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强调了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科学的定位。从当今中国社会结构及其现代化进程来分析，我们就能加深对这一科学定位的理解，也能更好地理解十五大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作出的全面部署。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功能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的演变
不同学科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不同，同一学科也可从不同角度分析社会结构。这里，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角度来分析研究社会结构。
1.关于社会功能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的一般分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关系的精辟论述对人类社会结构作了深刻的揭示。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他认为，马克思“完全用生产关系来说明”“社会形态的构成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1〕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经济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和全部社会历史的基础和决定因素。那么，如何理解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整个社会结构呢？唯物史观创始人有两方面论述应引起我们注意。
其一，马克思揭示了经济结构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是由一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关系构成的。人类社会历史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和上述这一系列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并显现出不同阶段性的。马克思说：“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2〕这种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构成的一般生产关系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功能结构。这样一种社会功能结构的演进，呈现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第一次把它明确地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三个阶段，也就是以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结构和以产品经济为特征的未来社会结构三个阶段。对这样一种社会功能结构，当代西方学者有较深入的研究。丹尼尔·贝尔认为：“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3〕
其二，马克思在考察同生产力和交往水准相适应的占有关系中，深入研究了所有制关系的变更过程。建立在对生产条件占有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结构，是社会利益结构。它不但包括对物质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占有，而且包括对上层建筑中公共管理权力和思想文化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对这种社会利益结构的演进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剖析。他们认为“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是部落所有制，……部落所有制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产……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4〕这里，“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5〕，在社会利益结构中，国家机器控制着公共管理权力资源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资源。
应当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察研究社会结构或者说社会形态时，是把社会功能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综合在一起论述的。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客观上社会结构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并没有这种区分论述的必要，而“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6〕我们现在必须从分析结构的角度，探究隐藏在现实世界中的这两种社会结构（这将在下面来阐述）。这两种社会结构在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中所表现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社会功能结构中的经济结构更直接依赖于社会生产与交往的水准，它所依次展现的三大阶段----自然经济形态、市场经济形态和产品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而且自进到市场经济形态以后，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社会功能结构也具有一定的不可超越性。与产品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未来社会功能结构更显现一种大同境界。社会利益结构与各民族历史发展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专门考察西欧社会发展所得出的结论随意套给东方国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但是我要请他们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7〕这是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8〕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功能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的扭曲与重塑
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9〕他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一切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10〕
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接连建立以后，我们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估价与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均发生了偏差。“左”成了发展道路选择的普遍倾向，我们对新社会结构的建构扭曲了历史发展规律。
毛泽东在五十年代末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认为：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可以。历史与逻辑是一致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夺取了政权，要从所有制变革开始，构建社会主义的社会利益结构，是必然的。但是，我们忽略了对社会功能结构循序渐进发展的关注；对社会利益结构的理解又有片面性。这里，最突出的是斯大林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所说的“生产关系底状况所回答的问题则是生产资料（土地、森林、水流、矿源、原料、生产工具、生产建筑物、交通联络工具等）归谁所有，生产资料由谁支配----一是由全社会支配，还是由单个的人、集团和阶级支配并利用去剥削其他的人、集团和阶级的问题。”〔11〕把生产关系理解为占有关系，并且把对生产条件的占有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作为其他一切占有关系的基础，实际上也把它作为生产发展的前提。结果，既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在实践上又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产生这种错误认识的社会历史根源，还是由于在自然经济占有很大比重的国家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具有把所有制关系看成是决定一切的基础的倾向。因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是以既定的社会组织为前提的，而经济组织同政治组织（在中国落后的农村甚致同血缘组织）是一致的，生产与消费是直接统一的，而交换仅发生在自然经济共同体的边际领域。这样，我们在理论上很容易接受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三要素说”（所有制，生产中人和人的关系，分配），而忽视马克思关于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诸环节构成的一般生产关系的论述。在实践上，我们容易趋向一种行政化管理方式的公有制模式，解放生产力的形式只能被理解成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相应于这种模式，个别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主要是通过分配环节进行，分配结构只能是“大体平均，略有差别”（毛泽东语）。