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逻辑学论文,哲学论文,大会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般情况
第10届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于1995年8月19—25 日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举行。来自世界各国的1000余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邀请了报告人63人，收到论文600余篇。 中国代表11人参加了大会，其中3人来自美国。
中国代表此次积极参与了大会的各项活动。范岱年和王路是受到邀请的报告人，邱仁宗是大会总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和远东逻辑学和科学哲学特别专题学术讨论会委员会主席、科学伦理学分组委员会的委员，医学与哲学附属会议panel成员， 孙小礼为远东逻辑学和科学哲学特别专题学术讨论会委员会委员。范岱年、邱仁宗、孙小礼和王路均主持了分组会或专题学术讨论会的会议。
二、学术活动内容
开幕式上由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的E.Beltrametti作报告。他指出， 在描述物质时还原论是传统倾向。前几年达到了新里程碑，但夸克的封闭性质却令人困惑。新的成就和久未解决的问题表征着已知基本相互作用的统一理论。近年来积累了量子行为基本方面的实验结果；目前在其中研究量子现象的种种领域出乎意料地得到扩展。近几十年量子力学的数学基础得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大会有15个分组：证明论和范畴逻辑，模型论、集合论和形式系统，递归论和构造主义，逻辑学和计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史，科学技术伦理学，逻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物理科学，生物科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语言学，社会科学。此外还有5 次特殊专题学术讨论会：逻辑学与科学哲学的交面，语义学和符号学，远东的逻辑学和科学哲学，中东欧的逻辑学和科学哲学；6次附属会议：自然语言证明论， 模型论，医学与哲学，科学和音乐，量子测量、复杂系统和物理实在，科学基础等。学术活动非常紧张，日程始终排得满满的。
关于逻辑学 属于逻辑学的论文有241篇，反映以下几个特点：
1.数理逻辑研究依然在深入进行。集合论、递归论和模型论仍然是研究的重点领域。大会邀请的一些重点报告，比如V.Y.Sazonov 的“论约束集合论”、A.Cantini的“自指真的证明论问题”、P.Kolaitis 的“有限模型论的无限性逻辑”和“Y.Moschovakis 的“函数递归逻辑”等等反映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表明，数理逻辑的研究是完全数学化的，已经完全属于数学领域，但是它们的意义却不局限于此。特别值得一提的一个有意思的报告P.Martin—Lof 的“直觉主义类型论的塔尔斯基语义学”，他报告了他最新的研究成果，即用类型论的方法构造了一个塔尔斯基的语义形式系统，以此刻画塔尔斯基的语义学。他在报告的最后幽默地说：“我们会问：‘那么塔尔斯基的语义学是什么？’回答是：它是一个数学模型，而这个数学模型是一个数学的东西（which is piece of mathematics）。”这一说法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倾向和特征。
2.哲学逻辑的研究方兴未艾。在提交大会的论文中，这方面的论文最多。从报告和讨论的情况看，这方面研究所形成的分支最多，研究成果最多，参加报告和讨论的人也最多。反映出来的研究成果大致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各种模态、时态、内涵、相干、关系系统仍然在构造之中。通过构造逻辑系统，刻画相关逻辑算子的性质和特征，揭示相关逻辑的性质和意义，使研究不断深入。比如“直觉主义模态逻辑的一个说明”、“一种集合关系的模态逻辑”、“内涵逻辑的模型论”、“模态逻辑的反驳系统与无穷模型”等论文，表明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第二，结合弗雷格、塔尔斯基、克里普克等人的思想和系统或由此出发构造新的系统。比如，“从弗雷格的《算术的基本规律》导出的一个形式系统“、”逻辑后承：为塔尔斯基辩护“、“推广的克里普克的模态逻辑结构”、“重新考虑的辛迪卡命题”、“克里普克语义学中一种更一阶的结果”等论文表明了这方面的研究进展。