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与日本的福祚和祸患*
王 璞 石佳丽
摘 要： 科举制度曾短暂地存在于日本历史上，但不论是“贡举制度”，还是江户时代的“学问吟味”和19世纪明治维新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都与中国及其他国家表现出种种差异，直到最后不了了之。日本以血统为核心的贵族制封建统治结构，以及日本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民族性格是科举制度在古代日本水土不服的主要原因。与科举制度擦肩而过的日本社会，实用主义教育兴盛、各种文化多元并存，在面对近代化浪潮时迎头赶上，率先进入近代化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军国主义在日本社会泛滥开来，酿成二战祸端，这也与日本社会从来没有真正接受科举背后的文化传统深有联系。
关键词： 科举制；日本；社会结构；文化性格
一、科举制度在日本的短暂历史
中国的科举制度持续千年，曾经影响到许多国家，其辐射力和影响力巨大。周边的韩国、朝鲜、越南等国都曾是科举制度的忠实拥趸者，朝鲜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于1895年被强迫废除科举考试[1]，越南则直到1919年才取消科举制[2]，此时距科举考试原产地中国废除科举制已经过去了十几年。这之中，日本是个例外。历史上日本没有学习的古代中国的重要制度，恐怕除了宦官制度[3]，再就是科举制度了。深谙“拿来主义”的日本，为何面对如此精密有效的选才取士的方法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却视若无睹，甚至弃如弊履？换句话说，科举制度为何在日本沦为水土不服的舶来品？没有实行科举制度对于日本到底是福祚还是祸患呢？
这要先从日本科举制建立和延续的历史说起。日本从8世纪的奈良时代就开始仿照唐朝的科举制度，建立了“贡举制度”，由此至10世纪的近三百年，是“贡举制度”最为兴盛的时期。科举研究权威刘海峰教授认为，随着大学廖①被贵族阶层所把持，日本此后再无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度[4]。也就是说，日本的科举制度仅指这延续三百年的贡举制度。还有学者认为，贡举制度到12世纪的平安时代，随着大学廖被烧毁和日本中央律令制国家的消失才最终宣告消亡，而且在中断了几个世纪之后，日本在某些历史时期，又有重新考虑和实行过类似科举的考试制度，比如，18世纪中期江户时代的“学问吟味”和19世纪明治维新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5]，但这都有如回光返照，很快就被弃于历史的烟尘之中。由此可知，科举制度在日本的实行一直是时续时无、跌跌撞撞，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最终不了了之。
日本“贡举制度”的最早记录出现于日本文武天皇在701年颁布的《大宝律令·学令》，令中记载，参与贡举考试的人员必须有在中央设立的大学寮或者地方的国学接受中国古典教育的经历[6]。又根据《养老律·职制律》：“贡者，依令，诸国贡人；举者，若别敕令举及大学送官者，为举人。”[7]也就是说，“贡举”就是由下向上推举人才参加考试，贡人是来自地方举荐到中央应试的学子，举人则是由中央或者地方设置的官学系统举荐参加考试的学子。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读书人无论身份如何，只要你认为自己准备好了，都可以报名参加科举考试。而日本的贡举制度却有着很高的门槛，它要求考试的参与者必须来自中央或者地方的国学系统，但能进入中央和地方国学读书的基本都是达官显贵的子弟。由地方或者中央官学贡举上来的学生，通过考试后也会被授予一定的官位。然而，这历经艰难辛苦换来的官位，不论是地位还是实际掌握的权力，都远不及士族子弟靠荫封获得的官阶[8]，不可能进入到参与朝政、讨论国策的核心阶层。有日本学者就评论说：“不是大学的学艺养成了官吏，而是血统造就了官僚。大学所发挥的不过是官僚之人成就自己的一个功能而已。”[9]公元1177年，大学寮被烧毁，此后再未复兴，贡举制度就此衰落。
