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全球战略与朝鲜战争_朝鲜战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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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这既是“冷战”形成过程中的第一场热战,又是进入核时代后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的国际战争。它的爆发,引起美国对朝政策的急剧变化,在震惊和慌乱之余,连续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并且全面卷入战争。本文就朝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介入而又未敢扩大战争与其全球战略的关系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朝鲜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

二战结束后,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雅尔塔体制已大体上划分了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的范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标志着“冷战”的开始,双方在全球展开争夺,重点是欧洲。美国的全球战略是“欧洲第一”,马歇尔计划的出笼,北大西洋公约的组建,西德的重新武装等为具体表现。

在东亚,美苏围绕着雅尔塔体系的执行进行交涉和争夺。苏联控制着从大千群岛、朝鲜北部到中国东北和蒙古;美国独占日本列岛、菲律宾及其他太平洋岛屿,朝鲜南部与中国国民党控制地区。由于美苏双方的注意力在欧洲,所以战后初期的争夺并不激烈。美国在欧洲地区的义务增加,限制着“冷战”在东亚的实际推行。而在东亚诸问题中,对日和约尚未提上日程,朝鲜问题的交涉还限于谈判桌上,中国内战的前景还不明朗,苏联在东亚边缘地区的势力范围之外影响有限,对美国利益难以构成威胁。同时,不包括在雅尔塔体系之内的印支地区对双方还是一个所谓的“灰色地带”。在东亚美国对苏联遏制一时难以形成。于是美国视中国为可以抵抗来自太平洋威胁的第一道防线,其突出表现是在中国内战中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抢要点,先后占唐沽、天津、青岛、北平等地,1945年底驻华美军达113,000 人(注:A·C阿尼金《外交史》第5卷(上),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70页。)。1945—1946 年向蒋政权提供30亿美元以上的各种援助(注:《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062页。)。1948年当蒋政府节节败退时,美国当局看到:“(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真正的垮台已经开始,美国的‘中国蓝图’已成为泡影”(注:《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91页。)。 于是抛弃中国而选择日本作为其远东政策的基石。美国对日政策开始转变,“从战争初期的惩罚性步骤变为扶植日本成为西太平洋独立的力量中心的措施”(注:《遏制:从1945到1950美国政策与战略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0页。),使日本对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日本的复兴并牢固地站在西方阵营一边,为美国实现太平洋海岛防御圈的战略构想奠定了基础。1949年底美国政府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扩大,1950年1月10 日艾奇逊在参院外委会上,正式提出在亚洲建立新月型防御地带的设想,这条弧形的防御地带从日本沿着中国周围地区穿过东南亚到印度。(注:《划线:美国东亚遏制政策和起源》,世界知识出版社, 第182页。)1950年初艾奇逊在谈及这条防御线时强调其防御的一面,并把台湾和南朝鲜划出防御圈之外。

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3月美国提出把台湾纳入海岛防御圈的方案。对朝鲜的政策则一直举棋不定。对美国而言,南朝鲜既缺乏它所需要的资源,又不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它虽然与南朝鲜签订了军事条约,但多次在公开的政策讲话中表示不能把朝鲜包括在美国的防御圈内。这些表明美国“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时间和地点作战”(注: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美国制定的关于朝鲜一旦爆发战争的应急方案也是迅速撤离朝鲜半岛。但为什么朝鲜战争爆发仅几天,美国政府则完全放弃了以前精心策划的政策全面介入战争呢?

美国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表明它全球战略东移,而是更多地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为了显示其抵抗共产主义的“决心”和“力量”。杜鲁门多次强调,朝鲜的军事行动是“俄国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团结的计划的一部分”(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人员就得出结论:“北朝鲜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对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艾奇逊认为:“几乎可以肯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65页、第266页、第311页。)并明确表示:“这是一次公开的、赤裸裸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以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65页、第266页、第311页。)可见美国介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遏制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向盟国和中立国表明美国的承诺在危急的时刻是经得起考验的。

二、欧洲第一和朝鲜战争局部化

美国虽介入朝鲜战争,但其欧洲第一的全球战略并未改变。整个战争期间,杜鲁门、艾奇逊始终认为:克里姆林宫控制着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欧和远东的共产党政府不过是“傀儡”,苏联的目标是要统治世界,最大的危险仍在西欧。杜鲁门“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上将在国会中的一次委员会上作证时说的更为明确:“如果我们失去西欧……我们要保住自己也会日益困难;相反,即使失去了整个亚洲大陆,我们仍然生存,重振旗鼓,并可能把它夺回来。”