这些大逻辑家的思想对当代产生了巨大影响。几十年来，在这些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取得了许多新的重大成果。但是他们的思想至今仍然引起人们的关注，仍给人们以启迪。特别是大会邀请的美国著名逻辑学家G.Boolos在作报告“弗雷格的定理和皮亚诺假设”时，听众几乎爆满。他从弗雷格产生了悖论的公理V出发，探讨了弗雷格的系统， 特别说明弗雷格体系的基础是对象，在此基础上是一阶概念，然后是二阶概念，三阶概念，等等。他明确地说，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但是他的研究是想说明，在弗雷格的研究中有哪些东西依然是重要而有意义的。第三，结合语义学、悖论等问题而形成的新的研究。比如，“非标准语义学的基础和逻辑知识分实质”、“构造性否定的语义学”、“如果说谎者是内涵的，那么他的悖论可以解决”、“语义学的几何根基”、“构成性语义学及其局限性”、“悖论的一种情景理论分析”等论文表明了这种情况。
3.逻辑学与其他学科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自数理逻辑产生以来，特别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逻辑学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成为一门像数学那样的具有工具性质的普遍的方法，因而为越来越多的学科所接受和使用。大会的论文反映了这种情况的一些方面，主要是逻辑学与计算机的结合，逻辑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以及逻辑学在科学哲学中的应用。在逻辑学与计算机的结合方面，人们十分关注可计算性问题和判定程序问题，在这方面，逻辑学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逻辑学与语言学的结合是近二、三十年的一个热点。这次大会还特别邀请了D.R.Dowty来报告。他介绍了他的一种叫做“包裹”（wrapping）的范畴语法。不过，大会表现出逻辑学家与语言学家的明显分歧。在许多逻辑学家看来，语言学家的研究并不是逻辑，因为它们很不自然。如果真要问那是什么，那么只能说那是一种形式构造。语言学的讨论受到冷落，参加的人不多，即使Dowty的报告也是如此。 在科学哲学中逻辑的应用已经极为普遍，这次大会对于逻辑在科学哲学中的应用特设了专题讨论，讨论的主题是“逻辑学与科学哲学的交面”，共有四个报告，第一个即是K.Kelly的“逻辑方法和逻辑方法论”。他认为， 科学中有形式的方法和经验的方法，有追求真的研究和追求证实的研究。逻辑是形式的方法，逻辑研究主要追求真。他明确地说，逻辑是一种形式，以这种形式可以评估抽象方法的可靠性。从讨论可以看出，现代逻辑方法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科学所采用。
关于科学哲学 关于科学哲学的论文（特邀和提交的都在内）约有402篇。这里只能介绍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当然难免挂一漏万。
1.方法论 共有论文73篇，内容比较分散。相对而言，讨论指称、实在和科学真理的论文较多。例如西班牙A.Ambrogi “科学研究中‘经验’一词的意义和指称的变迁”，英国K.Hawley的“确定科学术语指称的一种方法”。后者指出，为了理解先驱科学家的工作，发展新的科学方法，需要一种确立术语指称的手段。问题是，如今指称理论林立，该如何从中进行选择？有的讨论理论、指称和似真性的关系（芬兰的I.Ni-niluoto）、指称实在论与元不可通约性（德国的E.M.Oberheim），还有讨论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比利时的I.Douven和匈牙利的G.Forrai）。
关于科学真理、科学定律：智利的L.Flores在“理论、模型和真理”中，区分了自然科学中三种意义上的真理：描述性真理、推断性真理和操作性真理。它们综合起来形成整合真理（integral truth）。荷兰的F.Buenkes讨论了“人体对真理论的经验约束”。荷兰的T.Kuipers讨论了“朴素的和精致的真理近似的基础”。还有美国J.Leplin的“不可检验理论的认识论地位”、日本N.Yosida的“基本定律的地位”和英国J.M-callister“自然定律以何种方式描述世界”。
