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 近代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主要利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鸦片论文,近代论文,利益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知道，近代中英贸易与鸦片贸易密切相关，从18世纪7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对华输出鸦片，到1917年根据中英协议停止鸦片输华为止，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达140多年。鸦片贸易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同时也使英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究竟是什么动机驱使英国鸦片商人、政府不顾廉耻，无视道德而用暴力推动这种众目昭彰的毒品倾销呢？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模糊，有关的学术研究重视不够。许多论著在涉及鸦片贸易的原因时，仅仅把它同英国力图扭转不利的对华贸易逆差联系起来，似乎贸易顺差才反映有贸易收入；还有的观点认为支配鸦片贸易的思想是欧洲殖民政策的重商主义敛财观。显然，这些认识还需要更新和发展。因为英国对华输出鸦片并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和改变英中贸易的逆差；重商主义思想在18—19世纪的欧洲早已过时，影响人们经济观念的主要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经济思想背景下，英国从事鸦片贸易绝不单纯是为了改变表面上的英中贸易差额，而是鸦片贸易能够为英国带来数不清的好处，得到多方面的贸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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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近代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这种历史条件下，15—16世纪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已经落伍。在思想界日益被风行欧洲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压倒。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愿望。他们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出发，批判了那种“把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混为一谈”[①]，只有金银货币才代表财富的错误观念。指出：“一个人是贫是富，要看他能取得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如何”[②]，从而开拓了人们对财认识的视野，丰富了资产阶级的财富观。从这些思想出发，他们进一步阐明通过对外贸易人们可以获得各方面的利益：可以扩大市场；调节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互通有无，调剂商品余额；满足消费需求；改善人民生活等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魁奈强调：“不要被同外国相互贸易所取得的表面利益所欺骗，只以货币数额的顺差来判断，而不考察出卖商品和买进商品所得利润的大小”[③]。在这些全新的思想盛行时期，很难想象英国人会因并不能完全反映对华贸易实际收入的表面逆差而烦恼不安，表面上的贸易差额不等于贸易中的实际利润。
从历史上看，近代号称世界第一贸易强国的英国，在19世纪贸易虽没留下对外贸易经常保持顺差的记录。[④]但谁也无法否认海外贸易对英国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强国地位巩固的巨大影响。英国从亚洲、南北美洲等地大量输入原料和初级消费品。向欧洲、亚洲、美洲源源不断地输出工业产品。对外贸易的繁荣使英国的消费水平迅速提高，英格兰成为“世界工厂”。商品交换规模的扩大和新的消费需求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进步，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不仅如此，对外贸易本身还带动和促进了英国非贸易收入的明显增加，使其贸易业务、劳务、航运业、保险业和海外投资事业不断扩大。19世纪，英国的非贸易收入不仅与贸逆差相抵有余，而且国际收支盈余年年增长[⑤]。
应该承认，英国人对外贸易逆差也不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在缺乏优势商品时，他们也善于利用转口贸易增加收入、补偿差额。19世纪以前，英国的大部分主要产品无论在质量、种类、价格上都还无法与东方产品竞争。在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1699年—1794年，英国直接出口商品的价值一般只是进口商品价值的80%。[⑥]尽管如此，英国商人仍然想方设法地利用转口贸易来谋利。他们从印度、中国、西印度群岛、南北美洲购进烟草、咖啡、棉花、丝绸、砂糖、染料、茶叶、生丝、胡椒、棉花等产品，再用数倍于进价的价格在欧洲其他国家市场上倒卖，从中赚取了大利。当时几乎没有一种在欧洲市场上畅销的商品不经英国商人染指。转口贸易使18世纪的英国全部出口、再出口额超过进口，使19世纪英国的对外贸易也减少了逆差。不过，当时的英国商人并不是仅为减少逆差而增加再出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出口增收。
