而言,如前所言,中华民族的伟大发展目标与实践导向必将是超脱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达至共产主义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实现共产主义将是中华民族的最终奋斗目标与价值导向;另一方面,只有不断趋向共产主义、不断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才能真正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实现。因为共产主义不仅昭示着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达,而且更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有机调和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其在充分保障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上,更能有效规避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危机与矛盾。换言之,只有在不断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其不懈的发展动力,才能使其永久性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四个必须”:“中国梦”的实现路径

梦想在本质上区别于空想,其具有特定内在逻辑依据,通过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在一定条件下必然能够顺利实现。“中国梦”作为“国家梦”、“民族梦”、“政党梦”与“人民梦”的综合统一,其在本质上是基于现实历史发展的需要,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逻辑选择,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科学性与现实可能性。而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始终怀有忧患意识,始终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指导。

(一)实现“中国梦”必须始终怀有深刻的忧患意识

无论是从单个个体梦想的实现,抑或是作为国家、民族宏大层面梦想的实现,“中国梦”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达及的。尤其是作为“中国梦”之最后归宿的共产主义,在中国要经历长久不懈的奋斗过程。因此,以理性平和的心态正确对待“中国梦”,并合理加以追求显得尤为重要。并且,需要深刻地认识到,之所以在现阶段提出“中国梦”,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多元化因素的消极影响,在部分地区、部分人群中出现共产主义信仰缺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某种程度上出现向心力减弱的趋势,而所谓“美国梦”、“西方梦”在很大一部分人心中占据着主导性价值观地位。不可否认,上述观念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践形成的诸如社会发展不公等问题,不利于个体梦想在中国的实现,只有以美国为代表的所谓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保障个人的逐梦之旅。在此观念的不利影响下,一大批中国年轻人对于“美国梦”趋之若鹜,这正是当下“中国梦”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对此,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忧患意识,以切实而扎实的行动,构筑起在中国实现个体梦想、国家梦想、民族梦想、政党梦想的坚实保障机制,以切实提高“中国梦”的理论吸引力与现实向心力。

(二)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中国道路”

所谓“中国道路”,即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⑥“中国道路”的形成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比较与选择之后做出的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决策,其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九十余年发展历史的积淀,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梦想的凝练与提升。如前所言,“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必须经过“中国道路”。其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超脱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人为拔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急于迈向共产主义,为后世留下了深刻教训。而“中国道路”的确立,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础之上,是对在生产力相对落后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特殊性的充分考量。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完成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突破性”发展,契合了中国的具体发展实际,为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规划了合理的发展路径。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正确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正是在“中国道路”的正确指引下,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综合国力稳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创造了一系列的“中国震撼”。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式微”情况下,成功捍卫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阵地。因此,可以说,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梦”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必须通过走“中国道路”来不断夯实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以期最终趋向共产主义理想目标。

(三)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

所谓“中国精神”,即是指“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必须依赖于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拼搏,而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一次又一次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难关头,凝聚民族共识的关键因素便是每个中华儿女血液中流淌着的爱国主义精神。当下,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便在于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坚守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因为“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统一的”。⑧当然,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绝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吸收世界先进物质文化的成果,也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但是,在长期面对资本主义的挑战与和平竞争过程中,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坚守社会主义操守的重要保障便在于培育深刻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邓小平所言:“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⑨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牢牢把握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也正是通过不断的改革与创新来实现自身的不断前进与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凝聚全体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便在于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在此过程中不断直面并解决新的时代问题的关键也正是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正是在改革创新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由“四位一体”向“五位一体”跃升的整体性跨越发展,科学解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发展的时代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步伐,为伟大“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所谓“中国力量”即是指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努力奋斗的力量。“中国梦”从整体上而言是“集体梦”与“个人梦”的有机统一,无论是从集体抑或是个人角度而言,“中国梦”的实现都不可能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奋斗。“中国梦”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脚踏实地的奋斗,是靠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而不是停留于美梦的幻想之中便可达及的。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主体力量便是最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其充分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因此,在追逐“中国梦”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开辟,集体层面“中国梦”生成重要推动力量便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作为主体期望预设的“中国梦”,必定有着特定的实践主体,而作为此项宏大梦想的实践主体不可能是少数个人或集团,而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建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倘若脱离群众的支持与参与,实难想象“中国梦”会如此凝聚共识与人心。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梦”的实现须臾不能离开“中国力量”,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对“中国力量”进行整合与提升。不可否认,“中国力量”是由若干单个主体力量所构成的,不同实践主体在追寻自身梦想的过程中,必然散发出特有的力量。但由于主体梦想的相对独立性,必然会造成主题力量的分散性与单一性。因此,凝聚共识、提升合力成为壮大“中国力量”、追寻“中国梦”的前提条件,而其从根本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引导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实践过程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理论旗帜,培育共识、坚持共同理想、坚守远大理想,以期在推进宏大层面的“中国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整合社会力量,形成强大“中国力量”的“合力作用”。

总而言之,“中国梦”既是个人的梦,也是集体的梦;既是单个具体的梦想,也是宏大的梦想;从根本上而言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在中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其有效整合了集体梦与个体梦。“中国梦”的实现任重而道远,需要全体中国人民凝聚共识、艰苦奋斗,在脚踏实地的扎实工作中通过不断实现若干细微的“中国梦”,以期最终趋向最伟大的“中国梦”。“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的道理,要为每个逐梦主体(国家、民族、政党和个人)所铭记。

收稿日期:2013-02-15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②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④[英]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5页。

⑤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三者在本质上处于“三位一体”关系之中。马克思主义的最终价值导向和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言,“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指导,并且共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与战斗力主要落实于共产党革命与建设的历史实践之中。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地位必然内在形塑了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色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也进而预设了“中国梦”的最终实践走向。

⑥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⑦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第1版。

⑧《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⑨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3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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