芬兰R.Hilpinen在他的“作为人工科学的哲学”论文中指出。他认为科学哲学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尝试分析“合理性”条件（可接受性、合理性）。科学哲学可视为H.Simon意义上的”人工科学“， 而不是”自然世界“的一门科学。美国加州大学M.Frisch在“科学理性概念的重新考察”中指出，具有规范理性属性的科学概念，遭到了有的科学哲学家（如费耶阿本德）和科学社会学家的攻击。他们认为科学理论的变革仅仅是与职业兴趣选取有关的社会协商的结果，而不是理性方法论的结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他重新考察科学理性的概念，认为科学的理性解释可以解释清楚科学的成功，而这是科学实践的社会学分析所不能解释的。他重新强调了科学理性的重要性。西班牙J.Mosterin的“理论作为科学信息的压缩”是从一种新的角度（信息压缩角度）来讨论科学理论的本质。文章从算法信息论讨论了信息压缩问题。他认为模拟方法、数学模型和抽象理论都是历史压缩的工具。俄罗斯的I.T.Frolov在“对人的复合研究的进展”中指出，各门科学已积累了不少关于人的知识，但很大程度上只是还原论方法的结果，而对生物学、遗传学、医学、社会学和哲学的研究，并没有整合成一种复合的，交叉的知识。
从会议的论文看，总的印象是对方法论的讨论结合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名人（如亚里士多德、开普勒、弗耶阿本德、劳丹等）的理论观点多，讨论传统问题（如因果性、还原论）的论文多。结合当代大科学家科研工作和人文科学前沿中提出的方法论中的新问题的文章少。普利高津虽然到会，但只是在物理哲学分组会上作了发言，并未引起广大与会者的注意，发言内容不详。
2.关于各门科学哲学
①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史 这一分组的论文有86篇左右，讨论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包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伽利略、牛顿、笛卡儿、莱布尼兹、高斯、里曼、贝采留斯、赫尔姆霍兹、赫兹、玻尔兹曼、爱因斯坦、弗雷格、布劳威尔、马赫、怀特海、维特根斯坦、皮尔斯、贝耶斯、石里克、卡纳尔普、纽拉特、波普尔、蒯因、库恩、弗耶阿本德、帕特纳姆等。
逻辑经验主义。伦敦经济学院的T.Uebel 指出最近对维也纳学派的工作表明，过去对它的描述过于简单。它不是一个坚如磐石的运动，而是包括不同的甚至不相容的对科学哲学的探讨。这些不同的哲学家都不是基础主义者。可以大致分出两大方向：以石里克为代表的右翼，认为哲学是通过显示符号系统与经验的联系而确定意义的活动；以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为代表的左翼，认为哲学是阐明抽象的逻辑语言框架，或将这些框架应用于实际的条件。作者指出这就是前者的理性重新主义与后者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区别。左翼代表一种建构主义，不是去揭示预先存在的意义或发现科学理性的真正性质。
蒯因问题。德国的U.Gahde 认为蒯因的不全决定论并不意味着面临理论与经验冲突时可以作出随意的选择。蒯因主张这种选择受两条实用规则指导：仅可能不去扰乱整个系统，目的是获得尽可能简单的知识系统。尤其是不要去修正两类陈述：蒯因称为感性边缘的陈述和表达我们知识一般的最基本的原则的陈述。作者认为蒯因这个主张方向正确，但意义模糊，因而提出结构主义的理论网（theory—net）概念。理论网包含基本的理论要素—基本定律和守恒原则和特化的理论要素—特殊定律、辅助假说、边界条件等。理论网可帮助我们对反常进行元理论分析：理论与经验的冲突在哪里，为消除反常可有哪些修正。水星轨道的摄动这一案例说明种种尝试是在经典物理学的框架内消除反常。伦敦经济学院的S.Bagce 认为蒯因的科学理论不能为数据完全决定问题对科学方法的生命力构成了威胁。因为如果两个理论在经验上等价，就不能依靠经验证据来选择其中之一。作者认为这个问题彭加勒给出了回答：他说选择何种几何学、不能靠经验，而是靠何种几何学最方便。作者认为科学理论中的物理部分和数学部分必须一致，数学应能表达尽可能多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理论的结构表达了理论的统一性。我们应该选择具有这样结构的理论，它具有最大的统一力，所有表面上分离的现象都能统一在这种结构内。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R.Creath指出，蒯因在反对分析句与综合句的两分时，也一并拒斥了诸如意义、同义、推出、必然性等概念，但后来他在Roots of Refrence 中承认“所有单身汉没有结婚”是分析句，在Pursuit of Truth中承认同义和推出，从而缩小了他与卡尔纳普的分歧，因此他的书应称为《休战的追求》。
