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的“形象直觉说”及其与克罗齐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直觉论文,克罗论文,形象论文,关系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朱光潜早期美学思想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来源于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他对克罗齐的学术理论，经历了从推崇到怀疑再到批判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这一演变过程，显示他逐步摆脱形式派美学的束缚，并对其破绽进行“补苴罅漏”的努力。1949年以后，他的美学思想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既有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外力推动的影响，其自身的学术取向也具备转变立场的内在潜质。
关键词： 形象的直觉 朱光潜 克罗齐 推崇 怀疑 批判
朱光潜的代表作之一《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1936年首版），是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史上的经典名著。该书二十余万言，开卷第一章的题目就是“形象的直觉”，朱光潜正是在对“形象的直觉”的探讨中，确立了自己早期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本文考察朱光潜的“形象直觉”理论及其与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关系，以期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并就教于方家。
一
朱光潜认为，十八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近代美学与古典美学有一重要差异，即古典美学侧重从哲学上研究美的本质，而近代美学偏重从心理分析上考察具体美感经验。他说：“近代美学的最大功用在分析美感经验”〔1〕。所谓美感经验， “就是我们在欣赏自然美或艺术美时的心理活动”， 这种心理活动的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形象的直觉”（intuition of forn）〔2〕。
那么，究竟什么是“形象的直觉”呢？不论在艺术中或自然中，如果一个事物你觉得美，它都能在你心中呈现出一种具体情境，或是一幅有趣的画面，而你的心眼在欣赏的霎时，必定被这种情境或画面所霸占，使你聚精会神地领略它的情趣和意味，以至把它以外的其他事项都暂时忘去。这种在欣赏艺术美和自然美时的心理活动，就是美感经验。在这个经验中，心所以接触事物的是“直觉”，而物所以呈现于心的是“形象”。因此美感经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形象的直觉”。本来，一件外界事物被人的心灵感知，除了它的形象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事项，如成因、效用、价值等等；人们把握一个事物，除了用直觉以外，还要用知觉和概念等等。但是，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的看法，认为直觉（intuition）是对于个别事物本身的知（ knowledge of individual things），是“审美的知”；知觉是对于诸事物关系的知（knowledge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ings），是“名理的知”。 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而不是知觉和概念；物所以呈现于心者是它的形象本身，而不是与它有关的其他事项。
为了说明这一观点，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区别了人对待事物的三种态度：一是科学态度、一是实用态度、一是美感态度。他以梅花为例，对这三种态度作了分辨：科学态度注重梅花的植物学特征；实用态度注重梅花的实际效用；而美感态度却无视这两种意义，只注重梅花的形象本身， 只是对它进行“无所为而为地观赏 ”（ 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这三种态度的分别，与事物的三种价值相对应：科学的态度追求事物真的价值，实用的态度追求事物善的价值，美感的态度追求事物美的价值，在科学的态度中，人们的注意力偏重于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实用的态度中，人们的注意力偏重于利害关系，心理活动偏重于意志；在美感的态度中，人们的注意力凝聚于事物形象本身，心理活动偏重于直觉。朱光潜认为：不论是科学的态度或实用的态度，它们所看到的事物的意义都不是独立的，而是倚赖与旁的事物的关系，但美感态度却只是专注于事物形象，本身独立自足，自有意义。因之，对象的价值在科学态度和实用态度中是“外在的”（extrinsic），在美感态度中却是“内在的”（intrinsic）〔3〕。