动乱几个世纪以后，日本进入了江户时代（1603-1867）。江户幕府发展教育，涌现出大量的地方藩校和民间教育机构，在宽政改革过程中，出于巩固幕府统治的需要，于1797年将著名的民间教育机构林氏私塾变为幕府直属的最高学府——昌平板学问所，该校也改变了士庶兼收的惯例，而只允许幕府官员（旗本、御家人）子弟才能入学。昌平板学问所之后又强制推行相当于国家考试的“学问吟味”和“素读吟味”[10]。所谓“素读吟味”是指对十五岁以下的幕臣子弟进行有关儒家经典的基础性考试，每年举行一次。所谓“学问吟味”是指对十五岁以上的幕臣子弟进行有关朱子学经典的学术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11]。“学问吟味”作为一种竞争性的选拔考试，是江户时代科举制度的主要考试方式，被称为“江户版”科举考试。这种考试旨在考核“朱子学”的学习者对四书五经典籍的掌握程度，考试对象从之前的贡举之人扩大到所有“朱子学”学习者。考试分为“初试”和“本试”两场，前者是为期一天的预备考试，后者作为较正式的考试，为期四天，分为经义、历史、作文三科，考试合格者“根据成绩分为甲乙丙三等，各自给予褒奖。”[12]由上可知，“学问吟味”的应试者主要限于“旗本”“御家人”的子弟。“旗本”主要是指有资格谒见将军并由幕府发给俸禄的直属家臣和被征服大名的家臣，而没有资格谒见将军的直属家臣成为“御家人”[13]。可见有资格参与考试的都是武士阶层的子弟，日本普通的民众是没有机会进入考试公平角逐的。同时，江户版的“科举考试”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贵族阶层的特权，巩固以武士为基础的幕府统治，并非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日后，随着西方思想和学问的不断涌入，“学问吟味”考试内容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引起日本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质疑，幕府末期的思想家桥本左内就认为：“若由局外观之，政府诸有司选举之法，未尽其术，故诸民自生不服之意。”[14]之后，“学问吟味”连同幕府统治一并逐渐衰落，最终被遗弃。
及至明治维新时期，改革急需各类人才，于是明治政府颁布《王政复古的大号令》，明确“人才登庸乃第一急务”，在全国范围内征士，直接选拔“各藩士乃至都鄙有才之人”。1869年，进入新政府的神田孝平提出“进士及第之法”的建议书，提倡参考中国科举制度，建立近代日本的官僚考试制度[15]。但神田孝平的提案并没有得到重视和推行，明治政府并没有依仗科举考试制度来选拔人才，反而异常重视普及教育的学校制度，因此，近代学校制度最终取代人才选拔的考试制度，成为日本国家智力体系的中流砥柱。
二、为什么科举制度未能在日本延续
由上可知，日本不是没有看到科举制度的功用，也曾经试图通过建立科举制度来选才取士，但虽为近邻，一衣带水，日本与中国实则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体系。两个国家的文化交流，接受方既要有需要，又要有适宜的环境，之后，交流的成果才能在一段时间内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假如说接受的一方条件改变，失去生存的土壤，交流的需要便不复存在，则原先的交流成果便会枯萎[16]。有学者认为，日本在平安时代大规模吸收唐文化之后，在基本的社会秩序方面就已经开始脱离汉文化圈，回归固有传统[17]。也正因为如此，日本虽然曾经如饥似渴地学习过唐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包括极力推行科举制度，但完全异质的社会文化体系，使得科举制很快便被日本所抛弃。
强烈的集团意识和身份认可逐渐形成了日本人遵守秩序的国民特性。日本人喜好并且信赖他们那一套繁密的行为规范，不愿意轻易打破这种平衡[21]。正如著名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与刀》中所指出的：“日本人对人际关系以及人与国家的关系所抱的整个观念都是建立在对等级制度的信赖之上的。……日本人是从等级制度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关系”。时至今日，日本社会的人事任用制度仍然倾向于资历制。而意图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科举考试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这种突出个人、僭越身份的价值诉求显然与日本固有的观念传统有着强烈的矛盾冲突。因此，在中国发挥巨大作用的科举制度移植到日本很快便奄奄一息。
第一，日本贵族世袭制的封建统治体系，阻塞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从而剥夺了科举制度最为关键的工具价值。
科举制度的功用是什么？于民众而言，在于“学而优则仕”，即通过教育和考试实现从平民到仕宦阶层的飞跃。于统治者而言，在于得天下英才而用之，即突破血统世袭的垄断势力，网罗易于掌控的普罗大众中的济世之才，巩固中央皇权的统治。说到底，科举制度最大的工具价值是改变身份，打开一条社会阶层纵向上升的通道。
