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祖本及“郭武定本”问题新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浒传论文,祖本论文,定本论文,郭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水浒传》的版本，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甚为繁多、复杂，就此一项而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是罕有其匹的。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学术界的先哲前贤即开始了对《水浒传》版本的访求、考证和分析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以后的版本研究奠定了基础。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迄今仍为治《水浒传》版本者必读之著作。近三四十年来，学术界对《水浒传》版本的发现与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成绩显著。但是，由于《水浒传》的版本过于复杂，疑难问题甚多，而我们的研究工作又受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如难以掌握大量的版本等），在研究分析的系统性、细致性上尚不尽如人意，所以，《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新老疑难问题，有待于我们以艰苦的努力去作出深入的探索。在本文中，我们谨就《水浒传》的祖本、“郭武定本”两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水浒传》的祖本
《水浒传》的祖本，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之一。在二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认为《水浒传》的祖本为简本，但未具体指明何种简本[1]。近半个世纪以来，简本、繁本的不断发现和研究，证明对《水浒传》版本简先繁后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五十年代初，郑先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肯定祖本（郑先生称为“原本”）为繁本，但强调“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2]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图书馆在清理《水浒传》馆藏本时，发现了两张题名为《京本忠义传》的残页，其内容为三打祝家庄部分，相当于《水浒传》百回本第47回和第50回。经古籍版本专家顾廷龙先生鉴定，认为“可能是正德、嘉靖间书坊的刻本”。至于此书在《水浒传》版本史上的价值如何，顾先生态度审慎，只肯定它“是繁本系统中较早的一个本子。”[3]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部分研究者对此书的价值评价急剧升高。有的认为“是现存百回繁本中最早的本子”[4]；有的认为“是现存所有《水浒传》版本中最早的一种刻本”[5]；更有研究者断言：“它是一切《水浒传》版本的祖本，是作者编写《水浒传》的原始本”。[6]我们认为：称此书是现存《水浒传》最早的一种版本，虽值得商榷，但也许不至离事实太远；而断言此书为《水浒传》的祖本，甚至是它的作者的原始本，则未免言之过当，距事实甚远。在对《京本忠义传》残页、《水浒传》的其它版本作过一番考察研究和对断定《京本忠义传》为《水浒传》祖本的论据进行反复思考后，我们认为，这种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就《京本忠义传》残页的版本行款、字体、插图和小标题以及此书的名称等因素来看，它是大约刊刻于嘉靖初年的一个由繁本向简本过渡、转化的版本，而绝非祖本。[7]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祖本”，不是指那种简略的“小本《水浒》故事”，而是指被施耐庵、罗贯中集缀而成的“大部《水浒传》”，具体地说，即以百回本为主的各种版本的最早本或“原本”[8]。
那么，《水浒传》的祖本究竟是何种版本？我们认为，在现存的有关典籍、资料中，是有线索的。
首先，是明代人的记述。明正德、嘉靖间人高儒在《百川书志》中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是高儒就其先人所藏古籍和自己多年访求的古籍而编纂的一本版本目录学著作。他在该书序中言：“闲居启先世之藏，发数年之积，不止万卷。”又在《校刻序》中曰：“《百川书志》既成，追思先人，昔训之言，曰：‘读书三世，经籍难于大备，亦无大阙，尔勉成时业，勿自取面墙之叹。’”高儒在此书的两篇序中透露出从他的父祖辈起就喜爱读书、藏书，即所谓“读出三世”及藏书不止万卷。据此，我们可以推测一下高氏家族收藏《忠义水浒传》的时间。古人以30年为一世，但因古人普遍早婚，若以25年作为推测时段，似更接近实际生活状况。现知高儒的叔父高得林生于景泰七年(1456)[9]，由此上推25年，则其祖父当生于宣德七年(1432)；如以其祖父藏书自30岁起始，则高氏家族藏书的上限当在天顺五年(1461)。如果以高儒之父长其叔父2岁计，则其父当生于景泰五年(1454)；如亦以其父藏书自30岁起始，则高氏家族藏书的下限当在成化十九年(1483)。这就是说，这部“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有可能早在天顺之前即已存在而被高氏家族收藏，亦有可能至迟在成化前期就已存在而被高氏家族收藏。