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映真的乡土小说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小说论文,论陈映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赖和、吴浊流、杨逵、钟理和等乡土文学的前驱之后，以“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而饮誉海内外的陈映真建构了另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在他的小说里，现实主义深沉的笔触和现代主义波谲云诡的艺术境界融为一体。在这样一个无限扩展的审美空间里，作家以极富诗意的虚构叙事或客观描写的形式，讲述着一个个忧伤、凄迷或愤懑、抗争的故事。这些故事，使同是炎黄子孙的我们百感交集和忧愤交并！正是这一题材和内容的价值取向，才赋予他的小说以异乎寻常的意义与风采。
陈映真小说的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笔触深入到社会各个层面，真实地反映了台湾几十年来的社会变化和生活面貌，成功地塑造了各种类型的人物系列形象。
（一）知识分子群像
他的小说塑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归纳起来有三类：
人物往往由于无法排遣心灵的矛盾或理想的破灭而自杀，如《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有的则是人物碰壁后，走投无路，自暴自弃地走向堕落，如《故乡》中的“哥哥”。这是一类。
到了《唐倩的喜剧》后，作家把笔触集中到无情地暗示知识分子本身的“劣根性”方面去了。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另一类型的知识分子，唐倩、老莫、罗仲其、周宏达等形象即是，作家用漫画的笔法勾勒出来，极富讽刺喜剧的色彩。作家通过这些知识分子的形象，狠狠地嘲讽和批判盲目崇洋媚外的思潮及其对人心的毒害。前期作品中那忧悒色调和感伤自怜的情绪消失了。
更深刻地体现出陈映真对知识分子题材的深化的，是反映“现代企业行为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作品《华盛顿大楼》系列，这是他第三类知识分子形象。在《夜中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等作品里，作家塑造的这类知识分子形象又大致有三种：卖身投靠者、郁郁不得志者、爱国民族主义者。
以小说《夜行货车》、《云》为例，读者看到了詹奕宏、刘小玲、张维杰等爱国民族主义者形象。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对洋老板企图侮辱中国人，不惜抛弃个人的一切利害得失，起而抗争，维护了中国人的国格和人格。如詹奕宏，是一个受过较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台湾人。当雇用他的洋老板摩根索在一次宴会上放肆地用下流语言侮辱中国人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顿时拍案而起，并以“辞职”来表示强烈的抗议，最后还大义凛然地要洋老板当众赔礼道歉。“辞职”意味着回到原来的贫穷境地，又要第二次为生存而拼搏。这对他来说是不轻松的。但是他把中国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看得比个人的贫穷更重要，宁愿自己落职，不愿受洋人侮辱。詹奕宏身上，突出地显示了中国人挺直脊梁、不甘屈辱的伟大的民族精神。
（二）穷苦人和“打工族”的群像
这类题材的作品，从内容到格调都清楚地有前、后期之分。前期的人物都是地位卑微的穷苦人，摆摊做小买卖的，老矿工，等等。作者以济世救人的人道主义为作品的主人公代言、呐喊，写他们的生活苦难、命运多舛，客观上起到了揭露社会矛盾、批判现实的作用。《面摊》写的是一对破产后从乡下流落台北谋生的年轻夫妇。他们带着患有严重肺病的孩子，以卖牛肉面来维持生活，但刚开市便被警察拉到派出所，罚款60元，以后更是胆颤心惊地经营那副“面摊”。《祖父和伞》中的老矿工（祖父），一辈子工作在矿坑里，直到劳累得吐血还坚持上工。当他唯一的孩子出去请医生来给他诊治时，他却“断气已经多时了”，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在这些作品里，笼罩在穷苦人头上的，大都是“一片愁云惨雾”，这与他这个时期描写知识分子的形象是一致的。
