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论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介新宇[1]2004年在《论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文中指出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叁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治理国家的重大举措。 党的执政历史表明,实行法治是执政兴国的正确选择。十一届叁中全会之前,党的执政方式基本上是沿着人治的轨道运行,人治的大行其道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有着严重的消极影响,成为执政过程中出现曲折和失误的根源之一。人治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摒弃人治,实行法治是明智的抉择。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成为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历史转折点,十一届叁中全会以后,我党的执政方式逐步纳入了法治的轨道。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进程对党的执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成为党成功执政的关键所在。其意义主要有:朝向法治的努力维护了党的执政路线方针的权威性和稳定性;朝向法治的努力推动了党的执政方式的改进,提高了党的执政水平。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经济体制和法律制度各自的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它们相互结合的过程;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必然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缺点和缺陷必须用法治来弥补。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过程,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必然经历一个从建立到逐步完善到高度发达的过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政治文明与法治有着不解之缘,法治对政治文明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法治是政治文明的产物;法治是政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和显着标志;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基石;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根本保障。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呼唤法治,法治是约束政治权力的最佳手段;法治对实现有序的权力竞争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实行法治;要消除腐败,实现政治清廉,就必须实行法治。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之所在。党的执政历史表明,只有实行依法治国,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只有将国家的政治生活和各级党政机关的活动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能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运转,实现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才能促进社会政治稳定,做到这点离不开法治。实现社会生活有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离不开依法治国。

金涛[2]2005年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依法执政,标志着党在执政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依法执政的执政党,并将之作为党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在当代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和科学有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历史进入21世纪,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然面临新的重大机遇、挑战和考验,而党的前途、命运,在根本上决定于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方式。因而,党的执政方式问题不仅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并直接与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相关联。因此,在新世纪到来之际,研究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方式之规律,以使我们党更加兴旺发达,更好地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成为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抓紧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理论、政治学、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观点,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史论结合的方法,在吸收借鉴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理论、政治学和法学等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基本含义及其历史必然性,分析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实行依法执政的具体途径。 本文共分叁部分:一、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理论分析;二、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历史必然性;叁、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实现途径。

肖光荣[3]2001年在《论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文中指出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在进入新世纪的重要时刻,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以德治国”的问题,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鉴于此,如何正确领会依法治国的依据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贯彻以德治国,对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正确、有效地实施依法治国的方略意义十分重大。本文试图在这个方面作些探讨。 本文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依法治国的依据。依法治国的方略的提出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历史必然性和深厚的现实基础。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法制理论,邓小平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论述是其重要理论来源;其历史依据是社会主义时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教训;其现实依据是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其中包括以德治国。 第二部分: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二者统一于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民主和党的治国方略;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由党的先进性、国家的政权性质和党的执政地位、法治要求以及维护法律权威所决定的;依法治国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有其历史原因、现实原因和内在原因;依法治国有利于改善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在:依法治国有利于党切实有效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它要求党的领导法治化,它要求废除以党代政、以党代法。 第叁部分:改善党的领导,推动依法治国进程。正确理解党的领导的科学含义,实现党的领导不应该依赖于行政权力,而是靠全党同志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包括政策和法律的关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领导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关系、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党的领导法治化,包括党和政府的关系法制化,党和人大的关系法制化;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宋林霖[4]2007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现代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巨大嬗变,它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方面,政治现代化作为社会整体现代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社会整体现代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有鲜明的政治现代化导向,并一直在为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而进行着理论探索和实践活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在努力推进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在勾勒着政治现代化的蓝图。而作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只有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才能适应政治现代化的要求,并推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本篇论文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指导下,综合运用政治学、党史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核心问题从政治现代化与执政党能力建设、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层次与要素分析、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内容、国外执政党能力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执政党能力建设的制度创新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以期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实践提供积极的理论回应和现实指导。