正是从这种看法出发，朱光潜指出：
审美者的目的不像实用人，不去盘问效用，所以心中没有意志和欲念；也不像科学家，不去追求事物的关系条理，所以心中没有概念和思考。他只是在观赏事物的形象。
美感经验是一种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全部精神都聚会在一个对象上面，所以该意象就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有人说“艺术要摆脱一切然后才能获得一切”。艺术所摆脱的是日常繁复错杂的实用世界，它所获得的是单纯的意象世界。意象世界尽管是实用世界的回光返照，却没有实用世界的牵绊，它是独立自足，别无依赖的〔4〕。这两段话，可说很好地表述了《文艺心理学》第一章谈美感经验的要义，即美感经验就是不带实用目的、不用概念的对形象的凝神观照；超概念、超功利的直觉静观状态，是美感经验的最大特点。
朱光潜还指出：说“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这里的“形象”，并非天生自在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观赏者的性格、情趣以及地点和时间的不同，直觉所得到的形象也常常会发生变化。比如不同的人观赏同一棵古松，所得到的印象和感受往往互有差异。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同的人所直觉到的并不是一棵纯然客观的古松，而是古松所呈现的形象。这个形象一半是古松所显现的，也有一半是观赏者当时性情外射出去的。严格地说，有形象必有直觉，形象总是直觉的形象；有直觉也必有形象，直觉总是形象的直觉。由于直觉到的形象已不是原来的客观形象，而是包含有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的观赏者的性格和情趣，因而直觉也含有创造的意义。所以朱光潜说：“直觉是突然间心里见到一个形象或意象，其实就是创造，形象便是创造成的艺术。因此，我们说美感经验是形象的直觉，就无异于说它是艺术的创造”〔5〕
二
显然，朱光潜这里对“形象的直觉”的阐释，来源于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直觉说”。对于这一点， 他自己不仅在《文艺心理学》序文“作者自白”里作过交待，而且在《近代美学与文学批评》一文里作过说明：“‘美感经验为形象的直觉’是克罗齐的说法。我以为这个学说比较圆满，因为它同时兼顾到美感经验中我与物两方面。就我说，美感经验的特征是直觉，就物说，它的特征是形象”。〔6〕
由此，学术界引发出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即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究竟是克罗齐《美学原理》的翻版，还是确有他自己的学术创造？朱光潜与克罗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个学术关系？
对这问题的回答，人言人殊，分歧极大。有人认为《文艺心理学》所标举的美学理论，不过是贩卖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如梁宗岱在四十年代发表的《试论直觉与表现》一文，就说朱光潜“把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说签为己有，把它拿作自己的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则”〔7〕。 也有人认为，《文艺心理学》虽然表面看来采用了克罗齐的学说，但实质上朱光潜并不是克罗齐的信徒，如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Mario Sabatini）在其长篇论文《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里，便说朱光潜多处歪曲了克罗齐的本意，其援用克罗齐的术语和理论（如“直觉说”）等，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以道家观点为根底的美学思想。〔8〕