后来，他的思想和创作日趋成熟，这些题材中的穷苦人形象，就以觉醒者和抗争者的面貌出现了。这在中篇小说《云》中有很好的体现。作家在小说中以巨大的热情歌颂了工厂女工们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勇敢斗争的事迹，塑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各类型的女工形象。其中，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何春燕的形象格外引人注目。面对资本家软硬兼施的伎俩和工贼的破坏捣乱，她沉着谨慎、机智勇敢，有条不紊地组织工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作家十分注意挖掘她性格中的“闪光点”——毫无一己私利的献身精神。在斗争中，她敢于针锋相对地揭露资本家破坏新工会组建的阴谋，大胆地提出斗争要求，为争取工人的合法权益去呼吁呐喊，而从不顾及个人的后果。这样一个工人运动组织者的形象，在台湾新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
（三）流寓台湾的“大陆人”群像
日据时期和台湾光复后，由于种种原因，滞留台湾的“大陆人”和“本省人”之间关系不大融洽。看到这种情形，作为企盼祖国统一的作家陈映真，忧心忡忡，感到有责任拿起笔来揭示疏隔的现象，寻找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
这类题材的作品，塑造了这样几种人，一是来台前身世显赫，来台后又处处仍以上层名流“自尊”者。《那么衰老的眼泪》中的康先生就是这种人。他原是国民党的旧官员，来台后诱奸了本省籍的年轻女佣阿金。阿金有了身孕，他为了保持上层社会名流的尊严，强迫阿金堕胎。他可以给她大把钱，恣意玩弄她，但却惧怕外界的舆论，不敢立她的名份。阿金为了维护自己做母亲的权利，毅然离开他，回乡嫁了人。处在上层社会名流的康先生，自以为比“本省人”优越、高贵，觉得娶一个下女的“本省人”为妻，有失身份。他宁愿丢弃阿金，却万不肯丢弃那虚有的“尊严”。康先生这号人，在台湾是很有社会基础的。小说的题旨很清楚，通过鞭挞康先生来达到这样的目的：揭露台湾统治者的腐败和虚伪，进而指出这就是破坏两岸人民和睦相处的一大根源。
另一类“大陆人”的形象就不同了，他们几乎都是带着罪孽走进作品的。过去，他们有的杀死过人，如今，在神志迷乱中又开枪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如《文书》中的安某。有的年轻时追求过革命，蓄过“列宁式的胡子”，但后来却背叛了革命，如《某一个日午》中的房先生。来台后，他们把这些深重的罪孽和劣迹郁结心底，形成一种折磨人心的内疚和忏悔意识。这类人物的性格都比较复杂，作家采用多层面、多手法来写，形成一种“千夫所指，万箭穿心”的氛围，让他们带着沉重的心理负荷挣扎在生命线上，在万难忍受的心境里接受历史和现实的审判。《某一个日午》中的房先生看到儿子自杀后，小说有这么一段意义深长的文字：“他看到自己的世界，他的一向那样坚固、那样强大的世界，竟……摇摇欲坠了。”这种绝望渗透着丰富的历史内涵，昭示着一个垂死的制度已后继乏人。这悲哀远不止是房先生的。
作家一方面立足于揭露本省籍和大陆人不能和睦相处的根源，另方面在他的小说世界里，有更多的描写两岸人民之间相濡以沫、休戚与共的动人篇章。这些作品，寄寓着作家渴望祖国统一、民族团圆的爱国民族主义的理想。小说《将军族》写了两位地位卑微的小人物，一个是从大陆流落到台湾，退役后在“康乐队”当号手的“三角脸”，一个是被卖为娼逃出来的台湾少女“小瘦丫头儿”，孤独的处境和不幸的遭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相互关切，相互抚慰，结成生死之交。小说通过对小人物悲苦命运的描绘，赞美了他们的患难之交，歌颂了两岸人民真诚、亲善的情谊。正因为这样，所以小说一发表，便受到台湾评论家的一致好评。
如果说《将军族》是这类题材的发展性作品的话，那么，《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则是这类题材的成熟性作品了。《夜行货车》中，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詹奕宏和“大陆人”的后裔刘小玲，在维护国格人格与民族尊严的共同立场上，克服了互相猜忌、间离而真诚相爱，反映出新一代“大陆人”和“本省人”志同道合、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光明前景。《云》也通过女工小文父母的结合，来象征“大陆人”与“本省人”的亲近关系。这类作品有个显著特点，常以两种人的婚恋作象征，寄寓两岸人民永不分心的厚重历史内涵。
