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锦铖[1]2001年在《合肥地区不同人群住院费用结构分析与期望调查》文中指出目的：通过调查合肥地区各级医院住院费用结构和了解出院病人及其家属对住院费用水平的期望，探讨改革与完善住院费用结构的可能措施与基本策略。方法：在合肥地区选择省级、市级、县级医院各一家，随机调查出院病人的医疗费用及其对医疗费用水平和结构的心理预期，并抄录其出院结账单。数据录入、统计、分析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方法是u检验和方差分析，双尾显着性检验，当检验结果P＜0.05时，认为差异具有显着性。结果：省、市、县级医院调查病人共计653人（分别为256人，210人，187人），男性340人（52.07％），女性313（47.93％）；来自县城及以上城市病人312人（47.78％），乡镇农村341人（52.22％）；≥60岁130人（19.91％）；五种费用在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为药费49.47％、检查费11.39％、治疗费15.69％、手术费8.90％、其他费用14.55％。其中，省级医院男性病人比女性病人人均住院费用高，差别具有显着性（u=3.66，P＜0.01）；不同科别人均费用之间有差别（F=3.709，P＜0.01）；住院总费用与其包含的药费、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其他费用作Pearson双变量相关分析，均有相关性（P＜0.01）。市级医院城区病人比农村病人人均住院费用高，差别具有显着性（u=3.18，P＜0.01）。县级医院男性病人比女性病人人均住院费用稍高，但差别不具有显着性（u=0.095，P＞0.05）；城区病人比农村病人人均住院费用高，差别具有显着性（u=2.73，P＜0.01）。653名被调查者中，59.27％人认为住院总费用高于其心理预期，29.40％人认为住院总费用与其心理预期相当，11.33％人认为住院总费用低于其心理预期。结论：住院费用过高及其内部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既要抑制住住院费用的不合理上涨部分，而又不损害其合理增长的部分，控制药品费用增长是其关键，具体措施在于坚持“医药分开”，规范医生用药行为，同时提高医务人员技术劳务性项目收费标准。调查表明性别、城乡别、年龄等是影响医院出院病人住院费用的基本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显性与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肖锦铖[2]2003年在《合肥地区不同人群住院费用结构分析与期望调查》文中研究表明随机调查合肥地区省级、市级、县级医院各一家共计653名出院病人的医疗费用及其对医疗费用水平和结构的心理预期。省、市、县级医院调查病人分别为256人、210人、187人,其中男性340人(52.07%),女性313(47.93%);来自县城及以上城市病人312人(47.78%),乡镇及农村341人(52.22%);≥60岁130人(19.91%);5种费用在总费用中所占的比例为药费49.47%、检查费11.39%、治疗费15.69%、手术费8.90%、其他费用14.55%。结果显示住院费用过高及其结构不合理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调查表明性别、城乡别、年龄别等是影响医院出院病人住院费用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显性与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费秦茹[3]2015年在《合肥市公立医院推进医养结合的问题和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的社会背景下,患病老人的养老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迫切。近年来,全国各地陆续探索出了“医养结合”这种新型的养老服务模式,它将“医疗”与“养老”相结合,更加强调医疗服务的突出重要性,成为解决患病老人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合肥市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发展速度快、未富先老为背景,结合合肥市人口健康状况的紧迫形势,搜集整理了合肥市目前养老机构的发展现状,指出这些机构存在设施较差、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医疗服务跟不上、人员配备不足、护理人员专业性不强等诸多问题。为了有效应对目前的老龄化形势,合肥市滨湖医院在国内较早地探索了“医养结合”养老服务。2010年该医院开设236张“医养结合”床位,对入住老人实行“医保住院”和“托护养老”两种管理路径,根据老人病情变化,在不挪床位的情况下实现两者之间的轻松转换。文章对滨湖医院医养结合病区的收费标准、成本与收益情况、满意度情况进行了的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医养结合确实为缓解患病老人的养老问题提供了一种比较理想的解决路径,但由于床位紧张、成本较高、收费较贵等多种原因,目前滨湖医院医养结合病区只能解决部分患病老人的养老问题,尤其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失能程度较高的老人。2013年,合肥市滨湖医院所属的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将“医养结合”在其旗下的体保中心进行了有效复制,这为我国部分定位不明确、效益产出不明显的医疗机构转型提供了有效参考,同时,体保中心对医养结合的范畴进行了扩充,重点开始探索公立医院推行居家养老和临终关怀两种“医养结合”服务。公立医院在开展医养结合服务上有其优越性,尤其是能够实现医疗与养老的无缝对接,还有国家医保作支撑。但在医养结合服务上,实践走在了政策之前所以在公立医院推行医养结合服务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多集中于顶层设计方面,如政府多头管理、人才后备力量不足等。