与此相佐证的是万历人钱希言在《戏瑕》中的记述：“《水浒》一书……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10]这里所说的“文待诏诸公”，即明代中期被称为“吴中四才子”的文征明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四人。据《明史》记载，他们在学业上互相切磋、互相规劝、互相推誉，是过从甚密的挚友。他们听人讲说的“宋江”，不是一般的宋江的故事，而是指以宋江为中心人物的《水浒传》。明人一向是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对举的。如与高儒同时而又稍早的郎瑛在《七修类稿》中称：“《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可见钱希言所说的“宋江”，与郎瑛所说的一样，都是指《水浒传》。郎瑛在他的记述中似乎唯恐后人对他称之为“宋江”的《水浒传》发生疑问似的，他又特别注了一笔：“《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这可贯的一笔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原来文征明等人听说的“宋江”，不但就是《水浒传》，而且就是高儒记述的百卷（回）本“忠义水浒传”。据考证，文征明诸人有机会聚在一起闲暇时听人讲说《宋江》即“施耐庵的本”《忠义水浒传》，不可能在他们的中年，更不可能在他们晚年，而只能是在青年时期。[11]他们四人的年龄除徐祯卿较小外，其他三人相近。[12]如以文征明、唐寅的青年时期即18岁至34岁为准，则这时正值成化、弘治之际(1487—1503)，与高儒先人藏书的下限恰相契合。由此可见，这部由高儒所著录，文征明、唐寅及钱希言等人听人讲说过的“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至迟在成化前期就已存在，它是明人所记述的最早的版本，而且是迄今所能断定的嘉靖之前的唯一版本。这就使它具备了作为《水浒传》祖本的重要条件。
其次，是《忠义水浒传》作者题署的用词。高儒著录为“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无疑是根据原书题署次第的原貌所作的记录。郎瑛在上引他的著作里这样记述：“《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郎瑛的《七修类稿》是一部笔记杂著，而不是版本目录学著作，因此他对《忠义水浒传》的记述不是按原书作者题署次第的原貌所作的记录。他因为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两书的编写者，所以在记述时将罗放在了施之前，一再强调罗“所编”、“编”，然后才记述“《宋江》又曰施耐庵的本”。郎著所记次序虽与高儒有别，但对《水浒传》来说，两者所述内容完全一致。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对施耐庵的记述上，两者都有“的本”二字。“的本”即真本、原本之意。我国古代刻书业有自己特殊的行业用语。刻刊者或以地区、机构作题记，或以人名堂号相标榜，有时一种用语甚至会成为刻书业者共有的风尚。因此，某些特殊用语可以作为判断刻书时代的依据之一。如儒家经典，自五代至明清，有国子监刊本，简称“监本”；明代有南、北两京，因而又有南北监本之别。又如通俗小说和戏曲，自明未至清初，在书题上以“李卓吾批评”相标榜的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浣纱记》等十余种；[13]在书题上以“京本”相号召的有《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鼎镌京本全像西游记》、《京本通俗按鉴全汉志传》等近二十种之多。“京本”即为明末刻书业主要是福建书商特有的用语。“的本”一词，不见于宋代，在元代使用比较常见。元初马致远《哨遍·张玉嵓草书》套曲云：“文锦遍挑满四围，通三昧，磨崖的本，画赞初碑。”这是今知元代最早使用“的本”一词的著作。在元代后期刻书业中，“的本”一词被普遍使用。如现存的元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中[14]，题目有“的本”两字的就有《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大都新关目的本地藏王证东窗事犯》等八种。可见在作品题目中加“的本”二字，这是元代部分刻书业者的一种风尚。这部《忠义水浒传》题署为“施耐庵的本”，其用语与元人一致，决非偶合，这表明它非常可能是从元代流传下来的一个本子。在明代用与“的本”相同意思的词为“真本”、“原本”，使用“原本”一词的更多。如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的明末宝翰楼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真本》；再如李卓吾的《复焦弱侯》、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林瀚的《隋唐演义序》、博古生的《三国志序》等，在论及《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时，在同一词义上均使用“原本”二字。现知在明代使用“的本”一词者有二例：明人刻本《西厢记》附载西厢别调“八声甘州”套云：“董解元大词章，关汉卿新腔韵，考订西厢的本，晚进王生多议论，把围棋增。”另一例为嘉靖杨氏清江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作者题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前一例看文意，似乎是说这个新的《西厢记》刻本是参阅了元代传下来的“西厢的本”而又订正增补而成的；“的本”一词当为元人刻本所有，此套数作者只不过是借用而已。