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消费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薛军民 博士 靳 媚（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摘要：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能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是否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发展质量提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结合“五大发展理念”构建2002-2016年的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同时把产业结构升级分解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来探讨消费结构升级引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制。结果显示，无论是东部还是中西部地区消费结构的升级都有效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来促进发展质量的提高。基于此，在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释放潜在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各地区应该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牢固树立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
关键词： 居民消费结构 经济高质量发展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五大发展理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先导，关系着国家发展的深刻变革。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投资、出口、资源等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居民消费正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和引导力量，2018全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76.2%。“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2018年7月召开的中央深化体制改革委第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要顺应居民消费新趋势，从供需两端发力，积极培育重点消费领域细分市场，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引导形成合理消费预期，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消费需求的变化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对于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表1 数据说明与变量统计描述
引言及文献综述
在消费需求的研究中，消费升级更多的是在与消费结构升级同一意义上使用，其蕴含的逻辑是消费结构升级引致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又进一步带动消费结构升级，最终共同形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思路，是与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对于工业化前期和中期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整体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进程也由高速度工业化转变为高质量工业化阶段，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追求成为这一阶段消费的主要特征。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分析消费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文献，大多认可消费结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会推动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会增加人均收入，从而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结构升级。范红忠（2007）从消费结构引致技术变革的角度刻画了需求对供给的影响，进而提供了一个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解释。王怡等（2013）认为经济增长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基础，消费结构升级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孙皓等（2013）认为未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将迎来持续升级的黄金时期，通过消费来维持经济增长的政策是必要和有效的。在涉及本文研究的主题上，关于消费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文献给出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认为居民消费结构主要是通过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石奇等（2009）通过投入产出分析，得出消费升级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解释29.64%的产业结构变化。吴瑾（2017）通过2000-2015年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得出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诱导作用，从而有利于我国实现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查道中等（2011）、刘海云等（2011）运用VAR模型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以往的文献强调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在“追赶型”社会发展阶段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当经济增长主导趋势确立以后，经济增长的方式选择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一般来说经济发展必须依赖经济增长，由经济增长提供物质基础，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社会由“短缺型”向“优质不足型”转变，则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目前较多的是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对高质量发展的定性研究上，实证研究并不多见。Montfort Mlachila等（2014）建立了一个经济发展质量指数（QGI），从增长的基本面和社会维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师博、任保平（2018）在测度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时采用了Montfort Mlachila等人的研究方法，得出我国地区间经济增长质量保持着和经济增长数量相似的地理分布态势，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结论。但这种测度方法中对不同维度的直接相等权重的赋值带有一定随意性的缺陷。为了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更好体现中国发展的新时代，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选取本文中控制变量，选取文献中经常采用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产出作为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同时采用2002-2016年跨度15年的我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来分析城市、农村消费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表2 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表3 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基准回归结果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用于检验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
为了防止出现“伪回归”（spurious regression），有必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对于面板数据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相同根单位根LLC检验，如果在检验中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即Prob＜0.1），则该序列被认为是平稳的。从表2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可知，agdp在取对数一阶差分后平稳，uec、cec、tl、ts、ie、gre均通过平稳性检验，sha、inn在取对数后也通过平稳性检验。
实验室等实验条件是实验教学必备的硬件设施。有些警察高校存在对教学设施管理不规范甚至存在使用混乱、利用率严重下滑、仪器设备落后等问题。
为了了解数据的基本情况，对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以及一系列控制变量的数据进行变量统计描述，结果见表1所示。本文使用了31个省份2002-2016年的数据，这些数据来源于同期国家统计局以及各省统计年鉴（部分年份数据有缺漏）。
从表1中可以看出：就全国来看，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均值为0.42，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为0.36，说明我国整体上城市居民消费结构较农村居民来说更高，即消费结构在农村和城市存在显著差异；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恩格尔系数和中、西部城市恩格尔系数均值相差不大，但是东部地区农村恩格尔系数均值比中、西部地区低0.04。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上东部地区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均衡状态下 tl=0）；产业高级化指数上，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进出口总额上东部地区也是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经济外向型要好于中、西部地区；单位GDP能耗上东部地区要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表明东部地区经济可持续性及绿色性要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从R&D投入来看，东部地区投入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以上分析和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在各区域中存在显著差异，有必要就农村和城市消费结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分区域计量分析。
表4 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升级机制
（二）平稳性检验与基准回归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时间，人均GDP用于衡量劳动生产率即各省经济发展质量。uec（农村恩格尔系数）、cec（城市恩格尔系数）为核心解释变量，β1、β2度量了消费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X表示其他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以上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正面影响。那么消费结构升级是怎样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呢？考虑到消费结构可能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方面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本文分别讨论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两种不同传导机制。
（三）传导机制分析
在用stata进行分析时，为了数据更平稳，对部分数据进行取对数及差分处理，同时在选择模型时进行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拒绝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表3报告了基准的回归结果。在对人均GDP取对数差分后，即人均GDP的增长率，从经济学上依然可以作为经济发展质量的代理指标。从第1列结果来看，在控制了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消费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显著正相关，不论是城市消费结构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都明显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在进一步加入产业结构合理化即发展协调性、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控制变量后，模型的拟合效果进一步提高，得出上述同样的结论。在第3-4列中加入城市恩格尔系数和农村恩格尔系数的滞后一期，回归结果表明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促进效果依然存在，且在统计上显著。另外，模型其它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预期非常一致。