中国自秦帝国以来，中央集权的统治思想和政治体系便逐步地深入骨髓。科举制度既是中国从贵族门第社会到官僚社会的转向过程的结果，也是主要推动力之一。皇帝将自己视为唯一的统治者，为了压制贵族的势力，不断打破各个阶层之间的界限，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科举制度便是在门阀士族走向衰落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提供了大批的平民官僚，满足了皇帝的统治需求，之后更是成为中央集权统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制度设计，以致于“朝代可以改，皇帝可以换，但科场却不可不开”[18]。
(8)救灾能力有限、需加灾害风险管理等。总体来看，云南省目前的抗震救灾能力现状仅有组织省内资源应对MS6.5级以下地震的能力，不具备应对MS7.0级以上大震的能力。
在如此森严的等级观念和制度下，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等级序列，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位置上，社会不允许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哪怕是同一阶层中不同身份之间的横向流动。人们不能轻易也不会想要脱离自己原本所属的位置和集团，突破所属身份的个人生活限制。民众逐步巩固和认可了各阶级间的差异和限制，人人都只能安于现状，形成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心态。
钻孔灌注桩施工本身具备较强的技术性与专业性，流程比较复杂，施工期间经常会出现问题，一旦没有很好的解决便会导致施工事故问题。在钻孔灌注桩施工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混凝土堵管以及离析等质量问题，施工人员一旦发现应及时处理，针对性的采取措施，并撰写专门的事故处理报告与事故调查报告。同时，施工单位还应严格控制每一个施工环节，确保每个施工环节的质量水平，以免此后再次出现施工质量问题。除此之外，还应做好灌注桩的养护工作，结束浇筑之后应及时养护，并做好桩顶的覆盖工作，确保钻孔质量水平。
没有了科举制，自然也不存在藉由科举考试改变社会地位的预期，教育的政治功利色彩被大大削弱。对比价值观和知识范围趋于一致的“科举文化圈”的国家，日本社会具备相对宽松开放的民众心态和文化氛围。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普通民众，学习知识只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生存技能，知识和教育的实用性成为衡量其价值的标准。战国时代（1467-1615）的武将多胡辰敬在家训中细数不会写字作文的不便，“倘若有头等机密大事传书而来，我不能读，不得不请人代阅，则失秘传之义”，所以“要趁年少，夙夜用功，手习学文”[22]。对实用知识和实际生活需要的关注，也是推动日本平民教育的最大动力[23]。
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这或许是因为只有集中在一起，才能抵御岛国的多灾多难。日本人相信，个人应该归属于某一集团，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体现在服从集团，只有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功力，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在日本“超越集体的价值绝对不会占据统治地位”[20]。现代日本人的集团意识体现在自己所供职的企业、机关以及求学的学校中，而古代日本人的集团意识则大多投射到自己所在的家族中。
在中国，无论出身如何贫寒，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授官拜爵，成为帝王家的肱骨之臣，做人上人。不仅如此，整个家族也可借一人得道，飞黄腾达。因此，十年寒窗再苦也是值得的。而日本的社会流动仅仅局限于阶层内部，甚少纵向的不同阶层间的流动，尤其是下级阶层向上层社会上升的流动[19]。贵族子弟通过官位荫封制度即可得到较高的官位，而寒门子弟即使通过科举考试获得一官半职，其官位远低于贵族子弟通过荫封获得的官位，更无实权可言。因此，无论是贵族子弟还是寒门子弟，科举考试都缺乏吸引力。
在此基础上，天皇为赢得世家豪门的支持，为贵族赐姓用以巩固贵族的身份地位。而从12世纪末开始的长达700年的幕府统治时期，上至将军下至各地封建领主都组织了为其效力的武士阶层。正是靠着这个阶层，幕府将军压抑天皇和贵族的势力，建立起独裁统治。为了维护武士阶层的统治地位，几代幕府均不断强化社会等级制度，及至德川幕府时期，形成了“四民制度”。所谓“四民制度”，就是将全国居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士是武士，居四民之首；农通称百姓，居次；工为手工业者，居三；商即商人居四民之末。从此“四民”不仅是职业的划分，更是身份的区别，而且这种身份也是世袭罔替，不可僭越。
