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幼童启蒙课本到宣教工具——1823至1880年间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幼童论文,课本论文,年间论文,三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9)06-0051-08
以“人之初，性本善”为始的传统《三字经》在清代是幼童启蒙教育最基本的课本，在东南亚的华人中也得到广泛应用。19世纪初，马礼逊、米怜等以对华传教为主要目的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东南亚以马六甲为中心进行传教时，已经感受到了传统《三字经》在中国幼儿教育中的重要性，同时他们也认为传统《三字经》可以作为欧洲人学习中国文字、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启蒙课本。其所包涵的深刻内容以及优美、宜于记忆的韵律使得他们对这种写作方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米怜主编的《印度支那拾锦》1819年4月第8期有长篇文章论述传统《三字经》。其中提到：“三字经San-tsze-king—i.e,'the three character classic.'—The number of each sentence in this little work,are all formed by three characters,or three mono-syllables,hence the name.” “It is one of the elementary books taught in Chinese school…… The San-tsze-king is the first book read by little children.”①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已经领悟到《三字经》的意义：“Thus,this little volume,containing exclusive of the Commentary,only ONE THOUSAND AND FIFTY-SIX MONO-SYLLABLES,embraces the Chinese theory of morals,their principles of education—their cosmography—the principles on which their astrology is founded—and a ketch of their national history for upwards of three thousand years!”②作者认为它所表现的中文的优美韵律，是其所知的其他语言无法比拟的，③使孩子们很容易记忆。这篇文章的作者已不得而知，但从1812年马礼逊翻译并在伦敦出版英文《三字经》，名为“Hor
Sinic”，1817年曾再版，成为当时欧洲人学习中文的入门书之一来看，④以及米怜在1821年9月4日的日记中曾记录他以《三字经》和《幼学》教八岁的女儿Amelia学习中文来看，⑤这篇文章充分反映了当时在东南亚的传教士对传统《三字经》的重视程度。
为了让东南亚的华人及清朝的百姓对基督教的来源、教义、教规等有一个初步的启蒙，除了面对面的讲谕之外，创造朗朗上口的宜记文本便成为首选途径。认识到传统《三字经》的巨大魅力后，以麦都思为首的传教士便试图利用这种三字一句的写作方式创作幼童基督教启蒙课本。从1823年第一本中文基督教《三字经》问世到1880年间，巴达维亚、香港、上海、北京、广州、宁波、福州等地的各种基督教出版机构及教堂出版了大量不同版本的以教史、教义为主要内容的基督教《三字经》，其功用也从幼童宗教启蒙课本变为向普通民众宣教的通俗读物，甚至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的《三字经》也是源出于此。
一、1840年前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幼童启蒙课本
最早的中文基督教《三字经》于1823年在巴达维亚(Batavia)出版，封面左下角有“尚德者纂”字样，尚德者为麦都思的笔名。1876年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的第88条，直接将作者标为Medhurst，其书英文名称则一如既往地译为“Three Character Classic”(该目录中也将“三字经”译为Trimetrical Classic，“真理三字经”则译为Trimetrical Classic of Truth。在此以前的各类文献中以“Three Character Classic”为主。)全书正文16页，计948字，是其后100余年间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的主要源起。
