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经济学论文,情怀论文,新青年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新青年》的意义，这样一个倍受赞扬的话题几乎重复了一个世纪。固然，这是《新青年》成为启蒙经典后应该享受的声誉。但是，对我这样一位长期触摸历史尤其是《新青年》文本的学者而言，在很多时候会疑团层生：就当时主编陈独秀窘迫的经济状况，他何以有动力和激情才能如此这般的驱使自己？换句话说，至今无人从经济学的经营理念上去探讨这样一个辉煌杂志成功的商业奥秘。我们知道，中国有句为知识分子谙熟的心灵调节语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字当头，这一方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任何方面都能够“达”的意愿；另一方面也反应出尽管知识分子有“君子不言利”的文乎其文的说法，但他们也只是口中“不言”。事实上，谁都心知肚明：只有凭借或通过“达”才有可能达到“达”的目的。“达”方能“到”位——无论是思想文化启蒙还是政治治国方略。人的生存意识并不是单靠勇气和毅力所能支撑的。当我们已经习惯于用高调的“理想”、“境界”去审视“新青年”派同仁时，在市场经济已经成为现实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去还原那一段因失去中心地位而“穷”的不得不在边缘地带呐喊、挣扎、奋斗声音背后的历史真实呢？在几千年的传统社会里，知识分子获取文化知识资本以为“稻梁谋”的中心地位一直没有断裂过，而当新式教育取代了科举制度后，新型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漂洋过海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转型时期由“穷”而“达”或说成为独立“进款”者以获得真正的“人格独立”（注：1922年，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大谈，“好人政府”之主张，金岳霖在英国有感而发：“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同时，他呼吁知识分子应自行打造一个“独立的环境”，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同仁一起“唱歌”。其中，他反对官本位而又不反对“进款”。这种“自食其力”的经济自由、人格独立理念也正是《新青年》同仁履行的。参见金岳霖《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晨报·副镌》1922年12月4—5日)。），乃是比启蒙更重要的当务之急。传统中国，一提到“利”就会让“义”大打折扣。事实上，“贵义不贱利”才能真正做到双赢；“达”才能“兼济”，这就是今天我们评论一个杂志的最高标准——“双效”。在此，笔者不是谈论“达”与“穷”的辩证关系，而是更关心启蒙摇篮缔造者原始的“现实”成因。
一、缘起：对《新青年》研究者的“事后”质疑
1997年，笔者和王中江先生一同主持“新文化元典”的编纂工作。这即是我们日后成型的《回眸〈新青年〉》。如同读者看到的那样，当时远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陈平原教授带着对《新青年》的敬意以及厚重的老北大情结为我们“实写”了序言。陈平原先生的序言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经典杂志成功的基本轮廓：
作为一代名刊，《新青年》与《申报》、《东方杂志》的重要区别，首先在于其同仁性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在1918年1月出版的四卷一号上，《新青年》杂志社宣告：“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文章主要由“同人公同担任”，此乃同仁刊物的共同特征，之所以敢于公开声明“不另购稿”，因其背靠最高学府“国立北京大学”。第三至第七卷的《新青年》，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第六卷的《新青年》，更成立了由北大教授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组成的编委会，轮流主编。（注：张宝明、王中江：《回眸〈新青年〉》序三，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老实说，当时处于匆忙编撰的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新青年》自身的逶迤曲折。事后多年，在对陈先生宏观概括以及对《新青年》性情定位之描述表示认可的同时，今天笔者也有几点不敢苟同之处。一是：大体而言，《新青年》是一个“同仁”杂志。这是就广义而言，但从狭义而言，《新青年》前后的“同仁”观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笔者在此也不想对其“同仁”观念的变化展开论述(比如他们有一个明显的痕迹：伙伴——同仁——同志)，主要还是为了带出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需要论证的命题：“同仁性”可以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来概括吗？