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力资本中的资源配置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源配置论文,人力资本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概念是相对于物质资本或非人力资本而言的。它是指体现在人的身上的各种知识或能力，它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的收入。知识范围包括天生具有的才能和后天获得的能力。它还包括运用和继续传授这些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时间和健康，所有这些方面构成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有天然属于本人，其开发利用完全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意愿的特性，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考察和分析，一直是人力资本学说的一个难点和重点。西奥多·W·舒尔茨曾经在他1975 年发表在《经济文献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列举了五类具有经济价值的人类能力：学习能力、完成有意义工作的能力、进行各种文娱体育的能力、创造能力和应付非均衡的能力。〔1〕应该看到， 具有经济价值的能力要比人力资本投资考虑的方面来得广泛，但是许多能力并没有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和研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能力往往很难度量，比如心理学家对各种测试智商、创造力和适应能力方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并无太大的把握，这些人力资本存量的开发和利用随时间推移的变化也只是社会学家关注的内容。经济学家很少研究这些能力的第二个原因在于，这些能力互相很难有效地区分开来，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培训和迁徙，又综合地增强了以上各种人类能力中的一种或几种，因而现有的经济学模型往往已经包含了这些因素。某些能力就会从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消失”，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它变得异乎寻常重要的时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舒尔茨就是在考察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后提出他关于应付非均衡能力的论述的。在研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现实中国也需要对这种能力进行分析和研究，从而为人们学会适应新环境，开发和发挥人的随机应变潜力提供思路。
提出问题的第二个出发点源于我们关于中国人力资源投资研究中遇到的困惑。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切投资中收益最高，获利最大的投资，但我国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尤其是教育收益率明显低于世界各国平均水平。〔2〕60 年代以来的许多研究表明，高质量人力资源的数量和比重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和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与这个国家的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各等级学生入学率，特别是中、高等教育普及率，以及医务和护理人员的数量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这种关系理应在中国各省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互相比较中显现出来。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对浙江和陕西的比较就得出与上述正相关性相反的结论：陕西省平均科技、教育和文化水平要高于浙江，而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明显优于陕西。〔3〕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教育水平提高， 其它形式的人力资本增加了的情况下仍然停滞不前并不只出现在中国或某些省份，而是一个许多发展中国家所遇到的问题。按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分析，其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人力资本可能使用不当，对人力资本更多的投资既不能补偿也不能克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第二，人力资本投资的类型可能不当，投资效率和质量可能不高，现有用于人力资源的开支可能在资金更合理使用的情况下获得人力资本更合适的数量、质量或类型。〔4〕我们也同样觉得，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状况不平衡， 区域分布不合理，人才结构偏重于基础研究和人才使用的低效率，与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僵化劳动人事制度和不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有直接关系。制度因素总是跟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的素质紧密相联的。我们在考虑同一现象的制度方面同时，也应考察人的素质方面的差异。中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刻，对制度的强调是完全合情合理，切中要害的。但是同样制度下各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预示着其它因素也极大地影响着经济业绩。希克斯曾经强调，“资本同质性假定是资本理论的灾难。”〔5 〕人力资本学说将人口素质作为一种非同质的稀缺资源，从而探讨提高质量后的收益增加与获得质量提高的成本之间的关系。我们正是利用人口素质在中国现阶段文化素质与经济素质不相一致的现象，分析人力资本中的非文化素质。
二、人力资本中的配置能力
在本文中我们提出广义和狭义两种配置能力的定义。狭义配置能力可以结合一种生产函数来说明，我们的重点却是论述广义的配置能力。狭义的配置能力与一些经济学家讨论教育的所谓工作者效应和配置效应有关。〔6 〕这两种效应可以从人力资本所包含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能力引伸出来：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相同的其他生产要素结合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这是人力资本所包含的生产能力。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是在其他要素数量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人力资本变化所增加的产量。另一方面，人力资本还应包括本人获取和处理各种生产要素和生产特征的信息的能力，尤其是应付可能引进的新要素的情况，这种能力就是人力资本所包含的配置能力。
广义的配置能力可以被定义为人们感知、正确地把握和采取行动重新配置资源，应付非均衡状况的能力。一个人的资源配置能力可以包括从开发新市场，引进新技术到对上司的察颜观色，投其所好各个方面，我们感兴趣的配置能力是指那些针对改变了的环境重新调整生产要素从而获得更高经济成果的能力。在现代经济里经济条件的变化是无处不在的，但人们的配置能力或应变效率一直未作为标准经济学的一部分，其原因在于理论上忽视了对人们的复衡行为〔7〕的研究。 复衡行为是经济人从失衡状态或非均衡状态通过复衡的努力达到新的均衡的过程，在传统均衡分析是被省略的。一般均衡理论不否认经济失去均衡的可能性，但它总是假定由于市场供求力量的存在，经济会在瞬间、自然地完成从非均衡状态到新均衡的过程。现实经济却告诉我们，复衡过程是需要时间的；其时间的长短，效果的优劣取决于人们有效地感知、把握失衡状态的能力，有效地对失衡作出相应反应并重新达到均衡的能力。