麦都思于1817年抵达马六甲，成为米怜的助手，米怜对麦氏期望很高。⑥在来马六甲之前，他已经有了一定的中文根基，1812年由马礼逊翻译的《三字经》等中国古典文献对他肯定有一定的影响。1817年8月至第二年2月，米怜前往中国，马六甲的出版、学校等由麦都思来管理。⑦当地华人学校及米怜等在马六甲所办启蒙学堂、英华书院都以传统《三字经》为中文入门课本，⑧多次出版该书，1818年还曾一次印刷了1000页用于教学。⑨前辈们对《三字经》的重视以及学校的教学，使得麦氏很快认识到这种写作方式在宗教启蒙上的意义。
1822年麦都思在爪哇噶罗巴(即Batavia)传教，他在此地居住期间，写出了第一部中文基督教《三字经》。全文仿中国传统《三字经》的格式，三字一句，分为上帝、伊甸园及原罪、耶稣降世、基本的传教方法与宗教仪式、大审判、劝信六部分，奠定了后世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的主旨与写作形式、内容基础，后世有些文本虽字句变化较大，但内容都紧紧围绕这六部分。这本《三字经》的使用与影响已无从查考，但从源流上而言，它无疑是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的始祖。
麦氏一直非常重视儿童宗教启蒙与知识启蒙。在进入中国之前，他已在东南亚传教多年，曾著有《地理便童略传》、《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小子读课》等，用于马六甲等地的教会学校，⑩“良便初学”。(11)《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小子读课》以四字为一句，与米怜《幼学浅解问答》一样，都是“特把浅浅的话、常用的字，或可令子弟更易明白也”。(12)虽然1823年的《三字经》并无其他说明文字，但从1845年出版的《三字经》内封左上角所印“我教子惟一经”一句，仍可以看出麦氏撰写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的初衷与《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等书是一样的。《六合丛谈》咸丰丁巳四月朔日第4号《麦都思行略》中亦有“道光壬午春，又迁于爪哇岛之噶罗巴……又作三字经，仿王伯厚《三字经》之例，专言耶稣圣教始末，以训蒙童”。可见早期基督教《三字经》的出版目的与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三字经》除写作形式相同之外，使用目的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都是用于儿童启蒙教育，不过前者以基督教启蒙为主。
将1823年本与《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的文字相较，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的文字非常简单直白，如第一课“父母有子，送到先生，每日入学，就可成人”，即使讲较复杂的内容，用词也极为通俗，如第廿三课“耶稣生时，有天神降，告我世人，救主已到，耶稣道理，劝人得救，勿拜木像，永福到手”，其话语同平常百姓之间的交流一样易懂。1823年本《三字经》因三字一句，且要讲究韵律，不可能完全用直白的文字，但是从整体上把此本与后世的版本相对照，不难看出，在此本中，麦都思所要极力保持的仍是同《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一样通俗易懂的风格。如“人始祖，男与女，嗫福禧，乐园里”、“眼不开，不照你”、“至世末，只是坏”，非常口语化，更易为幼童所接受。有些部分的文字明显受当地华人所持福建等地的方言的影响。经过一次次的修订润饰，后世的基督教中文《三字经》在文字上则以典雅见长，这个变化也显示了出版目的与读者群的一个变化。在东南亚所出的麦氏《三字经》被用为中文学校的课本，当时槟榔屿(Penang)的四年级学生就要学习这本书。(13)马礼逊非常肯定这本《三字经》，他认为“这种为幼童编写的短文是依据中国学生课本模式而成，用基督教占领异教徒的思想。其中一种是三字一句，因此被称为‘三字经’，估计可以逐渐在中国幼童稚嫩的心灵中培养对真正上帝和耶稣基督的正确理解”。(14)