刘起军[5]2006年在《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执政,即执掌国家政权。执政安全是指政党执政不存在危险或受到内外执政风险影响下能保持执政地位。执政党执政安全问题,是关系执政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江泽民作为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核心,在领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维护党的执政安全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大背景下,进一步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积极攻克影响执政安全的障碍和难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本文首先阐述了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相关的一些基本概念,当前研究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的现状以及它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和本文的基本框架。其次,分析了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的形成:一是从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执政党建设思想、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执政安全思想出发,揭示了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的理论渊源;二是从把握国外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正反经验总结出发,揭示了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叁是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更为复杂、执政任务更为艰巨、自身的变化更为深刻等方面,分析了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产生的现实条件;四是阐述了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形成的叁个阶段及其形成过程的特点。再次,归纳总结了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一是江泽民对维护执政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阐述;二是科学论述了执政安全的根本要求;叁是全面分析了影响执政安全的各种因素;四是明确提出了确保执政安全的战略举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夯实执政基础,优化执政环境,提高执政能力,攻克反腐这一执政难题,造就一支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和现代化正规化军队,为执政提供有力保证。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并论述了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的主要特色。即它的时代性、系统性、创新性、实践性。最后,本文还阐述了江泽民执政安全

葛海彦[6]2005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文中指出党是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为党在执政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指明了方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求党必须不断改进执政方式。只有不断改进执政方式,才能切实提高党的执政效率,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改进党的执政方式,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求党必须在执政实践中始终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实行依法执政,是把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结合的最佳形式,是党实现科学执政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执政规律。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建设基本理论,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与现实,分现代政党执政方式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历史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现状分析、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法制化四章,对党的执政方式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章着重探讨现代政党执政的基本原理,从理论上分析、明确现代政党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和现代政党执政的主要模式。现代政党存在和发展的目的,就是试图掌握、领导和影响国家权力,并力图借助和运用国家权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政治目标。政党执政就是政党通过一定途径获取国家权力后,以执政党的身份掌握并运用国家权力,实施其领导国家、治理社会、整合利益、造福民众的活动总和。执政方式是执政党执政活动的形式体现。本章分析总结了执政方式的基本要素,指出执政方式实质是执政阶级、阶层和集团借助国家权力实现其利益的形式体现。论文认为,执政方式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公民授权原则、权力控制原则、权力运用原则、权力制约原则和法制规范原则。本章最后概括了现代西方国家政党执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模式的主要特点及其经验教训。第二章着重考察党的执政方式历史,从中分析总结党的执政方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论文分建国前、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叁个阶段考察了党的执政方式历史,指出党的执政方式总是和党的中心任务联系在一起。论文着力阐明,革命时期党在局部地区执政所形成的执政方式,主要是为完成党在革命时期的任务服务的,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建国后,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党的中心任务发生了根本转变,党的执政方式也应发生相应改变。但长期以来党仍主要沿用革命时期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从而给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论文对改革开放后党的执政方式的创新与发展进行了五个方面概括,总结了新时期改进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基本经验。

张雷[7]2005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治文明建设是新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政治文明建设是一个涉及范围广,内涵丰富,并具有明显的历史时代特征和民族国域特征的系统工程。本文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立足中国实际,吸收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总结,对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多方位的思考,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政治文明进行理论探索。 本文对政治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并非为了给中国政治文明建设制定具体的定量指标,而是为了通过对政治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来对中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定性的研究。本文以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来构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并通过对这叁部分内容的具体分析来对中国政治文明进行理论探索,最后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在联系来体现出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系统性。 本文除引言和结束语外由五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的概念问题,主要说明政治文明和指标体系的具体概念;第二部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前提,论证共产党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领导作用;第叁部分,民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从中国民主建设的角度来审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第四部分,依法治国是政治文明建设的保障,分析依法治国对政治文明建设的意义;第五部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性,对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具体分析。

