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的五大软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软肋论文,五大论文,中国企业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维系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诸多社会力量中，企业家已经越来越发生着其它主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事实上成为了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定阶层。也正是如此，才能让我能从更现实的角度对中国企业家的面作一画像。
成长错位矮了中国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的成长流淌着传奇和动人的色彩，那些曾凭靠着胆识最先闯入市场经济汪洋大海并淘得第一桶黄金的“体力型企业家”如今虽然大多淹没在群星灿烂的企业家天空中，寂寥无声，但中国的创业史中却镶嵌着他们的名字，因为是他们奠定了中国企业家群体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张瑞敏、柳传志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型企业家”竞相弄潮，开始了重新打造民族工业的历史，也正是从这时，中国企业家才赢得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应有位置。1998年掀起的风险投资和网络公司的热潮催生了中国第三代“创业型企业家”，这些生龙活虎、才高八斗的后生们怀揣着自己的专利核心技术或核心服务能力在网络世界冲浪戏水，不管是IT的冬天还是春天，他们都在试图写出与前人有所不同的历史。
正当神州大地上长江后浪推前浪般地推出三代企业家时，西方企业家队伍里正在发生着新一轮的革命性变革：工业巨子向信息巨子交接财富棒，制造业企业家向信息服务业企业家过渡。在美国，比尔·盖茨的微软以及拉里·埃利森的甲骨文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诞生，并已经通过“纳斯达克二板＋信息产业＋风险投资”的模式打造出了一个“金融＋产业”型的企业家队伍群体。
每一个企业家的背后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经历，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自己所处时代甚至是先前历史的印痕。以土地作为立身之本的“农业文明”使得中国的企业家还保存着对土地的丝丝眷念以及对与土地的本质特征相近的固定资产等有形资产的痴情追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家不问产品生命周期，一上来就跑马圈地、盖石房、买机器，结果固定资产投入很多，流动资金难以为继，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同时，在中国，领导时代先河的还是世袭的房地产大亨或是与农业高关联的产业。尽管“工业文明”早已渗透于国民经济肌体，但我们仍然还没有摆脱制造业为主的羁绊，在这个传统的部门，我们的企业家艰难地甚至痛苦地被复制出来。
权力情结累了中国企业家
经济学家和实业界人士在不断地为中国企业寻找新的药方，但中国企业家必须行动起来谋求整合已是不置可否的拯救之路。然而恰恰是在这一致命环节，我们却被卡住了脖子。无论是董事长还是总经理，签字拍板、运筹帷幄、发号施令，是任何一个试图成就一番大业者部想干的美差，委曲求全、屈身下嫁，自己不但面子上过不去，更谈不上位子摆不正了。这种由“权力情结纠缠”而出的“鸡头文化”始终是中国企业整合路上的一块最为可怕的绊脚石。于是我们看到，南京地区不到30平方公里的地带盘踞的三家国家大一级化工企业金陵石化、扬子化工、南京化纤“宁可玉碎，不为瓦全”；上海钢铁二厂和上海钢铁公司大战黄浦江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淄博石化和齐鲁化纤拼命胶东半岛祸起萧墙……尽管这些企业在中央政府的频频干预下结束各自的诸侯时代，但有一点必须肯定，我们的企业家缺乏的是一种整合的内在冲动，并且过多地依赖于政府，而一旦政府行为失败，于是举起讨伐政府的大旗来捍卫自己的“鸡头文化”。
“综观企业的历史，没有哪一个企业是靠自身扩张的方式成长起来的，又没有哪一个企业不是靠兼并而最后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斯蒂格勒如此总结和褒奖国外企业资源整合的路径。20世纪初的横向并购导致摩根、卡内基、洛克菲勒等——大批企业巨人横空出世，这些世界级的企业元老在20年代中借助于资本并购工具煅造出了最初的控股公司；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战略并购的浪潮席卷全球，奔驰与克莱斯勒、埃克森和美孚、时代在线和华纳等一批交易“大手笔”不断书写着新的“巨无霸”的传奇，而惠普和康柏的握手更让人领略到了企业整合后的真谛：企业家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计算个人升迁荣辱，更多地提升企业形象而非自己的派头。看来，我们与别人的本质差距还是在市场观念的层面之上。
急功近利害了中国企业家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一被中外企业界推崇的经典曾激励着无数企业家们为做强做大自己而前赴后继，但在这一艰难的苦旅之中又有多少壮士为之断腕。中国的企业起步迟、规模小，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很难听到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纷纷“入侵”，中国企业家更是感到了矮人一等的巨大心里落差，“巨大的雄心”骤然勃发，动不动就“称王天下”。许多企业家为自己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制定了时间表，王者风范昭然若揭。