为保障公立医院推行医养结合服务的健康良性发展,首先应构建一体化的行政协调机制,做好顶层设计。同时,卫生行业在统筹规划时,应考虑在新建医院内配比增设医养结合床位,或将部分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型机构,以缓解公立医院医养结合床位不足的问题。在应对人才不足的问题上,应将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以区域内成熟的医养结合服务提供机构为平台,建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人口老龄化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它是世界性难题,而美国、德国、日本在养老问题上的已经较为成熟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尤其是日本的“介护养老”中对于“介护人才”的培养,值得成为我国医养结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参考模式。
赵军[4]2006年在《公立医院战略成本管理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由于我国叁医体制(医疗、医药、医保)改革的进行，公立医院的运营环境发生了彻底改变，体现在：政府对医疗机构的投入不断下降，社会办、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的迅速发展对公立医院形成竞争，医保改革形成的统一性区域市场使得医疗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由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质和政府的有力规制，公立医院在资源配置的权力、渠道和市场化竞争手段(如价格)方面均受到很大限制，无法真正采取市场经济行为参与竞争，但其服务耗费的补偿却主要来自医疗市场，时势要求公立医院必须寻找新的经营管理手段，以提高医院竞争实力，适应日益严峻的生存环境。 战略成本管理是20世纪80年代木兴起于欧美等国的新型成本管理思想，这种思想将成本管理与战略管理相结合，在控制成本的同时帮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新思想给企业界与学术界带来了很大震动，逐渐成为企业有效管理成本，提升竞争地位的有力武器。 公益性质决定了公立医院应主要通过成本管理等内涵方式，改善医疗耗费补偿水平，提高竞争能力。但目前战略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的主要对象是企业，缺乏对非企业领域的研究，而且该理论本身还处于兴起阶段，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本文针对公立医院的独特环境与组织特点，对公立医院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理论与模式进行了研究，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通过战略成本管理“为了什么”、“要做什么”、“怎样去做”叁个问题的回答，笔者对战略成本管理理论作了探索性研究。指出战略成本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实现企业战略目标。对于企业，它是持续利润最大化，对于非企业组织，它是实现组织的使命，而不是目前认为的获取竞争优势地位，竞争优势只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保障性目标。提出战略成本管理的四个工具思想，在传统认为的“价值链分析”、“战略定位分析”、“成本动因分析”外，需要加上“成本管理的绩效评价”，形成闭环。并指出目前研究中，将战略成本管理的工具与模式混淆的问题。依据从战略目标出发建立战略成本管理体系的设想，首次系统研究并提出了公立医院战略目标定义与内涵，并结合公立医院产业与组织特点，构建了公立医院战略成本管理的模式。然后，围绕实施模式的内容进行了叁方面研究。 公立医院的战略定位研究。研究指出波特竞争战略在医疗领域存在“失灵现象”，并指出原因是波特战略学说存在“隐含前提—顾客基本价值需求满足”，在医院领域，这一隐含前提不能被忽视，笔者构建了“患者就医选择模型”来说明这一问题。据此，研究提出“公立医院竞争战略选择”，与公立医院公益性使命相结合，形成“公立医院战略选择平台”，运用23家医院的战略规划对本文提出的战略选择进行了实证统计分析。并研究指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如何影响成本管理的方式。 成本管理的绩效评价研究。首次系统对成本管理的绩效评价的定义、内涵、任务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具体实施的两维评价模式，并运用13家医院的连续四年数据，使用两维模式的典型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 战略成本管理的执行研究，包括价值链管理与成本动因控制研究。研究指出公立医院价值链的“状态调试型价值链”特征，不属于通常的价值链类型。依据该价值链特点，指出应如何对价值链进行管理。结合成本动因原理，分析价值链中的关键战略性成本动因：“医生治疗水平”和“医院内部信息系统建设”。研究指出对其管理和控制的方法，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达成战略目标。 总之，笔者在对国内外文献的查阅基础上，对战略成本管理理论的真正目标、工作内容与工具进行了新的研究，并首次对非企业领域—公立医院领域实施战略成本管理的定义、内涵、运行模式进行了研究。结合实证研究，提出了一套适合公立医院内外环境与产业特点的战略成本管理理论、模式与方法，旨在帮助公立医院从战略角度管理成本与成本信息，更好地实现多元化战略目标，最终达成公益性使命。
