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文学：现象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记论文,现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尽管文学评论界并未对传记有过足够的关注与研究，但它却实实在在地进入了一个兴盛时期，众多的作家作品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巨大影响。加强对这一文学样式的调查分析、思考研究，已是一种迫切的需要。
领袖热：还能持续多久？
传记文学，无论是自传和传记，其描写对象都是对某个国家和地区甚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或文化、体育事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知名人物，默默无闻的无名之辈很少与之有缘。在这当中，政治家又是最主要的描写对象。近年我国的传记创作，以政治家，特别是中国现当代的政治家为传主的，占有极大比重。同其他题材相比，政治人物传记作品最多，影响最大，作为热点持续的时间最长。
从调查中我们发现，近年政坛人物传记题材广阔，主人公为数众多，作家对这类人物的涉猎，几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有的作品描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毅、贺龙、陶铸、罗瑞卿、乔冠华等风云人物风采，如权延赤的领袖系列、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等；有的揭示林彪、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叶群等另一类人物真相，如叶永烈的“四人帮”传记系列；而《民国高级将领列传》《蒋介石传》《张学良传》等作品则涉及了众多国民党阵营内的知名人士。可以说，凡是在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有过影响的政坛人物，都成了人们反复描写的对象。
按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传记文学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依据第一手资料写成的传记”。这类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往往有某种特殊关系，有的作者就是传主自身，有的是与传主关系密切的亲友。第二类是“依据研究编写的传记”，包括人物小传、资料性传记、评传、“标准”传记、阐述性传记、传记式小说，其作者是作家、记者、研究人员。近年的政治人物传记，两种类型都有，都出现了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传记文学的作者队伍颇具规模。
由于描写对象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资料收集困难等客观原因，政坛人物传记并非每一部都完整地记录了传主的生平，许多作品只描写传主在某个历史时期的经历。如陈敦德的《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只是描写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中美建交前后的那一段经历，而叶永烈的《毛泽东的秘书们》只是记录了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江青、高智、罗光禄在担任毛泽东秘书那段时间里的人生片断。同时，也不是每部传记都写成了长篇，不少是中篇，甚至短篇。但这些都并不影响它们的价值、魅力和读者对它的兴趣。
近些年，中国文坛出现了一股强劲的纪实热，而政坛人物传记是这股纪实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部门。传记具有浓郁的史料价值，是人们了解政治人物和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对于这类传记而言，读者的兴趣往往不是它的文学性，而是在它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近年的政治人物传记出现了一批很有思想性、艺术性的作品，它确实为我们洞察中国的政治生活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口。一些人士认为，这类作品引起广泛关注，表明了社会公众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关心和强烈的参政意识。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国政治生活透明度不高，缺乏全面的报道，领袖人物被神化，而反面人物则被脸谱化，人们对他们的真实面目并不了解，心里不无神秘感。也许是对过去神化领袖人物做法的反拔，一些作家提出应把领袖还原为人，采写了大量的反映领袖人物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作品，它使我们看到了领袖伟大又平凡的一面，很大程度地打破了人们的神秘感，满足了读者的窥视欲，对人们立体地了解政治人物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一些人士也指出，这种追求后来渐渐演变成了一股潮流。一些作品过份热衷于政治人物生活琐事的展览，而对重大历史真实采取无奈、回避的态度，作品失之琐碎浅显，存在着严重的媚俗化倾向。
政治人物传记因为触及政治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很强的敏感性，但恰恰如此才使它具有的丰厚的社会、政治、历史内涵，才构成它独特的品格与魅力。如果一窝蜂地挖掘政治家的生活琐事，有意回避传主政治生活的一面，回避他们作为政治家最重要的一面，走一条媚俗化、庸俗化之路，那么这类传记将会失去其特有的魅力。这样的作品，充其量只能是“政治家的日常生活”，而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物传记”。有的作品内容雷同重复，毫无新意。更有甚者，有的一味追求秘闻、内幕，专写无卿琐事，格调庸俗低下，甚至严重歪曲历史、丑化领袖人物形象。