库恩问题。美国的J.Losee指出， 库恩的科学革命是“整体代替”，这种变化不是逐步的，而是一下子的，包括模型、隐喻或类比的改变。库恩似乎提出了一个整体分类学的变化标准来判断革命是否再生，作者认为太广泛而不满意。现在在科学史中有两种鉴定革命的方法：一是提出若干判断革命状态的标准，二是依赖有资格的观察者的证言。作者认为这二者都不满意，主张解释科学无需区分革命的发展与非革命的发展。中国留美博士生王新力报告了他的关于不可通约性的博士论文，他认为不可通约性的许多不愉快推断是对它作了语义学解释的结果。他认为不可通约性不是意义、指称、翻译等问题，而是一个本体论问题，涉及相争理论陈述的真值地位问题。不可通约性是由于本体论歧异而导致的概念图式真值之间的差距。这样理解的不可通约性，它与实在论是完全一致的，二者之间有必然的概念联系，只有在科学理论的实在论解释下不可通约性才有意义，但概念图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为超验实在论提供有力证据。
伽利略事件。哈佛大学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的W.Segre 指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992年10月31日在平反伽利略的讲话中说日心说与圣经不矛盾，责备17世纪神学家的无能，而只字不提对伽利略被定罪。这增加了混乱，也没有为伽利略恢复名誉。作者建议教皇遵循波普尔的证伪学说，就不会发生这些麻烦。美国内华达大学的M.Finocchiaro认为，根据哲学的说明，伽利略被宗教裁判所定罪是由于他的哲学学说。迪昂、波普尔、弗耶阿本德均持此观点。他认为这是涉及一小部分人阴谋的一系列历史偶然事件引起的，事件的哲学意义或其他意义不是在于原因，而是在于结果。
爱因斯坦问题。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R.Gomez 指出爱因斯坦虽然不是一个马赫实证主义者，但他受马赫反形而上学和怀疑论、现象学的影响，后来他拒斥了马赫的立场，后来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发生了一次转折，采取了更强的实在论立场。1908年后，他认为理论的真假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才根据是否符合经验而定。但他不是迪昂的支持者，因为他从来不是工具主义者，总认为可以通过采取最简单的理论而选择最佳理论。爱因斯坦主张（1）在空间某一部分是实在存在的东西必然独立于在空间另一部分被认为是实在的东西（独立性）；（2）在空间一部分实在存在的东西决不取决于在其另一部分所作测量的类型（定域性）。没有这些原则，物理学就不可能谈论外部世界。作者的结论是：爱因斯坦是否是实在论者这一问题是有意义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但仍然要澄清的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实在论者？
时间问题。巴西圣保罗大学的N.daCosta等指出， 有三类时间：心理生理时间，数学时间和物理时间。他们对时间的哲学观点受怀特海、罗素和卡尔纳普启发，但完全不同于他们。他们指出要建构的不是时间哲学，而是时间基础。发展对时间的合理的哲学解释，必须首先发展时间基础。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台湾年轻学者傅大为主要根据E.Fox Keller的著作讨论了非男性科学问题。他认为建立非男性科学的主张是可以得到支持的，非男性科学与库恩的科学哲学是一致的。
②科学技术伦理学 这个分组的论文有23篇。主要问题有：
可持续性概念。澳大利亚的S.Beder指出， 大多数工程师的伦理准则要求将公共利益置于其他一切之上，但这违反市场哲学，后者要求公共利益通过个人追求自我利益来达到。市场哲学是通过经济价值和经济工具来实现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假定环境目标和经济目标是可以相容的。然而工程师每天遇到因经济要求与环境要求之间冲突引起的伦理难题。环境问题使工程师的自我利益、雇主利益、专业利益与公众利益发生了差异。挪威的L.Buhl Mortensen指出，可持续性概念已在政治家中间广泛使用，普遍同意资源应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资源意味着未来世代具有同样的可能享有和使用自然界。为了促进可持续地使用资源，开发战略应遵循预防原则：人们应采取避免对自然产生潜在损害影响的行动，即使没有科学证据证明行动与结果之间有因果联系，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①科学家在评价环境后果时应采取预防，即使危险趋势尚未得到证明，也应敲起警钟；②在科学中采取这种预防会使科学政治化和负荷价值，从而威胁科学客观性。作者认为采取第一种观点无论在科学上伦理学上都是有根据的。