麦氏在东南亚所著启蒙类图书在当时就受到好评，《地理便童略传》被评价为“这本书的文体是富有洞察力的，作者的勤奋值得称赞”。(15)这无疑给了他修订再版这一类图书的信心。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藏有一本1823年至1840年间的基督教中文《三字经》，尽管无法判定是巴达维亚1828年还是马六甲1832年本，但是从文字上可以肯定这个版本出现较早，但是晚于1823年本。为了便于区别不同版本，本文暂时称其为1832年本。
该版亦为16页，948字，内容、架构与1823年版相同，但在文字上改动较大。最大的变化是将所有的“主”、“天”都改称为“神”，“天主”则改为“神主”，原用“上主”的字句为了更通顺，加上了主语，“求上主”就改为“我求神”。麦氏看到汉文化影响之下的普通民众对“神”的普遍认可，一度认为用“神”来称呼God更利于基督教被理解与接受。1820年代他主编的《特选撮要》的用词也反映了这一点。19世纪上半叶，麦氏对基督教名词的翻译进行过深入的思考，他试图找到既符合宗教原义又与中国人的传统哲学相称的词汇，尤其对God的翻译更加关注。神、上帝、天等，哪一个中国词汇能够更准确的阐释God，也是当时其他传教士们一直探索的问题。从麦氏1848年的著作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16)和1850年出版的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Translating RUACH and PNEUMA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n The Scripture(17)都可以看出他对God、神、上帝等词语的认识。除了麦氏，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后半叶，如文惠廉和理雅各一样，传教士之间涉及God、神、天等词汇意义的讨论很多。对这些词语认识的变化势必会影响麦氏不同时期对其《三字经》的修订。因此，现在所能看到的1832年本也正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情况。
另外，1823年本中文字偏俚或不典雅之处都被修改，前面所举到的三句话在这一版里已相应改成“我始祖，男与女，最快活，在园里”、“眼不开，不照尔”、“至世末，俱为歹”；还改动了1823年本文字不通或易产生异义之处，如“临死时，身体葬”就改为“於死后，身体葬”，“无一人，靡罪愆”则改为“无一人，总无愆”。
除了作为宗教启蒙读物外，中文基督教《三字经》也为当时的传教士所重视，成为他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一种工具。牛津大学现存这本《三字经》，每两页之间装订有一页白纸，上有手写的英文，应为当时人学习所用。
1823年6月《特选撮要》序中有“因世上全地万方之人，皆获罪于神天，所以神用此世之难，及一次死，以责其不善，而报其恶也……依此言之，在人中所紧要者，为修德从善，依靠耶稣，至今世虽然遇艰难，亦可有亦于身，而死后之永苦可以免遭者也”之言，1823年本与其后的这本《三字经》的主旨完全吻合。《特选撮要》序言中还曾提到当时在马六甲，基督教传教士曾大量印刷宣传册，“印下各号劝世文，而分送于中国几省人民中及外邦安南、暹罗、日本等国，又三抹、息力、槟榔屿各处地方唐人之间，约有十万余本”，其中应该也包括最早的中文基督教《三字经》。虽然这类宣传册为数不少，但是由于当时在中国大陆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为数不多，所以影响有限，“但虽然这各样书甚多，用心看者为甚少也”。(18)
1832年出版有署名马典娘娘的《训女三字经》，即A three character classic for girls，(19)马典娘娘即Sophia Martin，此书印于新加坡，被认为是第一本女基督徒所写的中文图书，(20)以女性为主要宣教对象，但是此后类似名称与形式的中文基督教出版物很少，所以可以肯定，这本书对后世《三字经》的影响较小。
二、麦氏《三字经》地位的确立
1835年麦氏到达广州，在岭南一带传教，1843年底到上海，从此直到1857年返回伦敦之前，主要活动都在上海。因此，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绝大部分都在中国大陆或香港出版。