政坛人物热，热了好些年。这股热潮还能持续多久？从最近一段时期政治 人物传记的出版销售情况看，那种一般化的描写政治家琐事的作品，读者已经流露出厌倦情绪，发行量锐减，有些甚至出版也很困难。
一些学者认为，政治家固然是人而不是神，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政治家，必然有其不平凡的一面。政治人物传记，不仅要写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平凡一面，还应挖掘出他们作为政治家的不平凡的另一面。只有这样，才能使政治人物传记走向深化。
商界巨子：新的传记热点
商界巨子也是名人，他们走进传记是必然的。在海外，描写商界风云人物的传记早已有之，有的也风靡一时，其影响力不亚于政治人物传记。不过，在我国，商界人物成为传记新兴的热点，却是近期的事。
每一种社会热点的形成和产生，都可折射出某种社会心理。企业家传记热，也是如此。
随着国家经济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经济对民众日常生活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越来越大。波及大江南北的经商热和下海潮，更是促使商界风云人物成为人们新的关注对象。由此应运而生地，商界巨子也就进入了传记文学的题材领域。对经济的热心以及对财富的梦想，使得许多人把阅读兴趣点转到了这上面，他们希望从这些作品中吸取一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近几年，一批描写商战的虚构小说引起了读者兴趣，与此同时，一些商界人物传记也受到了普遍欢迎。
但从目前情况看，写得比较好的，影响比较大的，基本上是外国企业家传和华侨企业家传。描写国内企业家的，在艺术质量和社会影响上，皆稍逊一筹。
早在1991年，中国经济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控制美国的十大财阀》传记丛书，传主包括华尔街大佬摩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汽车大王福特、钢铁大王卡内基、铁路大王斯坦福、军火大王杜帮、金融大王贾尼尼、飞机大王休斯、娱乐大王迪斯尼、旅店大王希尔顿。这套丛书是日本人撰写的，初版印数即达1万5千册，在市场上销势颇旺。另一部翻译作品《亚科卡传》更是在读者中引起了极大轰动。1992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推出了台湾著名作家高阳的《胡雪岩全传》。此书一套七册，作者以小说笔法生动地再现了清朝巨商胡雪岩依靠官场势力，层层投靠，精巧运动，经营丝茶、军火生意，飞黄腾达最后又戏剧性的走向破落的传奇经历，也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不少读者把它当作经商的教科书来读。
这些传记，其传主发财致富的足迹、经营管理的策略、为人处世的秘诀，使很多读者受到了鼓舞和启发，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梦想。
在近年的创作中，以一些描写华侨企业家的传记影响最大，如张永和的《胡文虎》、夏萍的《李嘉诚传》《曾宪梓传》。周励描写海外留学生奋斗史的自传式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也曾一度轰动文坛。
描写国内的企业家报告文学曾出了不少，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却不多见。纵使有一些，也缺少广泛的社会影响。企业家传记往往因为有企业家的经济支持，出版相对容易，今后的出版必定还会增多。但从总体上看，目前平平之作占据了绝大多数，佳作、精品少之又少。从市场销售情况看，大多数作品印数寥少，读者寥少。
这种状况的出现，是有其客观原因的。一方面，中国企业家在国内外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还不多。传主本身的知名度不大，传记的影响力自然也不可能大。同时，我国大企业绝大部分是国营企业，由于自主权的限制，企业所要承受的外界干扰很大，企业领导往往不能完全决定企业自身的命运。有的企业领导层更换频繁，企业的兴与衰、荣誉与责任很难归功或归罪于某个任期内的某个人物。有时候，企业家所面临的尴尬局面，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描述。这样，要突出描写某个企业领导，客观上存在难度。有的企业家有较高的知名度，却又出于种种忧虑，担心树大招风，不愿意过份突出自己，让别人为之树碑立传。这些因素，确实给传记文学创作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制约。
另一方面，一些作家撰写企业家传记，也往往停留在“广告宣传”的层次上。许多作品字里行间充满了溢美、吹捧之辞，有着浓郁的广告痕迹。这就使企业家传记从一开始便蒙上了一层阴影。
企业家传记能否热闹下去，取决于两大因素，一，传主是否有很高的知名度，二，作品是否有很高的思想深度和艺术质量。那种纯粹是“好人好事”式的、不着边际的吹捧、赞美的作品，并不能真正赢得读者。
关注世界风云变幻
在调查采访中，我们发现，在近年传记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是不能忽略的，即我国创作和翻译了大量海外风云人物传记。
改革开放使中外信息交流变得更为方便快捷，一些作家利用各自的信息资源优势，长期研究海外风云人物，并创作出版了一批传记，在我国传记大观园里增添了一个新的景观。
几年来，印尼归侨作家张永和撰写了一套“乡情呼唤乡亲”长篇传记系列，目前已完成《胡文虎》《李登辉传》《科拉松·阿基诺传》《李光耀传》，先后在大陆、香港、台湾等地出版，在海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
