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过度竞争的原因及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竞争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过度竞争在我国形成的原因
1.国有企业经营者权利与责任不对等
国有企业的产权特征是作为最终所有者的全体人民缺乏行使所有者权能的信息和手段，而 经 营者尽管享有相当的控制权收益和事实上的利润索取权，但没有承担相应的经营风险。经营 者的这种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使其有可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制定低于边际成本 的价格，从而导致过度竞争的出现。
对于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言，其目标函数是：P(q)q—C(q)，而国有企业经营者的 目标函数是αp(q)—Βc(q)，其中α指的是经营者从企业每单位产量销售中获取的份额，β 是经营者为单位产量承担的成本。最大化αP(q)—βC(q)相当于最大化
，由 于国有企业经营者权利与责任的不对称，即
，因此，国有企业经营者存在低 估成本的倾向，这就导致经营者制定的价格可能低于边际成本。如图1所示，C[,1]是经营者心 目中的边际成本曲线，C[,0]是企业实际的边际成本曲线（为简单起见，假定规模报酬不变）， 
，则经营者制定的价格为曲线C[,1]和边际收益曲线mr的交点所决定的P，此 价格小于实际的边际成本C[,0]。尽管在价格P企业出现了亏损，但由于经营者得到PABP[,c]的最大 收益，企业仍然会“选择”亏损，并将生产量由q[,0]扩大至q[,1]。如果行业内其他企业也是国 有企业或不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则全行业卷入过度竞争就不可避免。更为严重的是，由于 经营者个人承担经营风险的能力有限（其个人财力有限），随着产量的扩大，他为每单位产量 承担的边际成本递减，即
。这样，随着产量的增大，
变小（经 营者心目中虚拟的边际成本曲线由C[,1]变为C[,2]），国有企业更有积极性进行“价格战”。而 且，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易制定低价格。由于大企业本身往往具有成本优势和较大的市场份额 ，这种幅度更大的低价政策就很容易使全行业陷入过度竞争。
不仅如此，国有企业的产权特征使得企业兼并的难度加大，从而使得消除过度竞争的途径 受阻。如图2所示，AC、MC分别是行业中代表性厂商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曲线，价格是OE 。如果通过兼并形成一家企业，则原有企业成为这家企业的工厂，这样，企业可将总需求AR 按比例分配给各工厂。这时，每个工厂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定价为OA>OE，并获 得ABCD的利润。但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经营者尽管享有相当的事实上的利润索取权，但这种 索取权是以拥有企业的控制权为前提的。一旦丧失了控制权，对于经营者个人，失去的不仅 仅是控制权收益，还包括事实上的利润索取收益（尽管从法律上来讲，国有企业的利润属于 全民）。这样，对企业有利的兼并，会受到被兼并方经营者的抵制，从而处于过度竞争中的 企业难以通过企业兼并实现产业重组和整合摆脱过度竞争的困境。
2.产品差异化程度低
产品差异化和价格竞争的关系可用Hotelling模型加以说明：假设消费者以密度1均匀分布 在长度为1的区间，互相竞争的2家企业分别位于区间两端，即企业1位于x=0，企业2位于x=1 ；企业产品同质且具有相同的不变边际成本c，以线性运输费用表示企业产品的差异（这 意味着单位距离运费t越高，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也越大）；每个消费者具有0或1个产品需求， 且市场完全被覆盖。对于位于s的消费者而言，如果
，则两个企业的产品对于 他是相同的。如此，两企业的需求分别是
，
；利润为
。则企业i的最大化一阶条件为：
，由此可得两企业的价格
； 利润
。可以看出，企业间产品差异化程度加大（即t增加）可以增加彼此的价格 和利润，缓解价格竞争的程度，反之则反是。极端的情况，如果产品无任何差异，企业就按 边际成本定价并得到零利润或负利润（考虑到固定成本）。因此，产品差异化是缓解企业间价 格竞争、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但由于我国研发体制、知识产权保护体制尚不完 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另外，财政包干和分税制的实行使得地方政府具有很高 的投资热情，在短期内形成了大量分散而雷同的生产能力。尽管这些生产能力在一定时期可 能获得了较高的盈利率，但随着消费热点的转移和买方市场的出现，大多数生产能力因缺乏 创新能力而不再能提供差异化的产品供给，再加上各种退出壁垒的存在，这些生产能力往往 还在利用，在低质、低价、低利的困境中徘徊，形成整个行业的过度竞争。