1843年香港英华书院修订再版《三字经》，文字上是前面所提到的两个版本的糅合，但仍用“神”、“神主”来称呼上帝。另有1845年出版的《三字经》。该版本的出版时间尚不能确定，原书书名为《三字经》，但是在1876年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142条中将其改名为《新增三字经》，没有注明该本出版地与出版时间。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索引上为：“《新增三字经》/尚德者纂.-[Shanghai?]，[1845？]”。线装1册。从“神”、“神主”等又被改为“上帝”来看，应晚于1843年香港英华书院本，但又早于1851年墨海书局本。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其称为1845年本，其内容也只是对个别字句略加修改，并无大的改动，引人注目的还是在名词上，“神”、“神主”等又被改为“上帝”、“主”，1823年本中出现的“天帝”在此本中均改为“上帝”。
1845年版的用字改动较多，使文字趋向于典雅、押韵。如在讲到亚当与夏娃时，改为“主造人，照自像，性为善，心为良，人始祖，男与女，最有福，乐园里”，比其前各本更易理解，文字也更通畅；早期两个版本中“至可怜，至真实”，被改为“至爱怜，至真实”；在讲及耶稣诞生时1823年本上的“此耶稣，身为贵，上于人，天使辈，参真神，同上帝，万权势，其手下，离天光，荣与耀，及富贵，其不要，选贫穷，苦与劳”则改为“此耶稣，身为贵，上于人，天使辈，参上帝，督宇宙，万权势，在其手，离天光，降地下，诸富贵，耶稣弃，选贫穷，苦与劳”。诸如此类的文字修改很多，但整体的结构、内容并未发生变化，从这一点上而言，1845年版并没有特殊的意义，只是为1851年墨海书局本的文字修改奠定了基础。
基督教《三字经》的频繁出版说明这种初级的基督教宣传小册得到了使用者及传教士的肯定，为了学习与讲解，1846年在宁波出版了《三字经新增批注》，仍用1832年本为底本，后半部分省略了关于传教方法及宗教礼仪的一段，由D.B.McCartee(麦嘉缔)作注，解释的言语表达直白，宜于理解，如“无不在，无不知”一句即解为“言真神各处皆在，各处皆能照顾，言万物皆真神主所知”。
对后世诸多版本影响最大的是1851年即咸丰元年由墨海书局所出麦氏《三字经》。这一版是此后清朝领土内除广州所出《真理三字经》外绝大部分中文基督教《三字经》的基础，在《三字经》的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851年本《三字经》均使用“上帝”、“主”来称呼God，此后以该本为底本的版本在名词方面没有变化，名词问题可以说是基本解决了。
1851年本在结构上并无大的改变，但在文字上“重加改订”，(21)改动较大。通读全文，可以明显感觉到用词的变化，用词准确，表达更到位，以前版本中逻辑不通之处全部得到修改，前后对仗工整，显然是麦都思在再版时得到了一些中国文人的帮助，对每一字都进行了精心的琢磨。此前的《三字经》俱以“化天地，造万有”为始，1851年本则改为“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所用“太初”一词更符合中国人对天地始初的印象，宜于理解，也与传统《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的开始更相近。在讲到大审判之后说“父子亲，夫妇近，善恶殊，必相分，兄与弟，姊与妹，虽一族，难同归，升天堂，下地狱，一受苦，一得福，一怡悦，一惊恐，一怨对，一赞颂，尔小生，宜寅恭，赖上帝，德至隆，宜祈祷，朝而夕，恒若此，毋休息”，与1845年本“子为恶，父母善，不相集，乃分辨，父母坏，子女贤，必相远，不相见，一升天，一落苦，一得福，一受祸，一喜悦，一惊惧，一赞主，一怨忌，尔小生，当祈祷，望慈悲，得诸好，每日早，该祈求，又每晚，不可休”相比，虽然字数相同、大意相同，但在用词、逻辑、韵律上高下昭然。这样的例子在1851年本上非常之多。此前诸本的文字虽然也在不断修改，但并未精雕细磨，仍有接近口语之处，如1845年本中说“曰身体，曰灵魂，此二者，不相等，彼为肉，此为灵，一将死，一无尽，身不管，生不久，灵不理，有万苦，马牛羊，鸡犬等，无灵魂，无后生，肚饥饿，寻其粮，食到饱，才无想，禽及兽，只下贱，无何恶，无何善”，到1851年本则改为“曰身体，曰灵魂，此二者，当详明，体有质，魂无形，身必死，灵常存，身不养，生不久，灵不葆，自取祸，马牛羊，鸡犬豕，无前因，无来世，饥则食，饱则飏，无机谋，无思想，彼禽兽，少慧性，无善恶，无报应”。文字精雅的这一版本成为《三字经》出版的标准，其后墨海书局、香港英华书院、京都施医院所出均以此本为底本。文字上的彻底雕磨，使其读起来与简单通俗的1823年用于幼童启蒙的《三字经》感觉完全不同。从此时起，中文基督教《三字经》幼童启蒙课本色彩已经完全褪去，完全成为向普通民众宣教的宣传小册子。
