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华族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持久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族论文,持久性论文,华侨论文,中国对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以来，随着华侨、华人和华族这一特定群体的生成、发展和壮大，其一言一行便与母国和所在国的发展构成持久的互动。华侨、华人和华族之于母国的贡献与关注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上有意义的主题。新中国成立以来，华侨、华人和华族对于母国历史感情的延续以及伴随着其所在的国家（主要指东南亚各民族国家）的相继独立，传统的政治与情感联系已经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国家关系之间考量的持续。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条件下，华侨华人华族与母国的往来以及与所在国的关系均须有一个重新定位的要求。正是在这种情景之中，华侨华人和以后逐渐生成的华族问题构成了新中国政府构筑对外关系中的一部分，它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互为交织，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一个长久课题，影响着中国政府的对外决策和与各华侨华人华族所在国国家关系的建构。同时，华侨华人华族问题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持久性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日益被证明着它的复杂性。
因此，探讨1949年至今中国政府致力于华侨华人华族所在国国家友好关系的同时，如何把华侨、华人和华族问题纳入到国家对外关系的整体思考之中，并把这种政策反映到我国的侨务政策中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内容。而此中的“持久性”，也即华侨、华人和华族问题之于中国政府与所在国政府双边乃至多边关系中不可回避的固有内容。此种特性始于近代以来的中国，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长久地作用和反馈于中国与所在国国家的关系史中，从而构成中国对外关系史中一个连续性的课题。
首先，就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华族问题来看，其复杂性和持久性特征表现得最为突出，特别是在1947年以后的整个冷战期间，这里既有牵涉中国和所在国国家之间涉及华侨华人“双重国籍”的政治效忠和身份认同问题，也有此后与此相伴而生的经济排斥与文化限制等问题，它不但损害了华侨华人华族本地化的生存，而且也引发了中国和华人所在国之间关系发展的某种冲突，至于冷战后个别国家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多年来没有处理好族群矛盾而令华人问题依然存在的现象更加表明华人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持久性特征始终无法回避。
如今，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与东南亚邻国关系建构上曾致力于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的做法，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双重国籍”的解决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华侨华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特别在1997年年中以后至1999年中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印尼的排华暴乱就从一个侧面把长期以来试图认同当地社会的经由华侨华人而转变成华族的努力在昼夕之间摧毁，即经过二战后50年的当地化的认同，华族依然不被视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而再次成为“代罪羔羊”，其心痛的感受，无疑让人反思华族当地化所走过的历程是否有效和有益？）然而，在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双重国籍”的解决毋庸置疑是新中国政府开辟与东南亚邻国国家关系的一个发韧点，确切地说，它为华侨当地化的生存与发展开辟了政治身份转换的逻辑前提，是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南亚华侨问题的必要条件。若舍去了这一条，不但没有当时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国家关系的建构和改善，同样也没有今天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局面以及适应历史发展进程的华族社会的形成。印尼五月的暴乱是一个特例，尽管这个特例中蕴含着许多族群问题的普遍性，但它终究不能构成东南亚国家社会动荡的关键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华侨“双重国籍”的解决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它不但符合中国国家的长远利益，也符合民族发展和东南亚国家的历史进程，可以说，这种根本趋势表达了时代进步与发展的方向。