3.行政垄断的广泛存在
一个与过度竞争相关，但远未被认识到二者关系的事实是，我国许多行业存在着行政垄断 和对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的政策性壁垒。行政垄断行业往往集中于需求弹性小的行业，如铁路 、电信、教育、医疗、社保、房地产、水、电、煤气等。这些行业由于缺乏竞争，普遍存在 着严重的X—非效率现象，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质次价高。但由于这些产品或服务的需求弹性 小，为了实现这部分消费，消费者只能减少其他产品的购买和消费量。这样，非行政垄断性 行业只能面对相对份额较小的需求。同时，由于政策性进入壁垒的存在，其他企业并不能进 入高利润的行政垄断行业，因而在非行政垄断行业出现相对的投资过剩、供给过剩和劳动力 过剩。一方面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供给增加，相应地，这些行业出现过度竞争的可能性就大 大增加。根据《中国统计调查(1999)》的统计数据，1996～1998年，我国居民提高了服务方 面的消费，同时压缩了物质商品的消费。而在各项服务中，消费者花费最多的项目主要是医 疗、教育、住房、交通运输等垄断性行业提供的服务。然而，同期内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仅 由30.7%上升到32.8%，扣除价格因素，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事实上减少了，而工业的比例 增加了。从利润率来看，1997年农业利润率为5.5%，建筑业为6.5%，制造业12.4%，而商业为14.3%，交通运输和邮政电信业为29.5%，所有其他服务业为16.2%。（注：以上数据转引自《经济学消息报》2000年5月5日。）
4.企业行为的短期性
重复博弈中著名的“无名氏定理”(Folk theorem)
说的是企业间的多次博弈有可能实现合 作解。但这个“可能”依赖于重复博弈中，博弈双方具有较高的未来收益的贴现率。如果企 业具有较小的贴现因子，即企业行为短期化，则有利于双方的合作解无法实现。
假设某一行业具有n个相同的、没有生产能力约束的企业，以Π[m]表示所有企业合作得到的 最大的总利润，δ表示企业下一期收益对当期收益的贴现值(δ<1)。则如果企业间进行合作 ，每个企业得到
的收益；如果企业略微降低价格，就得到整个市场需求并获 得接近Π[m]的当期利润。但由于这种不合作行为会瓦解企业间的信任，导致企业在未来各期 陷入伯川德竞争并获得零利润。可见，企业进行合作的条件为
，即
。
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短期行为严重，即国有企业具有较小的贴现因子。另外，我国整个 经济体制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转轨过程中，未来的不确定性比较大，企业还没有对未 来 形成一个稳定的预期。缺乏稳定预期也就意味着贴现因子较小，竞争的企业不易达成合作解 。而且，我国多数产业的集中度低、企业数目多
，企业间合作要求的贴现因 子高。这样，一方面事实上的贴现因子小，另一方面合作所要求的贴现因子高，企业间陷入 价格战和过度竞争就不可避免了。不过，需要补充的是，尽管过度竞争往往和行业的低 集中度联系在一起，但也不总是这。以汽车行业为例，我国汽车行业生产的分散化、低集中 度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由于受到政府的保护，一直是高利润率的行业。我国汽车业存在的 问题不是过度竞争，而是长期在国家关税保护和地方保护主义下的竞争严重不足。另外，在 产业高速发展时期，市场需求迅速扩张，受价格信号的引导，投资扩张并可能引起产业集中 度的下降，但这些投资可能大都得到较高的盈利率而并不出现过度竞争，前些年我国家电行 业的发展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5.市场体系不完善，退出壁垒高
企业顺利从原有行业退出以及进入新的行业需要较为完善的产权、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 素市场。我国经济还处于转轨时期，要素市场和社会保障还很不发达，这加大了企业退出的 机会成本，因而继续在原有行业生存尽管利润率可能很低，尽管会出现过度竞争，但仍然是 一些企业的理性选择。
要素市场不发达造成退出壁垒高可以理解为企业资产的专用性水平高。这样，我们就可以 利用威廉姆森的启发性模型来解释这种选择。设k是资产专用性指数，m(k)是市场治理成本 ，f(k)是企业内部治理成本。由于市场在生产成本控制方面优于企业内部组织，而在由资产 专用性引起的交易应变能力上劣于企业内部组织，因而令△G=f(k)—m(k)，可得到图3中的 △G曲线。再令△C为稳定状态下企业生产某一物品（如零部件）的成本减去从市场购买的成本 。因为企业为自身需求生产的规模经济一般而言总是小于针对整个市场需求生产时的规模经 济，但随着资产专用性水平的提高，单个企业需求与市场需求的差距变小，从而规模不经济 的程度也变小，由此可得到图3中的△C曲线。显然，企业的目标是最小化△G+△C。所以， 当资产专用性小于k[*]时，市场治理占有优势，大于k[*]时，企业内部组织占有优势。