正是出于欧洲第一战略的考虑,过多地担心欧洲防务的安全,使美国对这时的世界形势产生错觉。一方面表现在对苏联的态度判断失误。朝鲜战争刚一爆发,美国从两极对峙的“冷战”观念和68号文件准备大战的战略出发,断定“进攻是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非武力不能加以制止”。并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的总战略中的第一突破口。杜鲁门的反映更加直接,“他担心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回合”(注:约瑟夫·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在他们看来,战争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信息。而美国的每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正如美国著名的外交家查尔斯·波伦评论说:“我相信,NSC/68 号文件关于苏联目标的错误判断,曾把艾奇逊等人在看待朝鲜战争的问题上引入歧途。”(注:马修·邦克·李奇微《朝鲜战争》(中译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页。)再方面表现在对中国的态度判断失误。自美出兵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到美国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中国政府以多种形式提出抗议和警告,美始终未加重视。在他们看来,中国既无必要也无力量阻止美国统一朝鲜,中国并不具备干预朝鲜战争的实力和条件。因此,当周总理两次会见印度大使巴尼克明确表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中国将派遣部队参加的警告时,麦克阿瑟冷笑一下,声称这一威胁纯属吓唬人,如果周恩来真有此意,就不会大肆宣扬了。(注:福雷波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第457页。)

如果说美对苏中态度判断失误与其全球战略有关的话,那么它未敢贸然扩大战争诸因素则无一不受美国全球战略的制约。

首先,美国欧洲第一的全球战略是朝鲜战争局部化的决定性因素。1951年6月杜鲁门宣称:“在这次战争中, 我始终不变的坚定信念证明,联合国不允许侵略者以不良行为得到的成果据为己有。但是,我认为美国的真正敌人是克里姆林宫,而且不会忘记,只要这个敌人在幕后操纵,就不可能浪费美国的力量。”(注:[日]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中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11页。)艾奇逊声称在朝鲜“我们正在同错误的对手交战,我们打的是第二梯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他们担心美国在亚洲陷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会严重削弱美驻西欧的军事力量,“不仅将欧洲暴露在苏联军队面前,还可能在欧洲大陆美国兵力最薄弱时候引来一场攻击。”(注:约翰·斯帕尼尔《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页。)据美情报估计,苏联准备发动世界大战的时间已从1954年提前到1952年;而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则指出:“苏联人或许并不希望现在有战争,但如果他们能把我们陷在亚洲,也未必不愿意现在就有战争。”(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如此时发生大战对美是极其不利的,欧洲的重整军备刚刚开始,难以抵御苏联进攻,美国的兵力难以在东西两线维持均衡的军事部署。要确保西欧就必须在亚洲实行战略退却,收缩朝鲜的兵力,阻止战争的升级和扩大。可见在1950年和1951年,华盛顿经常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在远东采取更加冒进的政策,会不会破坏那千辛万苦在西方搞起来的防务联盟。(注:福雷波特·C·波格:《马歇尔传1945—1959》,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第457页。)

其次,美国要实现其全球战略,必须有其盟国尤其是英国的合作,所以盟国尤其是英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美国的政策。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英国对美国出兵干涉十分欣赏,认为朝鲜战争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若成功必然鼓励其进一步行动,从而打击自由世界的威望和声誉。所以在联合军中,英国投入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威胁”联系起来,担心冲突一旦扩大,西方就有可能把战略重心偏向东方,而使西欧没有像样的防御力量。(注:Alan Bullok Ernest Berin.New York 1983 P.791.)1950年6月27 日英国外交部电告驻美大使,明确指出:“我国政策主要的基本的目标在于设法控制朝鲜的局势,以避免发生全球性战争。”(注:F0371/84080 June

27.1950 PublicRecord office(PRO)London.)当11月30日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将使用“包括我们拥有的一切武器”时,英国下院展开了1945年以来的外交政策“最严重、最焦急、最负责”的一次辩论……丘吉尔在下院呼吁“联合国应采取一切措施来避免同中国发生战争”(注:Foster·R·Dulles:American Policy Toward Communist China 1949—1969,N·Y 1972 P.107.)。艾德礼则匆匆飞往美国与杜鲁门进行会谈,艾德礼坚持西方在东方实行战略收缩,集中精力加强西欧防务……强调共产主义的重要阵线在西方,必须尽可能地加强西方的实力,而决不采取任何导致削弱西方的行动。”(注:FRUS 1950 Vol·7PP.1365—1366.)并直言不讳地告诉杜鲁门不要轰炸中国,要设法避免和中国进行大战,扩大战争对西方国家来说等于自杀。(注:F·威廉斯:《艾德礼首相战时和战后回忆录》伦敦1967 年版,第237页。)并声称,如果美国决定使用蒋介石军队扩大朝鲜战争的规模,英国将拒绝自己的部队与国民党部队在一起与共产党作战。英国的这种态度迫使美国不得不认真考虑扩大战争的后果。正如艾奇逊所说:“英国是目前美国盟友中仅有的强国,是美国‘唯一可以依赖的真正盟友’,没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北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美国的全球战略就难以实现。”(注:Rosemary Foot:"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Crisis",Diplomatic History,Winter 1986 P.53.)