李文中[5]2011年在《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在我国筹资公平性下降、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失衡导致城乡居民对卫生服务利用下降,医患关系变得紧张,有研究指出卫生体制改革既失去了效率也丧失了公平的背景下对我国建国以来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笔者综合运用了基尼系数、集中系数、Kakwani指数和直接对比等方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卫生服务提供公平、卫生服务利用公平、健康保障筹资公平、健康状况公平等进行了测度；运用时间序列DEA法对我国原有健康保障制度和现行健康保障制度的技术效率进行了估算。计量的结果是,改革开放前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断改善；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1998年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之后,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都呈现下降趋势,直到政府先后大规模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和技术效率才明显改善。再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实现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均衡的条件和路径,并重点分析了影响健康保障制度公平与效率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健康保障融资问题。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分叁步走建成“覆盖全民、层次多样、家庭互济、供需协调、运转高效”的全民健康保障制度的改革目标。
李宁[6]2005年在《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以下背景提出的:1、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缺乏使得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提高;2、改革开放前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主体的医疗保障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典范,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农村卫生却被世界卫生组织引为卫生政策的反面案例,仅20年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卫生的评价出现巨大的反差;3、目前对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研究多是从社会学、卫生经济学角度展开,多侧重于技术研究,而忽略了对制度环境的研究。 本研究在详尽阐述医疗卫生服务产品属性的基础上,指出了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政府支持的必然性,构建了经济学的分析框架。首先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然后,从供给和需求角度对我国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分析了农村医疗卫生保障的现状;第叁部分对正在进行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进行了研究;第四部分根据以上分析对影响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前后合作医疗制度的开展的绩效情况,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合作医疗制度在农村地区取得发展和良好绩效需要的各种条件,其中政府的支持极为关键。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与农村经济体制、农村卫生体制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农村基层卫生组织与合作医疗制度曾经取得成功运作的制度基础。着重预防、健康教育、环境卫生工作是低成本但高效益地提高农村健康保障的基本规律。 农村卫生服务供求现状分析研究表明在卫生总费用上城乡之间无论从总量来说,还是从人均数来说,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卫生费用的分配存在“偏城市、轻农村”的现象;从农村卫生总费用的分析来看农村居民个人支付比例不断提高,国家对农村卫生的投入主要用于补贴服务供方,而且主要用于机构的运转,对需方补助少;从两个调研县的分析来看,中国中西部地区的部分县达不到农村人均卫生费用的平均水平,国家应予以重视。县、乡、村叁级医疗机构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主要提供者,通过对调研县的分析发现部分乡镇卫生院的利用效率在下降,存在以药养医的状况。村级医疗卫生机构是农产处理日常疾病主要机构,其提供的服务有的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国家却对村级医疗卫生机构财政支持较少,这与卫生服务的需求不相匹配。从卫生可及性来说,西部地区的卫生可及性较差。公共卫生城乡差异巨大,农村内部地区差异也有扩大趋势。 1990年-2003年农户的医疗卫生服务量增加不大;农村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率下降,农产的收入水平成为决定医疗服务需求的关键因素;疾病成为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原因。 