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生产力论文,理论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前提：生产力标准的重新确立
生产力标准原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早在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刻，为拯救民众于生死，邓小平就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著名论段，首开重新确立生产力标准的先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9月，邓小平又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①此外，在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辞中说：“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②在邓小平的论述和表达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在含义上常常是相通的，并且实现四个现代化中最根本的内容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可以认为，在此，邓小平就已基本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高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大旗，坚定不移地对各项工作进行了全面改革。十多年来，我们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遇到了许多不曾预料到的困难和阻力，始于农村改革展开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事实上，生产力标准在我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一步坚持和确立，又可以说是在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后，是南巡谈话促成了生产力标准在中国空前地深入党心民心。
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的理论特色主要有二个方面，首先是对生产力标准基本含义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在邓小平看来，生产力也是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就是生产力标准的基本含义。他的这一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78年2月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在这一讲话中批判了四人帮对我国国民经济的疯狂破坏，明确提出：生产力不发达，国家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就无法巩固和发展。③1979年7月，邓小平又告诫大家：“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④其后，他又反复多次地重申“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⑤“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⑥到了1987年4月，他更是作出了一个非凡的论述：“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⑦尽管在当时这句话曾使很多人震惊和不太理解，但在今天看来，它却是极其坦率鲜明地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要有生产力这条。
传统观念认为，社会形态是经济基础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之统一，只有生产关系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才是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诚然，如果从事物借以互相区别的质的规定性上看，社会形态的本质特性是最直接地体现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并且最主要是体现在生产关系上。因此，从这种意义上可以把社会形态看成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或看成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可如果从完整的要素和结构角度来看，社会形态则是一个包含着经济、政治以及思想文化的完整概念，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在马克思着重于揭示资本主义这一社会形态的本质时，他是较多地从质的规定意义上来阐明社会形态的，但绝不能由此就得出可以将生产力排斥在社会形态之外的结论。对于社会形态，只有既从生产关系方面又从生产力方面结合起来考察和理解，才能获得正确、全面的认识。由此看来，邓小平生产力也是衡量社会主义标准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最根本的重大问题上恢复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另一特色在于把衡量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具体化和客观化。不少同志认为，把生产力标准具体化客观化是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实现的，“三个是否有利于”便是证明。其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方面总是使自己的理论思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又常常力争让理论思维走在实践的前面。在“三个是否有利于”标准的阐述上也是如此。早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他已有这方面的阐述，1986年他又明确地提出过：“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⑧
对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的含义，流行着另一不同理解，即认为它是检验一切功过是非的标准。的确，在邓小平的谈话和论著中，在此种意义上来讲生产力标准是完全存在的。不过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看到了二种不同含义的存在，而在于弄清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若从生产力标准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来看，邓小平确实是先提出“功过是非标准”，而后提出“也是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的。在这里，前一种含义的标准是后一种含义的标准的先导和萌芽，后一种含义的标准是前一种含义标准的概括和提高。但若从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演进进程来看，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却是基本的、前提性的，而“功过是非标准”则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基于这一认识，本文特别注重的是前者。
二、依据生产力标准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从理论的逻辑发展上提出了对未来社会的初步设想。斯大林结合俄国实际将马恩的设想部分地变为了现实。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开创者，但他实际上提出了两种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社会主义观，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思想遗产。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邓小平开始了他的全新探索，继承了毛泽东的未竟事业。
依据生产力标准反思二十年来的失误和挫折，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正是基于对这一首要基本理论问题的反复深入思考，邓小平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其中，最为重要的精髓部分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或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同其它社会形态的根本不同之处，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有一个十分明确的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考虑到：第一，在此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多次说明过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第二，从方法论上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过程，其实是在坚持生产力标准的前提之下，把社会主义所应该实现的目标放在首位，用目标来界定本质，以本质来把握事物；从而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因此，有理由认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他的社会主义目标论或共同富裕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目标论包括了三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在目标的内涵上，是既有根本目标，又有具体目标，共同富裕的总目标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两个具体目标或任务的完成来实现的。应当说，这种目标设置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又反映了当今时代要求和我国建设及改革的新鲜经验。在目标的实现手段上，邓小平的本质论既规定了根本目标，又指明了实现它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在此，曾经作为具体目标出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二个方面，本身就又是实现总目标的具体手段。邓小平社会主义目标的内涵及其实现的手段都是双重的，都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统一。在目标实现的时间上，邓小平的本质论体现了共同富裕的最终实现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二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过程的历史任务。