后一例中“金陵薛居士的本”，薛居士不详何人；编者熊大木，字钟谷，是明嘉靖、万历间一福建书商，编有多种通俗小说。此处“的本”一词，疑为书商托古以抬高小说价值，以易畅销。明朝嘉靖后期至明末，书商作伪之风盛行，如嘉靖刻本《孔子家语》便伪托“陈眉公先生重订”以牟利[15]；另如明末建阳余氏三台馆刊本《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实为熊大木所撰，却伪托“云间陈继儒编次”。因此，《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是否存在“金陵薛居士的本”是大可怀疑的。清初顾炎武指出：“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日知录》卷十八“改书”）而顾氏所斥之“邪风”，实起于嘉靖后期，在嘉靖以前未见有此种风气的记述。高儒、郎瑛称“施耐庵的本”当是据实而记，他们没有故意使用“的本”一词作为标榜的必要。本来，在明代后期和清初就有施耐庵、罗贯中为元人的传说[16]，关于《水浒传》成书的时代，当代学术界的普遍看法是成书于元末明初。“的本”这一用语，使上述传说和看法得到了新的可靠的佐证，也使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高儒、郎瑛等人所记述的这部《忠义水浒传》极有可能是《水浒传》经施耐庵、罗贯中定稿成书后流传下来的本子，是明代各种版本《水浒传》的祖本。
再次，这个版本具有宋元话本的重要特征。在明末文人对武定侯郭勋刊刻的《水浒传》（通称“武定板”或“郭武定本”）的评论中，有一种互相牴牾的现象，即有人盛赞此本，有人则大加指责。沈德符云：“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野获编》卷五“武定侯进公”）张凤翼云：《水浒传》“刻本唯郭武定为佳，坊间杂以王庆、田虎，便成添足，赏音者当辨之。”（《处实堂集·续集》卷六十四，《水浒传》序）袁无涯云：“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忠义水浒全书发凡》）许自昌云：“吴郡钱功甫（即钱希言——引者）曰：‘《水浒传》成于南宋遗民杭人罗本贯中……然雕刻颇广，传写易讹，中间不无画蛇添足，为人妄增。至我朝唯郭武定家刻称精。”（《樗斋漫录》卷六）然而另外一批人则对“郭武定本”颇为不满。天都外臣（汪道昆）云：“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余犹及见灯花婆婆数种，极其蒜酪。余皆散落，既已可恨……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水浒传序》清初周亮工云：“故老传闻：”罗氏为《水浒传》一百回，各以妖异语引其首。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金坛王氏《小品》中亦云：‘此书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传。’”（《因树屋书影》卷一）更有甚者，那位盛赞《水浒传》“唯郭武定家刻称精”的钱希言，同时又严厉指责郭武定本说：“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德胜利市头回，此致是宋朝人借彼形此，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千古，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故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铲剃，真施氏之罪人也。而世眼迷离，漫云搜求武定善本，殊可绝倒。”（《戏暇》卷一《水浒传》钱氏对郭武定本的不满可谓溢于言表。
仔细考察一下对同一版本作品的这两种相左的评价可知，盛赞者是称道郭刻本为精美善本；指责者则是不满郭本对《水浒传》的删削。按照天都外臣、周亮工、钱希言等人的记述，在郭武定本以前的《水浒传》即“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本来在卷首有类似宋元话本中所有的“致语”、“妖异语”等“奇文”，郭勋在重刻《水浒传》时，将这些“奇文”统统删掉，而“独存本传”。上引记述中的所谓“致语”、“艳”、“德胜利市头回”、“摊头”、“请客”、“灯花婆婆”等词语，其名称虽异，而实际内容则基本相同，即指正文前的那些铺叙描写的部分。“致语”又名“致辞”。古代宫廷艺人在演奏乐舞百戏开始时，用对偶文字和诗章说唱的祝颂之词，称“致语”。据《宋文鉴》卷一百二十三记载，朝廷或官吏举行大宴时，就有欧阳修、苏轼、陆游等制作“教坊致语”、“会老堂致语”。在宋元时，说话艺人把“致语”这种形式运用到说话艺术中去，又称为“引子”或“引首”。“艳”是“艳段”的简称，本是宋元杂剧中的用语。宋耐得翁《都城记胜·瓦舍众伎》云：“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由此可知，“艳段”是搬演正剧前的一场。取名为“艳”，或许是形容这一小段词采动人、趣味盎然之意。“头回”，即开头的一回（一部分）。它原是伎艺人员的行业用语。宋孟元老云：“杖头傀儡任小三，每日五更头回小杂剧，差晚则看不风矣。”（《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宋元艺人把说话正文之前进的一个故事称为“头回”，有时前面加上“德（得）胜利市”或“笑耍”字样。鲁迅认为这是因为宋代北临强敌，听说话的又多是军民，故说话人在前面冠以吉语“得胜”二字[17]。也有研究者认为，是说话艺人开场时用鼓板吹奏“得（德）胜令”曲子，故称“得胜头回”[18]。“摊头”，是“在正文之前先铺开一个起头”之意[19]。“请客”之意与“摊头”同，二者均为明代江浙艺人的行业用语。所谓“灯花婆婆”，是讲夜晚屋中灯花忽然爆裂，走出一个白发婆婆，自云善能治病；成功后，即索求无厌，倘有违拗，即置人以死；若苦苦哀求，又使人复生的故事。此老婆婆系湖底一猕猴幻化，到人家兴妖作祟。