换句话说，是因为“同仁性”就可以有如此这般的不付费、不考虑的“自由”吗？试问，这样一个不考虑经营的杂志之同仁岂不是要喝西北风吗？进一步说，在“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更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与“《新青年》方才有可能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之间的必然逻辑关系又在哪里呢？我常常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谁”在那里苦苦支撑、甘愿提供“免费的午餐”而让《新青年》派同仁在那里指手画脚呢？要知道，《新青年》的同仁性质应该是自我独立经营占据上风，用今天的话来说，带有自负盈亏、独自承包的意思。这样，“不屑于直接间接地‘讨好’读者或当局”的人我们可以理解为“新青年派”的作者们，而“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也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的人实在是太模糊。看来，即使在这“不必”，和“不用”之间也是让人心存疑虑。
不难理解，作为同仁刊物的《新青年》一开始就是带有经营性质的商业风险的。因此，主撰陈独秀要想和出版商达成协议并不那么容易。毕竟，从商业利润出发，出版商不可能提供如履薄冰的平台。即使舆论开禁，不存在政治风险，经营者也不会轻言合作。更何况《新青年》同仁并没有也不可能“背靠当局”呢？撇开当局或者说与当局无关倒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要说杂志主办方不必要考虑“销路及利润”则是违背常情和常理的，同时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凭借笔者的常识判断，《新青年》不是“当局”喉舌，也不是财团资助，它只能是一个边缘性质的民间刊物。我这里所谓的“民间”，无非是金岳霖所说的具有独立“出卖”知识资本而自食其力(独立“进款”)的经济行为。这个经济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们所说的与政府行为相距甚远的“市场”经济。换句话说，陈独秀等《新青年》这些舆论的经营者们只有讨好那只“看不见的手”的权利，而那个被“讨好”的对象又是无形的。事实上这才是“同仁”杂志在现代的思想文化意义和商业经济意义。原来，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商业经济，它们都是在“自由”意义上运作的。笔者之所以锁定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新青年》在现代性焦虑中诞生的启蒙摇篮，其根本的理由就在于“知识经济学”容易回到历史现场以诠释思想史上的全新理念，而不单单是将其看做一个“文化+政治”的纯粹舆论性杂志（注：关于自由、市场，知识以及个人主义与经济的关系，可参照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三联书店，2003年。）。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从“知识经济学”视角论证《新青年》这个思想平台的出版发行动机、市场经营意识、品牌打造策略才不至显得重复和多余。
二、名刊：在现代性焦虑中生成
上文说过，笔者一直认为《新青年》同仁尤其是陈独秀的选择是传统知识分子面临现代性的困境后的无奈选择。当然，这个“无奈”包含了两个因素：一是从中心走向边缘，“学而优则仕”成为“历史”。为“稻梁谋”的模式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新青年》的创刊即是一个残酷的证明；二是面对泱泱大国的芸芸众生，陈独秀心急如焚，当初为了能说服汪孟邹协办杂志，他就是这样激将的：“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改观。”（注：原话的另一种版本是：“他(指陈独秀)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转引自唐宝林、林茂生《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5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笔者将这个嗷嗷待哺的杂志称为“启蒙摇篮”。
