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看领导干部讲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干部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讲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党在新时期最大的政治任务。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跨世纪奋斗目标的关键之一。因此，认真分析并努力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领导干部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提出的新要求，是领导干部讲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
领导干部讲政治，就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加深对党的重大决策的学习和理解，以增强政治上的坚定性。今天， 我们党正领导着中国为实现“九五”和2010年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为此，就必须努力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体制转轨，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增长转型，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中央在全面分析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及其客观趋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转变经济体制，就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继续坚决地、积极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进一步理顺各方面经济关系，健全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以适应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继续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主要靠增加投入、上新项目，偏重追求经济数量和速度，忽视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消耗高、质量差、效益低的生产力发展方式和状态，着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路子。前一个转变的根本要求，是深化改革；后一个转变的根本要求，是更好发展，两个转变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经济工作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抓住抓好这两个根本性转变，就是抓住了纲，牵住了牛鼻子。只有明确认识这两大转变的主要内涵、基本要求和重大意义，才可能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握党中央的政治决策，并转化为经济工作的具体实践，从而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尽管党中央从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方针，要求经济工作必须重视提高效益，讲求增长质量。但由于许多同志对资源约束、效益下降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粗放经营的增长方式一直难以得到控制和切实转变。因此，我们必须从政治上认清粗放经营带来的严重后果，从而更深刻地认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治意义。
应当看到，经过八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我国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规模也相当可观，许多工农业产品总产量，已经赶上发达国家，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从规模经营和经济效益来看，目前与发达国家还相差甚远。从1980年至199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却不到3倍。由于粗放的耕作方式， 我国的粮食平均亩产和人均用粮水平都比较低，全国粮食总产量近年来一直在4.4亿吨左右徘徊。相反， 农业发展的自然环境在很多地方却日趋恶化。 1994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虽然比1980年增长了7.65倍，但资源消耗高、资金周转慢、损失浪费大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固定资产投资始终以基本建设为主，更新改造资金很少达到基建投资的一半。由于产品质量差，不仅使我们每年大约损失4000亿人民币，而且导致国际贸易中出现出口数量与换汇金额反向增长的危险倾向。粗放经营的结果，不仅在经济上导致投入与产出、产量和效益之间的长期不对称，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而且在客观上增加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助长了那种忽视科技和教育协调发展的倾向，给国家民族的未来发展留下了隐患。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民族的发展负有不可推辞的政治责任，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两个转变的重大决策，就是领导干部讲政治的具体体现。
二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迫切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转变领导经济工作的思想观念。否则，就难以清醒自觉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领导干部讲政治要落到实处，这就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在领导经济工作中要注意防止或克服以下片面的思想观念。
“唯速度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没有较快的速度是不行的。但是，仅有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等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要受一定的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的制约。中国虽然是一个资源大国，但人均占有资源水平却很低，有些短缺资源不仅已难以支撑现有的经济增长和人口需要，而且正造成日益严重的新的社会问题。因此，现代经济学中所说的经济增长，是同社会的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讲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不讲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世界银行近期公布的衡量国家财富的新标准，将人均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资产作为衡量一国富裕程度的指标，这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发展的真实含义。无数事实证明，真正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科技贡献率和管理效益的基础之上，忽视这一切而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注定是难以长期保持下去的。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时特别强调：“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与此同时，他又指出：“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375页）在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效益是中心， 也是目的，我国经济发展决不能再在低效增长中循环了。经济发展应当追求速度，但速度应当服从效益。