以上“致语”、“艳”、“头回”等均为现实性的内容，而“灯花婆婆”则是非现实性的怪异故事，即所谓“妖异语”。两者的共同点是，都在话本故事的篇首。这是宋元话本小说的体制特征。在保存宋元话本较多的古代短篇小说集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特征的面貌。如《京本通俗小说》中的《碾玉观音》，开篇连引十首宋人词，中间穿插说话人的议论，然后才转入正文。这十首词和议论，即所谓“致语”。《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开篇引用诗词各一首，接着是说话人的议论，然后讲叙唐朝女子步非烟与一书生相恋乃至殉情而死的故事，紧接着又引一首诗，最后点明：“权做个笑耍头回”，下面转入正文。这种形式是“致语”加“头回”，也可统称之为“头回”。在冯梦龙加工整理的罗贯中原作《三遂平妖传》的开篇，有“灯花婆婆”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概貌。按照郎瑛、汪道昆、钱希言等人的记述，“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忠义水浒传》在各回篇首原是有“致语”、“头回”、“灯花婆婆”之类“极其蒜酪”即极富刺激性的、动人的部分的，但却被郭勋删掉了，因而他们感到“可恨”和愤慨。他们的记述证明，这部“施耐庵的本”的《忠义水浒传》保留了宋元话本的体制特征。这个特征表明，它是与宋元话本一脉相承，并由后者脱胎而来。也正是这个特征，构成了它作为祖本的决定性因素。
总之，题署“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卷（回）本《忠义水浒传》，是在明代前期即已出现的最早的版本；是带有元代刻书业者行业用语的版本；是保存有宋元话本体制胎记的一个版本。这几个特点是明代其它版本所没有的，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它就是现知所有明代《水浒传》版本的祖本。
二、“郭武定本”的问题
“郭武定本”在《水浒传》版本史上承前启后，影响巨大。因此，探讨一下此版本的出现，特别是它是否存于今世，是有意义的。上文引用的沈德符、张凤翼、袁无涯、钱希言等人的记述，一致肯定了“郭武定本”的存在，而且，嘉靖间人晁瑮在《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有“《水浒传》”，又特别注明“武定板”。这些记述，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表明，郭勋确实刊刻过《水浒传》。但是，使人们难以理解的是，这部影响深远、在当时文人中引起很大轰动的“郭武定本”，为什么距郭勋生活时代不远的万历人沈德符等并未亲眼所见，仅是据传闻记述？而亲眼见到此版本的晁瑮，为什么在书目中未记刊刻者的爵里姓名，而仅记下“武定板”这三个字？再者，“武定板”既然为精美的善本，历来为人们所刻意访求，为什么迄今四百余年，从未发现标有“武定板”字样的《水浒传》？这些问题确实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我们认为，“郭武定本”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郭勋是明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的六世孙，他于正德三年承袭武定侯爵位。此后，由于他在政治上善于投嘉靖帝之所好，官运亨通，历任提督三千营、两广总督、京师左军都督掌团营，主管四郊兴建之事，被授予太保兼太子太傅之衔，并经常代表嘉靖帝行祭祀天地、祖宗之事。至嘉靖十八年，由于他编撰《英烈传》为其先祖郭英射死陈友谅之功大造舆论，夸大渲染，影响了嘉靖帝，争得了使郭英与徐达、常遇春等六王并列配享朱元璋太庙的殊荣，他自己亦被“进翊国公加太师”。郭氏家族，从郭英起，子孙三代与皇室联姻，本是权势显赫的勋臣国戚。至郭勋进国公、加太师时，地位和权势达到了顶峰，成为权倾朝野，威福莫比的世家贵族。郭英家族虽以军功起家，但其子孙并非粗鄙无文的赳赳武夫。据史料记载，郭勋的曾祖郭镇、伯父郭珍、父郭良均能诗会文。《明史·郭英传》中提到郭良“好聚书为诗，乐与文儒交。”《百川书志》著录郭镇有《奉贤集》一卷，郭珍有《芸兰集》6卷，郭良有《宾竹稿》10卷、《宾竹诗余》1卷。在这个家族薰陶成长起来的郭勋，一方面追求更大的权势，骄横跋扈，作威作福；另一方面又雅好诗文，热心整理家族事迹文献和编辑、刊刻通俗文艺作品。据现存史籍而知，他以武定侯的名义刊刻了白居易的诗集、文集[20]和《元次山集》，以同样名义编辑、刊刻了有关本族事迹文献《毓庆勋懿集》、《三家世典》、《太和传》、《郭氏家传》、《续传》，以及名为《书庄记》的家刻书目1卷[21]。在通俗文艺作品方面，编辑、刊刻了《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简称《皇明英烈传》和收录有金、元、明三代散曲、戏曲的《雍熙乐府》[22]。此外，据《宝文堂书目》载，郭勋除刊刻过《水浒传》外，还刊刻过《三国志演义》。史籍称道他“颇涉书史”（《明史·郭英传》，“好文多艺，能计数”（沈德符《野获编·武定侯进公》），是有充分根据的。
