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角下的人口结构变迁与国际资本流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人口论文,资本论文,结构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100多年间，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发生了数次转移。19世纪，资本从欧洲流向了年少的新世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也同样流向了比欧洲“更老”的国家俄罗斯。20世纪中期，资本又从美国流回到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劳动人口比例偏低的欧洲和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大量新兴国家生育率提高，婴儿夭折率降低，面临着年轻的家庭和年轻的政府(部分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新政府成立)，形成外部资本依赖(Foreign Capital Dependency)，国际资本主要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流入国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Coale and Hoover,1958)。近20年，成熟的亚洲开始向相对衰老的欧美输出资本。
生命周期理论将储蓄与消费行为与人口结构紧密联系起来。人们会为自己一生的消费平衡，年轻时和年老时会负储蓄进行消费，中年时储蓄大于消费，在生命周期内，会形成驼峰的储蓄曲线。消费和储蓄行为直接决定于生命周期所处的阶段，这样，人口年龄结构的系统性变化将会影响到国民的储蓄行为。其基本路径可归结为：第一，当老年和少年人口比重大，在抚养负担大的情况下，储蓄率会相应下降以应付抚养需求。第二，当劳动人口占比小时，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会导致投资回报下降，同时劳动人口自身的就业需求也较小，二者均引起投资需求下降。第三，封闭经济条件下，储蓄率下降，投资率随之下降；开放经济条件下，经常账户就是国际资本流动的缓冲工具(Sachs，1982；Obstfeld & Rogoff，1995)，国内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完全的联系将会被打破，储蓄可以在国际间流动。当经常账户表现为赤字时，代表着资本流入；经常账户表现为盈余时，代表着资本流出。人口结构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取决于储蓄投资下降的相对幅度大小。实际上，随后的经验证据更多支持人口结构效应对储蓄的影响要大于对投资的影响。所以，人口结构如果趋于成年，储蓄增加幅度要大于投资增加幅度，经常账户余额将上升；人口结构如果趋向于老年，储蓄下降幅度也要大于投资下降幅度，经常账户余额将随之下降(Higgins，1998；Kim & Lee，2008)。对于中国的情况，随着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储蓄率降低将会导致资本输出减少(简永军、周继忠，2011)。
人口结构会改变一国的生产率进而影响外部均衡。当一国特别年轻或特别年老时，工作人口比重降低，或工作人口年龄向老年推移，①这会降低社会劳动生产率(Feyrer，2008)。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能生产更少的产品和服务，推高国内价格，本国产品在世界竞争中会逐渐失去价格优势，消费增加和供给减少促使大量产品依赖进口，经常账户余额会减少。
根据上述理论，如果以少年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来代表人口结构的话，三种比例将与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成反比，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将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那么在国别国情各异、经济体制不同的现实世界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影响国际资本的流动方向总体上能得到验证吗？具体来说，从静态角度来看，当一国总抚养比相对世界其他国家偏高时，该国是否表现为资本流入或经常账户赤字？而当一国总抚养比偏低时，是否又倾向于资本流出或经常账户盈余？从动态角度来看，当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从高到低的变迁时，该国是否表现出逐渐摆脱外国资本依赖抑或资本输出量的增加呢？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果这一规律能够得到验证的话，给定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中国的外部均衡或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格局就需要更严肃的思考和应对。
本文目的就是通过全球历史数据来验证和考查现实世界中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我们选取了世界上190个国家过去60年的面板数据及21世纪的预测数据，从静态和动态角度考查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我们发现，对应着各国人口结构的阶梯性变动，全球国际资本流动格局总体上呈现成年国家流向老年或少年国家的局面。就一国自身而言，其经常账户与人口抚养比逆向而行。我们运用前文得出的结论，结合未来50年前后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对未来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作出初步预测。21世纪，中国、东南亚、印度、非洲将依次成为输出资本的主体，而欧美发达国家会持续输入资本。随着中国的快速老龄化，在2030年前后中国将由资本输出国转入资本输入国。