首先，我们要审视的是《新青年》创办伊始的逶迤曲折。其中，主办者的生存环境又是论述的焦点。众所周知，陈独秀一直是热衷于辛亥革命的老革命党人。1913年8月，复任独立皖省秘书(长)的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上海，此后一段时间度日维艰。几度冲击中心政治舞台不成后，再度陷入边缘和冷落状态。传统文人的积习在他身上重演，由“达”而“穷”，由意气风发转变为心灰意冷，由政治“兼济”走向修文“独善”。我们从他给友人——时任《甲寅杂志》主编的章士钊的信中可以窥见一斑：“记者足下：得手书，知暂缓欧洲之行，从事月刊，此举亦大佳。但不识能否持久耳？国政剧变，视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纪。政治教育之名词，几耳无闻而目无见。仆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近日书业，销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搁笔，静待饿死而已。杂志销行，亦复不佳。人无读书兴趣，且复多所顾忌，故某杂志已有停刊之象。《甲寅杂志》之运命，不知将来何如也……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国人惟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仆急欲习世界语，为后日谋生之计。足下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东京当不乏此种书，用英文解释者益好也。(两处删节号是原信所有——引者注)。”⑤ 根据此信，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三重信息。一是致信者穷困潦倒。二是致信者在“党人”生机断绝的情况下只能重操旧业，“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三是他一贯热衷报刊业这样一个自己熟悉的行业，并一直寻找转机。从1903年与章士钊等友人共办《国民日报》到1904年独自开办《安徽俗话报》，从1914年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到1915年独自创办《青年杂志》，陈独秀在“失重”(政治)的情形中可以说对经营舆论情有独钟。这既是他得心应手的“谋生”、自救手段，也是他割舍不断的济世、救亡情怀。
1915年5月，《甲寅杂志》自日本移到上海出版。不安本分的陈独秀“不愿随人尾骥”的性情再次表露出来。在协办《甲寅杂志》的同时，他已经开始筹划另立门户。自6月20日亚东图书馆为《甲寅杂志》同仁“接风”的那一天起，陈独秀就瞄准了乡友汪孟邹。当时汪孟邹因为亚东“生意很不好”、“经济上很困难”，加之又受托于《甲寅杂志》而以“实在没有力量做”婉言谢绝。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甲寅杂志》已是享誉舆论界的名牌杂志，与陈独秀设想的新创刊杂志还不一样。作为老板的汪孟邹还是要考虑“销路”和“利润”的。即使当时陈独秀如何捶胸顿足、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一定会有很大影响”——言下之意“销路和利润”（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1—33、32、32页。）也不在话下也无济于事。后来汪孟邹“介绍他(陈独秀——引者注)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1—33、32、32页。）。当事人在回忆中一个“竟”字可以说大有深意。它不但流露出出版者的艰难，也道出了陈独秀费尽口舌、信誓旦旦的承诺。要知道，在出版业如此萧条的年代，主撰者不与出版商精诚合作、捆绑经营、出谋划策，商家是不会免费提供“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的平台的。进一步说，在“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的“不用考虑刊物的销路及利润”历史表象背后，其实蕴藏着主编、经营合一的艰辛。
力于言、雄于事一直是陈独秀的性情。毋庸置疑，当初陈独秀对群益书社陈氏兄弟关于“只要有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承诺对促进《新青年》的早日出版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这个“很多影响”里既有社会效益的自我张扬，对书社来说更重要的还是经济效益的诱引。一言既出，问题在于如何履行“影响”的诺言。我们看到，陈独秀采用的是“注意力”经济的手段。他凭借的是“知识”(“科学”、“民主”思想等)资本，靠的是“舆论”(“打倒”、“否定”、“整体”解决的逆向思维等)的穿透力，走的是一条“信息化”(“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等)的路径。这一路径的最大秘诀就是走了一条解构“神秘主义”、反“出版大崩溃”的套路。（注：小林一博：《出版大崩溃》，三联书店，2004年，第8页。）
对这样一个套路，《新青年》尚在腹中之时陈独秀就已经胸有成竹了。“《新青年》决定要标点、分段。标点符号的铜模，是陈子寿翁和太平洋印刷所张秉文先生商量，用外文的标点符号来做底子刻成的。子寿翁为排《新青年》而设法做标点符号铜模，大概在商务和中华之前。”（注：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1—33、32、32页。）这是陈独秀开版时的决策。标点符号的创意，再加上力求通俗、浅易的论说的文字。这些都是《新青年》的过人之处。从创刊号上的《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妇人观》、《现代文明史》等著译来看，《新青年》不但比他当时所“踩的另一只船”要明了、俗白，而且比当年的《安徽俗话报》还要俗话。尽管当时他邀来的一些文章还达不到这个效果，但可以看出陈独秀一贯的方针和自己的努力方向。《社告》不但是宗旨，也是更为市场化的广而告之。“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的自我定位以及“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的自我表扬真正将启蒙的效果贯彻到了商业运作中。