郭勋的先祖郭英与朱元璋、李善长、常遇春、汤和等一群贫苦农民，经过东征西讨、出生入死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元室，建立了大明帝国。作为郭英的后裔，郭勋对描写攻伐兼并、改朝换代的《三国志演义》，自然怀有兴趣；对反映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或许更有特殊的兴趣。沈国元的《皇明从信录》称郭勋“仿《三国志俗说》、《水浒传》，为《国朝英烈记》（按即《皇明英烈传》——引者）”，那么，在这个“好聚书”的侯府中，很有可能会藏有《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而他刊刻此二书，更是情理中之事。本来，明代朱元璋、朱棣父子，对“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亵渎帝王圣贤”的通俗文艺作品悬为厉禁，甚至规定连收藏这类作品的人也要“全家杀了”[23]。及至明中期，虽然文网已经松弛，唱词、话本纷纷问世，正德、嘉靖两代皇帝亦均喜好小说，正德即曾连夜下旨索取《金统残唐记》，嘉靖亦有专讲平话的内监为其讲说平话故事[24]；郭勋依恃自己的地位和权势，刊刻《水浒传》之类小说，并非骇人听闻之举；但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尔虞我诈，倾轧不已，郭勋为人骄横跋扈，树敌甚多，如果他公然以武定侯的名义刊刻《水浒传》这样宣扬造反有理、犯上作乱的作品，在政治纷争中，一旦被人抓住把柄，引起皇帝“天威震怒”，郭勋将百口难辩，凶险莫测；对此，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况且，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视传统的诗文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而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形式，则视为“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这种社会偏见也不可能不在郭勋的思想中打上烙印。我们注意到，在现存的郭勋刊刻的《白乐天文集》各卷的首页，都赫然题署“太保武定侯凤阳郭勋重编”（见本文所附书影），而这种题署既不见于《雍熙乐府》，亦不见于《皇明英烈传》，因此可以推断，在《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中，当然也不会有这样的题署。出于同样慎重的考虑，郭勋对《水浒传》的刻印数量必定严格控制，数量一定很少，而且多半只赠与和他关系密切、地位相当的高官显贵，流传在这个小圈子之外的数量极少。这就是“郭武定本”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从上文注释中提到的《高德林墓志铭》中可知，高儒曾在嘉靖五年请求郭勋篆书墓志顶盖，但身为锦衣卫指挥的高儒，只不过是一个低级武弁，他能请求（恐怕系托人请求）郭勋俯允的也仅仅是为顶盖篆书十余字而已，他不可能得到郭勋赠与《水浒传》的殊荣。因此，尽管他藏书甚丰，访书尽力，他访书的截止时间远在“武定板”问世之后十余年，但他在《百川书志》中对此只字未提，其原因盖出于此[25]。稍后的晁瑮虽然亲眼见到“武定板”，但因此书并无武定侯郭勋的题署，所以他只能简注“武定板”三字作罢。至于沈德符虽明确指出“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指郭勋——引者）家所传”，但很明显，他只是据传闻而记述，并未见到“武定板”这一善本。
郭勋刻本《白乐天文集》书影
当然，人们最为关注的不是《水浒传》有无武定侯郭勋题署，而是“武定板”《水浒传》是否传存于今世。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被认为“武定板”的有3种：郑振铎藏嘉靖残本《忠义水浒传》[26]；李玄伯排印本《忠义水浒传》；大涤余人序本《忠义水浒传》。
李玄伯在1925年从书摊上买得一部《忠义水浒传》，声称此书“即郭英（按应为郭勋——引者）在嘉靖年间刻于新安者”（李宗侗（玄伯）《忠义水浒传序》），并以五册（百回）排印出版。李玄伯当时是虚张声势，作伪欺人。实际上他只购得了大涤余人序本残本前44回[27]，以此为底本，另外将清初郁郁堂翻刻的杨定见、袁无涯120回本除田虎、王庆故事外之56回截取下来，与前者拚凑在一起，作为百回本“武定板”出版，有学者已揭露了其作伪的内证。[28]
有的学者断定：“真正的郭勋本，是芥子园翻刻的大涤余人序本。”[29]这主要是过分相信了袁无涯在《忠义水浒全书发凡》中所说的“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这句话。上述学者以此作为郭本的特点，认为既然大涤余人序本将阎婆事移前（即第二十回宋江从县衙走出来不是先见到刘唐，而是先见到阎婆），则此版本即为郭勋本。其实这是书商袁无涯故弄玄虚。袁氏并未见到郭勋原本，他同时还说郭武定本“其于寇中去王、田而加辽国”；征辽乃施、罗百回本原有，并非郭本所加；平王庆、田虎系万历初福建书商加入，郭本刻于嘉靖初年，说郭本“去王、田”从何谈起？可见以袁无涯之说作为判断是否郭勋本的标准是不可靠的。大涤余人序本作为明刻本又有新安刻工黄诚之等人刻的精美的插图，看似符合沈德符所说的“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指郭勋——引者）家所传”这几句话，但既是“所传”，则当是翻刻而不是以原版再印，对此应无疑义。然而作为翻刻本，它也并非一忠实翻刻本，因为疑点甚多：其一，沈德符还有另一句话，说此翻刻本“前有汪太函序，托明天都外臣者”，而此本只有大涤余人序，并无天都外臣序；后一序言在康熙间石渠阁补刻的《忠义水浒传》上。上述学不符的问题。虽亦有研究者支持郑说，[30]但论证尚不充分。
我们认为，郑藏残本是否郭武定刻本，仍有探考的余地，不宜轻易否定。诚然，至今未有直接的证据可以断定此残本即郭勋本，因为如前分析，郭勋是不会像刊刻《白乐天文集》那样，把自己的名字题署在所刻《水浒传》上的；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明人的书目和著作中，除宝文堂书目的简略记述外，我们不可能找到对“武定板”的款式、题署、卷数等作出详尽著录的资料，即使郭勋编印的家刻书目《书庄记》仍存于世，里面也不可能有刊刻《水浒传》的著录。于是，本来对鉴定一部书要有直接证据这一合理的、基本的要求，对于“武定板”而言，却似乎是迹近苛求了。上文提到郑藏残本的书名与宝文堂记载不符的问题，也正可以从这里得到解答。应该指出的是，晁瑮对书籍的著录，本来即不甚严格、准确。