一、世界人口结构变迁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各地区经历了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突出表现为以下特点。
(一)世界总抚养比总体下降，但国家间差异较大
世界总抚养比总体下降，由1960年的73，下降到2010年的53，下降了20个百分点。全球整体享受人口红利，但结构上国家间差异较大(见图1)。同期高收入国家从60降到49，降幅较小；中等收入国家从77降到51，降幅为16个百分点；低收入国家从84降到75,降幅为9个百分点。欠发达国家降幅较慢，且仍处于较高的抚养比水平。中国由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降幅最为明显，同期从78剧降到39,降幅达一半，是世界上享受人口红利最为明显的国家。拉丁美洲已摆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沉重的少年抚养负担，人口年龄结构缓慢地走向成熟；亚洲在过去的50年虽然有与拉丁美洲相似的趋势，但亚洲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更剧烈，尤其是东亚，迅速走出年轻家庭阶段；非洲国家受政局不稳、经济发展阶段和医疗条件的限制，仍然表现为高出生率、低预期寿命，目前拥有全球明显畸高的少年抚养比(2010年非洲少年抚养比为78,而世界水平为42,中国为2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World Bank，2012)
图1 不同收入类型国家抚养比
(二)人口负担下降来源于少年人口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阶段，由于战后生育高峰的影响，各国的新生人口爆发性增长，少年儿童人口比重急剧攀升。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峰值后，生育率开始逐步下降。在总抚养比下降的过程中，少年抚养比的下降不但抵消了老年抚养比的上升，还贡献了全球总抚养比近20个百分点的下降(见图2)。
(三)老年抚养比稳步缓慢上升，发达地区尤其明显
在世界整体老年抚养比缓慢上升的同时，由于退休人口数量增加、人类寿命延长及出生率下降，部分国家或地区(如欧洲和日本)已经开始经历明显的老龄化过程。图3显示，日本老龄化上升最快，其次是欧洲地区，北美相对较慢些。日本的老年抚养比从1980年的13%增长到了2009年的33%，30年间增长了2倍多。1970年，日本大约10个工作人口抚养1个老人，现在是4个工作人口抚养1个退休人口。美国受婴儿潮的影响，也开始体会到老龄化带来的负担，老年抚养比接近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但北美洲发达的社会体系，以及良好的移民政策仍然吸引着富有创造力的劳动力移民，到目前为止，老龄化进程较慢。
资料来源：同图1
图2 世界抚养比
资料来源：同图1
图3 部分国家老年抚养比
二、数据处理与样本分组
本文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World Bank，2012)及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United Nations，2011)。WDI记录有世界上190个国家②的总抚养比数据。在1960-2009年的60年间，这些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基本保持不变，另外一部分国家的总抚养比经历了剧烈或缓慢的波动，这引导我们可以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特点来考查相应的国际资本流动。具体思路是：分别求出在样本期间国别人口年龄结构的标准差，按照从小到大排列之后，以其为标准分为三组国家样本来作为研究对象。
对于第一组人口结构基本不变的国家，具体标准是总抚养比变动标准差小于5。我们得到48个国家样本。我们的关注点在人口结构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是否总抚养比高的国家倾向于输入资本、抚养比较低的国家倾向于输出资本。
对于第二组总抚养比本身经历剧烈波动的国家，其人口年龄结构在样本期的起伏很大，我们要关注其自身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即与其自身相比，当其普遍经历了总抚养比的高低变换，那么，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化，是否本国的资本流动也会相随而动呢？为了保证自变量的变动程度和合适的样本量，我们设定的具体标准是总抚养比变动标准差大于14，这样得到44个国家样本。
为了更完整地考查动态角度下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防止考查对象过于极端(第二组样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最为剧烈)而使得出的结论过于局限，我们选取了人口年龄结构在样本期内波动并不如第二组样本群剧烈，但仍有波幅的国家作为第三组样本，即总抚养比的标准差处于7-10的35个国家③作为考查对象。
三、人口结构与国际资本流动——静态考查
本节将首先从静态角度来考查人口结构基本不变的第一类国家。缓慢的人口结构变化方便我们验证：是否总抚养比高的国家倾向于输入资本、抚养比较低的国家倾向于输出资本，我们形象地称之为静态考查。
