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中国式城市发展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之路论文,房价论文,特征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30多年辉煌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城市以及连续成片发展的城市群所释放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空间关联效应在推动中国经济腾飞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创造了大量的“城市财富”(Glaeser and Gottlieb，2009)①。城市产生源于城市范围内的报酬递增，即集聚经济(Rosenthal and Strange，2004)，不同类型的集聚会孕育出不同特征的城市。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了多样化与专业化并存的集聚特征，既有类似于美国底特律或日本丰田某几个产业高度集中的专业化城市，又有像纽约或东京包罗万千的多样化城市(Duranton and Puga，2000；谢燮、杨开忠，2003；李金滟、宋德勇，2008)。 在中国城镇化高速推进的同时，城市房价随之高企(骆永民，2011)，以35个大中城市为例，住宅平均名义销售价格从2000年的2658元/平方米迅速攀升到2013年的8284元/平方米②。房价上涨不仅受需求、供给、投机等多种非政策性因素驱动(李永友，2014)，而且也受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的影响，尤其是长期追逐的土地财政策略。土地财政与房价互联互动，高房价有利于获取高额的土地财政，而为了取得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会进一步推动和维持房价上涨(宫汝凯，2012)。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结构赋予了地方政府国有土地所有者、供给者和垄断者“三位一体”的特殊身份，这种特殊身份与中国式财政分权模式和以GDP为标尺的官员绩效考核体制相融合，不管是为弥补财政缺口“逼官卖地”的无奈之举(卢洪友等，2011；孙秀林、周飞舟，2013)，还是开展政治锦标赛的内在冲动(杜雪君等，2009)，地方政府都有通过“经营土地”获取巨额土地财政的强烈动机。而土地作为经济活动、产业布局和城市集聚的空间载体，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发展模式势必会影响城市由孕育到成熟过程中的内部形态和集聚特征。那么，在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下，土地财政和与之较为密切的房价究竟是如何影响城市集聚特征？房价上涨和土地财政扩张与城市多样化或专业化的集聚特征有何关联？对城市内部产业特征的冲击又有哪些特别之处？ 已有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Helpman模型对房价和与城市集聚特征紧密相关的产业空间集聚(主要是制造业)或产业转移进行了初步探讨。范剑勇和邵挺(2011)以实际工资为媒介，发现了导致城市体系扁平化趋势的“非黑洞条件”在中国普遍成立，间接性地说明了房价过快上涨将导致中心城市(尤其是大型城市)制造业向外扩散，空间集聚不足。邵挺和范剑勇(2010)在相同的理论框架内考察了长三角城市群，得出了与范剑勇和邵挺(2011)类似的结论，但他们均重在探讨高房价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影响。高波等(2012)以富士康内迁事件为切入点，将房价因素引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利用2000-2009年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区域房价变动通过引起劳动力流动进而诱发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发现城市间相对房价升高会导致相对就业人数减少，引发区域间产业转移并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空间。然而，高波等(2012)仅研究了整体、第二以及第三产业相对就业率或相对产值的变动，同时其理论框架忽略了房价上涨对不同劳动群体具有的异质性冲击，并没有也难以直接深入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变迁和集聚特征。阅读所及，尚无文献对房价与城市多样化或专业化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相应考察，更未涉及与房价关系密切、极富中国特色的土地财政。在本文看来，唯有把土地财政激励下的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纳入到房价上涨引发劳动者流动的市场微观机制中，才能较为系统地厘清中国特色制度体系孕育出的城市集聚特征的演变路径。同时，上述文献设定的中心—外围框架里的中心主要是诸如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型城市或者沿海发达地区。可是，任何一个城市从匀质空间演变到某个区域人口集聚和经济活动的翘楚，城市经济不仅是城市与城市之间人口、要素、产品的流动互通，同样包括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依赖关系③(Partridge et al.，2009)。因此，本文拟深入城市内部的集聚特征，以全面捕捉城市体系中这两方面交流机制④。综合来讲，本文最主要的贡献可能是，既探讨了房价作为市场扩散机制对城市集聚特征的传递效应，也融入了包裹着浓厚政治气息的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冲击效应，并系统构建了三者之间的影响机理和互动机制，这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城市发展大有裨益。 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影响机制分析；第三部分介绍计量模型设定、相关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报告实证分析结果；第五部分为结论和探讨。 二、影响机制分析 当前研究城市集聚特征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集聚特征来源以及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上，具体结论更是众说纷纭(Jacobs，1969；Henderson，1974；Batisse，2002；Gao，2004；范剑勇，2014)⑤。本文并不踏足该争论不休的领域，而是将城市集聚特征融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房价高涨和土地财政膨胀的典型化事实中，以试图开拓另一片“荒地”。邵挺和范剑勇(2010)、范剑勇和邵挺(2011)以及高波等(2012)将房价和与城市集聚特征密切相关的产业空间集聚或产业转移相融合，但并未揭示房价与城市集聚特征——多样化或专业化的内在关联。