农民的正式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率低,家庭保障等非正式制度的保障能力有限,农产对医疗卫生保障制度需求强烈。 要使新型合作医疗持续下去,要建立农产与政府之间的信任机制。要实现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下卫生服务的有效供给,必须加大对农村基本医疗设施的支持力度,尤其要改善乡镇卫生院医疗条件,加强对乡镇医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乡镇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满足农民对医疗的基本需求,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达到预期目标。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对大病补偿作用有限,为提
杨宇哲[7]2013年在《县域新农合基金管理组织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为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国家于2003年正式决定开始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就新农合机构设置而言,在中央设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制定宏观政策,省、地级设立农村合作医疗协调小组和专家技术指导组。县级设有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而经办机构负责日常具体事务,并定期向监督委员会报告基金管理情况。目前,作为对中国广大农业人口的医疗保障的制度,新农合已切实保障了农民的日常医疗需求。2012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05亿人,参合率超过98%。在新农合的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出现了财务问题、虚报参合信息套取资金和基金使用不合理等问题。从治理的角度而言,财务问题原因是内控机制的失衡。本文旨在基于产权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研究县域新农合基金管理组织的治理结构,并探求内部治理失衡的原因。首先,本文对新农合制度的建立和制度变迁作出系统性分析,重点关注基金管理制度。回溯新农合制度的主要政策演变,分析新农合制度的四大特征,包括自愿参加,大病统筹,县域统筹管理和政府监督管理。从筹资制度和补偿制度入手阐释新农合制度建立的主要基本点。筹资制度主要从个人保费收缴方式、财政补助划拨制度和筹资水平等叁个方面进行分析。补偿制度主要从补偿比例和补偿范围进行分析。新农合基金管理制度主要从风险基金制度、二次补偿制度和监督制度进行了分析。目前,国内公司治理较非营利组织治理发展成熟,政府治理较为欠缺。基于此,本文对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内部核心机构的职能定位及其治理结构进行了研究分析。通过查阅相关法律和代表性治理原则,对治理结构中的董(理)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委员会)的职能进行了定位。在公司治理中,对单层制董事会和双层制董事会进行了模式演绎和对比分析。相对公司治理结构,非营利组织的结构较为松散,相关法律和行业规章约束偏少。借用红十字基金会的组织框架作为非营利组织代表型的治理结构进行分析。此外,公司和非营利组织在内部结构上的差异己体现为不同的治理效果。随后,对县域新农合基金管理组织的内部主体职能部门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效率进行分析。政府,不单是政治上的主管主体,也是经济上的最大注资者。类比公司和非营利组织的治理结构,县域新农合基金管理委员会因对新农合工作具有管理和组织的决策权,而在治理结构中承担相应的董事会的职能。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新农合基金运行过程中的资金流动和会计账目,扮演监事会的角色。经办机构在组织内负责相应的管理层工作。基于此,县域新农合基金管理组织的内部主体职能部门的治理可借鉴公司治理和非营利治理的成熟之处。类比这叁者,非营利组织与新农合基金组织有更相似的市场环境,而公司的治理结构的职能设计更具借鉴意义。另外,本文对其治理效率做了定量分析。借用全国统计数据,对参合情况和基金使用情况等作了简要分析。本文对中西部33个县的新农合运作情况作了详细调查。在筹资稳定的前提下,补偿模式的选择是管理委员会最重要的决策之一。通过聚类分析,在有相当的大额医疗费用的补偿水平下,住院统筹加门诊账户的补偿模式比大病统筹加家庭账户的补偿模式,在小额门诊费用的补偿上有更好的成效,实现了更广泛的受益人群和更高的实际报销比例。再者,通过选择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应用DEA模型对33个县的综合效率和规模报酬作出相对性效率分析。整体而言,投入要素高效的转变为产出,一半以上的县达到了规模经济的状态。对已达到规模经济的县,为了实现更高的补偿比例和更广泛的受益人群,不宜采取增加管理成本和增加人力资本的方案,而应考虑补偿模式的制定和优化具体补偿项目的补偿比例。为完善治理结构,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1)管理委员会——细化内部分工,设立专项委员会(2)监督委员会——完善内部监督,侧重外部监督(3)经办机构——完善信息化建设,实现IT治理