环境伦理。Rolston（曾来华访问）在1988年论证说， 为了合乎价格伦理采取行动，公司必须假定他们的行动对环境是潜在有害的，在他们采取行动以前应努力证明相反。这种主张在环境伦理学中已成为决策的规范。美国东南米苏里大学的W.Mckinney认为这涉及认识论与伦理学的关系。为了确定行动对环境的影响是否有害，要求考察科学哲学确认理论与环境伦理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于科学技术不能预见行动对环境的所有可能后果。“预见问题”有认识论方面和伦理学方面。Jonas （1984）令人信服地论证，从预见问题产生出环境和技术中的“责任至上命令”。作者认为“在证明有罪以前是无辜的”要比Rolston 的“在证明无辜以前是有罪的”要好，因为环境伦理学与科学哲学一样都受归纳问题困扰。
科学理性在伦理学上是否中立？澳大利亚的J.Bigelow 等在他们以《科学是否迫害妇女》为题的论文中从16—17世纪搜索女巫的案例得出结论：好科学的实践可导致伦理学上令人憎恶的活动，因此认为科学理性在伦理学上是中立的标准看法应该修改。他们的结论支持了女性主义对科学的兴起及其在迫害女巫中的作用的怀疑。前任国际科学哲学学会会长、现任世界科协总书记J.Cohen 也认为像诸如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在伦理学上不是中立的。认为科学研究具有内在价值，如果像反实在论那样认为不可观察的实体在存在，就会与此发生矛盾。
科学工作者的伦理准则。乌克兰学院的V.S.Olkhovsky 提出科学工作者的道德责任有：①科学仅用来为人类福利服务；②支持科学的国际性；③尽可能维护科学工作的客观性，反对歪曲科学知识；④帮助提高科学讨论的文化水平；⑤在发生危机时尽其可能给予帮助；⑥反对：弄虚作假，限制科学研究的自由，利用科学研究成果来扩军备战，所有反科学观点（偏见、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等）。
③逻辑、数学和计算机科学 论文有40篇，涉及范围较广泛。但大致可以从中看出几个特点：使用数理逻辑方法构造理论系统；使用分析哲学方法从概念着手展开理论；结合数学基础研究成果对传统问题提出新见解。英国的M.Potter在他的《数学真理是以约定为真吗？》中对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哥德尔和帕特纳姆的观点作了评价。意大利的R.Ferror 在《关于无穷观的评注》中对康托尔和罗宾逊的无穷理论进行评价，借用非标准分析方法，沿着非标准正则有穷集的构造的思路引进另一种无穷。美国的G.Headley 分三部分讨论哥德尔柏拉图主义和弗雷格柏拉图主义的区别。第一部分集中对哥德尔关于数学直觉概念的分析，并讨论了一些认识论问题；第二部分讨论弗雷格数的构造理论以及他的客观主义；第三部分讨论弗雷格给出的如何获得数概念的方法的理理由，以及他不赞成数学直觉力的理由。波兰的J.Urbaniec通过以下几个问题讨论数学是什么：数学的范围和界限，作为普遍化的数学，数学和其他形式科学之间的关系，计算非实数的Smale模型。美国的D.Auerbach认为自然主义是认识论而非形而上学立场的最佳理论结构，并采取一种彻底实在论的自然主义立场来讨论数学知识与量的经验之间的类似。英国的P.Ernest认为拉卡托斯持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见解，这种见解的结果是要对数学哲学从根本上来一次理性重建。这种重建认为如下问题是合法的数学哲学问题：数学知识的性质、起源和合理性及其证明；数学定理、构造性的和结构的数学定理的发展和评价；数学对象的特性、来源及其与语言的关系；数学的应用，它在科学技术上以及其他领域的有效性、它与其他知识领域的关系；当前的和以往的数学实践和数学方法论；数学的学习在数学传播和数学家创造活动中的作用。作者还基于对拉卡托斯和维特斯坦立场的某种解释勾画了一种数学哲学的社会结构主义理论框架。
④物理科学 共有66篇论文。主要讨论经典物理学、量子物理学、化学、时间等中的哲学问题。
时间问题。法国的H.Barreau指出，L.Sklar,Friedman ， 和J. Earman 的工作表明在时空理论中坚持时间的关系理论（relationaltheory）是多么困难。但相对论物理学不是物理学的全部。量子力学也不完全全置身于它，尤其是因为缺乏引力的量子理论。但从宇宙学的观点来看，当然，宇宙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大爆炸初始条件的函数。宇宙时间是关系的，对它的讨论是形而上学的。从莱布尼兹—克拉克争论以来有关时间的绝对／关系理论的讨论都是如此。