《新青年》不但在形式上的创新显示出敢为人先的锐气，而且它在酝酿之初就有先声夺人的舆论创意。对此，我们可以在它首尾相连的《社告》与《投稿章程》中初见端倪：“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注：《投稿章程》，《青年杂志》第1卷1号，1915年9月。） 其实，“投稿章程”所列举的七条条款无不带有知识经济时代的版权意识，而且体现出优稿优酬的思想。这也是《新青年》用高质量的“知识”、“舆论”、“信息”来吸引读者的又一招数。由此，“不必付主编费用及作者稿酬”的判断可以不攻自破。原来，那“二百元”是不可能由主编独自享用的。商家打了捆之后，至于作者获酬的多少就由主编作“二”至“五”元的自由签发了。除此之外，《新青年》的广告经营意识是一卷一个变化，甚至每号都有一个细小的变化和考量。第1卷的1至6号一直保持着首“告”(社告)尾“程”(投稿章程)的广而告之方式。1号有《通信购书章程》，2号之后便有了除上海之外北京、新加坡等75个“书局”、“书馆”、“学社”、“书庄”各类名目“各埠代办处”的地址公布。（注：《各埠代办处》，《青年杂志》第1卷2号，1915年9月。）其中同时刊布的“广告价目”以及折扣优惠办法也是带有浓郁商业气息的市场化做法。
究竟《新青年》的发行何以从“一千本”到了“一万五六千本”的呢？除却上面述说的原因外，陈独秀处心积虑的商业与文化并重策略充分流布在各卷各册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从2卷1号起，《社告》变脸为两个《通告》。其一为：“本志自出版以来，颇蒙国人称许。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欲益加策励，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且得当代名流之助，如温宗尧、吴敬恒、张继，马君武、胡适、苏曼殊。诸君允许关于青年文字皆由本志发表。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其二为：“本志第二卷第一号起，《新闻读者论坛》一栏，容纳社外文字。不问其‘主张’‘体裁’是否与本志相合。但其所论确有研究之价值，即皆一体登载，以便读者诸君自由发表意见。”（注：《通告》，《新青年》第2卷1号，1916年9月。）通告一以“名流”相标榜，通告二以“互动”相吸引，从而将杂志的“研究”性和“新闻”性有机地甚至可以说是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杂志经典和通俗统一为一体的崭新格局。陈平原先生将《新青年》的风格概括为“学问家与舆论家”的“相得益彰”（注：如果笔者没有记错的话，陈平原在将“序三”寄给我们主编的《回眸〈新青年〉》的同时，他还将序言以《学问家与舆论家)为题发表在1997年第10期(总第224期)的《读书》上。他原文有言曰：“舆论家( Journalist or Publicist) 之倚重学问家的思想资源，与大学教授之由传媒而获得刺激与灵感，二者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他说“舆论家( Journalist or Publicist) ”的说法来自胡适，并把它作为《新青年》的特点。这里，笔者更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或说举足轻重，将“香酒”抬出“深巷”的经营韬略。对此，我们还可以从他对亚东图书馆的经理汪孟邹的劝告中窥见的经营出版业思路：“你要死，只管缩在弄堂里；你要活，一定要上马路。”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7页。），应该说是十分有见地的说法。
值得一提的是，从《青年杂志》“换面”为《新青年》起，《新青年》的封面上就有了“陈独秀先生主撰”的醒目“改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3卷1号扉页上的关于《青年杂志》与《新青年》两卷的全方位广而告之。这里的“全方位”除却指出版者将所有目录“挂靠”在显赫位置以哄抬“卖点”之外，“陈独秀先生主撰”和“大名家数十名执笔”的醒目参数，以及装订本“定价一元”、“邮费九分”的细节都能令我们感受到杂志出版发行者的苦心孤诣。崭新的知识信仰诱惑与市场伦理的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新青年》因此获得了舆论界和出版界的双重喝彩。用今天的话语表述即是，它收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效”。