2)第2顺序位为进口靠集装箱港区的船舶。但在同一班次中，如果既有靠泊LNG或油品码头的船舶，又有靠泊洋山港四期的船舶，可先安排靠泊洋山港四期的船舶在LNG船舶或大型油船之前进港。这主要是由于洋山港四期距离LNG码头和油品码头分别达6 n mile和7 n mile，避免等候时间过长。
德川幕府为了保持作为其统治基础的武士阶层的稳定性，在规定四民制度的同时，还实行武士阶层的长子继承制，继承的内容包括武士身份及与其相应的俸禄。幕府通过这种制度，用以防止因武士家产的分割继承而使武士阶层贫弱化，以致于动摇幕府的统治基础。而其他的农、工、商阶层也逐渐与武士阶层一样实行长子继承制。在四民等级制度和长子继承制度下，不仅武士以外的等级被排斥在仕途之外，即使是出生于武士家族，如果不是长子也没有继承武士身份及相应俸禄的资格，他们必须自谋生路。
日本历来采用世袭和血统制，自大和时代始，就有强大的贵族传统，天皇赐姓、官位相当制、荫位制、官职家业化等都是与世袭和血统制相匹配的特权。因此，大贵族始终拥有很大的势力，早期有物部氏、苏我氏等左右政权，后有藤原氏若干代控制朝廷，再晚有平氏。其政治势力之强大，经济力量之雄厚，社会地位之崇高，远胜于中国的门阀士族。如藤原氏在全国拥有大片的庄园，在朝廷占据无数的高官，又世代与天皇家联姻。藤原道长的三个女儿都作了皇后，他踌躇满志地歌咏：“此世即我世，如月满无缺。”这样的情况下，不利于大贵族垄断政权，而又使中下层民众分享权力，跻身统治阶层的科举制度怎么能长久呢？也正是因为日本固执地坚守着血统制，在贵族势力逼迫和裹挟之下的软弱天皇，虽总是摇摇欲坠，却始终延续着万世一系的神话。
4)根据煤矿安全知识规则体系，建立煤矿安全评估和推理的专家知识库，涵盖法律法规、行业规程规范、条例、手册、办法等，如煤矿安全规程、各工种操作规程、煤矿灾害防治与应急预案、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三违行为”辨识标准、隐患界定标准、事故案例库等。
三、日本抛弃科举制的福与祸
科举制因与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格格不入而最终被抛弃，却意外地为社会进步和文明新生打碎了这一枷锁。日本等级日益森严的身份制度，一方面阻碍了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另一方面却为日本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多元目标和途径，就好像是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却又打开了很多扇窗一样。农、工、商等庶民阶层没有科举制可以改变身份，施展治国之才，但武士阶层也鲜少去触及庶民阶层的专属领域，人人都只能各安其分，结果农民发展成为豪农，工匠身怀独门绝技，商人掌握了巨额财富，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内发展，互不干扰，安分守己地成长为各个领域的专家，人人都各得其所。
第二，以武士阶层和“四民制度”为代表的等级制度，固化了日本人的身份认可和集团意识，抑制了不同社会阶层间，甚至是同一阶层中不同身份之间的横向流动的意愿，形成了与科举制度的价值诉求尖锐的矛盾冲突。
科举制也曾是极其精密有效的罗致人才和巩固统治的制度设计，从表面看，超越阶层隔阂的科举制似乎比血统世袭制更加合理，但走入封建统治后期的科举制，已经将教育推向极度的功利化，将学问圈定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狭窄的通道几乎挟持了所有知识分子的希望与精力，凡不愿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的人都被视为不务正业，凡科举考试内容以外的知识都被视为奇技淫巧。此时的科举制已成为社会进步和文明新生的桎梏。日本由于没有科举制度的束缚，学问呈现多元化发展，如有儒学、国学、兰学等，知识分子的思想有较为自由奔放的空间，当遭受西洋文明入侵时，多元化的日本所表现出来的应变能力便比一元化的中国要敏捷得多。甚至连前文提到在具有森严等级规定的长子继承制下，那些被剥夺继承权的武士后裔，他们既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可能，也无需为获取这种资格而耗费精力。在某种程度上说，非长子的武士子弟们的人生选择是相对自由的。这些被排斥在仕途和家业继承之外的人们，在人生设计上有更广阔的选择余地，往往会专注于学问或其它技能以自谋生路。有学者甚至认为，抛弃科举制是近代以来日本更快接受近代化的改造，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24]。