最后,对战争扩大到中国所造成的后果的忧虑。杜鲁门认为中国出兵,并不是基于其本身的国内利益,而是迫于苏联的压力。“如果我们决定将战争扩大到中国,我们就必须防备敌人的报复。北平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在条约上都是同盟国。一旦我们进攻共产党中国,那么我们就必须预防俄国出面干涉。”(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即使苏联不公开参战,与中国交战也将大大影响美国在一场全球性战争中战胜苏联的能力。艾奇逊认为,把美国军队牵制在一个次要战场上,只会符合苏联的利益,它可以放手在欧洲干起来。布莱德雷更明确指出:“克里姆林宫感到高兴的莫过于我们扩大朝鲜战争,把红色中国也包括进去,这就需要增援部队,特别是我们的海军和空军,而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却不必投入一兵一卒……与红色中国打‘有限战争’,将会使我们投入过多的力量,增加我们的风险。”(注: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65页、第266页、第311页。)如果扩大战争,轰炸中国东北的基地,放蒋“出笼”,封锁中国海岸或使用原子弹,不仅会促使中国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使美重蹈日本的覆辙,而且这些行动本身存在诸多弊端。盟国尤其是英国在远东有巨大的贸易,反对海上封锁。中国领土广阔,城市分散,大规模的轰炸难以凑效,几乎找不到投掷原子弹的理想目标。至于“放蒋出笼”不仅在盟国之间造成分裂,而且蒋之部队士气低落,不堪一击。不仅不会改变朝鲜战场上的局势,而且还会导致朝鲜问题复杂化。所以在杜鲁门政府看来,战争扩大化既不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也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

三、临阵易将与和平谈判

如果说美国未敢扩大朝鲜战争是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那么临阵易将、和平谈判则是其全球战略的必然结果。

临阵易将乃兵家之大忌,如果不是十分必要,美国政府是不会这样做的。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了解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对朝鲜战争的分歧。

从上文我们可以看到,杜鲁门从美国全球战略的角度出发,竭力主张“朝鲜战争局部化”,但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主张与杜鲁门政府的全球战略势不两立。他指责政府“禁止轰炸鸭绿江桥的这个命令可算是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加于战争指挥官的一个最无法辩护和最不明智的决定”(注:《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第288页、第480页、第296—297页。)。1950年12月20日他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封锁中国海岸,废除“台湾中立化”政策,最大限度地在朝鲜利用国民党军队,支持蒋介石侵犯华南,将侵朝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注:《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第288页、第480页、第296—297页。)对此杜鲁门于1951年1月13日的回信中断然拒绝, 并强调:“我将经常考虑到来自苏联的重大威胁,考虑到必须迅速扩充我们的武装力量以应付这一巨大威胁。”(注:《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第288页、第480页、第296—297页。)强调当前美国的行动方针应该是团结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

1951年春夏之交,朝鲜战争在“三八”线一带处于僵持状态,双方都很难向对方推进。杜鲁门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朝鲜战争。3 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告麦克阿瑟,说国务院正在草拟一项由总统发表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声明,要他提出建设。麦克阿瑟则竭力破坏杜鲁门的和平努力,并于3月24 日发表了一个旨在阻止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公开声明,大肆吹嘘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强调制海权和制空权在现代化战争中的作用……再次鼓吹把军事行动扩大到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注:《麦克阿瑟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7页、第288页、第480页、第296—297页。)当这一声明传到华盛顿时,杜鲁门气愤地写道:“麦克阿瑟已使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再也不能容忍他这种不服从领导的行为了。”“除了解除这位国家高级战阵司令官的职权以外,我没有别的选择。”(注: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74年版,第544页、第476页、第544页、第123页、第455—457页、第527—529页。)

1951年4月5日麦克阿瑟写给众议员小约瑟夫·W ·马丁的信在众议院被读,信中批评联合国当前把重点放在欧洲而不是亚洲;攻击杜鲁门不利用国民党军队的政策“是不符合逻辑的和违背传统的”,再次要求在远东进行一场打败共产主义的全面战争。甚至断言:“我们必须赢得胜利。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注:巴顿·伯恩斯坦:《杜鲁门政府,一部文献史》, 纽约1966年版,第445页。)这使麦杜之间的矛盾已没有回旋余地。1951年4月11 日杜鲁门指示新闻秘书举行紧急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我深感遗憾地得出结论,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有关正式职守的问题上不能全心全意地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联合国的政策。……因此,我免去麦克阿瑟的各项指挥权,并已任命李奇微准将接替他的职务。”(注:《美国总统公文汇编:哈里·杜鲁门》1951,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65年版,第222—223页。)当天晚上,杜鲁门发表演说,着重阐述了为什么不允许朝鲜战争扩大成为一场全面战争的理由,并宣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可见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之争实为欧洲第一与亚洲第一之争。罢免麦克阿瑟保证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实行,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扫清一大障碍。此后,朝鲜战争向着有利于和谈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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