对杂志本身来说，它达到了双赢；对陈独秀与胡适这两位《新青年》双璧来说，他们的“雄心”和“学识”取长补短，“挥洒自如”（注：张宝明、王中江：《回眸〈新青年〉》序三，河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无论是世人将其定位为思想“猎奇”刊物（注：魏定熙：《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还是后人视为带有矫枉过正色彩的激进主义现代文化摇篮（注：这类的评论随着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而见诸很多设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字，恕不一一列举。），这都不能冲淡我们对《新青年》这一影响20世纪现代性演进杂志之价值趋向的评价。毕竟，其由商业上炮制的经济“晕轮效应”（注：“晕轮效应”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营销理念，意思是如同一块石头扔进湖水一样，它激起的阵阵涟漪和波纹会不断掀起连环效应。对《新青年》来说，它就是一个不断让思想和舆论的“后浪”推进“前浪”的运作机制。）并由此给思想界、文化界、知识界、舆论界带来的“社会晕轮效应”是近代以来任何一个报刊都无法比拟的。对此，我们还可以从那一代文化同仁为争取《新青年》这一“金字招牌”（注：这是《新青年》撰稿同仁在为杂志北留还是南迁问题上冒出的一句气头话。其中有“索性任他分裂”、“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等语。参见任建树等著《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26—227页。）而打造自我为中心的舆论环境之争夺战中窥见“知识”与“经济”配合的重要性。
三、“金字招牌”：在文化品牌与商业品牌之间
“学术与政治”作为两种不同“志业”的歧异，这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命题。殊不知，《新青年》的分歧除却学术界论述的已经耳熟能详的学术理路和政治理路的歧异外，其中还有一个深层的隐含：“君子不言”之“经济”的纠缠。因此我们这里论述的是《新青年》文化群体在争夺上海与北京编辑权问题上暴露出的潜在“名利”因素。也许，这样的讨论更有助于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准确理解《新青年》同仁在孕育现代启蒙思想文化摇篮时的艰难纠葛。
从学术史的视角看《新青年》研究，过去我们对《新青年》时代终结的根据经历了编辑方针的分歧、文化(学术)与政治(革命)殊途、“问题”与“主义”的冲突等三个阶段。再回首，《新青年》同仁情结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的积淀不可能使它在一夜之间倾倒。1919年9月，陈独秀作为政治犯出狱。这时《新青年》同仁之间所有的纷争诸如“分歧”、“殊途”、“冲突”都已经暴露无遗。此刻陈独秀已经结束了“脚踩两只船”的春风得意时期，《新青年》“轮流主编”的同仁时代也奄奄一息。解聘于北京大学，他心灰意冷在所难免。于是，“以编辑为生”之重操旧业念头萌生，不过这时他已经不似协办《甲寅杂志》时那般“静待饿死”的窘境。
1919年10月5日在胡适寓所举行的编辑部会议已经筹划了在北京与上海同时编辑的“两栖”导向。果不其然，11月1日问世的6卷6号《新青年》就有了封二上显赫的“启事”：“凡与本报交换的月刊周刊等，请寄北京北池子箭竿胡同九号本报编辑部。各报与本报交换的广告，请寄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本报发行部。敬求注意！”（注：《本报启事》，《新青年》第6卷6号，1919年11月1日。）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社”成立。从此，《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业务经营完全以一个独立法人的形式出现。名副其实的社长兼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是刚愎，“谈政治”更无忌惮。完全将《新青年》置于掌握之中的陈独秀在上海如鱼得水，他在专心经营着自己的事业。《新青年》8卷1号的首篇便是陈独秀的《谈政治》，而且以首次公开批评胡适等人“不谈政治”起头，把自己的底牌给彻底亮出来。“俄罗斯研究专号”也是由此开始的。
在《新青年》北京、上海“两栖”之时，针对杂志“色彩”问题，胡适多次写信与陈独秀交涉。然而陈独秀一改前期虚与委蛇的做法，而是以一种外柔内刚的态度予以消极的应付。1920年12月16日，他在给胡适和高一涵的信中说：“《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注：任建树等著《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23、224、225、226—227页。）在这样浓重的政治色彩下还是嫌不够，那到底还要怎样一种刺鼻的政治味道呢？更为关键的是，编辑和发行都换成了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此情此景，胡适心急火燎，针对陈独秀“不以为然”的态度马上回信说：“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注：任建树等著《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23、224、225、226—227页。）就当时《新青年》北京与上海的分歧看，上海的政治走向固令同仁们十分不快，但“另起炉灶”以及起用新人的做法更令同仁不满。北京方面以消极的态度冷战自然就顺理成章了。