量子力学问题。德国的H.Bohm谈到范弗拉森在他的一本书中说，这个幻想是那些问题（物理理论的本体论问题）能靠形式体系来讨论量子力学基础的哲学论文（包括范弗拉森的）不去问导致形式体系的历史演变。分析薛定谔和玻恩关于波动力学和统计解释的原文，就可知道纯形式体系不能回答的许多概念问题能够通过历史研究来澄清。自从贝尔定理以来，所有理论和实验研究都确认了玻尔的互补性。量子力学最有意义的问题不是哪种解释最合适，而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找到适合于我们物理思维的根本解释而没有互补性和悖论。回答在于思维本身的演化。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H.Price指出，贝尔定理假定， 隐变量独立于未来的测量条件。人们很少对“独立假定”提出疑问。贝尔本人考虑放松这一假定，以避免非定域性，但是担心结果会使自由意志没有容身之地。贝尔似乎未能区分两种放弃独立假定的战略。一种认为共同原因原理理所当然，因而认为隐变量与测量条件的任何相关要求两者均受它们共同过去中某种未知因素的影响。另一战略是拒斥共同原因原理，提示相关仅是由于它们共同未来中课题客体系统与测量装置之间已知的相互作用。贝尔和其他人只注意前一战略，而作者认为后一战略更佳。匈牙利的L.Szabo批评了法因认为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不相容的观点。法因批评格林鲍姆说，如果认为量子理论的规律是统计规律的范例，反自由意志论者就没有容身之处。作者认为EPR实验与决定论的世界是可以相容的， 因为EPR实验允许一种决定论的定域隐参量描述。
非平衡、混沌等问题。美国加州大学P.Tang等提出一个问题：热力学第二定律能否延伸到非平衡语境？他们经过对普利高津、非平衡热力学、Benard不稳态（引起自发和复杂自组织的一种现象）的考察，认为经典热力学第二定律不能扩展到非平衡系统，他们不同意有些混沌理论家或复杂系统理论家所主张的“新第二定律”，而是主张新第四定律，这将是热力学中的科学革命。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R.Bishop问道：“经典的混沌是非决定论的吗？”最近Kellert（1993 ）论证需要修改从经典力学抽象出的物理决定论概念。因为量子效应通过混沌一个基本特点：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而影响混沌的经典物理系统。设两个同一的经典力学模型处于几乎同一的初始状态，它们将以非常相同的方式演化。但如果两个模型是混沌的，它们将以绝然不同的方式演化。Kllert论证说，这种敏感性意味着，由于量子层次测不准的差异，影响了经典混沌系统的结局。作者指出如果Kellerr是对的， 那么这些系统的动力学用经典模型就不能充分把握。
超导问题。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T.Shomar在以前发表的文章中反对认为科学中建立模型只是为了理论的观点，以超导为例主张模型建立在现象学基础上。以超导为例，物理学中的理论是为了理解自然的本性。有些理论是基本理论，在超导中就是BCS理论。 理论的哪些方面使之成为“基本的”？根据什么标准接受某些理论是“基本的”？作者认为一个理论能从以前被接受的基本理论中推导出来，它就是基本的。新的发现和发展会对超导的基本理论的观念提出疑问。
⑤生物科学 共有22篇论文。一些重要的文章讨论了遗传、发育、环境的关系问题。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的R.Burian谈到遗传与发育观点的冲突及其在分子生物学中的解决。遗传学家和胚胎学家的分歧使他们互相猜疑，对实验结果和一般学说的评价歧导。近年来许多经典胚胎学转到发育生物学，遗传学和发育研究都在分子生物学的旗子下进行。在此过程中它们都改变了各自的性质。变化的结果之一是，这两门学科在工具、材料、方法、标准、信念和体制放弃了传统的刻板的抽象风格。但这种学科的重新整合并不是依靠对生物过程理解的理论统一。荷兰自由大学的Cor van der Weele讨论了发育生物学与环境原因的关系。 在个体发育中环境的影响是广泛的，从环境的性别决定到病理对发育的效应。然而，遗传规律使除基因外的所有原因都退居后面。发育生物学与发育遗传学成为同义词。变化的发生模型与变异（进化）模型的区别是妨碍认识环境影响的另一重要障碍。外部因素具有选择或进行的作用，而发育由内部因素引起。确实存在批评基因探讨法更全面。但它们具有各自的优缺点。对发育的不同探讨具有与道德相干的后果。如果发育完全依赖基因，那么发育好坏是个遗传问题、自然问题。如果对发育进行生态学的探讨，就会注意污染以及影响发育的其他环境问题。
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 共有45篇。这一分组涉及问题很多。一个重要问题是心理因果作用问题。美国布朗大学的J.Kim 解释心理因果作用，尤其是心理对物理的因果作用如何可以是心身问题争论的中心。如果心身伴随关系得以成立，那么心理因果作用（心—身和心—心）就成为身—身因果作用，心理的就降为副现象。也可以以反还原论为前提，即心理的东西不能还原为物理的东西。那么心身还原论是否提供一条出路？第二个难题是：心理现象或可在物理上还原，或不可还原？如不能还原回到第一个难题。如可以还原，那就必须使它“功能化”，根据原因/功能的术语来理解它。但心理特性，尤其是感觉现象的定性/现象性质本质上是内在的，不可以用原因/功能表征。因此它们不能在物理上被还原。心身问题上任何可接受的观点必须向我们指出这两个难题的出路。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A.Marras指出，D.Davidson承认“非严格”心理学规律可能在解释心理的东西的因果功效中起重要作用，因而在人类行为的因果说明中合理地诉诸心理概念。 E.Sosa 批评说， 这就与Davidson坚持因果性应要求普遍的严格定律发生矛盾。作者认为有良好的理由坚持两个事件不处于严格的（物理）定律中它们不可能是因果关系，这并不与心理的因果功效不一致，但非严格定律不伴随于严格的（基本的）物理定律，不足以为心理性质的功效提供根据。