从这一版起，《三字经》的装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面所提到的1823年版的版高为19.5 cm，1832年为17.8 cm，1845年为19 cm，1851年本只有11.3 cm，此后有多版《三字经》都装帧为小开本，如1869年北京英国施医院版，高度也只有12.7 cm。因字数较少，大多数版本都只有16或17页，又小又薄的装帧，更加巩固了它基督教宣传小册子的形象。因为要大量散发，为节约印刷成本，增大发行量，有一些版本的印刷与纸张都较差，如1869年北京英国施医院版。
虽然在1850年左右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所出《绣像真理三字经批注》封面的背面仍有“幼不学老何为”字样，19世纪中期基督教《三字经》文字与装帧的变化、频繁的出版已经使其不再是仅作为儿童宗教启蒙用书，而成为一种普遍散发的传教宣传工具。《三字经》及其注释类书籍主要在上海、香港、广州、宁波、北京五地出版，发行至他地。1875年北京灯市口美华书院所出《三字经》封底印有“如有愿闻书中之道者，请到以下所写数处耶稣堂可也”，其下列有“京都东四牌楼南灯市口中间路北，京都东四牌楼北六条胡同口外路西，天津城内鼓楼东边仓门口，天津城内鼓楼西边靠近西门路南，通州西门内西大街牛市口、又东大街，张家口上、下堡两处，保定府城内”九处教堂，这也应是该本《三字经》的主要发行区域。
1851年墨海书馆《三字经》的出版使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文言基督教《三字经》在文字上出现了两个主要分支。一是以1851年本为底本，最为普及。1856年墨海书馆，1856年、1857年、1863年香港英华书院，1864年、1869年京都英国施医院的《三字经》都是在1851年本基础上加以修订出版的。二是以1850年左右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出版的D.B.McCartee注解的《绣像真理三字经批注》为源头的诸版《真理三字经》。除部分文字不同外，1850年宁波版中的《三字经》与1832年版基本相同。文字上首句的改动最大，改为“造天地，山与海”，文中所有的上帝仍称为“神”，这也是区别于墨海书局本的主要标识之一。1860年、1863年、1872年《真理三字经》在广州出版了三次，虽然从1876年的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上看，这三版的作者为S.W.Bonney，但是其内容、文字显然出自《绣像真理三字经批注》。只不过1863年、1872年本因省掉了传教方法、大审判两段，总字数从900余字降为666字。《真理三字经》主要在广州出版，可以估计其主要发行区域也应在岭南地区。
基督教《三字经》的频繁出版，说明传教士们视其为重要的宣教工具。为了便于理解，注释本《三字经》也多次出版，除前面提到的1846年《三字经新增批注》、1850年《绣像真理三字经批注》外，1857年、1863年香港英华书院所印《麦氏三字经》也增加了由W.Lobscheid所做的注，而且是逐字逐句的解释。
1880年之前所出《三字经》以1850年《绣像真理三字经批注》的印刷最为精美，并配有多幅插图。1851年墨海书局本也有两幅插图。
三、上海土白《三字经》与其他《三字经》衍生物
各种麦氏《三字经》、《真理三字经》的源头皆是相同的。在1860年时又出现了一种《三字经》，虽然依稀尚能看到麦氏《三字经》的影子，但是文字差距非常之大，即R.Lowrie所著上海土白《三字经》。该方言《三字经》封面书名之下即注有“上海土白”字样。上海土白《三字经》可以说是在前文所提及的两个主分支之外的另一脉络，这不仅是由于方言的关系，而且从内容上而言它与麦氏《三字经》、《真理三字经》的差距也是较大的。R.Lowrie在编写时竭力想摆脱麦氏《三字经》的影响，力图展现更详细的基督教历史。麦氏《三字经》、《真理三字经》从不分章回，而上海土白《三字经》则分为神独一、人得罪、主耶稣、教门里、死朝后、劝化人六回，每一回有一个完整主题，共1395字，是当时为止最长的基督教《三字经》。虽然其六回内容比麦氏《三字经》详细，但从整个架构仍可看出明显依循后者，这应是因为后者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没有办法完全避开重新构架。
上海土白《三字经》的受众是上海土著，其语言至俚，用今天上海话读起来，仍然是娓娓道来，颇为上口。如第二回讲到“真神主，担蓬尘，造起来，人周身，吹活气，鼻管里，有魂灵，勿会死，造之女，配拨伊，成之家，算夫妻，伊拉住，埃田园，有福气”，完全是未加修饰的上海坊厢间的普通口语，全文给人感觉仿佛是一位耐心的老阿婆在给周围的街坊讲故事。熟悉上海方言的人读到文中“一淘(一道、一起)”、“勿(不)”、“霍闪(闪电)”、“秃(都)”、“咾(和)”、“邱(坏)”、“自家(自己、自个)”、“(做)差”、“(欢喜)来”等方言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上海老百姓的日常交谈。这本《三字经》与当时诸多的方言基督教出版物一样，都是想使普通民众能够更容易理解与宣扬教史、教义，正如1868年出版的上海土白《曲谱赞美诗》序中所言“所以意思勿用深奥，用顶便当个土白，拨人人可以听，可以唱”。类似的方言《三字经》1880年前在其他地方亦应有出版。