如记述“《三国通俗演义》”，注云“武定板”，其书名即比嘉靖壬午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实即“武定板”，说详后）少记一“志”字，而且对此书既有的“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题署的卷数，亦只字不提，晁记的粗略于此可见一斑。从上文所引前人记述中可知，“郭武定本”是以高儒所著录的施、罗《忠义水浒传》为底本的，按理书名当有“忠义”二字，然而晁瑮的著录中却没有“忠义”二字，因其粗疏漏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误断。晁瑮为嘉靖二十年进士（其子晁东吴为三十二年进士），当“武定板”《水浒传》问世之际，晁瑮或许尚在童雅之年，根本不可能与郭勋相识，到他编印书目时，当在不惑之后，距“武定板”问世已久。两部《水浒传》摆在他面前，均无郭勋题署，他只能根据传闻和经验作出判断。然而他对版本学缺乏应有的素养，因而这种判断存在极大的或然性，即将既无“忠义”二字，又非“武定板”的另外一种《水浒传》错断为郭本是非常可能的。
既然不可能有直接证据据以对郑藏残本是否“郭武定本”作出判断，我们就只能运用间接的证据，即将郑藏残本与现存郭勋刊刻的其他书籍作比较考察，这样，也许得出的结论不至离事实太远。
现存郭勋刊刻的书籍，有题署或被公认者有《白乐天文集》和《雍熙乐府》两种。现存的嘉靖壬午（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应当就是《宝文堂书目》所说的“武定板”[31]。因为此书双行题署的格式、每卷首页均有题署的体例和半叶9行的版式均与《白乐天文集》相同；大字手写字体亦与前两著作风格一致。在刊刻时间上，《白乐天文集》刻于正德十四年(1519)（在此前约四五年还刻有《白乐天诗集》，今不存），《三国志通俗演义》后于前者3年，这符合当时社会先刻传统诗文，后刻“闲书”的观念习尚。现存《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本中，以壬午初刻本为最早，其它版本均据壬午初刻本覆刻或翻刻。因此，壬午初刻本非“武定板”莫属。有意义的是，郭勋有《书庄记》一书，壬午初刻本修髯子（张尚德）的序后有“小书庄”闲章一方。此张尚德自称“小书庄”，这一信息显露出他与郭勋关系的蛛丝马迹：极有可能是为郭勋主持刻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门客。果如是，则又增加了者也发现了这个漏洞，但却无根据地认为“石渠阁补刻本上的那篇天都外臣的序言，是从别的本子上（意即指大涤余人序本——引者）移来的”，“大涤余人翻刻郭勋本，前有天都外臣序”[32]。大涤余人序残本仍在，尚可查阅；大涤余人序本的忠实翻刻本芥子园本亦只有大涤余人序而无天都外臣序，可为佐证。退一步讲，即令大涤余人本确有天都外臣序，则此序言中却说“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近有好事者，憾致语不能复收，乃求本传善本校之，一从其旧，而以付梓。”这就是说大涤余人本是恢复了郭武定本削去的“致语”即回前的入话诗词之类的本子，然而大涤余人序本回前并无入话诗词，若说天都外臣为此刻本作序，明显与事实不符。其二，此大涤余人序本，无论在字体、行款字数、题署体例和版本尺寸等哪个方面，都与现存郭勋家刻书籍的体例、气派（详后）相去甚远，难以认为它是郭勋本的忠实刻本，当然更谈不上是郭刻原本。
上海图书馆藏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一首叶书影
郑振铎先生最初购得明刻《忠义水浒传》残本5回后，并未即行断定此残本即郭勋本，然在1953年写的《水浒全传序》中，未作论证即断言此本为“明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刻本”。此论一出，引起不同反响。出版界接受此说[33]，一些专家学者则持异议。主要的看法是“那残本的五回，亦尚缺乏凭证，断为即是郭本”[34]；“大字残本定为嘉靖本或郭勋本均无确证”[35]。此外还有残本书名《忠义水浒传》与宝文堂记述“武定板”书名《水浒传》此书为“武定板”的一个佐证。
郑振铎藏残本《忠义水浒传》第五十一回首叶书影
如果将郑藏残本与上述三种“武定板”书籍相比较，可以看出，相同或相似之处颇多：（一）在用纸上，郑藏残本与《白乐天文集》、《三国志通俗演义》为白绵纸，《雍熙乐府》为黄绵纸，均为当时精刻本常用之纸。（二）在字体上，四者均为手写大字赵体，端庄而秀美。其中《白乐天文集》与《雍熙乐府》更为接近，字形稍方，笔势圆润；《三国志通俗演义》与郑藏残本较相近，字形稍长，笔势清秀，而后者刀法稍差，字迹略显失真。（三）在题署上，《雍熙乐府》无题署，《白乐天文集》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每卷首叶右下方第二三行处均为双行题署，而且在用词上或作“元微之纂集，郭勋重编”（《白乐天文集》），或作“陈寿史传，罗本贯中编次”（《三国志通俗演义》）。大涤余人序中称“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据此可知，“武定板”原书是有作者题署的。郑藏残本作者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36]，其题署格式、位置与上述两书完全一致，用词亦基本相同。（四）在版式行款上，《白乐天文集》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均为半叶9行；另外两种均为半叶10行。每行字数，《三国志通俗演义》为17字，其它三种均为20字，这一项也基本一致（见文中所附书影）。（五）在书板尺寸上，《白乐天文集》稍小，书长25.5公分，天头3.9公分，与同时期一般书籍相近。其它三种尺寸相当阔大，如《雍熙乐府》书长28.3公分，天头6.2公分；《三国志通俗演义》书长31公分，天头5公分；郑藏残本书长27.1公分，天头6.7公分。后两书的规格与明代内府本、藩府本相似，而为嘉靖时的一般书籍难以相比，更为万历至崇祯间的小说、戏曲刊本所远远不及[37]。