科举制在中国延续千年，不仅在制度设计上重视文官抑制武官，同时在整个民族的心理上造就了崇尚儒雅斯文，厌恶战争武力的传统。如梁启超所说，国人“太平歌舞，四海晏然，则习为礼乐揖让，而相尚以文雅，好为文词诗赋训诂考据，以奇耗其材力。即有材武杰勇者，亦闲置而无所用武，且以粗鲁莽悍见屏于上流社会之外。重文轻武之习既成，于是武事废堕，民气柔靡。”[25]关于科举制的这种塑造功能，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早已觉察，如金辽也实行科举制，但传统的考试科目只准汉人参加，而专为本民族设置了女真进士科，一方面是为了延揽本民族的人才，巩固统治，同时也是为了使女真人保持本民族崇尚勇武的传统观念。但科举制强大的崇文抑武的功能，仍然使得“金代前期，女真大贵族子弟出身亲军者有强烈的优越感。自实行女真科举后，也发生了明显转变，再也不把充任亲军视为高贵出身，而是将中进士看成贵科荣路。”[26]
然而，与科举制擦肩而过的日本，也从未形成能掌控国家走向的知识阶层，一切都依靠武力解决问题。诗文派的兴盛反映的正是由于日本没有科举制，一般的儒者至多成为诸侯将军的陪读，不能实际参与治国安民的政治，圣人的礼乐刑政也缺乏实践的场所，所以儒者只好在远离政治的小圈子沙龙里诗文唱和，沉浸在文学的感性世界里，以诗酒风流自诩，而与政治无缘[27]。连天皇也仅仅是封建统治的一种象征，德川幕府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众诸法度》②中更是规定“天皇以才艺和学问为第一”[28]，实质就是不许天皇过问政治。进入武家社会后的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将战争作为职业活动的武士逐渐占据社会的统治地位，“花属樱花，人属武士”成为全民信仰。连1904年清王朝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试第二场考试的策问考题中就已经认识到，有近代学校而无科举的日本“尤注重尚武之精神”[29]。崇尚武力，奉行杀戮之道，尊强践弱逐渐成为日本人文化性格中的鲜明特点。二战时期的美国驻日记者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曾说：“日本人的集团观念、潜在的对外恐惧及认为道德是相对的观点，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就比较容易把残暴说成是达到光荣的手段，从而煽起日本人进行冒险。”[30]此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即使败亡也拒绝反省的历史事实。不得不说，这多少与日本抛弃科举制有关。
注释：
一种好的瞳孔定位算法不但要能够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定位精度，还要有较快的定位速度[6-7]。
①大学廖是日本为国家培养官僚、作为科举预备学校的专门机构。
②即《有关朝廷和朝臣的各种法令》
本研究的经验数据来源于四所综合类师范大学的2 365名研究生，两所为教育部直属大学，另外两所为省属大学，均为所在省份同类大学中的排头兵。其中教育部直属大学样本1 374个，占总体比例的58.1%，省属大学样本991个，占41.9%。其性别分布如下：男生498人，占21.1%，女性1 709，占72.3%，另有158人性别值缺失，占6.7%。分年级来看，一年级研究生904人，占38.2%，二年级研究生803人，占34%，三年级研究生555人，占23.5%，另有103人所在年级值缺失，占4.4%。其所学专业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和哲学等学科。
根据测算结果来看，安徽省农业发展目前处于技术驱动的阶段，但由于安徽省耕地资源有限、劳动力相对过剩，资本具有边际产量递减的现象，因此，要依靠边际报酬递增的要素——科学技术来转变农业的生产方式，才是提高安徽省农业综合实力的根本出路。提高安徽省农业技术水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参考文献：
[1]白玉子.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朝鲜经济——掠夺与强制性现代化[C]//傅兆君主编，东南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东南大学韩国学论集·第1辑.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1998.120.
[2]刘海峰.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J].上海：学术月刊，2006(12):140.
[3]周一良.日本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C]//周一良集·第4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29.
[4]刘海峰.科举制——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J].中国考试，2005(01）:14.
[5]吴光辉.日本科举制的兴亡[J].厦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05):6.