沈剑红[8]2016年在《江泽民法治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江泽民的法治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性发展。江泽民的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在我国如何运用法治方略来治理国家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并逐步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贯彻和运用新的思想和观点。深入研究江泽民的法治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全文由四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选题的目的和意义,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江泽民法治思想研究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点;第二部分阐述了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形成过程。从江泽民法治思想的形成背景出发,阐明了江泽民法治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和紧迫性。从西方有益的法治思想、中国传统优秀法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叁个方面出发,阐明了江泽民法治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以时间发展为线索,阐明了江泽民法治思想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叁个历史阶段;第叁部分主要阐述江泽民法治思想的内容。江泽民的法治思想是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本文主要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依法执政等叁个方面归纳和总结出江泽民法治思想的内容;第四部分主要阐述了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理论意义主要从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两个方面得到体现。江泽民法治思想的现实价值主要从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不断进步,促进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断实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等四个方面得到体现。

曾志云[9]2011年在《我国党政领导体制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构建》文中提出对我国党政领导体制进行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并对今后一段时期党的建设问题做出了重要的部署。四中全会指出,如何应对党所面临的先进性考验和执政能力的考验,是党不断发展和前进的两大基本课题。解决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问题,关键是如何按照党的十七大所强调的“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的要求,构建良好的组织体制,这种组织体制既包含了党组织自身的体制,也包含了党与其他政权组织以及社会组织的体制。重视对党政领导体制的研究,不仅是因为党政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效果本身是执政党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而且科学合理、充满活力的党政领导体制也是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内在动力和组织保证。因此,改革和完善党政领导体制,就成为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时代命题。对其进行的深入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改革和完善党政领导体制,关键要理清党政领导体制弊端之所在以及形成的原因。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找准体制问题的脉搏,首先要建立在对这一体制进行深入历史分析的基础上,以梳理出我国党政领导体制的历史渊源,这样,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政领导体制建设的思想,总结苏联在党政领导体制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结合时代发展和中国的实际国情,从确立“党的领导、政府的管理”、党政领导体制法治化、完善和发扬中国特色的民主模式、建设和谐的党政领导班子等方面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高效、和谐的党政领导体制。

周义顺[10]2009年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现代化研究》文中认为本论文主要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为视角,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实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所谓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即是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控制国家政权的途径、手段、方式、方法以及体制和机制等不断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的历史过程,是党自身与国家政权机关、各党派以及其他各社会组织等之间的关系不断调整和规范的历史过程。执政方式现代化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执政方式现代化能否实现,不但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提高,而且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安全的维护,关系着党的兴衰乃至生死存亡,进而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稳定局面的形成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实现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本论文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比较分析以及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与现实,通过对执政方式现代化相关概念进行阐释,对执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进行解析,对执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和历史必然性进行说明和论证,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各自的内涵、前提、基础以及实现途径等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读,对执政方式现代化有待研究的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初步勾勒了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本论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大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对执政方式现代化的相关概念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同时对近年来学术界在执政方式现代化问题上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对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基本框架给予了介绍和说明。正文部分共分四章。第一章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共产党叁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的执政方式及其现代化问题的论述以及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执政方式现代化问题的研究成果予以分析,论述了执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同时通过对中国共产党自执掌根据地政权时起直至今天的执政过程进行分析,论述了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础。第二章主要从有利于加强党的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执政方式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同时通过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进行分析,深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历史必然性。第叁章是本论文的主体部分。这一章主要通过对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各自的内涵、前提、基础以及实现途径等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从整体上初步勾勒了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第四章主要对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可能遇到且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以期望对中国共产党更好更快地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提供一些启示。结语部分主要对执政方式现代化应遵循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做一简单的归总,同时对其前景寄予了无限的憧憬和期望。

参考文献:

[1]. 论党的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产生的历史必然性[D]. 介新宇. 河南大学. 2004

[2].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研究[D]. 金涛. 扬州大学. 2005

[3]. 论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D]. 肖光荣. 湖南师范大学. 2001

[4].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研究[D]. 宋林霖. 吉林大学. 2007

[5]. 江泽民执政安全思想研究[D]. 刘起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6].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研究[D]. 葛海彦.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7].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指标体系研究[D]. 张雷. 大连海事大学. 2005

[8]. 江泽民法治思想研究[D]. 沈剑红. 东北林业大学. 2016

[9]. 我国党政领导体制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构建[D]. 曾志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1

[10]. 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现代化研究[D]. 周义顺.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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