有学者也曾经明智地指出，东南亚华人问题的产生，不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而冒出来的。也就是说，即便是意形态尖锐对立的冷战的背景也并不从根本上导致当时东南亚国家华侨问题的产生和形成。事实上，华侨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东南亚国家本身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但自从清政府第一次介入海外华侨事务后，就没有哪一个中国政府发现它可以在涉及东南亚国家关系时而不理睬华人问题。不管怎样，由于中国和海外华人的关系而在某种程度上担当着对于东南亚事务的介入，并发生着一定的影响，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必须涉及那些与之相关的国家。（注：Stephen.Fitzgerald,"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a study of Peking'schanging policy,1949-1970",Cambridge[Eng.]University Press,1972.P.5.）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府重新整顿了侨务政策：对内，改正了过去把所有具有海外关系的归侨和侨眷视作敌对关系的错误做法，充分安定了国内归侨和侨眷的心理，并逐步解决落实了大批受压制的归侨和侨眷的生活待遇和优惠政策；对外，则明确宣布，侨务政策的主要要点依然坚持：鼓励华侨自愿选择所在国的国籍，加入所在国国籍的人，就是所在国的人，应该对所在国尽到他们自己的责任；同时强调，对于保留中国国籍的人要为所在国的发展和两国友谊作出贡献，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中国政府保护这些依然保持中国国籍的华侨的合法权利；同时，亦进一步重申，中国政府历来不赞成双重国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贯政策。（注：《邓小平论侨务工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998年1月。）1978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为免除周边国家对于华侨、华人和华族问题的敏感以及他们对于中国政府侨务工作新精神的疑虑和关注，主动就华侨、华人和华族问题的政策连续性作了上述说明，以消除东南亚国家不必要的忧虑与担心。同年4月30日，邓小平同志又再次阐明，侨务政策的恢复主要指国内的归侨和侨眷政策，恢复“文革”以前保护归侨和侨眷一系列合法权益的做法，当然在目前的情势下也需要对一些过去的做法予以及时的修订和改善。在1966-1976年的十年动乱中，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归侨和侨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与迫害，现在必须立即加以改正，而侨务办公室，也即过去的侨务委员会，它的恢复就是专门处理这些特殊的牵涉到侨胞与侨眷根本利益的事情。至于侨务政策的对外内容方面，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都是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全部是过去的，没有新的”，只是“需要重申”。（注：《邓小平论侨务工作》，国务院侨务办公室，1998年1月。）可以看得出，透过与江萨总理的谈话，表明中国政府在处理华侨、华人、华族问题时，始终把消除东南亚国家的疑虑放在首位。这种对过去历史实践中有效一面的积极肯定，表达了中国政府在新形势下巩固周边、安定四邻的再次承诺，继承并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在处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遵循“外交—侨务”一体的思想宗旨。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把东亚多年来陶醉的“亚洲太平洋世纪”的迷梦打破了。当批评家们在对这次危机进行总结的同时，危机受害较深的印尼在反政府的学生示威运动中，发生了华族妇女被强暴和华族商店被烧等一系列受迫害事件，其危害的严重程度，是1965年“九·三○”事件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在这次事件中，印尼政府一方面迫于压力，对华族受害事件表示道歉，但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试图遮掩，不肯承认事实。以至于时至1999年6月7日印尼民主选举之际，华族纷纷逃避本土而到邻国马亚西亚以求取安全。
1998年“五月暴乱”在世界各地的海外中国人中引起强烈反响，抗议与声援的呼声不断。同年9月29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表示，中国政府对于当年5月发生的印尼华人惨遭暴徒袭击的严重事件深表关注。钱其琛说，“我们注意到印尼政府承诺将严肃调查处理这一事件，希望尽快落实，并避免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同时，他也指出，“在印尼的华人，多年来同当地人民一起为印尼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作为印尼公民的地位理应受到尊重，应当享有同样的待遇和权利，人身安全和正当权益理应受到保护”。（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9月3日。）
同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同印尼总统哈比比会晤时，对于印尼华人在5月暴乱中的情形表示深刻关注。江泽民表示，中国在华人、华侨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相信印尼总统和印尼政府能够理解中国人民的感受和关注，“妥善处理好华人问题不仅有利于印尼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我们两大邻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的顺利发展”。（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1月18日。）它表明，即便在华侨成为华人和华族之后，成为所在国内部问题之一的时候，出于民族感情和道义责任以及对普遍人权尊重的国际惯例，中国政府仍然通过正式的官方途径关注华族利益，表达中国政府应有的态度，而不似外界认为的那样，中国政府在印尼华人受迫害问题上无所作为，不表态，不吭声。