由于多样化指数和专业化指数体现和衡量了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状况(Glaeser et al.，1992；Duranton and Puga，2000；董晓芳、袁燕，2014)，因此本文接下来将系统考察房价、土地财政通过产业结构路径对中国城市集聚特征的传递效应，并指明作为市场力量的房价和代表政府意志的土地财政互动的特殊性，这对于理解中国式城市发展之路具有重大意义。 (一)房价对城市集聚特征的影响机制 Helpman(1998)首次将住宅市场引入Krugman(1991)构建的标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之中，指出某地区房价过高会增加消费者的居住成本，从而降低消费者的相对效用，抑制了劳动力在该地区的集聚。事实上，房价作为分散力量诱发劳动力流动的市场作用机制已被大量经验研究所证实(Cameron and Muellbauer，2001；Rabe and Taylor，2010；Plantinga et al.，2013)。Helpman模型秉承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无流动成本的新古典假定，因此当某城市房价上涨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出于效用最大化目标必然是进行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跨区域转移⑥。然而，发展经济学人口流动理论表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存在明显的流动成本(Moving costs)(Carrington et al.，1996；Bucovetsky，2011)，比如制度阻碍、本地情节、社交网络、工作机会等(Michaelides，2011)，所以在流动成本和房价上涨引致福利损失之间权衡时，往往是那些实在难以负荷房价成本的劳动力进行了区域间转移，而这部分劳动力主要集中于工资、福利相对较低的低端行业⑦；同时，鉴于跨区域流动成本的广泛存在(有时甚至非常高昂)，他们也会选择在区域内从产业价值链的底部向上不断移动以获取更高的工资和福利水平，消除房价上涨造成的不利冲击。由于匹配、搜寻等摩擦性因素根植于现实的劳动力供需市场，行业部门间的劳动力流动并非通行无阻，存在着类似于区域间流动成本的转换成本，消费者同样需要相应的利弊衡量。因此，当房价上涨水平仍然较低时，消费者效用损失较小，出于流动成本和转换成本的考虑，进行区域间或行业间流动的欲望较弱；当房价水平不断增高，消费者效用损失程度逐步提高，房价对难以负担高工资、高福利的低端行业的挤压效应越发明显，此时劳动力开始纷纷向区域外扩散或从低端行业流向高端行业，引发城市产业结构变迁。 由于中国城市发育相对较晚和幼稚，现阶段大部分城市以增长粗放、附加值较低的低端行业集聚为主。房价由低到高的攀升过程中，城市产业结构将经历低端行业为主到低、高端行业兼具并平行发展的分散分布再至高端行业集聚的演变轨迹，而城市集聚特征变动的本质就是产业结构演变的最终结果。由此可得假说1：当城市房价由低到高上涨时，在产业结构的重塑过程中，房价与城市多样化特征呈倒U型⑧。 (二)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影响机制 与房价作为市场力量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作用机制形成鲜明对比，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冲击抹上了地方政府强力干预的浓厚制度色彩。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财力日益拮据，面临政治晋升和财政收入双重激励的地方政府开始利用土地市场的独家垄断权极力谋求土地财政(杜雪君等，2009；吴群、李永乐，2010)。因此，土地财政内衍于地方政府的内在行为冲动，也必将通过改变地方政府行为影响城市集聚特征。 首先，土地财政规模膨胀直接增加了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或政府性基金收入⑨；其次，土地出让收入更是地方政府债务偿还的重要担保⑩，以土地出让金为核心的土地财政扩张会增强地方政府偿还贷款的信心，进而更有动机提高债务融资水平，同时也更易地方政府以土地抵押、财政担保撬开银行贷款的大门(周飞舟，2007；范剑勇、莫家伟，2014)。通常而言，一般预算收入具有“吃饭财政”的刚性支出特征，因此地方政府主要依赖于地方债务和土地出让收入开展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周飞舟，2010；范剑勇、莫家伟，2014)。由于制造业的产品更易于统计，而且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服务业(谭洪波、郑江淮，2012)，也不像服务业兴起、发展对城市规模和人口集聚水平的高要求，在目前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出于政治(晋升)锦标赛目的，地方政府强烈偏好于制造业的发展，以土地财政及其融资为主的基建资金主要流入与制造业相匹配的基础设施领域(傅勇，2010)，公共支出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这种偏向性配置内生于土地财政和与此相关的政治锦标赛，是一种制度性的扭曲行为。大修道路、兴建工业园区，吸引制造业企业进驻，辖区内不约而同纷纷形成以制造业为主导部门的产业结构(刘培林、宋湛，2007；邵挺、范剑勇，2011；陈国亮、陈建军，2012)，并且主导行业一经确定，就会有较强的路径依赖而呈现“锁定”的刚性特征。 综上分析可得假说2：在财政分权和增长竞赛的双重激励下，土地财政扩张增加了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和债务融资规模，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偏向性配置进一步激化辖区内以制造业为主导部门的产业结构刚性，抑制城市产业向多样化发展。 (三)房价、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交互作用 房价与土地财政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周杉、杜两省，2010；宫汝凯，2012)。有趣的是，市场机制主导的房价和蕴含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的土地财政虽均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城市集聚特征，却呈相悖的作用效果。在中国的制度体系下，地方政府容易出现错位、失位、越位，对市场经济进行过多的不恰当干预，政府行为时常与市场选择相左。在假说1和假说2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得到假说3：在与土地财政的互动中，随着土地财政规模的不断膨胀，房价上涨作为市场扩散机制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城市集聚特征演变优化的效力被削弱。 通过上述3个基本假说，加上相应的逻辑分析，本文构建了有关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图1)，以对本文命题背后的经济含义做较为直观的解读。 三、计量模型、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及其理论假说，将核心计量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11)：
