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村变迁与发展的政治文化指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村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世纪难题。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乡下人的痛苦，就是全中国人的痛苦，乡下人的好处，就是全中国人的好处”，因为，“中国是一个以乡村为本的社会，80％以上人口住在农村，过着乡村生活”[1]。然而研究中国的农民、农村问题有时很难单独从制度建设、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等角度去认识。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农业大国，千百年来虽然农村的社会体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政治思想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变革，但是正如英格尔斯所言：“完善的现代制度以及伴随而来的指导大纲、管理守则，本身是一些空的躯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是不可避免的”[2]。因此制度的变迁需要政治文化的转型，特别是我国当前国家主导战略下的农村制度建设并没有形成相应的政治文化基础，导致制度变异和文化失调。
一、政治文化视角中的乡村政治生活
政治生活的主体是人，政治生活是由人的各种各样的政治行为组成的，离开了人就无所谓政治生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对组织社会生活方式的探索与实践过程，这对于乡村政治生活也同样如此。因此，村民的政治行为及隐藏在其背后的对政治生活的感知、态度及价值深刻的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可以说村民的这种对政治生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取向即政治文化是开启乡村政治生活的一把钥匙。
政治文化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由美国著名学者阿尔蒙德在1956年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内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3]“‘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4] 政治文化从人们的政治取向上可以分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从政治取向表现类型上可以将其概括为地域型、依附型和参与型；从反映阶段上可以分为传统的与现代的。而与之相对应，我们认为乡村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体现的正是传统与现代的会通、组织与价值的调和、观念与体制的互融、宏观与微观的互动；从村民的政治取向上表现为对政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三部分；从村民政治取向表现类型上突出地表现为地域型、依附型和参与型。
二、我国乡村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正因为如此，我国的历史表现得斑斓多彩，就是建国后，由于“摸着石头过河”道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使得我国的发展呈现纷繁复杂的景象，这种状况在农村同样表现得很突出。基于以上种种理解，笔者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为基础，从历史分析的角度出发概括的把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以期从中认识当代中国乡村政治的现状，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政治文化的培育与引导。
(一)保守与封闭：中国传统乡村政治文化的表现形态与影响
传统的乡村政治文化研究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形态研究。虽然在落后的前现代形态里，乡村远离城市，远离国家权力中心，但乡村的这种政治文化毕竟是在当时整个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环境下生成的。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认识我们今天的政治文化及其和政治发展的关系，对建设现代政治生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文明的发展总是递进的，在我们考虑怎样建设现代政治文明，如何过好现代政治生活的时候，有必要考察几千年的历史留给我们什么样的政治文明传统，“给中国政治文明传统一个合理的位置是必要的，一方面可以避免固守传统的保守思想，另一方面可以预防在政治改革上的过激倾向”[5]，同时也为我们如何有针对性建设现代政治生活方式提供思路。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两千年的封建统治更是在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思想行为模式上留下深刻的烙印。从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思想、行为模式出发，从寻求影响国家政治制度设计、体制建设和人们政治行为的政治文化倾向的角度出发，笔者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要特质概括为“伦常的政治文化”、“‘仕’文化和‘权力本位’思想”以及“‘隐’文化视角中的‘臣民文化’和‘政治冷漠观’”。所谓“伦常的政治文化”注重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推崇伦理道德在维系社会安定中的作用。这种伦常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通过儒家思想的大一统地位而渗透于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普遍反映于官员、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三者的思想行为倾向上。圣君、贤相、清官、顺民集中体现了这种政治文化观念，它影响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仕”文化和“权力本位”思想倾向则造就了传统中国的权威主义人格，形成了特殊的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专制权力和宗法伦理的紧密结合，导致了中国政治的畸形发展。而“隐”文化视角中的“臣民文化”和“政治冷漠观”则反映了在政治上无孔不入和至高无上的封建特权面前，在强化了的封建钳制和道德说教面前，在小农自然经济的依附式生产方式面前，只能塑造中国传统的“顺民”、“臣民”的政治人格，一味忍让和服从。或者在这种政治无助感的支配下选择退隐，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这是从整个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而言的，而以上的三个特质同样深刻的影响着传统的乡村政治文化，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罢了，也就是宗族文化的倾向。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在晚清之前，国家权力的正式设置止于县一级，在乡村则实行地方性自治，这种自治实际上是由乡绅与宗族来共同治理的，费孝通先生将之称为“长老统治”。在中华民国时期，虽然中央政府试图将国家权力延伸至乡村，如设立乡政府等，但实际上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仍然十分重要。宗族文化与整个国家的传统政治文化一脉相承，它反映了伦常的政治文化，它体现了对权力的崇拜与畏惧，它彰显了“臣民”、“顺民”的角色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思想意识。宗族文化作为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产物，以血缘性的宗法作为维系组织的手段，它与现代的法治相冲突，其血缘性与现代化的业缘性相背离，其封闭性与现代化的开放性相矛盾。因此，宗族文化作为一种落后、封闭、保守的传统乡村政治文化形态注定要被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形态所代替，历史也证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它自然地处于了瓦解和崩溃的边缘，特别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对其可谓是致命性的打击。
因此，这一阶段的乡村政治文化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础，以宗法制度为表现形式的一种传统的、落后的政治文化形态。它的典型表征表现为落后、保守与封闭；从政治文化概念性表述上表现为政治认知低、政治情感淡漠和政治评价模式的替代性，总体上说也即政治文化的存在程度和分化程度都较为低下。
(二)应变与异化：建国后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与影响