“唯总产值论”。从党的十三大开始，我国已将2000年的战略目标从用工农业总产值衡量改为国民生产总值衡量，并从1995年起全面推行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是，不少地区仍然单纯追求过去比较熟悉的总产值指标，搞总产值“亿元乡”、“亿元村”。总产值是货币表现的产品总量，它的大部分是过去创造的价值，而且包括未售出的积压产品的价值，并不能如实反映经济效益。1994年，我国工业总产值虽然增长26%，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2%，比前一年下降13.34%，资金利税率为10.21%，资金利润率为3.7%， 也比前一年下降。实际上，在相当多的企业中，资金创造的利税远远低于存贷利息，有的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因此，我们不能陶醉于两位数的总产值增长率，而要用资金利税率特别是资金利益率等综合指标作为考核企业效益的主要指标。
“唯新项目论”。一般来说，以现有企业为依托，通过改革、改组、改造、改建、提高生产能力，投入少、见效快、效益高；而上新项目、铺新摊子，不仅投入多，周期长，风险也大。事实上，更新改造的资金利润率远高于新建项目。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些新的高新技术项目、一些有利于经济合理布局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新项目，该上的还是要上。但是，由于不重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结果一方面建了很多新厂，要么难于投产，要么投产之日就是亏损之时；另外一方面，一些老厂长期得不到技术改造，设备工艺日益落后，产品质量越来越差，无论新老项目都难以得到发展的状况，在许多地区仍是普遍现象。这种千方百计拉新项目、上新项目，却不管资源、资金、技术工艺水平、市场发展前景的习惯方式，不仅导致了不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且使得资产存量的技术改造改组更加困难，并最终使人们对搞好国有经济丧失信心。
“唯物质生产论”。物质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工农业等直接物质生产部门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在现代经济中，以提供劳务为特征的，包括流通、服务、科教文卫各部门在内的第三产业，日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劳务不仅是物质生产所必需的，而且本身也创造价值。比如交通和通讯业，它不仅承载着信息流、货物流、人员流，而且决定着生产要素流动配置的价值实现。今天，美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我国还不到1/3。为此，我们要转变只有物质生产才能创造价值的传统观念，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大智力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开发利用，提高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才生财。
上述种种观念，不仅严重影响着一些领导干部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正确认识，而且妨碍着实现两个转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因此，必须从实现党中央政治决策的高度，自觉转变思想观念，调整和规范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方式和行为，从而把讲政治真正落到实处。
三
国家“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做出了具体规定。纲要提出，“九五”期间，国民经济投入产出效益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资本系数由“八五”的3.6降为3左右。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6.5%。万元国民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由1995 年的2.2吨标准煤下降到2000年的1.7吨标准煤，年均节能率5%。 基建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提高到70%以上，工业流动资金周转次数达到2 次。要实现上述要求，不仅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切实转变那种把“转变增长方式”停留于口头空喊的作风，而且还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干部行为。
毫无疑问，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但这种职能主要是管理职能，即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及长远发展规划，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政府及其主管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特别是涉及竞争性领域和经营性资产，政府行为如不能得到规范，就很难避免“长官意志，乱上项目，留下烂摊子”。为此，必须积极探索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推进政企分开的改革步伐。事实上，真正面向市场的经营性企业，都以经济效益作为选择增长方式的标准，不会去追求无利可图的新建项目。只有仍然作为政府附属物的企业，才会在某些政府干部的“紧逼”下，即使徒劳无益，也不得不千方百计上项目。一些地方流传的“不上亿元乡，书记不好当”；一些地方跨世纪发展规划中对于“百万工程”、“千万工程”的盲目攀比，说明了政企职责不清对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负面作用。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应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搞好政府职能的转向定位，引导企业真正在集约经营上狠下功夫，为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创造条件，提供良好服务。
单纯以产值、速度来衡量干部政绩的考核标准，是导致一些干部重粗放、轻集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有些地方，将新上项目的大小多少，作为干部考核晋升的主要标准；有些地方将干部招商引资多少，作为奖惩的主要标准；在这种强大的行政压力下，有些干部就“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周转金被挪用，收购款被挪用，救济金被挪用；乱摊派、乱集资屡禁不绝；虚报数字，“数字升官”时有发生；至于新项目的建成效益如何，可以不负责，因为本人早已获奖上调或另谋高就。这不仅严重扭曲了干部考核、使用、奖惩的标准，而且妨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转变。为此，我们就必须根据实现两个转变的客观要求，下狠心解决干部行为规范化这一关键问题，像反腐倡廉那样，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体化为可以考核的指标，对干部的政绩做出科学测评。否则，不从政治行为和考核标准的高度着眼解决这一问题，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投资体制和企业制度，都难以实现两个战略性转变。
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不仅造成资源占用的低效益，而且导致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趋同化。由于经济结构总是同一定的地方或部门利益相联系的，这就往往导致一些地方宁肯恶性竞争，也不愿主动走向联合改组，实现资源和市场的优化组合。特别是在利益刚性驱动下，地方保护主义不仅扭曲了经济和市场的正常走向（层出不穷的假冒伪劣仅是其表现形式之一），而且使得国家的宏观调控及产业导向得不到有力地贯彻执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继续深化各方面改革外，特别还应当强调党纪国法的严肃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领导工作中，讲求政治纪律，自觉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权威，服从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样，才能不断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经济领域里的许多问题，往往是与政治问题紧密联系的。转变政府职能，规范干部行为，强化政治纪律，不仅是经济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且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需要。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只要我们在经济工作中始终注意保持和发挥讲政治的优势，就完全能够实现两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变，确保“九五”奋斗目标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