针对陈独秀提出要冲淡政治色彩“非北京同仁多做文章不可”的方法，其实胡适早有警惕和防范，1921年1月周作人、鲁迅、李大钊等联合签名，致函陈独秀希望改变《新青年》的现状。胡适就此为改变《新青年》性质提出了“三个办法”：“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作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注：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71—372页。）从胡适信件的内容看，他早就有另立门户的意思，只是“无能为力”。这里的“营业”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新青年》社要为生计考虑。
说到生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青年》作为一个文化品牌同时的商业效应：“南北”之争的实质还是“新青年”这个“名利不能若浮云”的“金字招牌”。我们看到，在胡适得知陈独秀闻讯而感情用事后，他便很快向在京同仁发出紧急信件，以“征求意见”的名义联合抵制“色彩”与“分裂”。这时的“色彩”问题已经被“分裂”与否所取代，而“分裂”还是“统一”问题则是在为一个“名目”，这个“名目”说穿了还是：到底是全体同仁共享“既得利益”呢，还是某一个人或让新邀的陈望道等人“坐享其成”呢？事实是，胡适们对《新青年》在上海离开同仁独立的做法还是有酸葡萄心理的(这在下面的论述中能够看出)。要知道，这毕竟是同仁在精神(也是一种生产力)“股份制”条件下打造的“双效”品牌！针对陈独秀得知“移到北京”消息的恼火，胡适在给北京同仁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履恭、张慰慈、周作人、王星拱的信中这样解释陈独秀的“误会”并故意妥协说：“第二条办法……含两层：1.移回北京；2.移回北京而宣言不谈政治。独秀对于后者似太生气，我很愿意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理由是：《新青年》在北京编辑或可以多逼北京同仁做点文章。否则独秀在上海时尚不易催稿，何况此时在素不相识的人的手里呢？”（注：任建树等著《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23、224、225、226—227页。）这一次，胡适也对破裂有了“妥协”的表示。究竟胡适在哪些方面妥协，而在哪些方面不愿妥协呢？他在“移回北京”主意上的固执，以及“取消”自己一贯坚持的“不谈政治”的说法，足以说明他们纷争的实质已经不在于谈与不谈政治，而是《新青年》这一如日中天的“金字招牌”。至于其“理由”，所谓的“催稿”无非是托词，而对自己多年栽培的《新青年》终于落在了“素不相识”的人手里，则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名目”包含着潜在的经济利益，这个经济利益的根本还在《新青年》这块著名招牌，用今天的术语表达即是文化品牌的商标权（注：《新青年》一早就有商标注册的法人意识。《新青年》本名《青年杂志》，到了第1卷6号出版时，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说该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名字雷同，应该改名，于是《新青年》在1916年9月1日起正式由《青年》改名为《新青年》。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学林出版社，1983年，第32页。）。对此，我们从当时胡适征求意见反馈过来的信息看也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关于胡适要求北京同仁“表决”的主题，只有一个：“把《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鉴于他担心《新青年》会随时失控，于是他在陈独秀气急之中很快收回“另起炉灶”的要挟语言，立刻转变态度说“我们这一班人决不够办两个杂志”。还有，陈独秀曾在气头上表示“此事(指另起炉灶——笔者注)与《新青年》无关”，因此胡适就又换了一种要挟的口气和方式：“然岂真无关吗？”这个疑问的口气中除了要挟外(无力办两个杂志)，还有一种对同仁多年心血的讨价意味。这里，胡适不愿意分裂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鲜明过，他改变了被迁就的主动竟然被动地迁就起陈独秀来：“一个公共目的，似比较的更有把握，我们又何必另起炉灶，自取分裂的讥评呢？”结果是：包括胡适自己在内的9位北京同仁，有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星拱6人态度明确的支持“移回北京”；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则明确表示“索性任他分裂”、“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不在乎《新青年》三个字的金字招牌”。李大钊则以“调和”的态度“主张从前的第一个办法”，就像《新青年》与《每周评论》当时的分别一样。不难看出，李大钊并不赞成《新青年》这么一个有影响的杂志停谈政治，与其前期思路一脉相承，更何况此时的《新青年》已经成为中共机关刊物呢？（注：任建树等著《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第223、224、225、226—227页。）