图4为总抚养比变动趋势(标准差小于5的国家)。总抚养比标准差小于5的48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较为明显地分布在40-60和80-100两个区域里。进一步，为更准确地分析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水平下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我们根据各个国家总抚养比的平均值，④把48个国家进一步细分为6组。划分之后，总抚养比均值处于41-50水平的有17个国家，51-60的有9个国家，61-70的有1个国家，71-80的有2个国家，81-90的有9个国家，90以上的有10个国家。
资料来源：同图1
图4 总抚养比变动趋势(标准差小于5的国家)
理论与实证研究都指出，较高的总抚养比更容易出现外部资本依赖，所以我们从总抚养比高的国家向总抚养比低的国家依次分析。
图5为本组中不同抚养比区间的经常账户余额。图5-a为总抚养比均值处于90以上的10个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这些国家基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部资本依赖。总体而言，经常账户余额密集地落在-20%～0%这一区间(全部样本均值-6.4%)。⑤因此，图5-a支持总抚养比高的国家处于资本依赖状态。
图5-b为总抚养比处于80-90的9个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这些国家也基本表现出了很强的外部资本依赖，经常账户余额也较为密集地处于-20%～0%这一区间(全部样本均值为-5%～9%)之间。⑥
总抚养比均值处于61-80的有3个国家，分别为以色列、尼泊尔和曼岛，鉴于样本数过少，不能准确地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但三个国家仍较多地表现为经常账户逆差。这三个国家总体均值为-4.2%。
图5-c为总抚养比均值处于50-60的9国经常账户余额。随着抚养比均值的下降，相比前述国家，经常账户余额已上移至±5%且接近零均值(-0.2%)上下起伏变化，这表明总抚养比均值处于50-60的国家已开始摆脱外部资本依赖。近些年来，经常账户余额最高的为挪威，石油出口及价格上升为其赢得了顺差，而经常账户最低的为希腊。过多的债务尤其是财政赤字通过财政国际收支双赤字效应导致了资本流动的恶化。
资料来源：同图1
图5 不同抚养比区间的经常账户余额
图5-d为总抚养比均值稳定处于40-50的国家为16个低抚养比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⑦根据理论假设，相对较低的总抚养比的国家倾向于输出资本。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图5-d显示，拥有一直保持稳定低抚养比均值的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表现为三种情况：第一，经常账户余额在样本期基本为正的国家，有卢森堡(9.5%)、瑞士(6.5%)、日本(2.5%)、德国(1.6%)、芬兰(1.1%)，这恰恰是传统的主要资本输出国。第二，经常账户余额基本平衡的国家，有丹麦(-0.1%)、乌克兰(0.6%)。第三，经常账户逆差趋势明显的国家，有塞尔维亚(-13.4%)、爱沙尼亚(-7.3%)、立陶宛(-7.2%)、拉脱维亚(-6.5%)、保加利亚(-5.2%)、克罗地亚(-4.9%)、罗马尼亚(-4.9%)、匈牙利(-4.7%)、斯洛文尼亚(-0.9%)。
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低抚养比的情况下没有向外输出资本却反而输入资本的无一例外均是中东欧国家，尤其是在东欧剧变以来，逆差趋势更为明显。此组的经常账户余额均值-1%。如果我们不考虑中东欧国家的特殊情况，剔除这部分样本，均值将由负转正，达到2.7%。
为什么中东欧国家系统性地违背了抚养比与经常账户反向而行的假说呢？或者说中东欧的情况是不是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呢？关于这一点，已有学者作出分析：第一，经济转型衰退及恢复与私有化进程中，失业问题严重(庄起善、吴玮丽，2010)。第二，大量人才外流至欧盟。Zaiceva(2004)预测，从2004年到2014年仅欧盟东扩已吸纳的国家的移民总量将在350万～500万人之间，占中东欧国家总人口的3%-5%。第三，本地区能源匮乏，受进口能源价格影响太大(邢广程，2007)。第四，采取进口替代型战略，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邢广程，2007)。第五，东欧国家金融发展程度不高也是资本流入的原因之一(苏飞，2012)。
图6中，我们以不同的抚养比区间作为横坐标，对上述五组国家的经常账户样本期简单均值描点。我们可以看出实线部分明显表现为下行曲线。虚线部分是包含了中东欧国家的情况，与假说有一点偏差。
资料来源：同图1
图6 静态条件下抚养比与经常账户的逆向趋势
通过对人口年龄结构对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静态考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考虑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转型的偏差，数据非常清晰地显示，高总抚养比的国家强烈倾向于资本流入，而低总抚养比的国家倾向于资本流出，二者基本成反比。即使考虑中东欧国家，抚养比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逆向影响这一假说仍基本得到验证。
四、人口结构与国际资本流动
——动态考查
在静态考查中，我们比较了拥有不同总抚养比的国家的国际资本流动情况，属于国家之间的比较，结果支持抚养比对经常账户的逆向影响。本节将从动态的角度来考查一国自身人口结构变动是否会导致本国国际资本流动的变化，即当一个国家的资本流动或者经常账户是否出现与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相反的变动。
(一)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最为剧烈的第二组样本
根据上文的样本分组情况，我们首先考查人口年龄结构在样本期起伏很大的44个国家(总抚养比变动标准差大于14)。图7为用在样本期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最剧烈的44个国家所绘的图。