从中英贸易来看，19世纪初以前英国的正常商品对中国人还缺乏吸引力，中国的丝茶却深受英国人喜爱，十分畅销。1781—1793年，英国输入中国的全部商品是16，871，592元；而同期中国对英出口中仅茶叶就达到了96，267，832元。[⑦]大量的银元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可是，当时英国对华贸易上的巨大入超并没有使英商畏葸止步，相反，他们却宁肯把这种表面上“亏本”的生意坚持做下去，这倒不全是英国人离不开对中国茶叶的嗜好。而是经营中英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仅从事茶叶贸易的利润就可以弥补英国购买中国商品的一切费用，而且每年还可以有40，100万镑的盈余。[⑧]由于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帐簿上总是保持着赢利，所以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巴曾承认英国输往东方的财宝完全可以通过东印度公司进口的东方产品予以再出口来弥补。[⑨]虽然中英贸易中，英国对华正常贸易是逆差的。但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收支帐却不是逆差的。所以它用不着担心血本无归，而更关心的是商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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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英国鸦片商人、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从鸦片的贩卖、生产、专卖和税收中发了大财。由于鸦片贸易利润高涨，“使得人们在这种交易中都沉醉了”，“加尔各达大多数商号均从事这种贸易，在印度西部，从事这种贸易的商家数和资本额与东部相埒”。[⑩]1773年和1779年，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在孟加拉的鸦片专卖和生产上的垄断权，从此它成为鸦片从生产到销售等一系列活动的组织者与总管。这些鸦片的80%都运往中国。19世纪30年代，东印度公司收购罂粟汁，生产和专卖鸦片的每箱成本是300—350卢比，拍卖的价格是400—3000卢比，其中的利率最高竟达900%。[11]英属孟加拉政府也从中分肥，它按鸦片成本的300%收税，每年可得利税100万镑以上。19世纪最初10年，鸦片税收占孟加拉政府税收比重的8%，10年后增加到12%[12]，从此它成为英印政府除土地税、盐税之外最主要的税收之一。这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将以“国内开支”[13]的名义汇回英国，使英国本土也成为鸦片利润的重要受益者。
鸦片贸易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巨额收入，还对英属印度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广州的贸易中以汇划的方式起到了充当茶叶投资角色的特殊作用。由于东、西印度都在大量种植罂粟，19世纪20—30年代，曾使印度“土地价值提高4倍，使印度地主大发其财，在收集和预备这种药品工作中维持了成千人的生活，并且使加尔各达的商业和航运业沾到利益”。[14]19世纪初期和中期，鸦片在印度出口商品中占首要地位。1849年，印度出口鸦片577万镑，1858年出口910.6万镑，[15]是印度全部出口商品价值的32.7%。[16]鸦片出口的增长，使印度贸易收入增加，19世纪30年代，“中印贸易的价值三倍于中英贸易的价值”，印度对英、对华贸易都明显出超。其海外购买力的增长使进口大为上升，“若干世纪以来作为纺织输出者的印度市场上，竟充满了曼彻斯特的棉纺品”[17]。1849年，印度输入棉布222万英镑，1858年输入478万英镑。[18]棉布的大量进口使当地的民族纺织业衰落，使英国棉纺织厂主们欣喜若狂。在印度经济殖民化的进程中，不能不看到鸦片在瓦解自然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依属英国中发挥了如此明显的紧要作用。
由于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还解决了在广州购买中国商品所需的款项。19世纪初，在正常商品贸易中，中国对英国一直保持出超，东印度公司必须筹措为数可观的银元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本钱。在鸦片大量输入后，中国反成为白银流出国，这样英国鸦片商人在华出售鸦片的收入便被东印度公司利用作为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表面上，东印度公司不参加对华鸦片输入，它设在广州的帐房却通过“帐户的转帐”办法，向英国鸦片商人出售可以在伦敦、加尔各达等地有关金融机构兑现的汇票，直接换取他们在华贩卖鸦片而得到的白银。这种“大规模的汇划”方式既“给公司提供了筹措在中国投资的资金的办法”；又“给港脚商人提供了将印度棉花和鸦片的利润运回印度的途径”。[19]从此，在中印航线上再也无法看到满载着白银的东印度公司商船驶往中国，却到处可见满载着鸦片和茶叶的商船来往于中印之间。
19世纪50—80年代，中英贸易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由贸易入超转为出超，但鸦片贸易仍然充当着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起到了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创收能力的作用。40—50年代，英国制造品对华出口增长停滞，而中国丝茶出口则急剧上升。可是，在鸦片稳步输入下，中国对英贸易出超并没有明显增加对外贸易的纯收入。60—80年代，中国茶叶出口收入的70%左右都要支付鸦片的毒品帐。如果没有鸦片的抵补作用，中国当时每年至少可以增收2500万海关两。[20]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走向衰落，生丝的出口虽然可以抵补鸦片输入，但同样它创收的50%都因鸦片进口而付诸东流。总而言之，19世纪90年代之前，英国在对华正常贸易上还处于不利地位，它不得不利用鸦片来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显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还必须通过毒品交易来赢得对华贸易上的优势。
不难发现，鸦片贸易的重要性也为当时英国商人、社会政府、社会舆论所共识。40年代，澳门的英国人就撰文指出：“没有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就不可能这样顺利地为‘国内开支’取得大量的汇款。……英格兰商人也不可能买到现在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要向中国送出大量白银。……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英国的工业品对印度斯坦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行与一般商务大为兴旺。并且还给英属印度国库带得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的田赋总额”。[21]所以，正是由于鸦片贸易能够为英国带来各方面的利益，英国商人、有关公司和政府机构才不惜一切，拼命钻营这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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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鸦片贸易的主要经济因素是鸦片贸易的利润和利润率。