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青春文学为“常项”——描述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青春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文学被命名,并不在于在时间序列上我们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世纪,而在于当代文学提供了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元素。比方说,青春文学就可以说是新世纪以来一个比较重要的新的文学现象。青春文学潮流的兴起与“80后”有关。“80后”形成阵势首先得益于由《萌芽》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参赛者都是在校的中学生,许多有着文学才华的中学生在这个大赛中脱颖而出,随着大赛的影响日益扩大,“80后写作”的“群体性”也愈来愈明显。但“80后”一出场就显示出他们身上的异质。“80后”完全是在另一个知识系统中进行思维和言说的,他们自称“新新人类”。也就是说,“80后”这一代人虽然采用和我们一样的语言文字进行写作,但他们的语法关系以及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称关系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因此最初很难被文坛以及社会所接受,但他们的作品受到同龄人的热烈欢迎。正处在青春活跃期的中学生却在几近机械化、模式化的学校生活中感到个性的极度压抑,青春的极度失落,于是同样也是学生的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写作者,就成了他们的代言人。伴随着“80后”的活跃,是“青春文学”潮流的兴起。“青春文学”离不开市场的推动力,更多的情况下,是因为“青春文学”作为营销的标签,能在市场上获得更大的回报。但“青春文学”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的确能够比较准确地界定年轻的一代所写作的文学类型。可以说,“青春文学”既针对着文学的主体,也针对着文学的内容。也就是说,青春文学大致上是指处于青春期或刚刚度过青春期的年轻一代作家所写作的表现青春期生活的文学作品。这其实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尽管青春文学是一个新的概念,以往的文学史中难以找到它的踪影,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青春文学的视角来重新回望文学走过的历程。因为青春文学的内涵包含着文学的共同性。
有研究者较早以青春文学作为切入点回望当代文学历史的。譬如,论文《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把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些小说归纳为青春体小说,包括王蒙的《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刘绍棠的《田野落霞》、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等,“青春体小说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它描摹了建国初期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①。这种分析很有道理,我以为这种将50年代的一些小说界定为青春体小说,正是抓住了当代文学开创期的核心——青春心态。中国的当代文学就是首先由青春文学吹响进军号角的。青春,最早的含义是指春天,因为春季草木旺盛,其色青绿,所以将春天称为青春。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万象更新,象征着新的生命正在萌芽成长,所以青春又转喻为特指一个人的青年时期,青年时期往往被视为生命中最为美好的时光,因此,青春喻意着美好。当代文学是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诞生的,新中国就像是一个新的生命充满着青春朝气,这种青春朝气自然成为了当代文学的底色。
我以为,青春文学可以使我们施展更多的想象,我们不妨将青春文学作为一个解答文学史方程式的常项。当我们将青春文学作为解答文学史方程式的常项时,就有必要对青春文学给以明确的界定。青春文学是指处在青春期的作家所写的反映青春成长的文学作品,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待青春的态度各不相同,青春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从而构成了青春文学的多姿多彩,因此青春文学可以作为观察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特点的视野,甚至可以作为判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学内涵的标尺。在青春文学中,我更看重叙事体,因为叙事体从反映青春与社会、与人的精神状态等方面的关系来说,更具有直观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斗争时就十分重视发挥文艺的作用,把文艺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武器,建立新政权之后必然对于文艺有新的要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7月2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扬在大会上作的主题报告就是以“新的人民的文艺”命名的,他宣告这是一个“伟大的开始”②。