资料来源：同图1
图7 标准差大于14的国家的总抚养比
图7显示，虽然本组各个国家总抚养比下降的速度和时机不同，但样本群总体上经历了总抚养比从高到低的转变。1960年总抚养比的值集中在80-100的区间，到了2010年，大多数国家的总抚养比集中到了40-60这段区间内。我们剔除6个没有经常账户数据的国家⑧来考查本组38个国家近60年的抚养比与经常账户的关系。我们以计量软件Stata11.0估计出二者非平衡面板数据之间的关系，结果如图8所示。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DI)(World Bank，2012)，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United Nations，2011)及作者估算。
注：估计软件为Stata11.0软件包，方法为面板混合数据OLS回归，系数为-0.199，在1%的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0.024。
图8 经常账户与抚养比散点拟合图(第二组样本)
图8的计量结果表明，在人口年龄结构剧烈变化的国家集体表现为总抚养比下降的同时，经常账户余额(国际资本流动)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即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反比关系存在于第二组样本。从具体国家来看，35个国家中29个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随时间有上升的趋势，支持经常账户与抚养比的反向关系。斐济、巴拿马、马尔代夫、巴哈马、牙买加和圣文森特6个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没有表现出与下降的总抚养比相反趋势，反而与总抚养比趋势基本相同。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岛国经济或离岸金融中心，人口和经济总量不大，经济性质也比较特殊。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相对缓和的第三组样本
为了更完整地考查动态角度下人口年龄结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关系，避免考查对象过于极端(第二个样本群的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最为剧烈)而使得出的结论过于局限，我们选取了人口年龄结构在样本期内波动并不如第二组样本剧烈，但仍有波幅的国家作为第三组样本，即总抚养比的标准差处于7～10的35个国家作为考查对象。这35个国家人口年龄结构随时间变化如图9所示。
资料来源：同图1。
图9 第三组样本国家(标准差介于7～10)总抚养比
1960年，这些国家的总抚养比集中在60-100之间：1980-2000年，国别之间的总抚养比稍有分散。到2010年，国别之间的总抚养比分布在40-100之间，虽然没有第二组样本明显，但总体上抚养比仍处于下降的趋势。我们剔除7个没有经常账户数据的国家来考查本组28个国家近50年的抚养比与经常账户的关系。我们同样以计量软件Stata11.0估计出二者非平衡面板数据之间的关系，结果如图10所示。
资料来源：同图8。
注：估计软件为Stata11.0软件包，方法为面板混合数据OLS回归，系数为-0.033，在1%的水平上显著，标准差为0.015。
图10 经常账户与抚养比散点拟合图(第三组样本)
图10的计量结果表明，在人口年龄结构缓慢变化的样本中，总抚养比与经常账户(国际资本流动)的反向关系仍然基本存在，其系数为-0.033，即当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时，经常账户余额将上升0.033个百分点。但这显著低于人口结构变动较大的第二样本组的-0.199。这说明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较强变动趋势的情况下，经常账户余额通常具有明显相反的变动趋势：而当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趋势不太明显的时候，资本流动更易受人口年龄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二者之间的反向关系虽然显著，但影响将变得相对微弱。
五、国际资本流动：一个简单的趋势预测
既然人口结构是决定国际资本流动的基础力量，在分析未来国际资本流动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世界人口结构的预测。
(一)主要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结构预测
20世纪的后50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少年抚养比的快速下降，进而表现为总抚养比的下降：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基本表现为总抚养比的上升。图11分析了2015-2100年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及中国的抚养比预测数据。在21世纪40年代前，欠发达地区抚养比仍然将继续缓慢下降。但由于21世纪前半叶中国及发达地区的快速拉升，世界平均水平仍在缓慢上升，到2100年达到67,比2015年增长15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预测数据(United Nations，2011)
注：以上联合国人口数据预测采用中等生育率(Medium-fertility variant)参数。
图11 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及中国的抚养比