其中，下标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DI为被解释变量，即城市多样化指数；hp和landinc是主要关注的解释变量，分别表示房价和土地财政，同时加入房价的二次项，以检验房价与城市多样化特征的非线性关系；
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职工平均工资(w)、市场潜力(m)、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fdip)、人力资本(edu)、人均道路面积(road)、每百人图书(book)、人均绿地面积(green)和相关反映城市政治地理特征等的虚拟变量；u为复合误差项。 由于城市集聚特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Henderson，1997；Duranton and Puga，2000；李金滟、宋德勇，2008)，当期的城市集聚特征可能会依赖于过去水平。所以，为了防止基本模型的设定偏差，我们借鉴Arellano和Bond(1991)的方法，得到如下动态一阶自回归模型：
其中，
为非观测的地区固定效应，
为随机误差项。同时，在基准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房价与土地财政的交叉项以进一步探讨两者的交互作用。 (二)变量选取和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Duranton和Puga(2001)、董晓芳和袁燕(2014)的思路，采用绝对多样化和绝对专业化表示城市集聚特征，而不是经全国平均水平调整的相对多样化和相对专业化指标，这是由于绝对多样化和绝对专业化不仅像相对多样化、相对专业化在空间维度上能横向比较，更重要的是可在时间维度上进行城市自身的纵向比较(12)，以捕捉城市内部的产业集聚特征。绝对多样化最常见的是采用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HI)的倒数，通过所有行业部门就业份额平方加总的倒数计算得到，公式为：
其中，
表示行业j在城市i中的就业份额，n为19，即本文共有19个行业部门。同时，本文还利用各行业就业数据计算了反映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的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以对多样化特征进行反向稳健性检验。同一个城市可能包含多个不同的行业，通常选取其中就业份额最大行业的比重来衡量某个城市的绝对专业化程度，即：
由于不同城市专业化于不同行业，而且专业化程度最高的行业在高房价冲击下可能会发生动态演变，因此不能以涵盖了不同行业的绝对专业化指标进行模拟分析。为了更好地考察城市集聚特征，在核心探讨城市多样化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深入城市各产业部门的集聚程度。与Duranton和Puga(2001)、王永进等(2010)、董晓芳和袁燕(2014)一致，采用城市各行业的就业份额表示某行业的集聚水平，这个指标能够较好地契合本文研究城市内部集聚特征的主旨。
图1 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的作用机制 2.核心解释变量 (1)房价(hp)：CEIC数据库提供了商品房销售价格和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根据Helpman模型以及本文的理论分析，消费者与住宅产品关系最为密切，因此以住宅销售价格作为房价的基准变量，选用商品房销售价格进行稳健性检验。 (2)土地财政(landinc)：与众多学者一致，本文使用土地出让收入表示土地财政(杜雪君等，2009；吴群、李永乐，2010；卢洪友等，2011；孙秀林、周飞舟，2013；李郇等，2013)，不仅因为土地出让金份额最大(孙秀林、周飞舟，2013)，更是由于土地出让收入属于预算外或政府性基金收入，地方政府自由安排空间较大，而与土地相关的各类税收(耕地占用税、城市土地使用税等)则属于具有刚性支出特征的一般预算收入，这种选取贴近本文的理论逻辑。同时，有部分学者对土地出让收入人均化进行规模调整(孙秀林、周飞舟，2013)，笔者以为土地财政的绝对规模更能反映地方政府发展辖区经济的实际禀赋和在借贷市场进行规模融资的谈判能力。所以遵循大多数研究，选取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土地财政的基准变量，同时选用人均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出让依存度(13)进行相关的稳健性检验。 3.其余控制变量 根据相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本文还添加了如下控制变量以减轻遗落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偏误：(1)工资水平(w)：地区工资差异是引起劳动力流动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工资水平越高，消费者购买能力越强，需求层次和需求产品种类也会越高和更丰富。因此，工资提高会提升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预计该项系数符号为正；(2)市场潜力(mp)：市场潜力体现了城市可获得的市场规模或空间分布中的需求关联对城市经济的影响，市场潜力的厚薄对城市孕育、成长和成熟至关重要。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国内学者普遍使用Harris(1954)最早提出的“市场潜力函数”(刘修岩、殷醒民，2008；杨仁发，2013)，本文也使用该函数衡量市场潜力，计算公式为：
其中，Y为城市总收入，多数文献使用地区GDP来表示(Hanson，2005；刘修岩、殷醒民，2008；杨仁发，2013)，但为与传统的Harris市场潜力保持一致，本文以城市市辖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近似衡量当地最终需求(韩峰、柯善咨，2012)；
为城市j到城市i的距离，根据相应的城市中心坐标利用stata软件geodist命令运算得到；
为城市i的内部距离，按照国际通行的