新政权的朝气蓬勃和社会普遍的欢欣鼓舞的情绪,激发起作家的创作热情,他们力图以自己的实践去翻开文学的新篇章。诗人何其芳写了诗歌《我们伟大的节日》,发表在《人民文学》1949年10月的创刊号上,率先以高亢的曲调唱出了颂歌的旋律。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也写于这一时期。长诗由“欢乐颂”、“光荣颂”、“青春曲”、“安魂曲”、“胜利颂”五个乐章组成,其主题就是赞颂人民共和国,赞颂共和国的领袖毛泽东。这些颂歌无疑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青春朝气鼓舞了一大批热爱文学的青年,他们内在生命的青春力与社会的青春朝气相互应和,当他们拿起笔进行文学创作时,内在生命的青春力获得最自然的表达。而他们这种最自然表达又恰如其分地印证了时代精神。王蒙、路翎、宗璞、邓友梅、刘绍棠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强烈地流露出他们内心的青春喜悦和青春自信,另一方面,他们又以青春的脚步去追赶时代的大潮,力图将自我融入到时代大潮之中。从他们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青春文学是如何迈出它艰难的步履的。
青春文学有三个主题词:理想、爱情、自我。一般来说,青春文学是年轻人在青春期间创作的、以青春时代的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文学类型。青春时代的特点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心理上处于叛逆期和独立期,因此自我在青春文学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形象。青春时代也是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时期,因此理想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主题。青春更是爱情萌动的关键时刻,青年的情感往往以爱情的方式得以充分的迸发。王蒙在这一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典型地体现了青春文学的这一特点,也突出了青春文学的这三个主题词。小说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生的校园生活,写他们的课堂学习和业余爱好,写他们的友情,也写他们的烦恼,更写他们对问题的思考和争论,写他们在争论中心理逐渐走向成熟。小说一直写到他们中学毕业和分手,并相约几十年后再聚首。在王蒙的笔下,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生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心情是那么阳光、青春是那么飞扬。这样一群天真活泼、青春洋溢的少男少女们是那么形象真实地从纸面上呼之欲出。小说的真实感首先在于这是作者情感和体验的真实写照。王蒙当时还不满二十岁,他离开中学生活才两三年的光景,中学毕业后他又在共和国的共青团部门工作,仍然与中学生保持着联系,《青春万岁》可以说是王蒙的在场写作,是自我情感的喷发,从这一点来看,王蒙写《青春万岁》的姿态完全就像是今天的“80后”们写青春文学,只不过青春的内涵不同,青春的表达方式不同而已。《青春万岁》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诞生之初的朝气蓬勃的一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意义,可惜的是,这部小说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只是部分章节在《文汇报》和《北京日报》上连载,直到1982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此刻的青春文学已经被规约为一种“乖孩子”式的青春文学了,丢失了青春文学的精髓。因此,从印证中国当代文学诞生之际的内在期待来看,王蒙的《青春万岁》可以说是绝唱。
之所以说《青春万岁》是绝唱,是因为青春文学在当代文学的开端就面临着强大的外力牵制。王蒙在写《青春万岁》时,青春的表现尚未与这种外力构成激烈的冲突,而大多数的青春文学都是在冲突中完成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青春文学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诞生的,新中国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作为一种强大的外力,牵制着、影响着青春文学的发展方向。新中国的青春文学必然就在两方面力量的牵制下孕育发展起来:一方面,新中国需要青春的激情,另一方面,青春的激情必须纳入到新中国的组织性和合目的性的轨道之中。新中国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和革命精神的基础之上的,它为整个社会设计了一个宏大的社会理想,这个宏大的社会理想要求自我服从大我。