朱彪[8]2010年在《青岛市社区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和普通门诊统筹制度试点效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背景为推进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积极满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服务需求,根据中央统一部署,山东省已初步建立起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为主要内容,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体系,为不同社会人群提供基本医疗保险服务。但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医疗保险面临着扩大覆盖面压力大、基金抗风险能力面临威胁,特别是在“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得不得有效改善的情况下,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支出的有效机制尚不完善,医疗费用增长较快,医疗保险只保医院、不保门诊的政策导致参保人员的门诊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对此,参照国内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做法和经验,青岛市社会医疗保险管理部门,从2007年开始、,按照先试点、再完善、逐步推开的原则,在部分社区探索实行社区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和参保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制度试点,.谋求解决当前医疗保险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社区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着眼于引导患者首先到社区治疗,必要时到区县以上医院,通过社区居民自主选择定点社区医疗服务机构、确定家庭医生联系人,实行家庭医生首诊制、分级诊治和双向转诊,积极引导实现“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的合理就医格局。参保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制度着眼于提高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效益,在实行社区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的基础上,于医疗保险基金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之外,为部分自愿参加试点的人群建立了门诊统筹账户,健全了相关配套措施和激励机制,进一步引导患者到社区诊治,积极探索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一试点开始后,尚没有对其引导居民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治效果、各方面利益的变化、出现的问题等进行过系统地调查和评价,当前对利用医疗保险政策,如何把在城市医院就诊的“小病”病人转移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实证研究极少,同时根据青岛市医疗保险管理部门的评价要求,我们设计了本研究课题,对青岛市这两个制度试点的情况和效果进行系统研究,以为今后进一步推进试点提供决策上的依据。研究目的和内容评价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和门诊统筹制度的政策实施效果；了解参保职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各方面人员的感受和意见；发现两项制度改革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采用统计学分析工具对两项试点进行病人流向、医疗服务利用量变化、个人经济负担变化、病人就医行为影响因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量变化及业务收入变化等方面的系统分析,得到客观、正确的结论,帮助确定两项试点是否应该推广,以及如何改进和加强,克服存在的问题,为下一步全面推开,更深入地开展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科学的政策依据。研究方法文献研究与现场研究相结合,定量与定性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广泛查阅了文献,收集了山东省、青岛市两级社会医疗保险基金决算数据、山东统计年鉴和山东省卫生统计资料、财务报表,以及青岛市样本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资料等。现场调查采用面对面问卷访谈。对青岛市4个社区400名入户调查对象、576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门诊调查对象和3个医院432名门诊患者进行了定量调查,并对青岛市医疗保险管理、经办,财政和卫生管理部门的部分行政人员进行了重点定性和定量访谈。采取入户调查居民和门诊调查病人组间对照、门诊调查对象内部参加两项制度试点不同人群之间的对照。对定量资料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x2检验、单因素统计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等统计学方法,分析两项制度试点对社区居民患病就诊医疗机构选择的影响,以及社区居民对试点实施效果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满意度,对医院门诊患者到院诊治的原因和目的进行分析,并对试点以来参加试点职工的年龄结构、基金支出结构、门诊统筹基金的筹集和使用,以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情况予以深入研究,以形成两项制度试点效果的初步结论。结果和结论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两项制度的试点在多方面取得成效。