无论是英国散商、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还是与鸦片贸易相关的一切事业，都依赖于鸦片贸易中利率的大小。由于鸦片贸易总是能够为英国带来高额利润，所以，它才被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称为：“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22]，鸦片贸易的利润主要取自于鸦片市场的价格，鸦片价格的涨落既与市场上的需求量相关，又与供给数量互相联系。“鸦片价格的涨落，决定于供求的情况是非常显著的”[23]。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鸦片需求量的增加会导致其价格的上升，同样，鸦片供给数量的下降也会促使其价格上扬。早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为提高鸦片利润，就开始有意识的控制鸦片的生产规模和产量。它企图通过限产的办法来稳定和提高鸦片的市场价格。当时，公司于巴勒拿和贝那勒斯两地分别设立鸦片经理处，专门垄断和管理鸦片的生产与出口。1799年，孟加拉总督威莱斯莱下令禁止一切私人种植罂粟，规定烟农必须按规定的价格把产品卖给经理处，领了合同书不种罂粟的烟农也要被处以罚款。这一措施主要是因为海外鸦片需求量的增加有限，所以东印度公司把主要精力用于控制鸦片的出口数量。它规定比哈尔地区每年罂粟种植田亩在25000英亩左右，最高产量为4000箱。[24]控制政策曾一度比较有效。1799年，每箱鸦片的价格不到415卢比。1800年，公司稍减供应，价格便上涨近一倍。1802年后，公司继续减少供给，价格涨至1000—2000卢比。1805年，公司试图增加供给，价格开始下跌。保持供给的稳定后，鸦片价格在1822年涨至4000卢比。[25]
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鸦片出口受到了其控制外的西印度鸦片冲击。西部印度马尔瓦地区在当地王公的控制下也在大量生产鸦片。很快，马尔瓦鸦片就因“低廉”的价格畅销于外，对孟加拉的鸦片构成了威胁。大量马尔瓦鸦片不受控制地自由输往中国，影响了东印度公司鸦片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对此深感恼火。1818年，英国在与马拉塔的战争中取胜。东印度公司随即试图在马尔瓦限产。1821—1822年，公司购买了4000箱马尔瓦鸦片，利令智昏地在市场上公开抛售，结果各种烟价一同暴跌，使公司损失惨重。与此同时，约有三分之二的马尔瓦鸦片为逃避限产绕过孟买而取道葡萄牙控制下的达曼出口。东印度公司终于认识到限产政策无法实施。1831年，它宣布允许马尔瓦鸦片经孟买出口，对其实行征税，这样才控制了出口并增加了税收。[26]从此，东印度公司所推行的限产高价政策被增产廉价政策所代替。然而，这一变化的结果虽使公司的绝对利润上升，却使利润率大大下降。30年代，鸦片价格很少超过1000卢比，最后5年中，鸦片出口数量达到了50000箱，价格却不过750卢比。1836年，仅为139卢比。[27]鸦片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在于鸦片的供给数量过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巴勒拿、贝拿勒斯鸦片经理处和英印政府没有坚持廉价倾销，而是重新采取了限产政策。它每年用于种植鸦片的土地控制在454，158—584，622英亩之间。60年代，实行丰存歉取，以丰补歉的办法。由政府宣布每年的鸦片销售数量和储存数量。1868年，鸦片的出售数量是48000箱，封存的数量是30000箱。这一政策避免了鸦片价格的大幅度摆动。从1884年到1891年，鸦片减产了40%，但仍然保证每年出售57000箱。每箱价格保持在1088卢比以上。[28]
在鸦片贸易期间，如同商界一样，英国政府之所以关心、重视、默许、保护鸦片贸易也在于鸦片贸易能够带来暴利。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放弃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鸦片垄断，似非得计”；“鸦片贸易是值得向往的”[29]，“鸦片贩运事业已成为一种在中国投资的手段，所以庞大的资本，巨额的收入，以及与这密切联系的合法贸易都被卷入进去，这就排斥了任何歇业或是撤退的想法”。[30]因此，作为共同的鸦片贸易受益者，“由于财政上的理由，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执意要维系鸦片的生产；出于利润的考虑，英国的茶商则顽固地决心不放弃鸦片贸易”[31]。
注释：
① ② ③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554页；第553页；第234页。
④ ⑤ ⑥ [16]（日）宫琦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第137页；第137，160页；第96、97页；根据第136、164页计算。
⑦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上册，第143页。
⑧严巾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7、20页。
⑨（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386页。
⑩ [11] [12] [20] [23] [3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38、318页；第438页；第271、322页；第1602页；第320页；第320页。
[13]“国内开支”指东印度公司负担的“国内税”，汇回英国的官商私蓄和养老金等。
[14] [17] [19] [22] [26]（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6页；第14页；第11页；第118页；第119页。
[15] [18]（印）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下册，第136页；第135页。
[21] [29]《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196页；第160页、234页。
[24] [28]理查兹《印度帝国与19世纪农民的鸦片生产》，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3期。
[27] [31]（英）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根据第219页计算；第52页。
[30]《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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