而革命的胜利使这个宏大的社会理想充满了诱惑力,吸引着青年,于是在他们的内心必然就导致一个自我与社会理想的紧张关系,自我一方面要顽强地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青年在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的感召下,又极力让自我融入到宏大社会理想之中,他们在理性上宁愿牺牲自我、否定自我的正当要求。所幸的是,王蒙在写《青春万岁》时,自我与社会理想的紧张关系还没有处在尖锐的地步,特别是王蒙的个人生活经历给他造就了一个让青春相对自由飞翔的环境,二者的矛盾还没有展开,或者说自我能够在新中国的未来展望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于是青春获得了尽情地释放。王蒙在今天回忆当年写《青春万岁》的情景时仍强调了这二者的和谐。他说:“我们的青春当时牛得不得了!我们喜欢唱的歌是:‘我们的青春像烈火般的鲜红,燃烧在充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那是什么样的青春啊?把自己的青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春完全结合了。现在回顾起来,我们又更加感觉到青春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理想、充满了浪漫、充满了献身的精神。”③但对于更多的年轻作家来说,特别是社会经历比较复杂的年轻作家来说,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了青春的自由本质与社会的统一步调难以协调起来。如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就写到青年是如何压抑自己的爱情的。小说讲述一位志愿军战士王应洪深入前线,与朝鲜姑娘金圣姬之间发生的未被言说和无法实现的爱情故事。王应洪怀着眷恋和不安在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这是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作者试图表明,一方面是与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另一方面,我们的战士也以经历着精神世界里的战斗。作品中有一段情节是这样的:姑娘的爱情虽然没有被不解风情的王应洪感知,但却被班长王顺和其他战士感觉到了。于是,王顺与王应洪有了一场艰难的谈话:在王顺那里,他十分矛盾和苦恼,一方面,他觉得军人纪律不允许王应洪沿着爱情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另一方面,他对金圣姬纯洁、赤诚的感情又深表同情。这其实也是路翎在“新的人民的文艺”面前无法廓清的思想犹疑。但路翎最终掐断了王应洪内心刚刚冒出来的青春嫩芽。尽管如此,这篇小说仍然遭到了激烈的批判。有的批评文章说:“作者无论怎样描写王应洪的勇敢和自我牺牲,描写王应洪牺牲以后金圣姬的坚毅和自持,但是由于作者立脚在个人温情主义上,用大力来渲染个人和集体——爱情和纪律的矛盾”、“是歪曲了士兵们的真实的精神和神圣的责任感,也是不能鼓舞人们勇敢前进,不能激发人们对战争胜利的坚强信心,不能照亮王应洪和他的战友,以及青年读者们的前进道路的”④。这种观点具有代表性,它表明了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青春的个人性和自由性的彻底不认同。《洼地上的战役》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青春文学在其起步时期的艰难性。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要求从整体上说是与青春文学的主题相冲突的。
从1956年到1957年的上半年,中国文坛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短暂时期。青年的自我意识有了一个表达的机会,青年决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因此在这一短暂时期,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彰扬青春气息的文学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青年作家们的个人化的意志和情感在创作中又若隐若现地流露出来。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胆干预生活,面对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对现实生活中一些不健康甚至阴暗的东西,进行了揭露、鞭挞、针砭和讽刺,具有批判的锋芒和积极的意义。二是长期被压抑的知识分子个人情感(也即一直遭批判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得以释放,因此出现不少表现爱情或人情人性的小说。在大胆干预生活方面成就突出和影响最大的,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以年轻人林震的个人心理体验为视角展开理想激情和现实环境的冲突,表现了一个热情单纯、富有理想的青年共产党员的心路成长过程。王蒙创作这个短篇小说时才22岁,但已经是一个具有8年党龄的“少年布尔什维克”。他身为北京共青团市委干部,在这篇作品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个人特有的社会阅历和思考的印迹,即在理想主义的陶醉中敏锐而朦胧地感受到一种潜藏在社会心脏部分的不和谐性。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则是表现爱情的代表性作品。《红豆》用追忆的方式叙述了女大学生江玫和学物理的男青年齐虹的爱情故事,其主题模式基本上是现代文学上曾经流行的“革命+恋爱”的模式的沿袭,但作者的情感倾斜到江玫爱情的真诚上,让革命的结局一再延宕,将爱情写得缠绵不断。小说的价值正在于此,因为像这样深入心灵的爱情描写已经很少见了。但小说因为这一点而遭到严厉批判。