由于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⑨所以，社会主义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且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相应地要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⑩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同时，提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帮助更多的地区、更多的人更好地发展。另一方面，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二极分化又是进入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1)只有社会主义的充分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的充分发展，才会有共产主义本质的产生。“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是生产力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二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结果。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前进和发展的动力。毛泽东继承发展了这一原理，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但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和环节上，又存在着不完善的方面，必须进行调整和变革。可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对这些不完善之处并没有作出具体说明，后来历史的曲折发展，又使得他的这一思路陷于中断。邓小平找到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和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在我国现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发展生产力与僵化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教育体制的矛盾。他指出，过去生产力发展不快的原因，就在于受到了来自这些方面的束缚，在于没能及时地对这些方面进行改革，进行革命。为此，在1979年，邓小平就果断提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12)到了1992年初，邓小平又特别再作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既然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的必要性深植于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中，改革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建立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的经济体制，那符合这一要求的经济体制应当是什么样的呢？由于曾经是第一代中央集体领导的成员，邓小平对原有僵化体制的弊端有着特别深刻的了解，因此，他对这一问题的态度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坚定：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然而，少数人的远见卓识要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需要时间。为使市场经济能被大家接受，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邓小平作了大量的艰苦努力，他反复倡导，不断实践，耐心等待，多次重申。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促成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产生。
由于传统观念的长期根深蒂固的影响，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概念一直是作为表示社会基本制度属性的范畴加以使用的。尽管事实上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经济发展的实践都越来越同这种观念不相一致，但大多数人的认识并没有改变。邓小平使用市场经济这一范畴，则是明确地把它视为一种经济手段，1979年底他会见美国和加拿大朋友时说的那段话便是例证。到了1985年10月，当外国朋友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回答：问题要看用什么方法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过去我们搞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个好方法，但如果只有一个方法，就会束缚生产力。这里，他是更为明确地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方法和手段来使用。而在1992年初的南巡谈话中，邓小平则进一步又明确：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与市场的多少，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样，他就对市场经济是不是天然姓“资”以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些长期困扰我们、阻碍我们前进的根本问题，作了清楚准确、透彻精辟的回答。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过程
综上所述，没有生产力标准的重新确立便没有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和认识，而重新思考和认识社会主义，则必然要重新思考和认识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作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杰出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当然就是新的社会主义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形成大体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开始了新的探索。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些思想的提出，是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开始。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主要经验总结了十条。十条的提出，表明了我们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发展规律以及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到了十二大，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主义，”这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大地上诞生。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确定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的同时，就决定要对原来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可究竟如何进行，尚未形成具体方案。1979年初中央初步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思路。当然，在这之前，理论界已出现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提法；并且邓小平在1979年底也旗帜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对市场经济的态度，但这些并未被确认为改革的指导思想。1982年十二大报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决定》中我们党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这些论断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突破。但是，对上述突破人们却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计划经济是根本，商品经济是从属；有人则认为，商品经济是实质，有计划不过是限定。究竟应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又为何发展商品经济不可逾越？只有透彻分析并科学认识了我国的国情及所处的历史阶段，才能从根本上弄清。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所有这些形成了在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又一次重大飞跃。
1988年，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失控和混乱使十三大以后理论界出现的探讨难以深入。随后我国转入治理整顿时期，接着又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由此，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批评尖锐起来了，多数人曾经取得过共识的一些观点此时似乎又成了问题。造成这一反复的原因在于，十三大的“内在统一论”没有彻底解决好计划经济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问题。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作出了“计划与市场的多少不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二者都是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并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全新的概括，由此实现了新的飞跃。1992年10月，十四大从九个方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新的概括，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是第一次从理论上较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贡献。十四大正式确认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要在宏观调控下对我国的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已成为人们的共同认识，成为我国改革最根本的指导思想。
注释：
① 《邓选》 二卷 P123
② 《邓选》 二卷 P181
③ 《邓选》 二卷 P83
④ 《邓选》 二卷 P176
⑤ 《邓选》 三卷 P63
⑥ 《邓选》 三卷 P64
⑦ 《邓选》 三卷 P225
⑧ 《邓选》 第三卷 P157
⑨ 《邓选》 三卷 P10
⑩ 《邓选》 三卷 P111
(11) 《邓选》 三卷 P10
(12) 《邓选》 二卷 P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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