从这些作品看到，陈映真和台湾其他乡土作家一样，孜孜以求祖国统一、民族团圆，如今，这种愿望已汇成巨大的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四）革命志士群像
陈映真出狱后，曾带着严格的批判态度来审视自己以往走过的创作道路，责备自己过去没有写过“挺立于风雨之中”的人物。由于作家思想的成熟和视野的开阔，他写了几篇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台湾革命志士颠沛流离的遭遇和命运的政治题材小说——《赵南栎》、《铃当花》、《山路》。
中篇小说《赵南栎》虽然没有从正面描写革命志士叱咤风云的斗争生涯，但赵庆云及其妻子宋萱蓉等人的献身精神，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铃当花》侧面描写了革命者高东茂的形象，歌颂他舍生取义的崇高品质和精神。《山路》则以抒情诗的优美笔调赞美革命者李国坤、黄贞柏。他们一个被宣判死刑屠杀了，一个被判终身监禁。但他们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激励了后人；他们的未竟事业，终于被一个忏悔的女子接上。这意味深长的一笔，暗示了“石在，火种是不会熄灭的”这一真理。
著名的台湾文学研究专家古继堂曾经指出：“陈映真的小说艺术十分独特，他把现实主义深沉的揭露和批判精神与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时空交错等灵活多样的表现艺术相融合，使他的小说既有思想深度，也有艺术高度；既有现实内涵，也有梦幻色彩。”据此，我们结合作品进行具体分析。
（一）现代主义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
现代派作家常把用主观和心灵去把握现实和创造形象看作文学创作的主要方法，因而，在他们的艺术世界里，着力于人的直觉、本能、梦幻、潜意识的描绘。陈映真的前期作品在思想上和创作上都受到现代主义极深的浸染，现代派作家所惯用的象征、梦幻、意识流、荒诞等技巧，在他前期作品中比比皆是。这是构成陈映真独特艺术世界的主要特征。到了后期，由于思想的发展变化，他摒弃了现代主义反现实、反理性的内核，批判地吸取了它的某些富有表现力的技巧，并把它们融汇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中去，形成自己多样化的、开放型的、独特丰富的艺术风格。
现代主义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在陈映真全部作品中占据一个特殊的位置。
（1）象征。他对此法的运用，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整体性的象征、局部性的象征、情节性的象征。以《夜行货车》为例，作为小说题名“夜行货车”是整体性的象征，它负重奔驰、轰鸣咆哮的雄浑身躯和巨龙蜿蜒、奔向光明的形象，既象征作品的主旨——台湾人民维护民族尊严，认同乡土的觉醒意识，也象征主人公詹奕宏、刘小玲冲破黑夜、奔向黎明彼岸的志向。小说各节的标题，体现了局部性象征。如“沙漠博物馆”，象征帝国主义者在国外建造的物质文明无异于海市蜃楼；又如“景泰蓝的戒指”，既是詹奕宏、刘小玲的定情信物，又是中国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体现，象征这个台湾青年与“大陆人”的第二代女子相结合的思想基础，等等。至于情节性的象征，主要是指在情节的更迭中不断出现、重叠反复的意象和场景所蕴寓的旨意。这在《第一件差事》中体现得最鲜明。小说多次反复出现那座水泥桥的意象：桥那边亮着灯，这边的灯熄灭了。这一情节反复出现，象征着胡心保自杀前的特定心态——对“这一世界”的绝望，对“那一世界”的向往。《祖父和伞》中的“伞”，也在情节中一再出现，它象征浓浓的乡愁。
（2）梦幻。陈映真前期的作品，常用梦幻手法来表现人物在现实生活里的变态，反常心理和精神错乱。如《乡村的教师》中的吴锦翔自杀前，作家写“南方的记忆，袍泽的血和尸体，以及心肌的叮叮咚咚的声音，不住地在他的幻觉中盘旋起来，而且越来越尖锐了”，表达他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在《凄惨的无言的嘴》里，那个逃跑的雏妓被买她的主人用起子凿了许多血孔，在“我”的幻觉里，那些面孔幻化成“凄惨无言的嘴”，发出“打开窗子，让阳光进来吧”的呐喊与呼号。