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郑藏残本的天头。古代刻印的书籍，天头均较地脚宽大，这主要是为阅读者题写评论（通称“眉批”）考虑。明代最大的书籍《永乐大典》书长50公分，天头9.5公分，其书版尺寸之大，充分显示出皇家的豪华气派；此书天头占书长的19%，《三国志通俗演义》此项达16.13%，而郑藏残本则此项竟高达24.72%，即接近占书长的四分之一。据此，可以说，这是皇家书籍之外的超豪华本。本来郑藏残本和“武定板”《三国志通俗演义》均为大字写刻、两者每行为20字或17字，这已经较一般书籍多费纸张，再加上宽大的天头，耗纸更巨。刻印字数将近百万且又豪华非凡的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书籍，非千金莫办。如此巨资，绝非书商和一般私家刻书者所能承受，只有高官显贵而又热心通俗小说者方有此能力——武定侯郭勋正是这种人物。最后，推测一下刊刻时间。据沈国元《皇明从信录》记载，嘉靖十年，郭勋起意模仿《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编撰《皇明英烈传》，则他刻印《水浒传》当在嘉靖十年之前。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刻于嘉靖元年，在此之前3年刻印《白乐天文集》来看，不太可能在两者之间这么短的时间内再刻印《水浒传》；《水浒传》的刻印当在嘉靖四五年之时。郭勋于正德十二年第二次奉调入京[38]，从此时起至嘉靖十年前这段时间，是郭勋政治上腾飞的时期，也是他刻书最集中的时期。因此，确定“武定板”《水浒传》刻于此期间，应是一个合理的时间。
以上将郑藏残本与现存郭勋刊刻的其它书籍所作的六项主要是前五项的比较考察，使我们认为认定郑藏残本《忠义水浒传》即郭勋刻本的根据是比较充分的，在取得相反的有力证据之前，似乎不宜否定。
郭勋的“武定板”《水浒传》据高儒著录的《忠义水浒传》重刻而来，而现存的明代百回本《水浒传》，均据“武定板”而出。“武定板”承前启后，是《水浒传》版本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武定板”保存了百回《忠义水浒传》的基本面貌，又对此种版本作了一些加工，主要是称“回”和删除了那些“妖异语”，及部分回前诗词。高儒称《三国志通俗演义》240则为“二百四卷”，称《忠义水浒传》为“一百卷”，则后者可能如前者一样，只是以“则”（段）的形式存在，而无“回”的字样，称“回”当是自“武定板”开始。“武定板”虽因删除了那些“妖异语”和部分回前诗词引起少数人不满，但经此删芜淘杂，毕竟使原作更为精炼，尤其是突出了人物本传，因而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况且，“武定板”精善、豪华，被视为善本，因此，此本一出，祖本就为之所代替，以至失传。郭勋在重刻《水浒传》时，除作了上述加工整理外，对原书未作别的增删，这从书中可以找到内证。如现存所有明代百回本《水浒传》，在第2回均写史进自幼出生于华阴县农户之家，在第69回之前，从未提及史进曾到过东平府；然而在第69回，史进却忽然说“小弟旧在东平府时，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染”，这不是用笔的省略或补叙，而是明显的漏洞[39]。又如征辽部分，作品中写“走北路最熟”的段景柱介绍檀州是“辽国紧要关口”，距宋朝的州县最近，小说写宋江率大军先攻打密云、檀州，后打霸州、文安；然而，前两地均在小说中辽都燕京之北，距宋朝州县最远，而后两地却在燕京之南，距宋朝州县最近。地理叙述上的这种混乱是更明显的纰漏。此类前后不一、自相矛盾之处尚多，不一一列举。这些纰漏在明版各百回本中的存在表明，“武定板”并未对祖本作出精细的加工整理。以上就是我们对“郭武定本”问题的主要看法。
在《水浒传》版本问题中，李卓吾评语的真伪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已发现容与堂本李卓吾评语乃是书商作伪的证据，此处从略，将另作专文论述。
《水浒传》版本问题相当复杂，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有许多属探索性的看法，未必正确。
注释：
[1]《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十六章，《中国文学史研究·〈水浒传〉的演化》。
[2]《水浒全传序》，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水浒全传》。
[3]《关于新发现的〈京本忠义传〉残页》，《学习与批判》，1975年12月号。
[4]《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版。
[5]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李骞《京本忠义传考释》，《明清小说研究》第一辑。
[7]关于此问题，当另撰专文论列，此处从略。
[8]鲁迅在他的上引两种著作中以“原本”指称祖本。文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9]见《明故昭勇将军锦衣卫指挥使高君墓志铭》，80年代北京市海淀区出土，拓件藏于海淀区文物所。
[10]功父：钱希言字功父。“父”又作“甫”。
[11]详见李永祜《〈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二》，载《水浒争鸣》第五辑。
[12]祝允明(1460—1526)，文征明(1470—1556)，唐寅(1470—1524)。
[13]众多李评本真伪参半，此处不论列。
[14]此书所收入的作家最晚者如宫天挺、金仁杰，在至顺元年(1330)时即已去世，故可断定此书刻于元代后期。
[15]参阅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