[6]〔日〕天野郁夫.考试的社会史[M].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38.2-3.
[7]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对日本、新罗的影响[C]//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编.古代中韩日关系研究.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7.85.
[8]崔晓.从日本汉诗看古代日本贡举制度[J].世界历史，2012(01):95-96.
[9]〔日〕高桥枚乘.日本教育文化史(一)[M].东京：讲谈社，1978.78-79.
[10]梁忠义.日本教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134.
[11]黄逸.浅谈江户时代朱子学官学教育[C]//王军彦，崔红花主编.日本语言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241.
[12]〔日〕大久保利谦.日本的大学[M]东京：创元社，1943.104.
[13]陈杰.幕府时代：江户幕府[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11.
[14]〔日〕严绍璗，源了圆主编.中日文化思想大系之三思想卷 [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397.
[15]吴光辉.科举考试与日本[J].福州：东南学术，2005，(04).53.
[16]周一良.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M].北京：首都大师范出版社，1995.559.
[17] 李卓.古代中华制度文明在日本的结局——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的再认识[J].天津：东北亚学刊，2012(01):36.
[18]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65.
[19]〔美〕鲁斯·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14.
[20]〔日〕笠谷和比古.士の思想[M].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93.53-57.
[21]李卓.日本国民性的几点特征[J].北京：日语学习与研究，2007(05):73-75.
[22] 〔日〕小泽富夫.武家家训·遗训集成[M].东京：醍醐社，1998.146-147.
[23]李卓.“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考察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9.
[24]李卓，张暮辉.科举制度与日本[J].长春：古代文明，2007(04):53.
[25]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9.112.
[26]都兴智.辽金史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8.
[27]王青.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49.
[28]日本史料集 [M].东京：平凡社，1963.319.
[29]〔日〕稻叶君山.清朝全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373.
[30]〔美〕罗伯特·C.克里斯托弗著.日本心魂[M].贾辉丰，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310.
作者简介： 王璞，女，湖北武汉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高等教育（厦门361005）；石佳丽，女，山西长治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外国教育史研究 （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编号：20720151008）的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王伟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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