（3）意识流。陈映真是一位有才气、勇探索、“开放型”作家，为了探索传统外的小说创作手法，以便多样地反映多变的时代和事物的复杂性，使作品摇曳多姿又动人情怀，他有好些小说采用意识流的手法来写。《我的弟弟康雄》，忽而叙述康雄的经历，忽而引证日记片断，忽而忏悔“我”的沉沦……时空颠倒，主客交错，看似语无伦次，实是人物在激动心态下的真实的意识流动。在康雄姊姊漫无秩序的回忆中，“细瘦而苍白的少年”康雄的面影就渐渐地在读者心头清晰起来。整篇小说格调忧郁，情节十分感人。《上班族的一日》、《夜行货车》等作品，也都由于用了此手法，把“远”“近”的空间距离缩短，把“过去”和“现在”的时间距离接近，构成“故事套故事”的格局，使许多复杂万端的事在刹那间弄清眉目，既引入了历史，又交代清楚了前因后果，使小说大为增色。
（4）心理分析。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心理分析几乎赋予创作才能以力量的最本质的要素”。这一“要素”在陈映真小说的艺术世界里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万商帝君》中，作家写极力往上爬但终不遂愿的林德华从华盛顿大楼流落街头，有一段极形象的心理描写：“他看见一条拖着肮脏链子的，被人遗弃或者自己走失了的，形容悲哀而邋遢的某一种外国狗……那样子满脸满嘴的毛，连眼睛都盖住了，怎么认路，怎么走？”维纱维肖地把甘为洋犬而得不到主子赏识的狼狈心态活画了出来——这真是对林德华鞭辟入里的心理剖析。精彩的、适时的、恰到好处的心理分析，在《文书》、《山路》等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有很好体现。
纵观其作品，作家是把人物的心理分析放在特定的环境、特定的处境中进行的，与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的逻辑具有“共时性”，所以既深刻又令人信服。同时，他的心理分析旨在显示人物深层灵魂，常给人以美的享受。
（二）精湛的结构艺术
作品的结构，是显示作品主题和刻画人物的重要手段。同样的材料，组织安排是否得当，效果就大不一样。
构成陈映真前期作品的结构艺术的，是浸透了忧悒色调的纤巧、怪异、敏感等投合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理念，属于非情节化的诗的结构、情绪的结构。如《文书》，作家通过先后重叠出现在冯炘嫂上吊的柴房、关排长的卧室、安某妻子身旁那只猫的“翠绿的眼睛”作为媒介，把十多年间发生在大陆和台湾、军旅和家庭等不同时间、空间的经历有机地连缀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框架，为人物的悲剧结局提供了心理依据。出现于不同时间、不同场合的猫的“翠绿的眼睛”，是作为罪恶的见证、历史的见证而设计的，这一构思是颇具匠心的。后期创作的小说《云》，基于主题和多种类型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其结构突破了传统小说的单一的线性形式，而代之以矛盾交织、波澜迭起、万象纷呈的开放式的多维结构。小说以张维杰在麦迪逊公司工作的经历，特别是为建立新工会所遭遇到的种种矛盾为基本线索，并以此为轴心，向两方面辐射开去，一方是跨国公司的总裁、经理等上层人员，另一方是工厂工人们在筹建“工人自己的工会”中团结斗争的事迹。这种结构方式，便于作家全方位地展开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劳资之间、工人与工贼之间、上层中所谓“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穿插张维杰和女工小文的日记，使这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得到真实的、活灵活现的反映。就整体布局而言，呈动态多变、立体交织的状态，但在展开过程中，又有多线分合、错落有序的特点。这种开放式的多维结构，便于作家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来表现主题，营造出了一个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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