计算得出，式中area为城市市辖区建成区面积(韩峰、柯善咨，2012)；(3)FDI/GDP(fdip)：外商直接投资(FDI)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由于部分城市FDI为0，借鉴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的方法，将其加1后再根据历年汇率年平均价调整为人民币计价；(4)人力资本(edu)：以中高等在校生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表示(刘修岩、殷醒民，2008；韩峰、柯善咨，2012)；(5)据相关研究表明，公共基础设施(Local amenities)会影响劳动者移民决策(Clark and Hunter，1992；Dustmann and Okatenko，2014)，进而改变地区产业结构(Hanson and Slaughter，1999)，因此本文选取了人均铺装道路面积(road)、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book)、人均绿地面积(green)以控制基础设施变量的影响；(6)相关虚拟变量：省会城市及直辖市(capital)、港口城市(port)(14)、东部地区(east)虚拟变量来表示政治和地理因素(Bao et al.，2002；范剑勇、邵挺，2011)；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社会经济系统和经济行为主体有较为明显的冲击(陈宇峰、邵朝对，2013)，为此引入表示金融危机前后的虚拟变量(crisis08)(15)。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除了个别数据严重缺失和因地级市调整的城市外，本文样本为2005-2012年全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16)。其中房价来自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土地出让收入来自2006-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历年汇率年平均价来自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余变量数据主要来自2006-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本文还利用插值法补齐了数据存在明显异常的记录和极个别缺失数据(17)。同时，利用各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将房价、土地出让金、工资等名义变量调整为以2003年为基期的实际变量，各城市CPI数据来源于历年各省份的统计年鉴(18)。表1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计量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计量方法 由于本文的计量模型纳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选取的解释变量也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为了得到无偏一致的估计量，可以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广义矩估计法(GMM)。但是，工具变量法一般很难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这势必会影响计量模型的稳健性(韩峰、柯善咨，2012；杨仁发，2013)。因此，本文将采用动态面板GMM估计。面板GMM估计方法更适合于“大N小T”情形，本文的样本结构符合这种特征。另外，面板GMM估计法有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之分，由于差分GMM估计量的有限样本特性较差，特别是在滞后项与随后的一阶差分项存在弱相关时，工具变量较弱(Roodman，2006)，而系统GMM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估计，提高了估计的有效性。所以，本文将采用系统GMM估计，以下均为该方法的估计结果。
(二)全样本回归 1.房价、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假说检验 为验证本文的核心假说，首先对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进行系统GMM估计(19)，由于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项，回归时将本文的样本数据向前推一年，同时本文的内生变量主要包括了被解释变量滞后项、房价和土地财政，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2。为增强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行相应的检验：AR(1)和AR(2)检验均通过了差分方程中误差项一阶序列相关、二阶序列不相关的原假设；Hansen过度识别检验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 表2显示，不管是对房价和土地财政的分别检验，还是最终的综合分析，核心变量都与预期相吻合。房价上涨对城市多样化特征呈现明显的“倒U”型冲击，在产业结构由低端行业集聚向高端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只有当房价水平上涨到一定程度越过相应门槛，对低端行业的在位劳动者产生足够强度的挤压效应，较为低端的行业开始向区域外大规模扩散，城市内部才会逐渐形成高端行业集群的空间形态；而土地财政规模的不断膨胀通过地方政府扭曲性的城市基础设施配置行为，阻碍了城市向多样化发展，初步证实了本文的假说1和假说2。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以模型(2.5)为基准模型，上一期城市的多样化程度对当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城市集聚特征在时间上的惯性效应；平均工资虽然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改变城市集聚特征，说明工资的提高并未有效地释放购买力，这可能是工资水平较低和高储蓄率所致；越厚实的市场潜力意味着更高深度的空间需求联系，在与其他城市的协同作用中既有利于互补产业间雅各布斯外部性的空间溢出，也有利于同一产业马歇尔外部性的有效释放，因此市场潜力对城市集聚特征并无明确的作用方向。目前来说，市场潜力推动中国城市整体向多样化发展；FDI占GDP比重越高，城市多样化程度会越低。虽然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可仍存在外资难以进入的严格管控领域，比如金融业，再加之出于增长绩效目的，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粗犷式税价模式吸引外资(李永友、沈坤荣，2008)，引导FDI大规模流入生产率更高、更能提高竞争位次的制造业及其相关领域，因此FDI的技术溢出可能集中于某几个行业，导致城市产业集聚程度不断提高；理论上讲，素质越高，人们需求的内容诉求也会更加丰富，城市提供多样的产业服务功能亦更加迫切，然而当前中国人力资本提高带动的多样化需求并不明显；代表基础设施变量的3个变量对城市多样化特征无显著影响，这说明由区域基础设施质量差异引起劳动力流动进而导致产业结构演变的作用机制在中国普遍较难成立，消费者“用脚投票”的能力束缚于住房、户籍、社会保障等本地城市保护主义；在相关虚拟变量中，我们发现省会城市及直辖市相比而言，城市产业的多样化水平也会更高，与李金滟和宋德勇(2008)的经验研究相一致，这是因为这些城市不仅仅是经济中心，更承担着辐射整个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服务中心的多层次功能。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说1和假说2的准确性，我们选取了相关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模型(3.1)是用商品房销售价格替代住宅销售价格作为房价的代理变量，结果显示，土地财政仍显著为负，虽然此时房价系数并不显著，但仍保持“倒U”型特征，其实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本文的影响机制，消费者对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住宅产品价格反应敏感。