其实，这两种看法都不尽符合事实。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关系比较复杂，经历了推崇、怀疑、批判三个阶段。他最早较为全面介绍克罗齐的文章，是1927年8月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15 号上的一篇专论《克罗齐》。此时，他对克罗齐相当推崇，评价甚高：“以第一流哲学家而从事文艺批评者，亚里斯多德以后，克罗齐要算首屈一指，从美学基础上树起文艺批评，根源深厚，所以他的学说能风靡一世”〔9 〕。 1932年完成《文艺心理学》初稿时，他对克罗齐的学说大体还处于认同状态。但是，随着此后研究的逐渐深入，特别是以《文艺心理学》初稿为讲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班开课的过程中，他逐步看到了克罗齐学说的破绽，不断对克罗齐所代表的形式派美学的观点进行“补苴罅漏”，即他所说的：“每次讲演，我都把原稿更改过一次。”〔10〕这时，他对克罗齐学说进入怀疑阶段，其突出标志就是在《文艺心理学》初稿里又增写了“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等若干章节。四十年代后期，朱光潜翻译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正中书局1947年出版），随后又写出帮助读者由明白克罗齐哲学而“更能明白他的美学”的专著《克罗齐哲学述评》（正中书局1948年出版），这使他大大加深了对克罗齐学术的认识，同时也更加看清了克罗齐学术的得失，并开始对克罗齐及整个唯心派哲学进入批判阶段。他在《克罗齐哲学述评》的“序”里说：
作者自己一向醉心于唯心派哲学，经过这一番检讨，发现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论的英雄的企图是一个惨败，而康德以来许多哲学家都在一个迷径里使力绕圈子，心里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怅惆，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11〕
在哲学上，克罗齐以打破康德以来唯心论领域心物二元论为己任，被誉为是唯心派哲学的集大成者〔12〕。康德哲学承认人的心灵之外，有“自在之物”，持明显的二元论观点。黑格尔肯定事物的本原是绝对精神，但又认为绝对精神在自我发展中有一段可以外化为自然界，仍然留有二元论的尾巴。克罗齐为了克服康德以来的二元论，将一切统一于直觉，认为没有人的“心灵综合作用”，没有直觉，就没有物。但是，正和朱光潜所指出：“你说物没有客观的存在，常识总觉得这太奇怪，要看你究竟把这有目共睹的像是最真实不过的东西摆得到哪里去”〔13〕。克罗齐把它摆到直觉之下，认为那只是供给直觉的“材料”，还不是物。这些“材料”只有经过直觉活动才能得到形式，才能成为人们认识的对象。朱光潜认为，这实际上并没有跳出心物二元论的泥淖，他所说的“材料”也就是物，“他的世界还是离不开这个‘物质’基础”〔14〕。朱光潜一语道破了克罗齐哲学的矛盾所在，也看到了唯心派哲学家无法打破心物二元论的痼疾。由此，他在《克罗齐哲学述评》最后一章里，对克罗齐的学说提出了十大诘难，从哲学、美学、历史学诸方面对克罗齐作了较全面的批评。当然，他对克罗齐学说弊端的认识并没有到此结束，1958年他还写出《克罗齐美学的批判》长篇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克罗齐学术进行了更为深刻的剖析〔15〕。1964年出版的《西方美学史》中有关克罗齐的章节，基本就脱胎于这篇长文。至此，朱光潜可说完成了他对克罗齐学说的批判，而他的哲学和美学观点也在这批判中逐渐与克罗齐分道扬镳了。
正因为朱潜对克罗齐学术的了解和认识，从时间上看跨越了三十多年，从观点上看经历了由推崇到批判的巨大变化，这就给把握他与克罗齐的关系增加了许多难度。人们很容易抓住他某一时期对克罗齐的评论，说他是克罗齐的忠实信徒；也可以很容易地抓住他另一时期的评论，说他是克罗齐学说的批判者和扬弃者。这种情况，甚至在考察《文艺心理学》这一本书里朱光潜与克罗齐的关系时，也照样会出现，如前述梁宗岱与沙巴蒂尼的观点分歧，就是明证。
为什么从《文艺心理学》这同一本书里，人们会得出朱光潜与克罗齐关系的不同看法呢？除去不同的人有不同接受背景的原因外，另一重要缘由，就是《文艺心理学》本身对克罗齐学说的看法前后存在着矛盾。这一点，朱光潜在该书的“作者自白”里已有表露：
从前，我受从康德到克罗齐一线相传的形式派美学的束缚，以为美感经验纯粹地是形象的直觉，在聚精会神中我们观赏一个孤立绝缘的意象，不旁迁他涉，所以抽象的思考、联想、道德观念等等都是美感范围以外的事。现在，我觉察人生是有机体，科学的、伦理的和美感的种种活动在理论上虽可分辨，在事实上却不可分割开来，使彼此互相绝缘。因此，我根本反对克罗齐派形式美学所根据的机械观，和所用的抽象的分析法。这种态度变迁我在第十一章——《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两次更改初稿，都以这个怀疑形式派的态度去纠正从前尾随形式派所发的议论。〔16〕
《文艺心理学》于1936年出版，但它的初稿在1932年或更早一些时间就已完成，朱自清的“序”，便是1932年在伦敦读完全书初稿后写的。从完成初稿到出版，其间相隔四年，这正是朱光潜对克罗齐美学由“尾随”到“怀疑”的转变时期，所以他“两次更改初稿，都以这个怀疑形式派的态度去纠正从前尾随形式派所发的议论”。问题在于，朱光潜修改书稿时，不是从头至尾、从观点到论述全面修正，而主要是采取增写章节的办法去补充和纠正原写部分的不足（共增写了六、七、八、十、十一等五章）。这就给全书留下前后论点时有相矛盾、相抵牾的缺憾。如第一章援用克罗齐的“直觉说”来论述美感经验，没有一处提出驳难，全盘肯定了审美直觉完全超功利、超概念、超现实的特征；但在后来增写的第十一章里，还是谈克罗齐的“直觉说”，便对其有多处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否定（下面将详述）。由此，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你已经看到了“直觉说”的破绽，为什么不在第一章论述它时就一并指出呢？为什么前面自己着力阐释的论点，后面自己又来批驳呢？正因为《文艺心理学》在学术观点上本身存在前后矛盾之处，所以不同的人往往很容易得出互相对立的看法。梁宗岱当年指摘《文艺心理学》论克罗齐“直觉即表现”时忽视了传达的作用，朱光潜答辩时即责怪他没有读完全书，尤其是第十一章对克罗齐学说的批评〔17〕。实事求是地说，朱光潜的反驳是对的，因为他确实在第十一章里专门论述了克罗齐忽视艺术传达的问题；梁宗岱的失误固然在于他没有细读全书，但该书对同一问题的论述过于分散且观点有时相互矛盾，可能也是导致人们发生误解的一个诱因。