图12显示世界7个主要地区的总抚养比。目前，中国、拉美、亚洲处于世界平均线以下，但分别将在2040年、2060年和2065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非洲将在21世纪前半叶快速进入人口红利期，并于2055年后成为降低世界老龄化的唯一力量。
资料来源：同图11
图12 世界7个主要地区的总抚养比
图 13-1
(二)三种趋势分类
根据世界各地区2015-2100年总抚养比预测值的变动趋势，我们将未来世界分为单调下降、先降后升及单调上升三类。第一类为基本单调下降的地区，主要是非洲地区。2080年之前非洲一直表现为总抚养比下降，在2080年之后总抚养比有轻微的上扬(见图13-1)。第二类为表现为先降后升的地区，包括南非和北非，以及南亚、西亚和中亚。这些地区在2040年左右总抚养比下降至谷底，之后迅速上升(见图13-2)。第三类为在21世纪基本表现为总抚养比单调上升的地区。主要包括欧洲、美洲、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中国(见图13-3)。
(三)未来资本流动方向
通过对前文近50年来人口结构与国际资本流动的静态和动态的考查，我们发现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当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是同步演进时，资本就可能在国家间进行相应的转移。总体上，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倾向于资本流出，而高抚养比的人口结构倾向于资本流入。一国自身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资本流动的逆向过程，如果变化足够大的话，甚至逆转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
根据本世纪的人口结构预测数据，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的初步判断。
1.各地区资本流动趋势性。(1)总抚养比单调上升的地区，包括欧洲、美洲、东亚、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中国，将会经历经常账户余额的下降，或者说资本流入将继续扩大，其中东亚、东南亚和中国将减少目前的资本流出。(2)总抚养比先降后升的南非和北非，以及南亚、西亚和中亚，将会在2040年左右改变目前资本流动的方向。(3)人口负担单调下降的非洲将逐步减少资本流入直至资本净流出。
2.国际资本流动方向。上述只是对于各地区目前经常账户趋势进行了判断。但是，在什么时间点哪些地区资本净流出，哪些国家净流入呢？或者说未来某一时点的国际资本格局到底怎么样呢？这样的判断必须首先确定基准点。本文确定世界平均抚养比为基准点，即当抚养比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资本开始净流入，反过来，当抚养比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时，资本开始净流出。这一基准点非常合理，既然假定人口结构是资本流动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当所有国家收敛于世界平均水平时，各国的经常账户也将回归零均值。
从表1可以看出，欧、美、澳、新等国家或地区在21世纪仍会持续资本流入，中国将在21世纪30年代，东南亚将在50年代开始由资本流出国转向资本流入国。中亚、西亚、以印度为主的南亚将在30年代将陆续开始资本流出。随后，21世纪50年代，非洲地区将从一个世纪以来的资本流入国转向流出资本。从梯队来看，20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梯队美国、欧洲，第二梯队日本、中国、东南亚，第三梯队中亚、南亚、西亚、非洲相继接过接力棒向世界流出资本，同时，过去的流出资本国包括中国也依次加入资本流出国的行列。
图13-2
图13-3
资料来源：同图11
图13 总抚养比变动趋势预测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预测结果只是根据人口结构与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规律作出的粗略估计。客观上，至少有三点需要更进一步的讨论。第一，前文已有分析，虽然总体上人口结构决定国际资本流动成立，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在所有时期都完全适用这一规律。第二，部分主要资源的出口国，如石油输出国可能会影响其经常账户。朱超、张林杰(2012)曾对亚洲国家面板数据作了估计，发现石油输出国影响经常账户余额达到1.7%。第三，更重要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人口结构与劳动生产率这一关系。人口结构除通过劳动力数量以外，还将通过劳动生产率来影响一国生产能力。一国如果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产业结构、制度、技术落后，良好的人口结构也不一定能够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增加国内产品供给，从而不一定能输出资本；而一国如果在发达阶段，能有良好的制度、技术和创新，人口结构老化并不一定降低生产率，仍然有很高的生产能力，仍然能做到输出资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来的非洲和印度能否在人口红利阶段迅速提高生产的效率和能力，将很大程度上影响世界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人口结构会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系统性影响。据联合国预测，未来90年里全球各国的年龄结构将呈现不同的变动趋势和速度。根据经典理论，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梯型变迁，有可能影响国际资本流动也呈阶梯型的改变。本文则试图去发现并验证人口结构对于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效应。无疑，探明这一规律对于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有着广泛的意义。