在其他控制变量上，除了部分不显著的变量符号发生改变外，其余变量与基准模型(2.5)高度一致；模型(3.2)则采用人均土地出让收入作为土地财政的代理变量，假说1和假说2依然得证。此时除了capital变量变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外，剩余控制变量均无太大变化；模型(3.3)使用了土地出让依存度作为检验变量，结果也未出现系统性偏差；模型(3.3)～模型(3.4)则是使用表征城市产业集聚水平的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作为因变量对城市多样化特征进行反向性检验。城市多样化程度越高，就业在各部门间分布越均匀，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就越低。因此，如果假说1和假说2成立，房价、土地财政对以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表示的行业集聚程度的作用同基准模型比较应当呈显著的相反效果。事实的确如此，而且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基准模型相左。以上均可说明本文的核心命题较为稳健(20)。 2.产业和细分行业视角的进一步考察 前一部分我们已对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进行了相应分析，但对于房价与城市多样化特征的“倒U”型关系以及土地财政阻碍城市产业多样化发展的背后故事具体如何展开一无所知。房价由低位运行到持续高位的上升过程中，劳动力由低端产业至高端产业的再配置转移，究竟是在何种行业中进行，是如部分学者所言的“由二进三”吗？而土地财政暗含的地方政府偏好制造业的行为逻辑又是否能够被经验研究进一步证实？只有深入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和行业集聚特征，才能更好地解答上述种种疑惑。正基于此，本部分将从产业和细分行业视角对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进行更加细致和纵深的解读。
由表4的模型(4.1)和模型(4.2)可知，在产业层面上，当面临房价水平由低到高冲击之时，城市内部第二产业集聚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先降后升“U”型形态，第三产业相应为“倒U”型结构。表5中模型(5.2)～模型(5.3)进一步显示，房价与第三产业就业规模未出现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房价上涨导致劳动者福利水平受损，在得失的理性权衡中，第二产业中增长粗放、附加值低的大量低端行业从业者无法承担房价成本被逐渐挤出，做出有利于改进自身效用的区域或行业间流动选择，这的确促进了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线性扩张。但是由模型(5.1)可知(21)，当房价跨过相应门槛后，第二产业劳动者再次形成大规模空间集聚，“由二进三”的剧本并未上演，这缘起于第二产业的主体部分制造业的演变路径(22)。表4的模型(4.3)和表5的模型(5.4)表明，房价与制造业比重和就业规模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制造业的这种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传递至第二产业并使其与房价形成“U”型联动。因此，房价引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可能主要是在制造业部门之间发生，这一现象贴合中国实际。我国城市发育相对较晚和幼稚，绝大部分城市处于工业化推进阶段，制造业的发展关乎城市的竞争优势和前途命运(23)。然而，中国制造业长期位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底部，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城市内部形成了低端制造业大规模集聚主导的情形(范剑勇、李方文，2011；杨仁发，2013)。房价由低到高的梯度挤压效应引起低端制造业逐渐扩散，为高端制造业腾挪发展空间。高端制造业基本属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较高的知识密集度，这种企业行业在空间上的协同定位能够加速思想的流动、碰撞和创新，进而以知识外溢为纽带筑就强大的“技术池”，吸纳高端人才的不断涌入。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事实决定了中国城市多数为“生产型”城市，只有先完成制造业自身的优化升级和空间集聚，进而逐步迈入“后工业化”时代，形成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产业链互动，城市高效的“管理服务”现代化功能才能占据主导地位。这符合工业化和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也已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实践中被大量佐证，房价作为市场扩散机制契合这种经济规律也是理所应当的。总的来说，工业化进程决定了房价与中国城市集聚特征的具体实现形式。
注：限于篇幅并未报告包括常数在内的各控制变量估计结果，可向作者索取。由于城市农业生产规模相对较小，因此与大多数研究一致，本文集中考察二、三产业。在第三产业的分类中，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归为生产性服务业；将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归为消费性服务业；将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归为公共性服务业。其中房地产争议较大，国外一般将其归为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也有部分学者将其归为此类(陈国亮、陈建军，2012)，但是在我国房地产主要面向居民消费，因此将其归为消费性服务业(杨仁发，2013)，这也比较符合本文的理论逻辑。同时，本文也模拟了将房地产归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情景，主要结论并未发生变化，具体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由于缺乏制造业内部各行业的具体数据，加之即使同一制造业部门也会因各地区较大的技术差异存在“进步成分”和“停滞成分”，所以我们很难直接验证房价与制造业集聚的“U型”关系，但是可以基于第二、三产业共同集聚理论进行间接性说明。第二、三产业共同集聚强调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作为终端产品的制造业之间的产业链互动，而且这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会因为制造业分行业形态的不同存在差异性(Reiner Franke and Peter Kalmbach，2005；陈国亮、陈建军，2012)。