这样，社会结构的功能始终分化不够，整个社会呈现“大而全，小而全”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社会功能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进行了重塑。我们是在形成一个稳定条件下一心搞建设的基本战略思想的基础上，从解放思想开始，让基层单位扩大自主权、发挥主动创造精神来推进改革的。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的重塑，不是也不可能一开始就有一个明晰的总体设计的。这样，我们的改革必然在旧体制的薄弱环节农村率先取得突破性进展，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功能结构的因素在农村突飞猛进地生长着。在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的推动下，旧的平均主义的物质利益结构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旧的行政权力运作方式支撑的整个社会结构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这一巨大的不平衡性在改革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就带来了历史的进步性与历史的局限性并存。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体制有两大支柱：一是独立的财产权；二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非官方中介组织和商业法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处在自然经济发展时期，这种契约关系的组织与法规不健全。整个社会，除了过于守旧的官本位社会结构外，就是血缘、邻里、亲友等初级形态的社会关系的网络。解放以后，我们形成的扭曲的、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又偏偏不承认上述两大支柱。这就使得源于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巨大残余仍然在顽强地发挥着作用。所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并不存在马上转向市场经济的基础，只能以承包制的形式这种经营方式的改革为突破口。这样，伴随着改革，产生诸多弊端也就不可避免了。放权让利导致急功近利，加上缺少合法契约关系的各种“门路”的初级社会关系网络笼罩着社会，各种失序现象如“找门路”就比比皆是了。腐败现象在中国就以这么一种特殊的形态表现着。出路：把这种较浅层次的、带有自下而上特征的改革，让位于较深层次的、更强调自上而下整体设计的改革，以加快社会结构的重塑。
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就进入了中期。党的十五大以后，我们强调了所有制改革，更好地协调着社会功能结构与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塑。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引自十五大报告，下同者不再说明出处。）；二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十五大报告为我们正确理解和重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首先，谈社会利益结构。从社会利益结构的稳定性来讲，“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不容改变。公共管理的根本的权力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系统结构必须体现党和人民掌权。党和人民利用自己执掌的权力，要保证社会财产主体是劳动人民，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经济利益结构。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革性来讲，要适应“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和利益群体多元化的要求，从“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的羁绊”、“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角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新的突破，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继续深入推进。其次，谈社会功能结构。邓小平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科学论断，从根本上端正了我们对社会功能结构的认识。在高科技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深入理解和积极重塑保证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的社会功能结构。不管是在经济的还是政治的以及文化的领域，一切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的人类文明成果，都可以为我所用，同时，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来构建我国现代化的社会功能结构。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
社会结构是社会有机体的基本骨架，是全部社会关系有机协调的总体形式。下面，我们从功能性与利益性的角度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进行初步分析。
1.经济结构及其功能性与利益性分析
经济结构，包括生产力结构与生产关系结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结构，呈现一种极不平衡的和动态发展的状态。它是一种包含手工生产力、机器生产力和现代信息生产力的三元结构，这一个三元结构反映到各地区，就表现出生产力水平结构的极不平衡性。在生产力的具体结构中，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和基础设施结构这一基本结构在不断地走向现代化：产业结构将由传统手工劳动的农业占很大比重转向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结构，而且产业结构将不断地优化；技术结构表现为多重技术并存与提高的趋势；基础设施结构逐步配套以促进经济发展和为社会生活服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及其结构演变，是在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这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总体处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过程之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中介是资源配置方式。由于前述历史的与认识的根源，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后，选取了主要以计划配置资源的体制。在行政化管理方式下，实际搞的是“动员型”经济模式，经济的增长靠的是各级党政组织的非经济的政治动员来推进。这样，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被严重束缚了。在改革初朋，尚没有根本触动旧体制，在放权让利的机制下，实际搞的是“压力型”过渡态经济模式，靠各级下达目标管理责任书来层层推进经济发展。一方面，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有了很大的释放；另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益受到各级行政区划的严重分割，产业结构重复现象严重，外延扩大再生产严重地占上风。进到改革中期以后，确定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基础，从宏观到微观，从所有制结构到分配结构，整个生产关系将经过急剧地调整，与国际生产关系相容而联为一体。制度创新成了这一阶段主要特征。这是一个真正艰难的阶段。这一阶段，从1992年算起，大约需要15年时间。然后，转入经济体制相对稳定的常规发展阶段，其间仍要进行大体上为两种取向的微调：一方面，要强调国家干预；另一方面，要强调发挥市场的功能。到那时，经济结构重塑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的功能性发展的特点就是：由“小而全”、“大而全”的功能性结构，经过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分化与整合，达到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和为社会全面进步奠定基础。然后，以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新情况的作用下，又产生新的不适应和新的分化与整合，如此循环发展，使经济结构走向后现代化，社会走向发达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结构的利益性发展的特点就是：由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利益性结构，通过走向市场经济和市场主体自主性与市场活动竞争性的机制，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从而社会财富得以积累，由此促进分配方式进一步变革----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然后通过法律的、行政的、伦理的手段“规范收入分配，使收入差距趋向合理，防止两极分化。”