瑞典伦德大学的P.Gardenforsw认为， 目前占支配地位的认知过程模型一直建立在信息和知识的符号表达上。然而人和动物的大多数现象建立在非符号表达上。非符号表达的主要例子是神经网络。然而，新的联想主义（associationist）认知模型缺乏高层次的表达理论。作者提出概念空间作为心理模型的合适框架。概念空间由往往来源于知觉机制的一些“质维（quality dimensions）”组成。概念空间可表达种种信息和描述认知过程。作者又提出概念形成的“几何学”模型。概念形成的模型可用作探讨词汇语义学的基础。概念空间可表达种种词汇信息，例如同一颜色词可用于不同语境中的不同颜色，如“红球”、“红头发”、“红葡萄酒”、“红皮肤”等。作者也讨论了概念空间中的概念与认知语义学的“意象图式”之间的关系。同一大学的I.Brinck批评了认为人、动物和计算机都是表达的，又是意向的，将二者同一起来的观点。他认为一个实体必须有以特殊方式处理其表达以满足意向性条件。为了成为意向的，一个实体不仅具有内部表达，而且①拥有其内容不依赖环境的表达；②记录内容；③将内容概念化；④对内容进行评价。一个实体成为意向的，首先必须有初步的自我概念，其次将表达外化的能力。
意大利热那亚大学的C.Penco 在讨论人工智能中的整体论的论文中根据维根斯坦和蒯因工作中提的两个前提来定义意义整体论：①意义是推论作用（inferential role）；②原则上没有分析一综合的区分。但可怕的推断是：如果意义依赖于整体语言、全部信念，那么谁也不能与他人共享相同的意义。作者批评了Fodor和Lepore 等人认为几乎所有人工智能都是整体论的思想。他指出知识表达的主流，有力证明不是一种整体论的态度，在人工智能中有强烈的试图寻找某种分析与综合的区分。
⑦社会科学 共有论文37篇。法国的D.Sperber 对文化的进化模型（①文化由特殊单元组成；②这些单元复制自己，有时发生变异；③在这些变异中选择的过程是文化进化的主要驱动力）提出了异议。他指出在研究文化进化中有关的单位是人口及其环境中的心理表达和公共生产，它们本质上不是文化的。心理表达和公共生产可引起多少类似的东西，但这是一个改造过程，复制是零改造的极限。而文化进化的主要驱动力是自动控制性的稳定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P.Pettit指出，功能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已不时髦了，部分是由于有人批评它以不那么有理的精选历史作为前提条件。但是这种批评自己预设了：功能主义的目的是说明某些模式或体制的出现或复制。如果目的是说明这些模式或体制的恢复活力。这种批评就站不住脚。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D.Hausman指出， 对经济理论的承诺很少受到经验检验影响。受波普尔影响的方法论家解释说，这是因为经济学家对理论评价持错误的观点，或他们不能面对证伪主义的要求。作者认为这些解释是错误的，数据对经济学家接受的理论影响至少有三个原因：①经济学家不正当地将他们的注意力限于市场数据；②市场数据用作支持和反对经济理论的证据很差；③经济学家对他们愿意考虑的其他理论施加了不正当的限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J.Agassi指出，事实与决策的二元论以及我们世界观的统一性之间的张力在康德的纯粹理性和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统一中得到了解决，但这些学说与今天关于语言、理性、科学以及甚至宗教的开放性的观点相冲突。所以，最佳的解决是，如果要成为理性形而上学，应包括彻底的可错论和人类的统一或同胞情谊。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J.Watkins指出， 社会生物学依赖于这样的假说：这种新的自愿选择的社会实践如证明成功，尔后可牢固地树立于遗传学中。这一被称为“Baldwin效应”受到杰出思想家，如W.McDougall,K.Popper,D.Dennett等的欢呼。作者提出两个问题：①如果“Baldwin效应”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它是否有益？②有何理由期望这种效应也在动物界起作用？作者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