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行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需求关联较弱，共同集聚程度较低，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结合程度更为紧密，共同集聚程度较高并快速上升(陈国亮和陈建军，2012)。当房价诱发制造业内部由低端向高端的行业演变时，城市制造业的知识技术含量水平不断提高，需要规模越来越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提供支撑和与之匹配(24)。表5中模型(5.5)和模型(5.6)表明，在与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互动中，伴随房价升高，生产性服务业就业规模也快速扩张，远高于第三产业的平均水平。在房价与其他服务业集聚水平关系上，由表4和表5可知，房价上涨促使消费性服务业就业人数呈二次型增长，虽然最终有利于消费性服务业在城市内部集聚，但并未改变第三产业集聚水平下滑的整体趋势；公共性服务业则对房价变动不敏感，这可能是由于公共性服务业垄断性行业较多(杨仁发，2013)，劳动力自由进出较为困难。 表4和表5还表明，土地财政规模膨胀有利于第二产业和制造业集聚水平或就业规模的提高，而对第三产业及其相关细分行业起到抑制作用或无显著关系，土地财政激发的地方政府对制造业的偏好获得了高度一致的经验证实。不仅如此，制造业内部的主导行业一经确定，在土地财政以及相应债务融资偏向性基础设施投资的涵养下，呈现出“锁定”状态，即使当前大部分城市低端制造业集聚，增长方式粗放、产品附加值低(25)。由于地方政府积极参与“增长竞赛”，具有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强烈功利性(陈志勇、陈思霞，2014)，以快速挤入晋升通道，而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往往要经受经济增速短期下挫的阵痛，带来最终的可持续增长效应却可能在任期内难以显现，甚至会被继任者坐享其成。因此，相比于中央政府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积极态度，地方政府往往动力匮乏，甚至背道而驰。土地财政扩张内衍于地方政府行为，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资源，必将与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高度自洽，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偏向性配置进一步激化以制造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刚性，抑制城市产业的多样化发展。
(三)分样本回归 我国幅员辽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时，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经济参与者行为，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后危机时代的行为决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我们对不同区域和金融危机前后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具体结果见表6。 1.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的区域效应 从表6的模型(6.1)和模型(6.2)可以看出，无论在东部城市还是在中西部城市，城市多样化特征均与房价呈显著的“倒U”型结构，这与之前的分析结论相吻合，进一步说明了假说1的稳健性。虽然东部地区凭借历史、地理的先天优势以及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政策优势，东部城市工业、制造业生产技术、成熟程度、产业层次远优于中西部，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较而言，东部城市制造业仍未彻底摆脱增长粗放，产品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全球价值链分工层次低的“三低”制造业集聚的局面(杨仁发，2013)。因此，东部城市在高房价的高强度挤压下，要适时促进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和优化升级，以不断推进工业化深度。 与关联较强的房价大为不同，土地财政扩张对城市集聚特征的作用效果出现明显的区域分岔。虽然东部城市土地财政规模膨胀仍合乎逻辑对城市多样化特征表现为负向冲击，但系数并不显著且绝对值远小于中西部城市。理由可能是：第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低，较好的经济禀赋使东部地区的财政缺口小于中西部，尤其在2003年之后这种分化越发明显(李郇等，2013)，东部城市发展辖区经济的渠道亦更加丰富；第二，制度环境的好坏直接关乎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构的偏向性配置程度(陈志勇、陈思霞，2014)，东部城市较为成熟、良好、公开透明的制度环境能够有效地降低以土地财政及其债务融资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公共支出结构扭曲度。 2.外部冲击与地方政府行为：以国际金融危机为视角 2008年爆发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纷纷探底，中国经济能够率先从泥沼中挣脱实现复苏与政府的干预行为密不可分。在百业萧条、利税增长乏力之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却空前繁荣(范剑勇、莫家伟，2014；陈志勇、陈思霞，2014)。在“唯GDP英雄”观念深深扎根的情况下，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地方政府大肆举债(26)，不顾产能过剩、产业同构重拾粗放的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利器，危机之前的“调结构”呼声瞬间被“稳增长”所淹没。而这一切离不开地方政府高度依赖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的作用被强力的外部冲击所放大，进而通过扭曲地方政府行为，加剧了对城市集聚特征的负面效应(对比表6中模型(6.3)～模型(6.4)的土地财政系数可知)。 (四)进一步探讨——交互作用 前文已分别考察了房价上涨和土地财政通过产业结构路径作用于城市集聚特征的理论机制和影响效应，展现了在中国特色的制度空间体系中，市场维度的房价扩散力量与包裹着浓厚政治气息的土地财政截然不同的作用效果。由于房价和土地财政具有较强的联动性特征，我们将进一步融入房价与土地财政的交叉项，以探讨房价与土地财政在城市产业结构和集聚特征演变轨迹中互动的特殊性，表7为相应的计量结果。