[1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施、罗二公身在元日，实愤宋事。”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一：“《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
[17]见《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二篇。
[18]王古鲁《话本的性质和题材》，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二刻拍案惊奇》附录三。
[19]戴不凡《“摊头”存疑》，见《小说见闻录》29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见明王瓒《新刻白乐天文集序》。
[21]见《明实录》卷二三五、《百川书志》卷五、《明史·艺文志二》。
[22]学术界公认《雍熙乐府》为郭勋选编，此书刻印于嘉靖四十五年（郭勋死于二十一年），当为郭勋之后人所刻。
[23]转引自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2～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24]钱希言《薪桐》卷三：“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沈德符《野获编·武定侯进公》记述，郭勋编撰《皇明英烈传》后，“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演于上前。”
[25]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著录有“陈寿史传，罗贯中编次”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即“武定板”，而独无《水浒传》“武定板”，这表明后者刻印、流传甚少，从而反映出郭勋内心的顾忌。
[26]郑藏嘉靖残本为第十卷51回至55回；另有四明朱氏敝帚斋藏残本第十卷47至49回，与郑藏残本为同书同版，但非一次刷印，两者共8回，现均藏于北京图书馆。
[27]大涤余人序残本，现藏北京图书馆，上有“高阳李氏”九字藏书章。
[28][29]均见范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4期。
[30]易名《读〈水浒〉的“武定板”》，《水浒争鸣》第4辑。
[31]此处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系指上海图书馆所藏嘉靖壬午（元年）刊本的初刻本。据刘世德先生考证，现存嘉靖本中，有初刻、覆刻之分，详见中华书局1995年版《三国志演义》前言。另，王重民先生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中著录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嘉靖间司礼监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其书名、卷数、作者题署、行数字数、卷端内容，庸愚子序、修髯子序的落款年代、印章等项，均与国内现存嘉靖本相同，唯板框尺寸比上海图书馆藏本略小，则此本亦应据嘉靖壬午本所出。
[32]范宁《水浒传版本源流考》，《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4期。
[33]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明容与堂刻水浒传影印出版说明》；上海人民出版社《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缩版影印出版说明》。
[34]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160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35]聂绀弩《论〈水浒〉的简本和繁本》，《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36]以上着重点均为笔者所加。
[37]嘉靖时的一般诗文集，每半叶的字数有的与“武定板”相近，如《宋学士全集》为半叶11行，行24字，每版264字。嘉靖时的《清平山堂话本》半叶11行，行22字，每版242字。同时的《京本忠义传》半叶13行，行28字，每版460字，竟是“武定板”《水浒传》近两倍半。所有这些书籍的尺寸、天头均小于“武定板”。我们还考察了万历时期的小说、戏曲版本若干种，如天都外臣本《水浒传》、李卓吾批本《西厢记》、《牡丹亭》、《元曲选》等，它们的书长分别为22.4公分；28.2公分；26公分；25.6公分。其中《西厢记》尺寸最大，但天头仅3.4公分，仅及“武定板”《水浒传》的一半，其它3种的天头在1.8公分至5公分之间。至于闽版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其书板尺寸均狭小，且多数半叶在14行22字以上，最多者如双峰堂《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为半叶16行，行27字，即每版432字，多出“武定板”《水浒传》232字。换言之，即“武定板”《水浒传》每半叶版面，前书可刻两个半叶有余。
[38]见北京图书馆藏《三家世典》郭氏家族部分。此事《明史·功臣表》和《明史·郭英传》所附郭勋部分均未提及。
[39]元代李致远杂剧《还牢末》中写史进在东平府衙门中任“五衙都首领”。这个纰漏透露出施耐庵最初创作《水浒传》时，曾吸取了元人话本、杂剧中不少水浒故事情节。史进的话，是施耐庵吸取有关情节而又未能圆满处理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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