三
那么，朱光潜在增写的诸章中对克罗齐美学作了哪些补正呢？
第一，克罗齐对美感经验的分析存在着机械、片面的弊端。克罗齐把整个人分解成科学的、实用的和美感的三大成分，将“美感的人”从实际人生中割裂出来加以讨论。朱光潜认为：“人生为有机体”，“科学的、实用的和美感的三种活动在理论上虽有分别，在实际人生中并不能分割开来。‘美感的人’是抽象的，在实际上并不独立存在”〔18〕。在现实中，“美感的人”同时也是“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三者共有一个生命，因而人在审美时，不可能完全与人生其他方面绝缘，而单纯依赖形象直觉。朱光潜指现：“任何艺术和人生绝缘，都不免由缺乏营养而枯死腐朽；任何美学把艺术看成和人生绝缘的，都不免像老鼠钻牛角，没有出路”。〔19〕
与此相联系，克罗齐把“美感经验”和“艺术活动”划等号，将两者看成同一回事，因而认为艺术活动只能依靠直觉，而不能有任何概念思考。朱光潜指出：不论是在美感经验或艺术活动中，不涉概念思考的“直觉”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片段，而这片段的生成，既有“前因”又有“后果”，其“前因后果”都含有理性思维甚至道德思考。这意思他在下面一段话里说得最显豁：
在艺术活动中，直觉和思考更递起伏，进行轨迹可以用继续线表示。形式派美学在这条继续线中取出相当于直觉的片段，把它叫做美感经验，以为它是孤立绝缘的。这在方法上是一种大错误，因为在实际上直觉并不能概括艺术活动全体，它具有前因后果，不能分离独立。形式派美学既然把美感经验划为独立区域，看见在这片刻的直觉中文艺与道德无直接关系，便以为在整个的艺术活动中道德问题也不能闯入，这也未免是以偏概全，不合逻辑〔20〕。这里，朱光潜把被克罗齐无限夸大的直觉活动的范围缩小，认为它只是艺术活动中意象突然涌现的顷刻，而在这顷刻之前和之后，则有一个长期酝酿和斟酌的过程，有一个融入理性思考因素和实际人生经验的过程。这种关于美感经验的前因后果的理论，弥补了克罗齐直觉说的缺陷，为艺术活动中的判断思考和伦理道德留下了地位，是符合审美实际的，也富有他自己的创见。
第二，克罗齐美学存在轻视艺术传达的失误。克罗齐把艺术完全看成人的心灵活动，认为真正的艺术家都是自言自语者，他只要心里直觉到一个艺术形象或想见一个意象，就算尽了艺术的能事，没有必要让别人也看见他所见到的形象或意象。如果他有意要把自己见到形象用作品表现出来，他就变成实用的人了。并且，把心中的艺术形象用符号传达出来，变成有形迹可求的作品，这只是“物理的事实”（physical
fact），并不是艺术创造本身，因而不应与艺术活动相混淆。
朱光潜认为这见解太偏激了。因为每个人都能用直觉，都能在心中见到种种意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艺术家决不能没有作品，他除了在心中创造艺术形象以外，还要具备传达的技巧，把胸中的“成竹”完满地表现出来，变成艺术杰作。由此可知，传达本身就是艺术创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另外，艺术家在心中创造某种艺术形象时，离不开他所常用的特殊的传达媒介，如文学家用文字符号，画家用色彩线条，音乐家用声音旋律等等。如果离开它们，艺术家根本就无法进行艺术思考。这些不同的物质媒介，本身就会影响艺术家的形象创造，即“传达所用的媒介往往可以支配未传达以前的‘意匠经营’”〔21〕。再进一层说，创造形象受传达影响不仅在媒介，更重要的还在心理背景。心中的形象预备传达出去和不预备传达出去，心理背景大不相同：一个受社会影响支配，一个不受社会影响支配。莎士比亚之所以写出那么多戏剧杰作，与他生在英国伊利莎白时代，戏剧是当时最流行的娱乐形式密切相关；如果他生在中国的唐朝，也许会和李白、杜甫一样做中国的律诗。这就是说，艺术家创作何种作品，采取何种艺术形式，实际都与传达的社会背景有关。克罗齐把艺术完全看成个人的心灵活动，否认传达与艺术休戚相关，实际上也就否定了艺术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第三，克罗齐美学否认价值差别。所谓价值，就是艺术品的高下优劣问题。一件艺术作品产生后，总要引起人们对它的欣赏评论，无论你对它说好说坏，说美说丑，实际上都包含着一种价值判断。由于克罗齐否认传达是艺术活动，他所谓的艺术，完全是深藏心里的意象，除了自己以外别人无法看得见，所以旁人无法判断它的好坏美丑。这样，在克罗齐美学中，根本就不存在价值问题，因为他抹煞了传达，自然不能不同时抹煞价值判断。正如朱光潜所指出：“普通所谓‘批评’，不仅批评意象本身（内容）的价值，尤其要批评意象的传达或表现（形式）是否恰到好处。这就是说，批评的对象不仅在意象本身，而尤在意象的传达方式。克罗齐否认作品为艺术，而欣赏者就失去了被评判的对象了。”〔22〕