表7中模型(7.1)为基准模型，模型(7.2)～模型(7.6)采用的代理变量与表3一一对应以做相应的敏感性分析。模型(7.1)显示，房价与土地财政的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随着土地财政规模的不断膨胀，房价通过扩散机制对劳动者形成梯度挤压引发产业结构演变，进而导致城市内部高端行业集聚主导的门槛值不断上移，在本文的理论机制下则进一步体现为房价与城市多样化特征“倒U”型关系阀值的右移。在财政分权和政治锦标赛的既有制度框架下，房价与土地财政形成了某种利益耦合体。房价上涨通过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土地财政的相应扩张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偏向性配置进一步激化以制造业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刚性，从而削弱了房价自身在推动产业结构演变和优化城市集聚特征的效力，这不仅验证了假说3，也加深了对假说1和假说2以及中国政府往往与市场机制相违背的行为逻辑的理解。表7中模型(7.2)～模型(7.4)虽然在显著性上表现不一，但系数符号与基准模型相符合；同时，模型(7.5)和模型(7.6)以基尼系数和广义熵指数进行的反向性检验也与预期一致，表明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五、结论与探讨 不断高企的房价与“高烧不退”的土地财政构成了中国式城市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征。本文将作为市场力量的房价与代表政府意志的土地财政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首次系统构建了房价、土地财政与城市集聚特征的影响机制，并采用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对2005-2012年我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鉴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和行业间工作转换成本的广泛存在，房价通过扩散机制主要对低端劳动者产生强有力的挤压，引发产业由低端行业向高端行业集聚的结构演变，进而与城市多样化特征呈“倒U”型；在财政分权和增长竞赛的双重激励下，土地财政扩张通过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偏向性配置进一步激化产业结构刚性，抑制城市向多样化发展。第二，深入产业和细分行业后可知，当面临房价由低到高冲击之时，城市第二产业的集聚水平出现明显的先降后升“U”型形态，房价上涨并未引致产业结构“由二进三”的蜕变。具体而言，工业化进程决定了房价主要诱发制造业内部的“U”型梯度升级。第三，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作用效果出现明显的东、中西部区域分岔。同时，诸如国际金融危机的强力外部冲击强化了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加剧了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负面效应。第四，市场机制主导的房价与饱含地方政府策略性行为的土地财政虽均通过产业结构影响城市集聚特征，却呈截然相反的作用效果。因此，在与土地财政的互动中，房价上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集聚特征演变优化的效力被不断削弱。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首先，要尊重房价作为市场扩散机制引发的产业升级规律，不宜急功近利、忽视“制造业弱国”的现实，人为强势推进“由二进三”的产业转型，也要善于抓住房价挤压创造的发展契机，对于制造业相对发达的东部城市要适时推进工业化深度，与中西部城市形成良性的产业空间承接局面，打造高效、合理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形成广泛规模协同的制造业结构。其次，细化、规范、监督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使用情况，防范土地财政通过扭曲地方政府行为，进而阻碍城市集聚特征的演变优化。同时，破除房价与土地财政的利益耦合体，进一步释放房价扩散机制的市场力量。 厘清房价、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影响机制，对于进一步理解中国特殊国情下的城市发展之路大有裨益。本文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尚有不足和需进一步深入的地方。比如，本文侧重在开放体系中探究房价、土地财政对城市内部集聚特征的影响，暂时未考虑两者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冲击效应，尤其是房价上涨存在极强的“涟漪效应”和土地财政增长存在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竞争模仿的策略互动性(李永友，2014；李郇等，2013)；多样化等城市集聚特征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小地理范围的产业构成特征，越细化的行业层次越能捕捉城市集聚的客观特征，限于数据，本文的行业层次选择仍然过于宽泛，有待挖掘。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到，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从1978年的17.92%猛增至2011年的51.27%，首次突破50%大关。 ②数据来自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 ③当涉及城市与城市之间时，由于城市所处等级不同，能视作中心—外围模式；当考察作为区域中心的城市时，每一个城市与农村则可视为中心—外围。中心—外围的设定与研究主题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在国际贸易领域甚至可将北方国家视为中心，南方国家视为外围。 ④本文研究城市内部集聚特征，并不代表城市是封闭的。城市内部集聚特征反映的是城市与其他城市、农村，城市内部各产业等相互作用的结果。 ⑤笔者也对城市集聚特征来源以及与经济增长关系这方面文献进行了初步整理，但由于这些文献与本文研究主题差别较大，因此限于篇幅并未在此详细展开，如有需要可向笔者索取。本文主要在引言部分对与本文研究主题关系较为密切的文献进行较为细致的评述。 ⑥Helpman模型以及通常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仅关注制造业的差异化程度，并不探究制造业内部的产业特征，同质性劳动均获得相同的工资，因此劳动者没有区域内产业部门间转移的基础。 ⑦低端行业劳动者不仅承受房价上涨能力较弱，而且流动成本往往也会低于高端行业劳动者，因为高端行业劳动者享有较高的工资和福利以及拥有更为广阔和宝贵的人脉资源等优势，其跨区域流动的机会成本也会越高。这种区域间流动成本的差异性能够增强本文的理论逻辑以及房价上涨对劳动者和部门行业的梯度挤压效应。当然，流动成本更是低端行业劳动者进行利弊权衡的关键因素。 ⑧由于不同城市专业化于不同产业，难以选择一个统一指标，而多样化指数能够利用所有行业的就业信息，因此仅以多样化为例进行说明。同时，本文构建了绝对多样化指标，多样化程度越高，就业在各行业分布越均匀，城市各行业的专业化水平也越低。 ⑨2006年12月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6]100号)规定从2007年开始土地出让收支全额纳入地方基金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但这并没有多大程度改变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及其收支结构和偏好。地方政府常常阳奉阴违，媒体关于土地出让收入不规范使用的大量报道可以加以佐证。 ⑩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大头，2013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发现2012年底，4个省和17个省省会城市本级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债来源的债务余额7746.97亿元，占这些地区债务余额的54.64%。 (11)本文在核心计量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相似的方法构建了多个模型，以深入研究城市集聚特征。 (12)相对多样化和相对专业化是城市产业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言。如果一个城市绝对多样化或绝对专业化程度提高，全国城市相应指标也增加，则该城市相对多样化或相对专业化并不一定会提高，取决于彼此上升的程度。而用区位熵衡量的相对专业化虽然能够很好地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但是却难以捕捉城市内部的集聚情况(Farhauer and Kroll，2012)。例如，一个城市如果农业比重相对于全国其他城市要高很多，但是仍然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按区位熵计算，该城市可能专业化于农业。 (13)本文的土地出让依存度定义为土地出让金除以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14)港口城市主要分为沿海港口城市和内陆港口城市，具体城市名单参见范剑勇和邵挺(2011)。 (15)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时间为2008年9月中旬，因此我们将2009-2012年视为危机爆发之后。 (16)以2005年为起始年，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第一，CEIC数据库中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商品房住宅销售价格从2005年才开始详细统计；第二，2005年起中国地方政府负债由弥补财政赤字的被动型转向以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为主的主动型(龚强等，2011)，而主动型负债更能体现中国以土地出让金和土地抵押融资的制度特色(范剑勇、莫家伟，2014)，使本文土地财政对城市集聚特征的影响机制更加顺畅。 (17)尤其要指出的是，江西省2007年、2008年两年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缺失，我们以2006年和2009年各地级市土地出让收入占全省比例的平均值再乘以当年全省土地出让总收入得到。 (18)部分城市的CPI数据难以获得，用该省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替代计算。 (19)匿名审稿专家指出本文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笔者表示认同和感谢，但这并不会影响本文主要命题和相关结论的有效性。第一，本文解释变量的选取具有较好的理论支撑，如果剔除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遗落变量偏误，导致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的有偏和非一致；第二，多重共线性主要通过方差膨胀降低估计系数的显著性，而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房价、土地财政均至少在10%水平上显著，如果没有多重共线性，则这些变量只会更加显著(陈强，2010)。 (20)从描述性统计来看，匿名审稿专家指出人均土地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依存比可能存在着极端值，因此本文还剔除了土地财政变量低于1%和高于99%分位数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核心命题依然得证，限于篇幅并未报告该结果，具体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21)表5中模型(5.1)的AR(2)检验虽无法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相应检验，但是在5%水平上仍能通过(本文其余模型均以10%为准)，同时Hansen过度识别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接受了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这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2)高波等(2012)间接表明房价升高引发城市“由二进三”的产业结构升级，暗含了第二产业的产业层次低于第三产业，但是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内部行业构成复杂多元，技术含量差异非常明显。 (23)事实上，即使像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型城市，制造业仍比重占四至五成(邵挺和范剑勇，2010)。 (24)纵使房价上涨使低端制造业劳动者向区域外或制造业之外的部门大量溢出，导致最终高端制造业的绝对规模可能不及初始规模，但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不同需求和依赖程度决定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必然扩张。 (25)如果地方政府依托土地财政促进了制造业结构优化，根据第二、三产业共同集聚理论，土地财政极有可能通过扩张高端制造业规模，进而通过前后向关联机制，导致生产性服务业规模增加，而事实恰恰相反。 (26)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债务余额10.7万亿元，仅2009年债务余额相对于2008年增速高达61.9%(国家审计署，2011)。为抵抗金融危机，地方政府累积了大量地方性债务已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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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价、土地金融与城市群特征：中国城市发展之路_土地财政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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