前新华社副社长解力夫根据20多年间收集的资料，接连创作了“二战三巨头”、“二战三元凶”、“从将军到总统”长篇传记系列，以章回体形式刻画了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戴高乐、铁托、艾森豪威尔等著名历史人物形象。这套传记在写法上切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连连再版，至今发行量已高达六七十万套，成了少见的传记畅销书。
在二次大战胜利五十周年前夕，国防大学、社科院、新华社、外交部等单位的一批专家学者，创作了一套“二战将帅”长篇传记丛书，描写了麦克阿瑟、巴顿、蒙哥马利、朱可夫、戈林、隆美尔、山本五十六等二战时期十六位著名军事将领。这套传记也受到了读者意想不到的欢迎，印数高达近十万。
在一些作家尝试撰写外国人物传记之时，更多的翻译作品也被介绍到了国内。近些年，可以说绝大多数世界知名政治家的传记，都曾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里根传》《布什传》《撒切尔夫人传》《梅杰传》《卡扎菲传》《拉·甘地传》《英·甘地传》《基辛格传》《阿萨德传》《约旦国王侯赛因传》《马尼拉春梦——马科斯传》。这些传记译作发行量大多在一二万册之间，有些甚至更多。尼古松的《领导人》初版就印了三万多册。
出版界人士认为，外国人物传记在中国深受欢迎，是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新成果。它说明中国读者所关注的对象，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作为地球村的一份子，中国人也在时刻关注着世界的风云变幻。
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外国人写出了出色的中国人物传记，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的《毛泽东》、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的《周恩来传》、英国专家约翰·加纳德的《毛泽东和他的继承者》。中国作家能否写出外国人物传记佳作来？
一些作家正在尝试。但这部分人为数极少。更多的人仍深受信息资源等客观条件的局限，无法涉足这个领域。然而不管怎样，为外国人物立传，这是一个充满诱惑和希望的黑土地，也许，在将来的日子里，这类传记作品还会增多。
传记呼唤精品
传记热点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心理的变化。
目前我国的传记，题材的选择存在着严重倾斜。也许是受读者和某些经济利益的牵制，许多作家、出版社争相“炒”政界、商界人物，而文化界、科技界的人物传记，作品甚少。文化界名人，写的人相对还稍多些，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冰心等，均有人为之作传，但作品的社会影响整体上并不大。科学家传记更是寥若晨星。近几年，科学出版社曾经编辑出版过一套六册的《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洋洋数百万言，但发行量很小。而比较叫得响的科学家传记，几乎没有。
应该说，科技文化人物传记受到冷落，并不是传记文学本身能够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文化受到冷落的必然结果。
从总体上看，近年出现的传记作品，数量很多，但佳作、精品甚少，传记文学大家也尚未发现。在这点上，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传记文学创作，受到不少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写政坛人物传记，就受到档案开放程度的限制，作家接触不到历史原始资料，只能通过当事人或者第三者回忆、口述，材料真实性就要大打折扣，作家也就很难准确把握笔下人物，作品所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含，就会受到影响。
由于传记文学所写的都是真人真事，而且很多当事人都还健在，行文中稍有失误而偏差，就会遭到非议，甚至闹到法庭，对簿公堂。纵观近年来的文坛官司，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于传记文学引起的。有的作品，写的是真人真事，材料来源也有凭有据，但一些当事人还是以名誉受损等理由，状告作家和出版社。尽管作家和出版社未必最后都会败诉，但毕竟要为官司浪费许多精力。
这样的社会现实，确实使很多作家视传记创作为险途，知难而退。有的作家为了避免沾惹是非，引火烧身，干脆不写传记。有的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走上了一条媚俗之路，回避矛盾，一味的吹吹捧捧，使作品变得平庸乏味。
另一方面，在传记创作中，确实也存在普遍的、令人忧心的浮躁心态，许多作家缺少精品意识，缺乏严谨的写作态度，道听途说获得一些资料，就随意加以想象、扩充，敷衍成篇，不负责任。
一些出版社界人士说：“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在写作《梵高传》之前，曾肩背旅行袋，追随梵高的足迹，访遍了英国、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地，住在梵高曾经居住和作画的每一处房屋，寻觅梵高安插画架、把大自然变成不朽艺术的确切地点。细心的考证，才使他最终写成这一世界名著，才使得作品以二三千万册的巨大销量畅销全球。当今的中国作家，有几个能象欧文·斯通那样精益求精地采记、考证？以前，我国实行稿费制，作品销量与作者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一些作家觉得投入太大，即使写出了一部畅销书，经济上也没有多少收益，不合算，于是追求产量而不求质量。现在，我们实行了版税制，作品销量与作家利益直接挂勾，这就在出版体制上，为精品的出现提供了保障。作家认真写作，经济上最终是不会吃亏的。”
传记呼唤精品。而精品的出现，传记的繁荣，不仅有赖于社会的理解、支持和法律的保护、依托，而要靠作家自身的艰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