英国伦敦大学的D.Papineau指出，许多进化心理学表明人类的内心素质是不那么理性的。但对认识论远为重要的是，进化心理学阐明了表达概念的出现。对能够思考真理的任何人，都会对哪些信念是知识、哪些信念以对真理可靠的方式达到进行思考。
大会还组织了一次医学与哲学的讨论会，主要讨论医学中的因果性。参加者中包括美国的两位著名哲学家斯坦福大学的P.Suppes（前任会长），匹兹堡大学的W.Salmon（新选会长），以及英、德、意等国哲学家和中国的邱仁宗。一致意见是医学中的因果性是非决定论的、非还原论的和统计性的。但发言表明他们实际上讨论的是两类因果性：一是引致疾病的原因是什么？二是引致症状和体征的原因是什么？
佛罗伦萨是旅游胜地，代表们不免抽空参观游览。但是在闭幕会议上大会场仍然爆满。闭幕式上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van Fraassen作报告。他指出，对现代科学革命性发展的反应是，哲学家和科学家都提出，科学仅描述世界的结构，而不是内容。所描述的结构是不变的，不管参考系、观察者、测量装置有了改变。将这种观点外推过远，内容和个体视角的消失留给我们的只是结构本身。经验论和科学实在论都面临困境，它们试图在物理理论所描述的以外去寻找科学的“基础”，但这没有成功。作者试图论证一种经验主义的，但不是基础主义的科学观。
三、大会工作会议
大会工作会议（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学会代表大会）在8月23日举行。由执行委员会建议波罗的海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协会、 巴西、格罗吉亚、伊朗和斯洛文尼亚加入作为新会员，英国的会员资格由D类改为C类（这意味着所交纳的会员费减少），建议撤消保加利亚、韩国和委内瑞拉的会员资格，因为他们4年没有交纳会费。
接着是会长J.Fenstad，秘书长E.Sober，司库A.Preller 报告工作。在1991—1995年期间学会赞助了14次国际学术会议、专题学术讨论会和暑期学院，其中包括1992年在中国召开的国际科学哲学学术会议：科学中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以及1994年在中国召开的纪念洪谦先生：国际维也纳学派与当代科学和哲学学术会议。1996年国际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联合会/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学会将支持三次会议：将在比利时举行的伊斯兰和西方的科学、哲学和宗教学术会议，将在中国举行的第6届亚洲逻辑学学术会议， 以及将在匈牙利举行的科学研究中的新趋势：自然化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学术会议。
大会决定从1997年起将会费单位从每年的125美元提高到150美元。
大会选举了新的执行委员会：
会长：Wesley Salmon（美国）
第一副会长：Petr Hajek（捷克）
第二副会长：Maria Dalla Chiara（意大利）
委员：John Crossley（澳大利亚），Peter Cardenfors （瑞典），Kazuyuki Nomoto（日本）， Carlos Di Prisco （委内瑞拉）， Michael Redhead（英国），邱仁宗（中国）
大会决定1999年大会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
四、感想和意见：
1. 我国的逻辑学和科学哲学，水平高于日本、韩国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但较之发达国家，仍相距甚远。原因是我们对最新进展的信息仍然不很灵通，尤其是参加国际交流太少。
2. 我国逻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英语水平急需提高。我国国内有些高水平研究成果，但限于英语水平，不能在国际场合进行交流。此次出席大会的代表，也由于英语听说不行，影响交流。
3. 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交流活动。此次是我国代表参与最为活跃的一次。应继续努力。大会原希望中国组织1999年的第11次大会，但国内未能积极响应。我们是否可考虑申请组织2003年第12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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