(3)防汛风险的管理措施。在防汛风险问题实际管理的过程中，应结合变电站运行维护工作特点，全面分析风险管理工作特点，创建合理化的工作模式，并结合风险问题进行严格的管控，保证满足当前的实际发展需求。在此期间需安排专业工作人员进行防汛管理，安排专业工作人员进行采购，保证设备功能的完善性，并创建科学化的工作体系。在防汛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全面开展机械设备的检查工作，保证开关符合要求，并预防故障问题，增强管理工作效果。在此期间，还需开展综合管理工作，创建科学化与合理化的工作模式。[5]
本文采用2002-2016年共计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分别采用了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来考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选择控制变量时，结合了“五大发展理念”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分别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方面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本文主要结论如下：从全国加总的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的逐渐下降，表明居民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消费结构升级可以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但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也就是说消费结构升级更多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而不是高级化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及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
消费结构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区域差异
我国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中、西部地区更好，这使得分区域进行居民消费结构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分析具有必要性。故进一步，本文以经济发展质量为考察对象，继续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考察我国东、中、西部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传导影响，并比较分地区的回归结果与全国层面的回归结果的差异。分地区的计量回归结果见表5所示。
首先设计跟踪微分器.由于后续非线性状态误差反馈控制律设计中需要系统摆角控制误差及其微分信号，同时也为了限制误差信号的变化率，柔化控制误差信号及其变化率，系统跟踪微分器设计为
表5 分区域的回归结果
从表5的1-2列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都具有促进作用。表5的3-4列表明，中、西部地区城市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都明显促进了经济发展。从控制变量看来东、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分享性、创新性、绿色性、协调性都能有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分享性的代理指标人均GDP/人均全国 GDP可以看出，伴随着分享性的提高，对经济发展质量具有较大的积极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中、西部地区要大于东部地区，这说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能很好地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对于释放潜在需求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创新性的代理指标R&D投入来看，东部地区R&D投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不是非常显著，且这种正向的影响较中西部地区较弱。这与王维国等（2009）研究成果相一致，东部R&D的高投入并未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较大的影响，这应该是在产出效率和转化效率上存在一定问题，而中、西部地区整体R&D投入虽然相较东部地区低，但是由于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的加快建设，投入产出效率相对高，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也更显著。绿色性的代理指标单位GDP能耗，随着近些年对生态建设的重视，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性成为衡量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从回归结果来看东部地区发展绿色性对发展质量的积极影响较中、西部更显著，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相对高，发展过程中减少能耗较中、西部更容易实现。就外向型的代理指标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进出口总额来看，由于东部地区地理位置的相对优越，进出口相对便捷，外向型对经济发展质量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代理指标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程度也是衡量发展协调性的重要指标，从结果来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协调性都对经济发展质量有积极影响。
结合已有文献研究，以及新的“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重要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第一，产业合理化程度。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提出的方法，用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程度（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同时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耦合程度也可以衡量地区发展的协调性，该指数考虑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并避免了绝对值计算，同时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含义，能够很好的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发展协调性。第二，产业高级化程度。为了更好地反映“经济服务化”的趋势，本文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值用来衡量产业高级化程度，根据理论和实践证明当前和未来的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只有符合当前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才能充分发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三，发展共享性。本文采用各省人均GDP和全国人均GDP的比值来衡量发展的共享性。程恩富（2016）认为共享发展对于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具有重要的意义。第四，单位GDP能耗用来衡量发展的绿色性。陈诗一、陈登科（2018）认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加重了环境污染，又通过城市化进程与人力资本等渠道进一步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而单位GDP能耗越高对空气的污染就越大，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单位GDP能耗应该呈现降低的趋势。第五，发展的创新性。R&D投入用来衡量发展的创新性，王维国、谢兰云（2009）研究表明区域R&D投入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等投入及高投入地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比较明显，而低投入地区几乎没有贡献。第六，发展的外向性。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进出口总额用于衡量发展的外向性，大量研究发现经济增长的外向性有助于通过“干中学”、引进技术、竞争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增进生产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师博等，2018）。
结论及建议
根据表4第1列结果可看出，产业结构合理化明显促进了经济发展质量，但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也和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总体上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根据产业高级化度量的服务化倾向，产业结构高级化总是伴随着第三产业的比重增加，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要低于第二产业，故产业结构高级化往往并不能很好地推动经济发展。较多文献研究也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是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孙广生，2006）。考虑到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发展可能存在滞后效应，表4第2列加入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一阶滞后项，结果同样证实了上述结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一直是产业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消费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居民消费需求结构才是主导产业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通过表4第3-6列的分析可以得到，消费结构升级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但消费结构升级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并不明显，故从全国层面来看消费结构升级更多是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针对以上结论，为实现城市和农村消费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在深刻理解“五大发展理念”的内涵同时也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牢固树立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不能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其次，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居民更高层次多元化的需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也包含了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的量和质两个方面的转变与高质量产品和高端产业的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对于加快淘汰过剩的中低端产品，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作用。最后，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释放潜在消费需求。中等收入群体是社会中较稳定的阶层，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不仅有利于提升劳动者自身素质和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对于缩小贫富差距和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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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121
文献标识码： A
作者简介：
薛军民（1968-）男，陕西西安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靳媚（1994-）女，河南郑州人，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
（2）以COD、氨氮为主要指标，使用水体10年最枯流量、流速等因子，在研究确定水功能区水环境容量即水体纳污能力的基础上，以水功能区为单元，确定水质目标和污染物入河总量控制红线。根据各指标和因子的变动情况，做好动态监控与预测，进行科学管控。
1.2 方法 本研究中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影像学结果以及实验室结果等必需资料均保存完整，对所有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美国通用设备有限公司（GE 公司）的 Discovery CT590 RT，16排大孔径螺旋CT机；采用意大利GALLINI生产的一次性半自动活检装置（同轴定位穿刺针），规格型号：NS18/16 18G×16cm进行经皮肺穿刺活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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