1863年H.Blodget在天津东门内耶稣堂出版的《三字经》，将上海土白本直接一一对应翻译成白话。1875年他又在北京灯市口美华书院出了一版，计1518字，仍以上海土白《三字经》为底本，但是语言已改为典雅的文言，因此在文字上两者出入较大，但基本内容未变。
根据1876年的Catalogue on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1870年在福州曾出版夏察理(C.Hartwell)的《圣教三字经》，1875年又出版他的《真理三字经》，哈佛燕京图书馆China and Protestant Missions中记有这两部书，可惜笔者无缘看到。就光绪十九年(1893年)福州美华书局所出夏察理的福州方言本《真理三字经》内容来看，夏察理的版本当与麦氏诸《三字经》完全不同。光绪十九年本共26页，多达2500余字，1875年本应该也不会短，如此长的文字必然会影响记忆效果，也会增加宣教成本，所以1875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重版，这也说明此本的影响较小，应主要在福建一带发行。光绪十九年本最后记有“三字经，是平话，或省城，或乡下，凡留心，容易读”，平话在这里即指福州方言，也道出了方言类基督教出版物的目的。
在基督教《三字经》出现有同时，也出现了四字或五字为一句的书籍。1826年《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小子读课》每句都是四字；1863年、1869年香港英华书院两版《新约四字经》；1865年上海出版了W.A.P.Martin的《始古论》，又称《双千字文》，亦为四字一句；1874年福州美华书局出版夏察理福州方言本《小学四字经》；1871年福州太平街福音堂出有《圣教便览五字经》宣传单一页，当年还出有《五字经注释》。
不论三字、四字、五字，都是利用简洁、通俗的语言进行宗教宣传。《圣教便览五字经》作为张贴的宣传单，用简洁、优美的语言讲述了基督教的基本历史，以期读到的人能有所感悟：“天地一大块，日月相往复，星辰灿三光……于是抟为人，男女滋生育，于是赋物形，鸟兽或飞伏，更有畅生机……谱兹五字经，试自扪心想”。《小子初读易识之书课》、《小子读课》、《始古论》、《小学四字经》的主要阅读对象是幼童，语言更为通俗、直白。《始古论》除利用四字句外，其本身还作为字帖供人临摹，试图使人们在一遍遍的描写过程中了解一些基本的知识，从而对基督教产生兴趣。
太平天国所出《三字经》的整体内容与前文所提及诸本的差距很大，但是其伊始“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却与1850年左右宁波《绣像真理三字经注释》及广州出版的诸《真理三字经》的开头“造天地，山与海”相似，由此可见其中的渊源。太平天国《三字经》1853年出版，当年在伦敦出版的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and of the present insurrection已经将其翻译成英文，并指出这即是麦都思所说的“Trimetrical Classic”。(22)
仅就笔者所见来看，麦都思无疑是中文基督教《三字经》出版的第一人，这个第一不仅表现在他是第一位写作以基督教教史与教义为内容的《三字经》的传教士，而且在于他所著的几个版本，尤其是1851年墨海书局本成为在中国出版的《三字经》的主要底本。后世诸如1860年上海土白版等与之差异较大版本，也无法完全摆脱麦氏本的影响。而且在麦氏《三字经》的影响下，又衍生出诸多的四字、五字出版物。
麦氏《三字经》最早出自巴达维亚，是麦都思在注意到马礼逊、米怜等人对中国传统《三字经》的重视，又亲自感受到其在东南亚华人中的影响的情况下写作的，最初是作为幼童基督教启蒙课本的形象出现的。进入中国前后，麦都思又多次亲自修订出版。在其影响下，上海、广州、北京、香港、宁波、福州等近代基督教出版重地相继出版了各种版本的《三字经》，成为宣教的工具，幼童宗教启蒙功用迅速淡化。
19世纪进入中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写下了种类颇多的宣教小册子，其中《三字经》可谓使用时间最长、出版次数最多的一种。作为向普通民众宣教的有效工具，1880年后至20世纪初仍不断在出版。
