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齐鲁文化的风格与儒学的西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齐鲁论文,儒学论文,秦汉论文,时期论文,风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齐鲁地区基础深厚的文化，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对周边地区有重要影响的显著领先的优势。秦汉时期，齐鲁文化在保持自己个性的同时，又积极参与了“远迩同度”〔1〕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
秦最后灭齐。刘邦的汉军在歼灭项羽军之后，“项王已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颅视鲁，鲁父兄乃降。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史记·项羽本纪》）西汉政权策划迁徙关东贵族豪杰名家居关中时，首先想到的又是“徙齐诸田”（《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齐鲁地区的文化实力和文化影响，一直是处于关西的最高统治集团不可以须臾轻视的。
齐鲁文化以悠远的传统和厚重的内力，影响着秦汉文化史的进程。同时，在儒学西渐的过程中，也接受着其他区域文化诸种积极因素对自身的改造。
（一）
齐鲁都是在西周时期就先期得以发达的地区。
齐桓公曾经称霸天下。鲁国也因在春秋战国时期保存周的传统最多，曾经迎受着天下文化人敬重的目光。《史记·儒林列传》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司马迁还写道：“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声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
司马迁曾经赞颂鲁人“揖让之礼”（《史记·鲁周公世家》），他还亲临鲁地，感受这里特殊的文化氛围。《史记·孔子世家》写道：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他在踏上齐国故土时，也曾经发出由衷的感叹：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
可以推知，司马迁“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史记·太史公自序》）的经历，对于他学术素养的形成和文化资质的造就，有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经介绍了这一地区的经济特征与文化风貌：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
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
《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齐文化的总结，重视其历史传统的作用：“古有分土，亡分民。太公以齐地负海澙囟，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后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设轻重以富国，合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归。故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班固又写道：
初太公治齐，修道术，尊贤智，赏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饰不情，急之则离散，缓之则放纵。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昔太公始封，周公问：‘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而上功。’”齐人政治文化的传统实际上得到继承。班固关于齐人夸言虚饰习性的分析，也是有根据的。只是长女不嫁，为家主祠的风俗，未必是“襄公淫乱”“道民”所致，而是一种远古风习的遗存。班固“痛乎”的感叹，说明这一风俗与中原正统文化的距离。
对于鲁文化的特色，《汉书·地理志下》特别强调了其重视文教礼义的基本风格：
其民有圣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言近正也。濒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簿，长老不自安，与少者相让，故曰：“鲁道衰，洙泗之间龂龂如也。”孔子闵王道将废，乃修六经，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业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学，上礼义，重廉耻。
据说周公始封时，太公问：“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太公于是说道：那么后世将会逐渐衰弱的。鲁国政治史的演变，果然证实了这一预言。
秦汉以来，齐鲁文化的特质又逐渐发生了与传统相偏离的历史性的变化。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鲁好农而重民。”不过，齐鲁之地也有所谓“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足以“令后世得以观择”的：
鲁人俗俭啬，而曹邴氏尤甚，以铁冶起，富至巨万。然家自父兄子孙约，俯有拾，仰有取，贳贷行贾遍郡国。邹、鲁以其故多去文学而趋利者，以曹邴氏也。
齐俗贱奴虏，而刀间独爱贵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间收取，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或连车骑，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故曰“宁爵勿刀”〔2〕， 言其能使豪奴自饶而尽其力。