通过调查,了解到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试点范围已经扩大到所有纳入医疗保险定点机构的社区卫生服务单位,门诊统筹制度试点范围也逐步扩大,参加试点的人员数量进一步增加,两项制度试点不同程度地减轻了参加试点人员的医疗负担。参加试点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首诊的意愿得到促进,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给予了客观的肯定,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也得到较大程度的促进,青岛市医疗保险等管理部门也适时调整了试点政策,更好地推动了试点工作的开展。2.引导社区居民就近就便到社区诊治效果显着。通过对患者患病首选医疗机构和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满意度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患者在非急重症情况下多数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治,多数患者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比较满意。加之,国家和山东省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发展的措施,增强了其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3.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距离实行双向转诊制度要求差距仍较大。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还是县区级以上医院,在落实双向转诊制度方面,执行得并不好。特别是医院并没有主动将这些患者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进行转诊,这主要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各级医院建设的差距大,一方面医院医生对社区诊疗水平不放心,或者认为没有必要,另一方面觉得延长病人在医院就诊或住院可以增加医院和个人的收入,对双向转诊制度执行的好坏不承担直接的责任。4.试点政策执行不到位,产生的效果与预期效果还有很大距离。调查对象普遍认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参加试点人群提供的按规定免费的卫生服务、免费查体不够,很少主动到患者家出诊,建立健康档案和社区首诊制度落实不好,造成有关政策规定流于形式,而不能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也有不少人认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设备少、医生的服务态度比较差。调查发现,严格执行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规定主动为参保居民提供规定内的免费医疗服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只付出无回报,必然导致主动性不强。管理部门没有拿出明确的监督管理办法,采取行政或经济等手段予以引导。另外,调查对象还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还有,尽管在社区看病的医疗经济负担总体水平要低于医院,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药品价格与周围零售药店相比仍然偏高,“以药养医”的格局仍未改变。5.试点配套措施没跟上、落实力度不够。部分调查对象反映,对两项制度的试点具体条例不了解,政策也不清楚。这主要是由于各级、各相关部门和机构的宣传不到位,对政策设计和目的宣传力度不大造成的。由于医疗保险管理机构缺乏足够的检查和制约手段,难以做到全程实时检查监督,很难有效防止政策执行过程中发生的不符合政策规定的医疗和就医行为,迫切需要在下一步的深化试点中,不断优化监管手段,改善医疗保险制度管理,确保充分发挥医疗保险制度满足参保人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作用。6.试点政策有待进一步优化。研究结果显示,政策的优惠水平还不够高。需要统筹考虑调整政策,提高参加试点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问题。同时,在现有政策框架下,参加试点的大多数是退休人员,比较健康的青壮年参加较少,门诊统筹金的运行面临潜在风险,需要探索改革国家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模式,降低个人账户基金划入比例或取消个人账户,、实行单一的统筹基金管理,适当解决参保职工住院、门诊等相关医疗开支。政策建议为有利于提高试点效果,为下一步推开试点提供借鉴,建议：1.两项制度改革取得显着效果,应该进行推广,但还需要完善。要立足现实、谋划长远,在达到要求条件的社区逐步推广以两项改革为重点的社区卫生服务制度体系。要深入调查研究,制定详细的建设计划,分期分批,有计划、按步骤,稳妥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制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要突出工作重点,紧贴民生需求,以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门诊统筹制度、社区首诊制度、双向转诊制度、大病统筹制度等为主要内容,进一步改进医疗保障管理、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益的关键制度改革,分步实施、重点推进。2.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须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能力。