《百合花》最初发表于1958年《延河》第4期,是茹志鹃的代表作。作者用抒情的笔法,抒发了同志间的真挚友谊和异性间朦胧的爱恋,给残酷的战争和艰难的岁月留下了一缕馨香。《百合花》的清淡、精致、美丽,可以说正是青春本质在文学上的自然流露。但正是这种青春本质的自然流露,被人们看成是不合常规,很快遭到批判,但时任文化部长和中国作协主席的茅盾充分肯定了这篇小说,他在1958年第6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其中以两千多字的篇幅分析了《百合花》的思想性和艺术特色,他说:“这是我最近读过的几千余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它是结构谨严,没有闲笔的短篇小说,但同时它又富于抒情诗的风味。”《人民文学》同时在这一期还破例转载了《百合花》。这不仅挽救了茹志鹃的文学创作,而且还酝酿起一种被称为“阴柔美”的艺术风格,并贯彻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文艺实践中,多少缓和了当时文学格局的单一化倾向。
新中国成立后始终坚持的一条革命化路线,是要求知识分子将自己改造成与工农兵相一致的头脑。这条路线体现在文学上就不可避免地要否定青春的书写。但青春是生命的重要表征,只要生命还存在,青春就扼止不住地要往外奔涌。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越来越被强化,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几乎都失去了合法存在的空间。于是我们就看到青春文学采取了另一种表现方式,这就是由过去的知识分子青春书写转化为工农兵的青春书写。在这段时期里比较有影响的青春文学可以列举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张天民的《路考》和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徐光耀13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是典型的“少年布尔什维克”,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军队的一名专业作家,但他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遣送至河北保定的农场劳动改造。此时的徐光耀陷入人生最低谷,他一度绝望过。所幸的是,他遭受如此大的厄运时还比较年轻,也就三十岁出头,身上的青春气息还没有消失殆尽,这使他有了一股倔犟劲,于是他在秘密状态下开始了写作。他选择的素材也是与青春有关的,他有丰富的军旅生活记忆,而此刻从他记忆库中跳出来的是赵县县大队的两名机灵的小侦察员,他决心把这两位小英雄的事迹写出来,这就有了《小兵张嘎》。小说从1958年开始动笔,一个多月后,他同时完成了中篇小说《小兵张嘎》和同名电影剧本。电影于1963年公映。小说和电影分别获得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小说后来相继被译成英、印、蒙、德、泰、阿拉伯、朝、塞尔维亚等文字。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聪明活泼又早熟的少年形象,成为儿童文学中一个难以超越的典型人物。《路考》和《开顶风船的角色》则得益于60年代初期文学界强调对文学新人的培养。张天民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写作,以后进入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编剧班学习。《路考》发表时他还不到30岁。任斌武在解放战争中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国后在部队文工团等文艺部门工作,《开顶风船的角色》应该是他的成名作,此时他也就三十岁多一点。在倡导培养文学新人的口号下,1963年的《人民文学》接连几期专门选载了一些文学新人的作品,这两篇小说都是由《人民文学》以文学新人的名义推出来的。当时的《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特意为这些新人新作撰写评论文章,称这些作品“能从一个侧面使人感受到时代脉搏跳动的信息”,“证明我国的文学新人走的是一条多么健康、宽阔的道路”。侯金镜也特别看重《路考》和《开顶风船的角色》这两篇小说,他将其放到一起来评论,认为“这两篇可以说是近半年来新人新作中的拔尖作品”。更关键的是,这两篇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年轻的工农兵形象,其主题也有些相似,都是写年轻人“正在经历着漫长人生途程的考试”(侯金镜语)。这一主题完全吻合了当时的政治气氛,成功地将青春纳入到了改造的话语系统之中,也就是说,为了保证无产阶级革命的纯洁性,不仅知识分子需要改造,而且年轻的工农兵一代因为缺少革命的磨练,容易被资产阶级所腐蚀,因此也需要改造。这个时候,最具主动性的青春已经退化为被动性、规约性的症象了,青春是未开垦的处女地,但人们看重的不是这块处女地本身所蕴含的能量,而是强调要在这块处女地上种植什么样的植物才是合理与合法的。作为改造话语系统之中的青春文学,基本主题就是一个:培养革命接班人。