2.政治结构及其功能性与利益性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结构核心是国家政权。“我国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人民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必须坚持和完善这个根本政治制度”。我国近代社会是一个制度转化型的社会。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伴随着它们的是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皇权缩小、地方势力发展、绅衿与商人地位提高、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产生、社会群体激增。在这一过程中，无数志士仁人在寻找救国之方，终归失败。最后，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打倒了反动势力，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这一来之不易的成果应维护，社会也不宜再处在急剧的动荡之中。这里的关键，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不可变动，这也是推进社会利益结构合理、有序变化的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结构的功能性应该随着经济结构的演进而不断得到分化与增强。应当看到，尽管有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前提，但实际上民主程度是很不够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步调也不一致，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比较远。在现有基础上，首先，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增强其功能。邓小平说过：“我们的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12〕第二，在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改革的同时，克服阻力，大力“推进机构改革”，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促进社会功能的分化。政府的职能应转变，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应改变，大量的事情可交给社会去办，真正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迈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以至政社分开做好了，党政分开就随之可行了。笔者以为，邓小平同志是前后一贯主张党政分开的，但1986年12月份以后，他感到目前分开的条件不成熟，也就不大说这一条了。在当前党政工作覆盖面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搞党政分开，只会人为地加剧党内矛盾而影响决策效率。到了资本社会化和大量社会中介组织涌现的时候，党政工作覆盖面就不一致了。这时，应及时推进党政分开。整个社会的前进方向不能脱离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与控制。而党的领导方式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真正的改善，党也不会把一切矛盾都裹在自己身上。第三，要“扩大基层民主”。随着股份制与股份合作制的推行，广大劳动者既是劳动力的拥有者，又是股份的拥有者，其民主意识必然增强。要因势利导地推进民主监督、民主理财，自下而上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结构的利益性应体现在公共管理权力民主参与性的不断增强和对共同富裕经济利益结构的保障。在由旧体制进到改革初期以后，社会已分化为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但官本位的政治权力结构并无多大触动。这样，一些利益群体为了维护并扩大其既得利益，就会采用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无序地与不合理地获取与侵蚀公共管理权力。清除这种现象并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途径，就是健全民主、加强法制。要在全社会形成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网络，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使政治结构更好地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本质。
3.文化结构及其功能性与利益性分析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剧烈而深刻变动的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世界。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文化有着更深远的历史继承性和相对独立性，它既反映着经济、政治，又对经济、政治的发展起着复杂的作用。文化本身的结构也更复杂：它既包含着基于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准的物质文化，又包含源远流长的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它既包含有复杂变动的社会心理，又包含有自觉而定型的思想体系；它既包含有思想道德，又包含有科技教育。所以，对文化结构进行描述就更难了。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结构，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这一主体文化的根本点，是要形成全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它的特性是：其一，源流的久远性。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稳定而连续的、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自强不息是民族文化精华的核心。其二，鲜明的时代性。它植根于新的实践，既能吸纳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又能培育新的民族精神。当然，在这一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的精神支柱的过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文化本位上的群体意识对个体意识进行着艰难的嬗变。这一主体文化的基础，是要发展教育和科学，由一个落后的、充满着文盲半文盲的国家向着科教比较发达的国家迈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体文化结构的功能性表现在这样三方面：其一，维护经济与政治的健康、有序发展。良好的文化，对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作用是巨大的。特别地讲，科学枝术也属于文化，它是第一生产力；对于市场来说，除了别的熟知的调节手段之外，“道德之手”也可以干预调节它；对于政府行为，伦理道德也能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其二，调节个人、群体、社会及其相互作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复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将塑造新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约束方式，更好地协调多元化社会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其三，创新功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体文化的灵魂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创造性的发展。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它充满着各项创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体文化结构的利益性表现在它强烈地强调“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没有这一条，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就得不到保障，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就不堪设想。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结构现代化的进程，既是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又是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的。这一过程已被和将要进一步被实践证明是有着光明前景的，但又是异常艰巨的。这是一场伟大的历史创造，又是对前辈奋斗成果的继承。只要我们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去把握这一进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刻就一定会到来。
注释：
〔1〕《列宁选集》，1995年第三版，第一卷，第8～9页。
〔2〕〔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二版，第一卷，第141～142页、第131页、第132页。
〔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84年第一版，第18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第二版，第二卷，第33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3年第一版，第十九卷，第130页，第131页。
〔9〕〔10〕〔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第252页、第240页。
〔11〕《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第八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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