要加强全科医生培养,采取医生自学、单位送学等方式,积极参加山东省组织的“全科医生培养计划”。发展特色专科服务,坚持走特色发展之路,着力发展一些“小而钻、小而灵”的新项目、新技术,特别要利用中医独特技术提供满意的医疗卫生服务。进一步改进医疗服务态度,始终坚持提供全心全意、热情周到的服务。鼓励支持部分社区医生一专多能,分别在常见病如高血压、冠心病、脑梗塞、糖尿病、气管炎等的诊治方面缩小与专科医生的差距。增加社区医生与专科医生会诊讨论的机会。3.严格制度、强化管理,切实提高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的规范化、科学化管理水平。科学制定和落实制度,注重靠优惠的条件引导而不是靠生硬的政策条文去强制社区居民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诊治。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要认真执行规章制度。切实加强医疗卫生管理,规范医务人员服务行为,加强对各类医疗机构执行试点方案、制度的具体情况经常进行检查、评比。4.统筹建设、兼顾公平,努力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多元参与、公平竞争的良性发展新格局。建立完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社区卫生服务市场,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主办、参办为主导,社会办、民办为辅助的多元化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立合理的筹资补偿机制,采取政府购买等方式,建立面向所有社区机构的政府资金分配引导机制,引导各类机构公平竞争、公平发展。5.深入宣传、政策引导,有效营造社区居民认识社区、相信社区、主动到社区看病治疗的社会氛围。一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二是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能力进行宣传,宣传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可以提供哪些有质量保证的服务,宣传其优势所在。进一步制定引导参保人员到社区诊治的优惠政策,教育、组织、支持、监督、管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促进其改善卫生服务质量,重视做好疾病预防控制等工作,增进与社区居民的感情,建立良好的新型医患关系,吸引更多的社区居民来社区就诊。
张莹[9]2015年在《中国羊绒产业链主要环节及纵向协作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羊绒产业发展迅速,绒山羊饲养规模和羊绒产量不断增长,羊绒加工能力显着提升,羊绒产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农牧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质量,还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近年来,羊绒产业生态环境约束加剧、生产成本提高、流通市场紊乱、加工国际竞争优势减弱、企业利润摊薄等问题日渐突出。基于此,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研究我国羊绒产业发展状况意义重大。此外,虽然目前中国羊绒产业链较为完整,但产业链联接不畅,各环节之间的纵向协作关系较为松散,缺乏协同合作。从当前情况看,完善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优化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获取整链效益,帮助我国羊绒产业真正做大做强。羊绒产业链涉及绒山羊养殖、羊绒生产、销售流通、加工染整等多个过程,羊绒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需要依靠产业链的整体协作与发展。为对羊绒产业链进行整体研究,本文引入产业链的分析框架,系统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中SCP分析方法、案例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纵向协作理论以及博弈论等多种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重点对羊绒产业链生产、流通和加工叁大环节和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以及农牧户纵向协作行为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本研究的逻辑顺序是：第一章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目标,思路及方法等；第二章对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引述理论基础；第叁至五章分别对羊绒产业链生产、流通和加工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均运用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全面分析了羊毛产业链各环节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进行研究,之后还对各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为下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做论证铺垫；第六章先从理论上分析了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关系的形成机制,然后运用典型案例总结了羊绒产业