这一阶段特指的是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之所以将此阶段列出，是因为这一时期整个国家处于大规模变动之中，它对农村的影响尤为显著，冲击着乡村政治文化的存在形态，导致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应变与异化。
这一时期以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为典型标志，特别是人民公社化时期，它对中国乡村政治文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建国后，国家权力开始向农村基层渗透，行政村落取代了建立在血缘、宗族基础之上的自然村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渗入，通过各种社会化手段将社会成员塑造为与社会基本制度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人”。人民公社内部开放，血缘关系被淡化，打破了千百年来的宗族传统，在强制的制度层面重挫了传统的宗族文化，但是“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体制从主观上说是追求对乡村社会的革故鼎新，但客观上超越了当时社会在物质生产力、政治控制力和文化适应力的水平”[6]，它通过单纯的意识形态的说教，通过运动的形式在全国广泛的推行，导致的只能是乡村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的应变与异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7]，因此，这一时期留给中国农村的注定是一颗苦涩的果实。
这一阶段乡村政治文化的变迁是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强制力的国家意志为基础，以大规模的运动为形式而嵌入社会的一种突变的形式，它不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变迁的结果。它的典型表征表现为应变与异化；从政治文化概念性表述上表现为政治认知抽象、政治情感单一和评价模式的异化。
(三)嬗变与选择：当代乡村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从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自1977年以来的一系列变革使农村发生了根本性变迁。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从经济上说就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政治上说则是推行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农村的普遍实行，导致了整个农村政治生活的根本性变迁，使中国农村正在产生出一种新的联结方式和治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打破了人民公社化的制度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乡村社会生活的保守与封闭；政治上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使中国农村改变了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建国初扭曲的治理模式，这对于乡村政治生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而从文化层面上，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次思想大解放，彻底冲破了一些保守、固旧的旧思维的桎梏。但是，正如徐勇教授所言，“与西方地方自治是经过长期自然生成而得到国家法律认可的路径不同，中国的农村村民自治，一开始就有国家立法以授权的性质，即村民自治是基于国家难以通过单一的行政管理有效治理社会而将部分治理权下放给基层”[8] 而发生的，它是一种外来制度的嵌入，是一种国家主导战略行为，虽然说国家的政治思想和经济体制都发生了变化，但如果没有政治文化的变动，那么村民自治的发生要迟缓得多，因为后者比前者往往更内在，与村民自治的精神关联更为密切。制度的变革通常分为正规制度变革(例如体制、法规等)和非正规制度变革(如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在正规制度变革走在前面，非正规制度变革相对滞后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诸多对新体制的不适应，一种体制通常形成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否则就有可能产生不和谐。
这一阶段是以现代的基层政权为基础，以村民自治制度的践行为特点的表现形态。它的典型表征表现为嬗变与选择，是乡村政治文化变迁与重构的阶段；从政治文化概念性表述上表现为政治认知客观化、全面化，政治情感复杂化，政治评价模式多元化。
三、我国乡村政治文化的未来指向与培育
在当代中国乡村主体制度无疑是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的普遍实行，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然而这项理论上极富有建设意义的制度推行的现状并不尽如人意，有很多地方还处于相当不成熟的状况，甚至一定程度上被异化，名存实亡。可以说我国的乡村治理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还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发展去实现和完善。当代乡村社会治理之所以举步维艰，主要原因在于乡村政治文化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基于深刻的历史记忆、城乡二元体制的特殊制度和市场经济浪潮下社会转型困境三者间的互动而产生的，这三者导致了村民自治制度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
首先，在当代中国农村很多地方出现了宗族意识的回溯，也正如张乐天教授所认为的，“宗族作为一种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已不复存在，作为一种表征符号，作为一种观念，还将继续影响着农民的社会生活”[9]。由于建国后党和政府采取了直接挤压政策，并没有从根源上消除宗族文化存在的基础，当这种高度行政一体化的人民公社解体后，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已不断地调整变化，但这些村落的宗族文化及其相应的体制依然随即复兴，这种宗族文化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乡村社会正式体制的建构。另一方面，特殊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了农民身份的异化，进而扭曲了农民的政治意识，影响农民的政治认知、情感及评价倾向。而市场经济对传统村落的冲击最为显著，在市场经济浪潮下，乡村社会正在悄然地发生着社会的转型，而转型期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矛盾深刻地烙在了农民的政治心理上，反映于农民政治生活和政治行为中。从总体上，当代乡村政治生活中尚缺乏成熟的政治认知，而特殊的制度和市场经济又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了农民的政治情感，导致了不合理的政治评价模式。
因此，乡村政治文化建设的未来指向就是要培育村民的现代公民意识，使之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积极的政治情感和合理的政治评价模式。在制度上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村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公共观念；在经济上坚持发展与完善市场经济。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经验证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与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正相关，同时市场经济出现的一定程度利益分化和利益觉醒会提高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法制度意识；在文化上，要合理利用和培育适合乡村政治发展的社会资本。乡村社会发展有其特殊性，它是一个由“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所构成的网络，在这个关系网络中有很多积极的社会资源可以利用，如互助合作的传统与意识等，它有利于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和制度绩效。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同样，乡村政治文化建设也影响着乡村未来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培育和引导合理的乡村政治文化作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来抓。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创造宏观社会条件推动诸如宗族文化等一些不合理的政治文化形态模式的消解，同时调控其机制以充分利用其潜能，在此进程中构建新的乡村体制和政治文化形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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