《汉书·货殖传》也说：“刀间既衰，至成、哀间，临淄姓伟訾五千万。”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也指出：
今去圣久远，周公遗化销微，孔氏庠序襄坏。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亡林泽之饶。俗俭啬爱财，趋商贾，好訾毁，多巧伪，丧祭之礼文备实寡，然其好学犹愈于它俗。
民俗虽然有所变化，“好学”的风气依然如初，所以，“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
（二）
陈直先生曾经著文论述西汉时期齐鲁文化人的学术艺术成就，题为《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其中凡举列九种，即：
1.田何、伏生等的经学；
2.褚少孙的史学；
3.东方朔的文学；
4.仓公的医学；
5.尹都尉的农学；
6.徐伯、延年的水利学；
7.齐人的《九章算术》；
8.宿伯年、霍巨孟的雕绘；
9.无名氏之书学。
陈直先生主要讨论了齐鲁人以上九种文化贡献，其他“至于《汉书·艺文志》所载师氏的乐学，《律历志》所载即墨徐万且的历学，《曹参传》所载胶西盖公的黄老学，其事实不够具体，故均略而不论”。
陈直先生同时指出：“西汉时齐鲁人对学术上的贡献，如此之伟大，其原因远受孔子下官学的私学影响。次则受荀卿游齐之影响，汉初齐鲁经学大师，如申培公、毛苌，皆为其再传弟子。再次则受齐稷下先生之影响，稷下为人才荟萃之地，百家争鸣，不拘一格。医学、农学算学等，当必有从事研究者，在战国时开灿烂之花，至西汉时结丰硕之果，其势然也。”〔3〕
陈直先生的这篇论文，其实应当看作区域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重视考古资料的运用，亦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新径。特别是论列及于徐伯、宿伯年、霍巨孟等水工和石工，重视“劳动人民之智慧创作”，对于后来的研究，尤其具有典范式的意义。
出身于齐鲁地区的“汉兴”以来的“卿相”固然不在少数，其他曾经进行活跃的表演的璀灿的历史文化明星，也在秦汉文化史的天宇结聚成耀眼的星团。
以齐郡、济南郡、泰山郡、山阳郡、济阴郡以及鲁国、城阳国、东平国、淄川国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出身这一地区的人士，其事迹在《汉书》中留下了历史记录：
齐郡：浮丘伯（《儒林传》），服生（《儒林传》），即墨成（《儒林传》），衡咸（《儒林传》），周堪（《儒林传》），炔钦（《儒林传》），辕固（《儒林传》），胡毋生（《儒林传》），楼护（《游侠传》），娄敬（《娄敬传》），邹阳（《邹阳传》），薛方（《鲍宣传》），栗融（《鲍宣传》）；
临淄：严安生（《严安生传》），主父偃（《主父偃传》）；
济南郡：终军（《终军传》），王（《王昕传》），伏生（《儒林传》），张生（《儒林传》），林尊（《儒林传》）；
泰山郡：毛莫如（《儒林传》），栗丰（《儒林传》），冥都（《儒林传》）；
刚：郑弘（《郑弘传》）；
山阳郡：曹竟（《鲍宣传》），张无故（《儒林传》），张长安（《儒林传》），张就（《儒林传》）；
南平阳：龚遂（《循吏传》）；
单父：吕公（《高帝纪上》）；
瑕丘：江公（《儒林传》），萧奋（《儒林传》）；
济阴郡：侯嘉（《龚胜传》）；
冤句：陈
（《陈传》）；
鲁国：丙吉（《丙吉传》），夏侯始昌（《儒林传》），申公（《儒林传》），周霸（《儒林传》），冯宾（《儒林传》），许生（《儒林传》），徐生（《儒林传》），闾丘卿（《儒林传》），夏侯敬（《儒林传》），荣广（《儒林传》），晧星公（《儒林传》），朱家（《游侠传》）；
蕃：眭孟（《眭孟传》）；
薛：颜安乐（《儒林传》）；
城阳国
莒：衡胡（《儒林传》）；
东平国：夏侯胜（《夏侯胜传》），王式（《儒林传》），唐长宾（《儒林传》），赢公（《儒林传》）；
任城：周仁（《周仁传》）；
亢父：宵寿（《龚胜传》）；
甾川国：公孙弘（《公孙弘传》），长孙顺（《儒林传》），任公（《儒林传》）。
凡此共计58人。在各个地区人才分布的比率中，这一数字应当是领先的。此外，又有如《汉书·儒林传》“侍中乐陵侯史高”“鲁人也”，然而不知郡县等情形，也值得注意。
（三）
齐鲁文化扩展其影响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儒学的向西传布。
秦始皇当政时，据说“天性刚戾自用”，“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以其绝对的刚愎自用，却仍然“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在他的高级谘政集团中有许多儒学博士承当政治文化顾问。
秦始皇廷前议封禅事，至湘山祠问湘君，海上“求芝奇药仙者”，都曾经听取他们的意见，“上邹峄山，立石”，又曾经直接“与鲁诸儒生议”。
就所谓“坑儒”这一著名冷酷的集体残杀儒学之士的血案看，当时在秦王朝统治中心咸阳，“诸生皆诵法孔子”者，仅“自除犯禁”而“坑之咸阳”的，竟多达460余人。（《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末社会大动乱中，有不少齐鲁地区的儒生踊跃参与了关东地区民众反秦的武装斗争。孔子八世孙孔鲋，就曾经“为陈王涉博士，死于陈下”（《史记·孔子世家》）。原秦博士，出身于鲁国薛地的叔孙通被刘邦拜为博士，号稷嗣君。他“征鲁儒生三十余人”西行，合作帮助汉王朝制定朝仪。成功后，刘邦感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于是“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鲁地儒生拜为九卿，使儒学的影响第一次可以托附于政治权力的作用而空前扩展。
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的彻底确定，是汉武帝时代。
齐地儒生公孙弘相继任博士、太常、御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是标志儒学地位开始上升的重要的文化信号。