就我国而言，不发达的要素市场和高退出壁垒增强了资产的专用性，从而使一部分本应由 市场组织的生产在企业内进行。这一方面造成企业生产成本高，缺乏竞争力，另一方面造成 行业内过多企业的存在，引发过度竞争。这里补充一点，尽管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全国统一 、有效的市场体系的形成，而市场体系的不完善又是造成企业过度竞争的一个原因，但简单 地认为这中间的逻辑联系是因为“每一地的市场分割都形成一个本地扭曲价格，并使厂商过 度投资，使本地的生产产量增加，那么，累计起来，将使全国的产量迅速增长，出现产品过 剩……”（银温泉等，2001）是缺乏理论基础的。市场分割减少了一地互相竞争的企业数，按 照我们前面的分析和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这些企业更倾向于实行高价低产的策略，因而并 不能由此得出过度投资和产品过剩的结论。
6.交易费用高，分工水平低，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缺乏保障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完全分离的，也就是说，人们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完全 商业化的社会中。显然，这种假设是过于静态化了。现实的情况是，每个人都是消费者—— 生产者，在交易效率极低时，每个人都自给自足，也不存在有效需求和供给。只有当交易效 率提高，消费者——生产者从事范围较小的生产带来的专业化经济足以抵消交易费用时，才 会有分工及由分工引起的市场需求和供给。也就是说，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交易 效率越高，社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就越高，市场供给和需求越大。这种扩大的供求又会进一 步促进社会分工程度。这实际上说的就是杨格定理。在我国，交通、通讯等节省外生交易费 用的部门基本上都由政府或政府指定的企业所垄断，效率低下。与此同时，法制建设、政府 监管体制和方式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减少内生交易费用的诸多方面还很欠缺。高的交易 费用阻碍了社会分工，因而相应地增加了供给成本、减少了社会需求和企业利润，易于造成 过度竞争。
二、过度竞争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1.造成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并存，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
一是相对于社会最优企业数和产量，过度竞争行业集中了过多的社会资本，使这些行业中 的边际资本收益率低于全社会的平均值，导致过度投资。与此同时，其他行业的资本总量必 然产生高于社会平均值的资本收益，使得这些行业的投资总水平相对不足。二是对处于过度 竞争行业中的单个企业而言，投资于边际收益率低下的行业本身就是一种过度投资，但为提 高市场竞争力，往往又需要高额的追加投资，然而过度竞争降低了企业的资本积累，削弱了 融资能力，于是又产生投资的相对不足。过度竞争产生的上述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并存影响 了“价格负反馈机制”的正常运作，降低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
2.降低企业利润和发展后劲，从长远来看，减少了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总水平
企业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包括价格、产品特性、生产技术和能力、研发水平等等。按竞 争手段可替代的速度来看，价格竞争是短期内最容易操作的。因而过度竞争首先表现为价格 的过度竞争。但是，价格的过度竞争最直接地减少了企业利润，并进而影响其他竞争手段的 实现。另外，尽管过度竞争降低了产品价格，在短期内有利于消费者，但企业积累能力的下 降引起的产品创新能力、降低成本能力的下降，最终不利于消费者福利的改善。事实上，正 如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能不断提供高质量、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往往都是处于合理的市场结 构中的具有较高利润率的企业。过度竞争从长远看，减少了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不利于 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3.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实力和“谈判力”，不利于民族工业的自主发展