此外，克罗齐说：“美是成功的表现，说得更干脆一点，就是表现，因为没有成功的表现就不是表现。”〔23〕基于这种认识，克罗齐不论美有程度上的差异：莎士比亚的一部悲剧和一首短诗，如果都是成功的表现，两者就都美，不应在价值上比较它们的不同。在朱光潜看来，事实上人们批评文艺作品常作比较，而不同的文艺作品也确有高下优劣的分别，并且这种比较和分别并非毫无凭据。比如，莎士比亚的确比拉辛较伟大，杜甫的确比李商隐较伟大，尽管拉辛和李商隐在他们的限度之内都很完美。同是完美的作品何以还有高低之分呢？关键在于它们表现人生世相的内容有大小深浅的不同。一句隽语、一段小故事，都很可能达到内容与形式一致的完美，可是人们听到了，一惊赞之后，便如烟云过眼，不想再回到那上面流连玩索；但莎士比亚、杜甫、陶渊明等大作家，他们创造的艺术世界却让人回味无穷，可以长久地感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人的心灵。“克罗齐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分别，所以有美无等差的议论。”〔24〕
总之，朱光潜一方面受到克罗齐美学很深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批评了克罗齐的偏蔽。1949年以后，他的美学思想之所以能够移步换形，转向接受马克思主义，固然有外力推动的原因，即社会变革带来的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但其自身的学术取向本来即具备转变立场的内在潜质，实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一些西方学者说朱光潜转向马克思主义完全是政治压迫环境的结果〔25〕，似没有看到这一层，因而也是有失偏颇的。关于朱光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笔者将有另文探讨。
注释：
〔1〕〔6〕《近代美学与文艺批评》，《朱光潜全集》第3卷， 第407，409页。
〔2〕〔3〕〔4〕〔5〕《文艺心理学》第一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08，210，211—212，215页。
〔7〕参见梁宗岱：《试论直觉与表现》，《复旦学报》1945年第1期。
〔8 〕参见马利奥·沙巴蒂尼：《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Crocianism”in Chu Kuang—Chien's《Wen—i —hsin—Li—hsueh》）， 原文刊于意大利近东及远东学院的学术季刊《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第20卷第1、2期合刊第 179－198页（1970年6月出版）；该文有中文摘要译文，题目为《外国学者论朱光潜与克罗齐美学》，载《读书》1981年第3期，第139－143页。
〔9〕《欧洲近代三大批评家（三）——克罗齐》， 《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229页。
〔10〕〔 16〕《文艺心理学》“作者自白”，《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197，197—198页。
〔11〕〔12〕〔13〕〔14〕〔24〕《克罗齐哲学述评》，《朱光潜全集》第4卷，第306，305，379，381，389页。
〔15〕《克罗齐美学的批判》，载《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2 期 ，收编《朱光潜全集》第5卷第136—173页。
〔17〕参见《论直觉与表现答难——给梁宗岱先生》，《文艺先锋》第7卷第1期（1945年7月）；又见《朱光潜全集》第9卷第196—203页
〔18〕〔19〕〔21〕〔22〕《文艺心理学》第十一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361，362，363，365页。
〔20〕《文艺心理学》第八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315页。
〔23〕参见克罗齐《美学原理》第十章，外国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25〕参见弋尔德曼（Merle Goldman ）：《共产主义中国里文学上的持不同政见者》（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 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年出版；福克码（D.W.Fokkema）；《中国文学理论与苏联影响》（ Literary Doctrine in China and Soviet Influence），麦顿出版公司（Mouton & Co.）1965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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