《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公孙弘以《春秋》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士靡然向风矣。”裴駰《集解》引徐广曰：“一云‘自齐为天子三公’。”司马迁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说：“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薛县人也。”司马贞《索隐》：“案：薛县属鲁国，汉置菑川国，后割入齐也。”据王先谦《汉书补注》：“钱大昕曰：‘《史记·平津侯传》称齐菑川薛县人。《汉书》同是。汉初菑川与鲁俱有薛县，其后并省，《班志》据元成以后版籍，故菑川无薛。’徐松曰：‘菑川始立国恐不止领县三。传称武帝为悼惠王冢园在齐，乃割临菑东园悼惠王冢园邑尽以予菑川。薛初属楚，故为薛郡，不止一县地，实临菑东境也。宣帝五凤中，王终古有罪诏削四县，若止领县三，何足当削？此恐薛先为所属，削后移属之也。’”
公孙弘作为齐鲁儒生的代表，建议各地荐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加以培养，充实政府机构，“以文学礼义为官”。这一建议为汉武帝认可，于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史记·儒林列传》）。
汉初政治结构，经历了由“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两个阶段，在汉武帝时代又开始了向“贤臣政治”的历史转变。而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居统治集团上层，恰恰是和这一历史转变同步的。
西汉后期诸朝丞相，已以掾史文吏和经学之士为主。自昭宣时期到西汉末年，丞相计21人22任，考其出身地域，可以获得有意义的发现：
时代 丞相出身地域
昭帝朝 田千秋其先齐诸田徙长陵*
王济南人 *
杨 敞华阴人
蔡 义河内温人
宣帝朝 韦 贤鲁国邹人 *
魏 相济阴定陶人
*
丙 吉鲁国人
*
黄 霸淮阴阳夏人
于定国东海
人
元帝朝 韦玄成鲁国邹人 *
匡 衡东海承人
成帝朝 王 商涿郡蠡吾人
张 禹河内轵人
薛 宣东海人
翟方进汝南上蔡人
孔 光鲁国人(孔子十四世孙) *
哀帝朝 朱 博杜陵人
平 当祖父自(梁国)下邑徙平陵
王 嘉平陵人
孔 光鲁国人(孔子十四世孙) *
马 宫东海戚人
平帝朝 平 晏平陵人(平当子)
（有*号者为齐鲁人）
其中齐鲁人合计7人，8人次，人数占总人数的33.33%。以人次计， 则占总人次的36.36%。
汉武帝时代，“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及文学儒者数百人”（《史记·儒林列传》），实现了所谓“罢黜百家，表彰六经”（《汉书·武帝纪》）的历史性转变，儒学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列录77人中，齐鲁人45人，占58.44 %；卫宋陈楚吴人12人，占15.秦人2人，占2.60%；籍贯不明者18 人23.38%。
《史记·儒林列传》中所列录的西汉前期著名儒生，仍然以齐鲁人为主。所见39人中，齐鲁人28人，占71.79%；其他燕人、砀人、 温人、广川人、雒阳人共计7人，占17.95%；籍贯不明者4人，占10.26%。
然而，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综合考察西汉一代著名儒生的区域分布，情况则已经有所不同。
我们看到，齐鲁人在西汉名儒中占45.60%，出身其他地区者占46.11%，籍贯不明者占8.29%。
出身于齐鲁以外地区的儒学学者中，有远至蜀、淮南、九江、江东，甚至苍梧的。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三辅名儒占总数的5.18%，三河名儒占总数的5.70%。
分析《后汉书·儒林列传》中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到当时著名的儒学学者，齐鲁人占36.36%，出身于齐鲁以外地区者，占63.6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关中学者占6.82%，河南、河内、南阳学者占7.95%，会稽、九江、豫章学者占6.82%，巴蜀学者占10.23%。
齐鲁儒学学者比例的下降，并不是由于当地儒学的衰落，而说明了儒学在各地的普遍传布。
（四）
人们进行文化区域的划分时，往往“齐鲁”统称。其实，“齐”与“鲁”，从历史渊源分析，两地的文化传统表现出明显不同，而秦汉时期，两地的文化风格仍然存在着若干差异。
鲁地是儒学的发生地。鲁人曾经因此怀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而傲视齐人。
《孟子·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所谓“子诚齐人也”，似乎表现出鲁人对齐人的轻蔑。其实，齐文化较鲁文化，曾经具有更为开阔，更为灵活，更为积极的特质。甚至后来儒学本身，也因为齐人的精神投入而得到突出的发展。
清代学者俞樾《湖楼笔谈》卷二写道：
孔子鲁人，七十子亦大半鲁人。乃微言大义传至今者，则往往出于齐人。如公羊子，齐人也。《春秋》一经赖以粗明。谷梁不过掇拾补苴。左丘明固不传经，所弗论也。汉初，《诗》有三家，而《齐诗》之学独存异义，六情五际皆出《齐诗》。《汉书》翼奉、郎颐两《传》略见大旨，惜后学失传，毛义孤行，使圣人删《诗》之举，仅同徐陵之编《玉台新咏》，王安石之选《唐百家诗》，而制作之微意，不可复见矣。《齐论》多《问王》、《知道》二篇，不知其语云何。必有精语，惜其不传。
俞越于是感叹道：“齐实未可轻也！”
这样的观点，是应当引起重视的。
注释：
〔1〕《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会稽刻石。
〔2〕钱钟书先生说：“按《集解》、《索隐》、 《考证》所释皆苦纠绕而不中肯綮。‘免去’非‘免去求官爵’，乃‘去’而‘免’受役，言奴宁舍去官爵之主，毋舍去刁间。足言之，即‘宁不事爵，毋不事刁’。”（《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册第387页）
〔3〕陈直：《西汉齐鲁人在学术上的贡献》， 《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至182页。
标签：齐鲁论文; 汉朝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齐鲁文化论文; 秦汉时期论文; 汉书论文; 西汉论文; 国学论文; 史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