同时，在与印尼的国家关系处理上，中国政府在自身遇到各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向印尼提供了珍贵的援助。对此，时任总统哈比比表示，患难之交才体现出真正的友谊，印尼希望进一步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希望五月暴乱中所发生的事件不会影响两国的关系。印尼外长阿拉达斯引述哈比比的话说：“不要让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成为两国未来合作的绊脚石。应以此为教训，以防类似的事件重演。”（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年11月18日。）
因此，就东南亚地区而言，华侨华人华族问题无论在冷战期间抑或在冷战之后，也无论华侨早已成为华人华族，在国家关系上，它迄今仍是一个涉及双方的话题，尽管其政治敏感度已经大大减弱，但它依然以各种方式存在，也通过各种途经表现在国家关系上。就此而言，冷战之后，由于东南亚华侨迅速地转变为华人华族成为所在国公民之后，学术界一度曾经认为随着华侨问题的基本解决，华侨华人问题将不会再在国家关系中产生麻烦，但现实的发展往往超乎人们的意料，事实上，当东南亚华人问题再次产生的时候，它依然在国家关系上有所表现，这便是上述提及的中国政府领导人在事件上的严肃表态。这是中国政府主动地介入，并且表明在“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前提下，对于所形成的华人问题依然有着中国政府的正当态度。同时在民间关系上，它也有一个涉及所有海外华侨华人华族感情的问题以及对于自身安危感同身受的焦虑和发自内心的关切，当然这种关切的呼声中就有对于中国政府的冀望，它也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从而也注定把华人问题和国家关系牵涉在一起。这种发展走向表明华人问题不会在国家关系中消失，相反，当它暴露出来成为华人问题的时候，它就必然地牵涉到国家关系，因此，中国政府所面临的即是如何把涉及国家关系的华人问题作为一项政策处理好，应对好，作出既有益于华人华族当地化的生存，也有益于国家关系发展的选择。
其次，就北美地区的华侨华人华族而言，其在国家关系中的持久性特征也时有表现。在这个地区，一方面由于华人华族高科技人才荟萃，而且在所在国的主要机构担任要职，直接为所在国的科技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毋庸讳言，中国改革开放后，也迫切需要这样一批在海外接受过良好教育并已取得成就的知识分子参与和帮助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后，作为高科技人才集中的北美地区的华裔科学技术人才便成为中国高科技事业发展的首要推动者和间接参与者，如众所周知的杨振宁、李振道教授，其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便有着多方面的贡献，而这种贡献的前提当然基于北美地区宽松的种族政策的良性结果，在美加的华侨华人华族不必讳言自己的多重认同多重效忠，他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他同时热爱两个国家已经成为很正常的现象，杨振宁教授便从不讳言自己为有中国血统而骄傲，并且愿意为东西两种文明尽力。陈香梅女士也曾自称为“半个美国人”以及一个人有两个国家的幸福。她一生利用其个人的影响力致力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以及在台海之间扮演穿梭沟通的角色，所有这些早已成为当代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的佳话。显然，在北美地区，在当代大多数时候，华侨华人华族在这些国家内并不构成本身的发展问题，中国和华侨华人华族所在国的关系也很少因为华侨华人华族问题而形成障碍。
然而，在事物发展的主流之外，总会有一些暗流滋扰，换言之，华人问题在北美地区同样反映在国家关系上，借所谓的华人问题来干扰和损害国家关系的事例也时有呈现。尤其在中美关系的发展有起伏时，就有人想利用华人问题来制造麻烦，利用一些无谓的指责来抹黑中国，各种假想的敌意依然存在。如马亚西亚《南洋商报》1999年10月13日的一篇报道就透露：美国国家反情报中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正在世界各地召募科学家，以努力取得其他国家的武器科技。同时《华盛顿时报》1999年10月12日报道，虽然中国宣称，所拥有的核子武器和其他武器科技都是自行发展的，但中国仍在努力获取外国的先进科技。显示其继续依赖海外（华人）科学家取得先进科技是中国的长期政策。（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999年10月13日。）所有这些均表明冷战以后，华人在所在国的政治忠诚依然时常被指责和怀疑，同时在国家关系上，海外华人依然具有“华人牌”的效应，可以藉此损害或阻挠国家关系的良性发展。因此，无论喜欢或不喜欢，华人问题时常会在国家关系中扮演起有意无意的角色，作为中国政府或作为华裔个人和团体，都无法回避，它是一个一旦存在就必须永远面对的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的海外华人问题，主要指冷战开始以后在东南亚一些地区的华人族群被指为有损于本地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因素而在所在国政府和民众两个方面受到一定程度夹击的那样一种生存发展状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政府的反应。而在其他地区，如北美、大洋洲和西欧地区，由于经济高度发达，民族种族政策理论的相对完善，比较而言，在国内均已不存在严重的大范围的族群冲突事件，特别是针对华裔的大规模迫害。相反在国家关系中，在有些时候个别场合倒会发生一些利用个别问题制造所谓的“华人问题”，来损害国家关系的案例，如1999年的“李文和事件”（美国华裔科学家李文和被控非法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以及所谓的“考克斯”报告（指中国在70年代通过各种渠道，包括旅美的华裔科学家窃取美国核弹技术，中美两国关系曾因此陷入低潮）。就此而言，华侨华人华族问题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持久性的特征，无论华侨早已成为华人华族，也无论中国政府如何表明在华人问题上没有私利，“华人牌”在国家关系中依然持久地被使用着，除了手段不同、程度差异之外，目的都一样，因而它仍将被时时地突显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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