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特约主持人按语
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理事长谢遐龄教授早年精治康德有成，赢得久远之声誉；其后在中西哲学比较领域也颇多学术创获，影响力深广；晚近则倾心于儒学研究，经常有甚为独到的见地。谢先生对董仲舒历史地位的理解显然很有一番新意。在他看来，上古中国的原始宗教是一种宗法性宗教，没有独立的教团体系，不能称其为“制度性宗教”，而只是一种“弥漫性宗教”。皇帝出面主持祭天祭祖，意味着宗教活动已被纳入治国活动，祭祀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儒家。国家宗教的教主是身为天子的皇帝，而不是孔子或某位大儒。在秦汉社会整合大潮中，武帝在着手宗教整合时，曾向儒家寻求理论支持，求教于董仲舒。武帝所谓“独尊儒术”，只不过是确定了儒学为“国家宗教的唯一阐释者”的中心地位，千万别多想。董仲舒是智者，是理论家。天子要了解天意，咨询怎样知道天意，理论家则提供学说。“董仲舒确实在为国家宗教工作，然而他的工作并非把儒学建设为宗教，而是吸收各学派精华发展儒学，论证、阐释国家宗教”。董仲舒的一套天道理论“是为国家宗教建设神学体系”。其学术贡献则在于论证三代改制不变道（“天不变道亦不变”），确立了天高于“五帝”之神祇体系。董仲舒所提供的儒学，其宗教性非常显著，但本身却还不是宗教，而是神学。故儒者的地位则只能与犹太教的拉比相近。这些见解匠心独运，颇能令人耳目一新。
董学内部一向颇多争议不定的问题，2016年9月在德州董子书院，我曾提出“董学九谜”。丁四新教授基于对近四十年来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而指出，绝大多数研究者不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真正来源，最先是谁以及在什么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缺乏追问“罢尊”思想性质的兴趣，或顺从流行说法，肯定其为专制，或想当然地认为它是一个恰当的客观描述；不明“独尊”一语的词源及其思想内涵，不知董子《天人三策》“邪辟之说灭息”出自何处。丁教授反思指出，谁首先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它的思想性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易白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最先提出者，已经引起史学家朱维铮的注意。易白沙因而成为解决“罢尊”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种学术史的追溯、梳理和检讨，认真扎实，文献充分，论据有力，对于澄清争议，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董仲舒的生平，尤其是生卒、对策之年历来多有争议，青年学者王泽基于前人先贤研究文献，钩沉索引，征以详实，补充文献材料，考证生活事件，而推定董子生于高祖六年（前201年），约卒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对策年当在元光元年（前134年），或备一说。许多人都怀疑《春秋繁露》五行篇并非董仲舒亲撰，日本学者边士名朝邦教授则考察了其真实性。他提出的原则很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不能把“五常”之语和董仲舒的五行说直接联系起来；阴阳说、五行说，只要和他的思想发生关联则必然与以《春秋经》为渊源的灾异说发生联系，这是文本真实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根据。《汉书》中《董仲舒传》《五行志》的阴阳灾异说，不能成为五行灾异说的根据。
另外两篇青年学者的董学论文，也值得关注。王涵青副教授把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放在当代环境伦理学语境下予以考量和解读，视角新颖，颇有活力。尤其她发现，天人相类观念有助于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找出环境伦理实践上可实际操作的进路，进而有助于重新构建人与他者（他人、他物、环境）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博士生黄兆慧以为，在“究天人之际”问题上，儒家正统董仲舒主张“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而“异端”王充则提出“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董仲舒是“天人合一”，而王充则是“天人相分”。二者的异同，不妨看作天人关系的不同维度。
中图分类号 ：B23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65(2019)03-0001-01
收稿日期： 2019-05-10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孔子学会董仲舒研究委员会会长 余治平 博士
董子学院、董仲舒国际研究院、董子讲坛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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