以三株为例，总裁吴炳新曾在新华社的年会上宣读的《争做中国第一纳税人》的报告中称：三株公司眼下的发展速度是2000%，到世纪末可以完成900亿元到1000亿元的利税，成为中国第一纳税人。他还提出要向化妆品、生物制药、医疗器械领域发展，甚至说：我们研制成功了一个饮料产品，就连现在世界上的名牌可口可乐也没法与我们相比，我们准备马上注册专利，将来与可口可乐比高低，去占领国际市场。可这些“梦话”还没有从人们的耳畔散去，三株就被一场官司击倒了。
中国的企业患上了“大企业病”，这是长虹集团总裁倪润峰再度出山时说的第一句话，“联想也出现了大企业病”，年轻的联想集团掌门人杨元庆如是说。在笔者看来，与其说是企业有病，还不如说是中国企业家有病，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瑞龙的话说就是中国企业家“作秀重于练内功”热衷于炒作、策划甚至玩空手道。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作祟下，企业的扩张不可避免地成为悲剧。
后继无人乏了中国企业家
高素质的领导团队体现出企业的综合实力。在中国企业成长的过程中，企业家个人的因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张瑞敏临危受命“砸冰箱”，竟然“砸出”了一个世界名牌；刘氏兄弟凭借1000元本钱搞养殖，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饲料大王”；柳传志寻机下海，创办计算机技术发展公司，打造出了联想今天的辉煌……这些时下赫赫有名的中国企业在创业者手中像变魔法似的走到了我们的面前，人们知道某个企业往往是从知道这个企业的领导人开始的，昔日的创业者自然成为今天大众崇拜的英雄，企业家的个人名望要大于企业的名气。在这种环境中生存的企业家难免不产生一种职位的优越感，个人的经验思维于是成为范式。不是说企业家的丰功伟绩不能歌颂，而是说当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后就要依靠团队的力量，集体的智慧。对此，杰克·韦尔奇道出了自己的从业真经：“我把自己比作海绵，不断吸收和改进着领导成员的每一个好点子”“CEO的最重要工作就是让你的属下把自己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不断寻求集体智慧的最大化。”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美国的通用可能并不陌生，但若提及韦尔奇其人，能够说出个大概的恐怕也不多。
优秀的接班人反映着企业的未来，俗语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企业也应是“失败有三，无后为大。”这个问题在中国企业界还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就像过去中国人都是在病床上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把子女叫到身边立遗嘱，而外国人一有资产的时候，20岁就要立遗嘱，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在人老了、退休了或者不行了才匆忙选择接班人，外国大公司的接班人是每年董事会要讨论的问题。杰克·韦尔奇选定伊尔梅特费6年心血，山姆·沃顿让位格拉斯几经周折；比尔·盖茨交权鲍尔默也是考验数年。而作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之一的海尔、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的张瑞敏，在权力的交接上至今还未能免俗。对此，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一个企业是否做得成功，要取决于个别人的离去后，企业是否还能正常发展。
规则缺失毁了中国企业家
2001年第12期《中国企业家》杂志发表封面文章《21位中国企业领袖全球竞争力重估》，柳传志的发言可谓振聋发聩：“我们要更深刻地反省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国加入WTO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形成一个标准的商业环境。与IBM这些国际企业相比，中国企业的差距可以罗列为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诸方面，但是事实上也不仅仅表现在企业层次上，支持我们制定战略和执行战略的环境基础都比较薄弱。”
中国企业家所处的环境的确令人轻松不起来。
“59岁现象”让罩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光环暗淡了不少，但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还是我们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中国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工资最低，中国有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破产”，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一语中的：“中国企业家太穷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国企业”，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格鲁德曼也如法炮制。在美国，总裁和职员的工资差额可以拉大到326∶1，而在中国则只能是天方夜谭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