过度竞争造成许多企业“贫血”、“造血”功能低下。为继续生存和发展，一些地方政府 和企业积极致力于与外商合资。这种竞争劣势和积极谋求合资的态度大大降低了企业与外商 “合资博弈”的谈判能力。在近几年的外资并购过程中，一些企业不惜大量让渡股权，低价 甚至无偿出让原有品牌、营销网络、购货渠道等无形资产，使外资在很短的时间内控制了国 内市场。尽管这种进入对于产业组织结构优化、下游产业发展和提高消费者福利有正面意义 ，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会对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如 果一些重要产业为外资所控制，别的暂且不论，单就对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谈判力”的影 响这一点而言，就足以说明强调民族工业并非多此一举。
三、政策建议
1.打破行政性进入壁垒，促进行政垄断行业的竞争
打破行政性进入壁垒，促进行政垄断行业竞争的政策，其实行面临两个问题。一是由于这 些行业大都属于自然垄断行业，存在一个竞争低效的可能性；二是我国还处于体制转轨过程 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特点就是行政垄断，行业进入、产量、价格、人事安排等都由 政府来决定。因而，在现有的行政垄断行业中，政府主管部门的利益往往与其所属的垄断企 业利益深深地结合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存在一个新的公平竞争规则如何制定的问题。
上述第一个问题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鲍莫尔等人的研究证明，对自然垄断的定义须建 立在生产成本“一加一小于二”的效应(Subadditivity)之上，而无须要求平均成本递减。 这样，只有当行业进入没有障碍，同时在位企业不具有承受力（即在位企业无法制定出使进 入者亏损而自己盈利的一组价格）时，政府的进入和价格管制才是必要的。否则，根本无须 进入管制，相反，其他企业进入的可能性会对在位企业形成潜在的竞争压力，有利于企业绩 效的改善。当然，也会有人认为由于在位企业一般都已具备相当的技术实力和市场基础，因 而预计潜在进入者从产品差异化战略出发就有可能采取低价、低质策略来分割市场，这种进 入对一些事关国计民生、技术要求高的产业而言，社会效益小于单纯的经济效益，所以即便 在位企业有承受力，也应对进入进行管制。针对类似观点，Winand Emons(2000)详细分析了 在位者与进入者的质量、价格博弈，得出的结论说明进入者高质低价策略对增加收益的直接 效应要大于低质低价带来的间接效应。所以，上述考虑尽管必要，但并不构成妨碍自然垄断 产业放松管制的理由。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认为合理的竞争规则并不能由政府或其他机构先验地制定。竞争规 则 应由相关各方在讨价还价中形成，这样的规则也许是一个每一方都不尽满意，但又不得不接 受的纳什均衡结果。在此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对企业之间的纠纷进行公平裁决。公平裁决 的角色要求政府与相关企业不应具有任何利益关系。这又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司法制度的建设 ，逐渐由当前非规范的行政裁决向规范的司法裁决过渡。
2.继续进行有益的产权改革的探索，建立企业家选择和长期激励机制
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国有企业经营者权责不对称、企业家索取权缺乏保障等造成过度竞争 的原因实际上都与产权制度有关。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在进行着产权制度的创新 ，但产权制度的变革还远没有完全到位。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尚没有很好地统一 起来，法律上、制度上对企业法人财产的保护还不够。应加强法制建设，减少政府对经济的 直接干预。对国有中小企业，以民营化为主要改革方向。对于国有大中型企业，由于缺乏相 应的整块资产的购买力，可以考虑对企业内自身具有规模经济而与企业其他资产结合缺乏规 模效应的“操作”或部门与企业进行资产分解重组，把企业资产的重新配置和产权改革结合 起来，形成民营成分为主导的独立法人。这种分立性的资产重组，对于我国诸多“大而全” 的企业，不仅有利于产权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本身就是符合经济效率和发展潮流的。
3.循序渐进地改革金融体制，并为形成民营企业内源性融资渠道创造制度前提