1919年底和1920年的加速分化，无疑要归结为陈独秀“无依无靠”的一种愤懑选择。这个选择说得雅一些就是“经济”，说得俗一点就是“饭碗”。陈独秀在北京大学学校评议会遭到非议后的解聘，无疑成为他向外转的内因。我们可以从陈独秀离职前后的收入差距中找到确凿的根据，以证明当事人心理何以如此不平衡。与陈独秀当年入主北京大学前夕相比，主编的失落是不言而喻的。尽管主编当时一再推辞，但“三百元”的薪水又是多么令人羡慕！不过，《新青年》也是蒸蒸日上：“现金二十万元”，固定资产“三十余万元”，这是一个有实力的文化产业。加上“学长”入股《新青年》，“月薪”加“夜草”，优裕有余，十足的小康生活。比起他前几年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时食不果腹、“静待饿死”的生活有天壤之别。对此，同仁也是理解的。譬如，胡适即使是在谈到《新青年》“色彩”和“上海——北京”编辑权问题上也是网开一面，对其营业额一事深表关注。在谈到关于“第三个办法”时，胡适说：“《新青年》……暂时停办……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注：水如：《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52、294页。）将(新青年)“社”与(编辑)“部”分开，不但显示了胡适的“城府”，而且也说明胡适们对这个“营业”也很在意，只是“君子不言利”的传统心理作祟，只愿“争权”，不愿意明着“夺利”而已。后来陈独秀离开上海又赴广州，一个重要的主导就是要再度寻求“月薪”。陈炯明多次邀请陈独秀去广东主持教育事务，但直到1920年年底有了陈炯明“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注：《民国日报》，1920年12月18日。），陈独秀这才决定应聘。有“后知”评价说：“陈独秀不务虚名，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番事业来。”（注：任建树：《陈独秀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224页。）毕竟，陈独秀对“财权”的认识是刻骨铭心的。要知道，他在临行广州之前，已经开始在胡适等同仁面前叫苦不迭了：“弟在此月用编辑部薪水百元，到粤后如有收入，此款即归望道先生用，因为编辑事很多，望道境遇又不佳，不支薪水似乎不好。”（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86年，第116页。）这里，一是反映了同仁们以前共事时“亲兄弟明算账”的原则；二是说明“新青年社”的基金与同仁们多少还有共同隶属关系；三是基金有向陌生编辑(对北京同仁来说)诸如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身上倾斜的倾向。
凡此种种，再次印证了《新青年》作为一代名刊也难以留存于真空，清谈那些“纯”而又“纯”的启蒙文化，传播那些“纯”而又“纯”的启蒙思想种子。
如同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家和舆论家都有过的精神事业历程一样，《新青年》的主编和同仁是在追求思想自由目标的同时履行着“经济自由”的神圣职责。言其神圣，是因为：“经济自由是一切其他自由的保障……这种体制满足了人们形形色色的愿望，不论这些愿望多么琐碎，多么粗俗。”更何况《新青年》启蒙先贤们追求的“愿望”使命呢？在这一意义上论说《新青年》思想文化启蒙的前提——经济自由或说市场意识，不但不是对《新青年》先驱的贬低，相反却是更为深层的肯定。毕竟，“人权”(五四时期《新青年》上最为强亮的音符)是以“财产权”和“经济自由”为依托的。（注：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共和·民主·宪政》，三联书店，1998年12月。）
不过，同时我们也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当初《新青年》的主编是为了糊口，有浓重的经济成分在的话，那么当其由“穷”经营为“达”的状态时，他们就不再是“独善其身”的“兼济天下”者了。从“同伙”到“同仁”再到“同志”，他们的启蒙志向愈来愈浓缩，由开始的基本需要到更高层次的精神需要，《新青年》“浇铸”成名牌之后除却“物质的股份制”还多了一抹“精神股份制”色彩。
是的，《新青年》的影响力来自于知识理想和经营阵地的舟车两轮。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教训。惟其如此，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才不会失落，自由思考的启蒙才能香火不断，薪尽火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