注释：
①William Milne,the Idio-Chinese Gleaner,Malacca:The Mission Press,1817-1822,pp.88-89.No.Ⅷ.April,1819.
②William Milne,the Idio-Chinese Gleaner,p.90.No.Ⅷ.April,1819.
③William Milne,the Idio-Chinese Gleaner,p.90.No.Ⅷ.April,1819.
④REV.Robert Morrison,Antonio Montucci,Being A Parallel Drawn Between The Two Intended Chinese Dictionaries,Together with Morrison' s Hor Sinic,London:LL.D.1817,p.121.
⑤Robert Morrison,D.D.Memories of The Rev.William Milne,D.D.Late Missionary to China,And Principal of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Malacca:The Mission Press,1824,p.100.
⑥William Milne,the Idio-Chinese Gleaner,p.15.No.1.May,1817.
⑦William Milne,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Malacca:The Anglo-Chinese Press,1820,p.196.
⑧William Milne,the Idio-Chinese Gleaner,pp.267-268.No.XI.January,1820.
⑨William Milne,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p.271.
⑩William Milne,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p.221.
(11)伟烈亚力：《六合丛谈》，上海墨海书馆1857年版。
(12)米怜：《〈幼学浅解问答〉序》，上海墨海书馆1845年版。
(13)Chinese Repository,Canton: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1842,p.176.Vol.XI.March,1842.
(14)W.H.Medhurst,Chinese,It's State and Prospect,London:Crocker & Brewster,1838,p.333.
(15)William Milne,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p.221.
(16)W.H.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Rendering The Word God In Translating The Sacred Scriptures Into The Chinese Language,Shanghae:the Mission Press,1848.
(17)W.H.Medhurst,An Inquiry Into The Proper Mode of Translating RUACH and PNEUMA In The Chinese Version On The Scriptur,1850.
(18)W.H.Medhurst,《〈特选撮要〉序言》，Batavia,1823-1826.
(19)Chinese Repository,Canton: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1842,p.77.Vol.I,June,1832.
(20)Chinese Repository,Canton:Printed for The Proprietors,1842,p.77.Vol.I,June,1832.
(21)伟烈亚力：《六合丛谈》，上海墨海书馆1857年版。
(22)William Tyler,Christianity in China,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and of the Present Insurrection,London:W.S.Orr & Co.1853,p.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