我们发现，从全球范围内来看，总体上经常账户余额与人口抚养比的逆向关系得到支持。当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并不是同步演进时，资本就可能在国家间进行相应的转移。从静态看，低抚养比的人口结构倾向于输出资本，而高抚养比的人口结构倾向于输入资本。从动态上看，一国自身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会带来资本流动的逆向过程，如果变化足够大的话，甚至逆转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但是，当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较缓慢时，资本流动更容易受人口年龄结构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二者之间的反向关系虽然显著，但影响将变得相对微弱。
基于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数据，欧、美、澳、新等国家或地区在21世纪仍会持续输入资本，中国会在21世纪30年代，东南亚将在21世纪50年代开始由资本输出国转向资本输入国。中亚、西亚、以印度为主的南亚将在21世纪30年代陆续开始输出资本。随后，21世纪50年代，非洲地区将从一个世纪以来的资本输入国转向输出资本。从梯队来看，继上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梯队美国、欧洲，第二梯队日本、中国、东南亚，第三梯队中亚、南亚、西亚、非洲相继接过接力棒向世界输出资本，同时，过去的输出资本国包括中国也依次加入输入资本的行列。
上述结论有助于我们对于一些现象和政策赋予新的理解和参考。(1)世界贸易最终可以理解为在不同年龄段人口之间的跨期贸易。对于中国来说，如果现在正享受人口红利时，贸易对象为较老的欧美，那么当未来人口红利消失时，贸易对象也许将是届时更年轻的印度和非洲。(2)如果经常账户顺差作为储蓄的国际缓存池和中转地，顺差国目前输出资本其实是为应付未来的消费，可以理解为为应付老年化而存放在国外的储蓄。长时期来看，现在输出的资本届时将会以逆差的形式回流，长期外部均衡依然存在。政策制定者应更多关注跨期最优化，不必急于花掉这笔“海外储蓄”，以免透支未来。(3)中国在未来国际资本流动格局中的角色需要关注。人口结构的变迁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但由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期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年龄结构变迁，这类似于一个自然实验。中国将成为全球进入老年化最为迅速的国家。未来最有可能向中国提供资本的可能只有非洲。我国应有应对这种格局的准备。在劳动力数量不可避免要下降的同时，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应成为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专注于分析人口结构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系统性的，是大势所趋，文中的结论与政策含义可以提供一些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的思考。但是，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还包括很多其他很重要的因素，如经济发展阶段、资源出口、劳动生产率、财政赤字等经济的周期性因素、结构性因素及政策性因素。为抽象出人口结构的研究角度，本文只能忽略了这些因素。另外，我们也很难预测移民、人力资本质量等因素，这将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注释：
①虽然推迟退休年龄可以缓解工作人口比例下降，但对绝大部分工种来说，工作人口年龄的攀升仍会降低工作效率。整体人口年龄的增长也会影响创新开拓精神。
②总抚养比项目下记录的国家有216个，但有26个国家无此项数据。
③除了人口年龄结构变迁最小的48个国家和最大的44个国家之外，我们仍有98个国家待考查。但以98个国家作为样本群数目过大，容易在分析过程中使我们难以辨别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主要特征，也难以清晰地比较相应的国际资本流动。因此，本文选用总抚养比的标准差介于7～10的35个国家作为第三组考查对象。
④由于本组中各个国家总抚养比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动很小，我们取其60年均值来粗略代替其抚养水平。
⑤一个例外是安哥拉。安哥拉为本组中经常账户余额出现正值年份最多的国家，且其值波动很大。安哥拉是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其经济规模总量不大，石油和钻石开采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05年石油行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自然资源的出口造成了高的总抚养比与资本流出并存的现象。即便如此，根据安哥拉25年经常账户的统计数据，仍有16年处于资本流入的状态。
⑥一个例外为尼日利亚近年出现较大的经常账户顺差，这主要得益于其以石油为主的资源型经济性质及近年来石油价格的攀升，与安哥拉情况类似。
⑦英属海峡群岛由于缺失经常账户余额数据未加验证。
⑧乌兹别克斯坦、卡塔尔、阿联酋、法属波利尼西亚、哥斯达黎加、圭亚那6个国家没有经常账户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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