如果说国有企业权责不对称为经营者提供了过度竞争激励的话，则银行对企业的软预算约 束使得这种过度竞争行为得以持续。因而，消除过度竞争还需解决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 题，改革国有金融体制。这实际上是一种釜底抽薪的办法。需要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国有 企 业的软预算约束与国有金融制度是联合内生的，他们之间的金融沟通主要依赖于国家信用 和政府权力。在渐进改革中，当国有企业的产出、就业份额比较高的时候，维持国有企业的 资金供给是必要的。于是就有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拨改贷”，债务融资成为国有企业的 融资主渠道。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融资需求持续增加，并使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对居民 储蓄获取上的潜在竞争加剧。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效率上的差距，为使国有企业的资金 需求得到保证，国家于是建立垄断性的国有金融体制。上述逻辑链条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影响和结论：①银行的集权化，从而导致Dcwartipont&Maskin意义上大量“慢项目”和软预 算约束的出现。②国有银行事实上以国家信用作为信用基础，因此，对单个银行而言，居民 储蓄相当于一种“免费资本”，居民储蓄越高，银行的“免费资本”越多，软预算约束的程 度越深。这已为近年来不断增长的银行坏账率和国有企业负债率的事实所证明。③放松民间 资本对金融业进入的管制，一方面会增加国有银行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会相对减少其所占 用的居民储蓄，提高银行的“分权”程度和预算硬度。两方面都有利于减少银行的不良债权 和企业过度竞争行为的延续性。④由于国有企业还占有相当的产出和就业份额，并且民营经 济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也有赖于国家信用的支持，因而国家纵向信用的退出和民营经济内 源性融资的发展应是一个渐进甚至存在反复的过程，不应一蹴而就。
4.实行产业调整援助政策，为企业从衰退行业顺利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某些产业部门的衰退是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必然现象，在产业退出壁垒较高的情况下，实 行 一定的产业调整援助政策是防止或缓解过度竞争的有效途径。我们认为，产业调整援助政策 也要坚持市场化导向。当前可以设立两种类型的产业调整援助基金。一种是由政府参股，民 间资金为主的专门从事产业调整援助的机构，可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政府出面提供担 保。等运作成熟从后，可撤消政府担保，依靠其信用等级筹集资金或推荐部分业绩好的基金 上市。这类基金应成为产业调整援助基金的主要部分。另一种以财政拨款为主，由政府对企 业的自主调整行为做出“奖励”，以降低其调整的机会成本。如对从衰退行业中退出、转产 的企业给予优先或优惠贷款，采用特别折旧率，也可以向企业购买旧设备，并对其购买技术 专利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对高技术产业对传统衰退产业中企业的收购、兼并和技术改造给 予类似支持等等。
5.改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标准，促使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组织结构优化激励 相容
在我国，不仅企业行为存在严重的短期性，地方政府行为也往往具有明显的短期化倾向。 由于当前社会资源的相当份额还掌握在政府手中或受政府行为的很大影响，而政府的行政职 能和经济管理职能没有分开，这就有可能使政府官员单纯为追求任期内政绩干预经济，导致 企业行为短期化。事实上，根据江小涓(1996)的一项调研结果，政府在干预经济的目标选择 上，影响决策的因素主要的不是市场数量信号和价格信号，甚至也不是学术界、专业界意见 ，政府控制愿望、部门和地方利益是权数更大的影响因素。显然，后几项都与官员的个人利 益息息相关。因而，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改善地方政府和官员政绩 的考核标准，促使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利益与经济的合宜发展相一致，使地方政府行为长期化 以减少企业行为短期化就成为必要。例如，当前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任 期内当地GDP的增长率、投资额等数量指标，这种考核标准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鼓励所在企业 进行降价促销或任命偏重产量而不是利润者担任企业经营者职务。因此，应设立一套科学、 规范、强调经济发展质量和社会职能的政府和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以减少由于政府行为引起 或加重的企业过度竞争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