链的纵向协作模式,最后运用博弈论对纵向协作模式的优化机制进行探讨；第七章对农牧户羊绒销售渠道、纵向协作行为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并运用多元Logistic模型对农牧户纵向协作模式选择意愿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文章归纳总结中国羊绒产业链各环节的产业特点、纵向协作模式和农牧户纵向协作选择行为,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与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中国羊绒产业链生产环节以小规模分散养殖户居多,区域集中度较高,进入与退出壁垒在提高；(2)促进小规模分散养殖模式转向标准化规模养殖模式、“合作社／协会+养殖户”模式是目前促进中国羊绒生产环节提高绩效水平的主要途径：(3)中国羊绒产业链流通环节市场集中度、进入与退出壁垒较低,贩子收购交易模式中羊绒流通成本最高,工牧直交模式流通成本最低,远期现货电子交易模式流通成本居中；(4)中国羊绒产业链加工环节市场集中度较低,存在严重的产品同质化,进入壁垒较低而退出壁垒较高,成本利润效率在逐步提高,但规模结构效率和技术创新水平依然较低：(5)中国羊绒产业链纵向协作模式可分为市场交易、合同／口头协议、合作社／协会和纵向一体化四种模式,目前以市场交易模式为主：(6)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交易成本特征和人际关系特征相关变量中,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年龄、养殖年限对农牧户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影响,家庭成员是否担任村干部有正向影响,兼业化程度、养殖年限、信息可获得性对农牧户选择契约协议模式有负向影响,收购者是熟人或亲戚的重要性有正向影响。
罗旋[10]2013年在《综合医院体检机构建筑设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社会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对慢性疾病的认知逐步提高，人们对身体的日常保健和定期检查也日渐重视，体检市场和健康体检机构也随之有了高速的发展。由于历史发展和社会认可度等原因，我国体检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综合医院尤其是公立的综合医院中设置的体检机构，并且随着医疗体制改革与市场机制的作用，体检机构也成为医院的重要收入来源。目前，我国体检市场的特点是潜在服务对象众多、市场前景广阔，主要体检客户为单位集体体检人员，同时个人自费体检和“入伍体检”等特殊体检也是体检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体检人群、体检要求和过程的特殊性使体检机构在运营上有“半日人口高峰”和“随检随候，人少优先”的人流特征。由于体检机构在医院中并非主要医疗业务部门，目前相当部分综合医院中的体检机构存在着规模不当、设计粗放、流线混乱、环境欠佳等问题本文在上述背景下，分析了人类疾病谱的变化、社会条件、市场的需求与发展趋势、医院管理模式与营销策略、设备技术手段等体检机构设计影响因素，同时通过分析使用人群构成与特点、体检人群心理和行为、体检方式、流程与项目，总结了以创建高效、安全、人性化的体检环境为目标的综合医院体检机构不同于医院普通科室的设计特点。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国内发展较成熟的十六家综合医院体检中心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以访问调查和现场感受记录等方式调研了包括体检机构的规模设置、布局特点、体检流程、建筑形式、建筑空间、使用状态等多方面内容，总结归纳了“科学规划布局、合理划分功能、建构便捷流线、主动提升安全、适应技术发展、人性处理环境”等综合医院体检机构建筑设计的基本原则。在案例的对比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并总结了我国当代综合医院体检机构在规划布局方式、建筑功能分区、流线组织方式、建筑空间设计等方面的设计要点，并通过实践工程——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体检中心的设计与建设从设计条件、方案构思、设计修改与实施等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了印证与调整，期望可以为今后综合医院体检机构的建筑设计提供有实用价值的参考。
参考文献：
[1]. 合肥地区不同人群住院费用结构分析与期望调查[D]. 肖锦铖. 安徽医科大学. 2001
[2]. 合肥地区不同人群住院费用结构分析与期望调查[J]. 肖锦铖. 中国医院管理. 2003
[3]. 合肥市公立医院推进医养结合的问题和对策研究[D]. 费秦茹. 安徽大学. 2015
[4]. 公立医院战略成本管理理论与实证研究[D]. 赵军. 同济大学. 2006
[5]. 我国健康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研究[D]. 李文中.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
[6]. 中国农村医疗卫生保障制度研究[D]. 李宁. 中国农业大学. 2005
[7]. 县域新农合基金管理组织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研究[D]. 杨宇哲. 四川农业大学. 2013
[8]. 青岛市社区家庭医生联系人制度和普通门诊统筹制度试点效果研究[D]. 朱彪. 山东大学. 2010
[9]. 中国羊绒产业链主要环节及纵向协作研究[D]. 张莹. 中国农业大学. 2015
[10]. 综合医院体检机构建筑设计研究[D]. 罗旋. 重庆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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