《路考》和《开顶风船的角色》都是围绕如何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主题而展开情节的。而这一时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大学春秋》则更加典型地体现了这一主题。小说中的一位大学领导人朱志刚的感慨也就是这部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他目睹学生们的思想变化,感慨道:“我们这一代青年,走什么样的道路,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不仅关系到每个人的前途,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大学春秋》的两位作者康式昭和翟奎曾是五十年代末期毕业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小说所反映的也是50年代大学生的生活,该小说于1964年在《收获》上发表了前半部,后来因为“文革”开始,后半部没有发出来,直到1982年,小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完整出版。相比于王蒙的《青春万岁》,《大学春秋》里的年轻人更像是从革命观念的模子里注塑出来的人物,缺少了青春的灵动和自由,但是作者的情感是真诚的,因此小说客观真实地反映了60年代前后青春在社会文化氛围中的表现形态和表现方式。如果说《青春万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春标本的话,《大学春秋》则可以说是60年代的青春标本。
1966年,中国进入到“文革”时期,“文革”的极左政治路线对青春文学构成了更大的伤害。青春的主题在这样一个极端年代采取了一种极端的表现方式,如“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文学,是一种缺乏文明支撑的青春狂欢。到了“文革”中后期,年轻人的狂欢遭到了现实的无情打击,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年轻人开始了疑惑和沉思,青春文学逐渐有所露头。一方面,年轻人的疑惑在地下文学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地下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公开的情书》写于1972年,在“文革”期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行。1979年刊登在杭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刊物《我们》上,经过修改后,于1980年在《十月》第1期上公开发表。作者靳凡,女,原名刘青峰,出生于40年代中期,“文革”期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某县城中学当教员,作者以她与爱人及朋友们的通信为素材,创作了这篇小说。作者以小说的方式非常真实地记录了有思想的年轻人在“文革”的政治高压状态下是如何表达自己的青春理想的。另一方面,“文革”后期随着极左路线在一定程度上的松动,不少年轻人获得创作的机会,虽然他们的创作受到严格的政治控制,但他们内心的青春本质仍能在缝隙中有所展现。比如新时期之初的知青文学代表性作家梁晓声“文革”中下放到北大荒,在“文革”后期获得写作的机会,他在这一阶段写的《边疆的主人》,虽然在主题上不可能超越“文革”期间的规约,但他仍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展现了年轻人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的青春表达方式。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文学的自由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青春文学也得到空前的发展。今天,青春就像是在晴朗天空下的一只自由精灵,青春文学也成为了在市场上最受青睐的文学品种。但当我们被扑面而来的青春文学包围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时,我们仍不应该忘记青春文学曾经走过了艰难开创期。中国当代文学的青春文学开创者们在吟唱“青春之歌”时,不得不带上背离青春的音符。那时候他们何曾不想有一个让青春自由飞翔的年代。到了新世纪前后,“80后”作为年轻一代的新人,让青春文学成为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但它更多地打上了市场化的烙印,其青春的自由性和个人性仍大打折扣。五十年前,年轻的诗人穆旦为此曾写过一首名为“葬歌”的诗,他一方面感慨“历史打开了巨大的一页”,另一方面又悲观地质问:“‘希望’是不是骗我?/我怎能把一切抛下?/要是把‘我’也失掉了,/哪儿去找温暖的家?”他是要为美丽的青春寻找到温暖的家。如果穆旦还活着,他会觉得青春在今天已经找到温暖的家了吗?恐怕也不一定。
注释:
①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②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③王蒙:《青春万岁》,《中华读书报》2010年5月12日。
④荒草:《评路翎的两篇小说》,《文艺月报》1954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