各种迹象表明，对改变了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出某种适应是人类最基本的天性之一。这种天性多大程度能表现出来，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是这种配置能力的天生存量，这是个人的天生禀赋之一；第二是周围经济环境对配置能力发挥的激励，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因素；第三是这种配置能力的增进或培养。赫伯特·西蒙、奥里弗·威廉姆森等强调有限理性假定，其涵义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欲求成为理性的，但实际上只是有限地理性的”。有限理性存在的原因在于人在神经生理和语言方面的能力有局限性。生理限制是指人脑准确地接受、储存、记忆和加工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语言限制是指人们准确用词语、数字和图象表达自己知识和情感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理性存在的外部原因是外界事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使人们在理解、解决复杂问题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上受到了限制。〔8 〕显然人们在这些方面的能力或所受到的局限性是非常不同的，就与人的其它经济能力一样。
每一个人的这种人力资本会非常有限，但它从不会为零。无论他的经济状况多么的窘迫，他的那种近似停滞的状态生活了多久，他的经验多么的有限，文化多么贫乏，他都不会对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机会无动于衷。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每个人都面对无数可能性和机会，如果各种机会如升学、经商或迁徙能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发挥配置能力就能获得足够的激励。这时周围经济环境不光会激励天生配置能力从“睡眠”状态走向显性，而且会促使本人通过各种途径增进这项能力。如果周围经济环境对配置能力的激励极弱，比如落后地区农民的收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周围又没有经商的可能性，迁徙的机会又被各种限制所阻塞，那么他们的天生配置能力会逐渐进入“睡眠”状态，对外显现出极大的惰性。这种气候也可能是非自然或人文的，在一个等级森严，提高自身社会状况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的社会里，一位处于社会低层的人即使再努力，也不可能太大地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那么他最明智的处世方式就是安于现状，知足长乐。由于外部缺乏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统一市场，人们只能显示出个人理性行为。〔9〕显然， 我们只关心与经济理性相联系的资源配置能力。经济理性不同于个人理性行为，它是在理性的市场存在时经济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加里·贝克尔强调，理性的市场存在时，非理性的经济单元经常被迫作出理性的反应。扭曲的外部市场关系虽然并不排除个人理性行为的存在，但它只是扭曲经济人的行为方式，而不可能产生经济理性。〔10〕
资源配置能力，是人们针对不确定的经济状况作出相应决策的能力。值得讨论的是不确定性和相应决策的性质。这种不确定性可以包括各种情况，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未来人们包括自己偏好的不确定性，未来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等等。不确定性不同于风险。根据奈特的分析，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不同的，风险是指某事发生服从于已知或可知的概率分布，即人无法预测哪件事发生，但人知道这件事发生的概率；不确定性是指这样的概率分布也是未知的。因为风险是可测定的，那么只要存在着运行良好，供给无比细化的保险市场，风险可以通过购买保险而消除， 但许多决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通过购买保险来消除的。 〔11〕无论静态还是动态经济都有风险，任何静态经济在达到经济均衡并只要这个经济均衡没有被打破，配置能力是不需要的，虽然这时经济也是带有风险的。静态经济一个典型例子是传统农业社会。农民在世代耕作后只要根据先辈们的作法循规蹈矩就行，不需要作出新的决策，此时农民的运作只是常规的和重复的，不需要创新能力。在这样的静态经济中，资源配置能力是没有经济价值的。
资源配置能力没有在现代经济学中得到充分注意是意料之中的。由于新古典经济是关于那些有严格定义的变量（如价格、产出等）最优化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中不需要资源配置能力或创新精神，所以有对创新精神的精彩描述和观察（象熊彼特、莱本斯坦所作的）但不是一般理论的发展，〔12〕另外，这样的复衡行为往往是与经济人的收入改善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样的收入改善作为激励，复衡行为就不会发生，显然这是与一般均衡理论中瞬时调整时的零利润假设不相一致；配置能力也很难度量，至今为止并不是一个可以严格定义的变量，它的存在也很少引起经济学家的注意。虽然人们在讨论人力资本概念时列举了许多人天生的或后天获得的能力和技巧，但具体研究时往往用教育存量如所教育年数来代替这些指标，这种代替在一些重要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是可以让人接受的。首先是运行良好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具有各种才能的人能够不受阻碍地合理流动；二是受教育机会向所有人开放，竞争机会比较均等；三是社会发展较为平稳，法制健全，竞争规则比较明了；四是教育内容符合整个经济发展，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同时往往有更多的信息和技能，有较强的配置能力，在发达经济中，这些条件在较大程度上是存在的，配置能力就成为受教育程度的一部分隐藏起来。舒尔茨在他关于资源配置能力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的论述中，其理论背景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在这种非均衡状态的经济中配置能力往往会与受教育程度分离而呈现它的作用。他探讨的主要问题即在于如果说教育和经验能增进人们的配置能力，那么这一增加有多大程度？这一关系能否有可度量的证明？哪些因素决定这些能力的经济价值？他强调配置能力应是人力资本概念的一部分，那些造成非均衡的事件也构成了对这种能力的需求。〔13〕以下结合现有的材料对企业家和非经营者的创新能力作出简略的综述。
三、对资源配置能力的需求
结合人力资本学说分析人们各种能力及其获得这些能力方面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飞跃。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企业家的作用，但他的企业家只限于市场范围里追求利润的创新行为，这些企业家只是进行复衡行为者中的一类人，我们将摆脱这种局限性，更广泛地考察配置能力在中国现实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同时考察如何获得和增进这种才能。现实中国经济对配置能力的需求，首先来源于所有经济参与者对体制转轨的适应。个人第一步学会作为消费者，在市场上买到自己想要的产品和服务，并学会利用各种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的消费者主权。个人同时要学会在市场经济中，合理使用自己的时间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这可以从越来越关注自己未来职业状况的大学生求学行为得到证实。
1.企业家的资源配置能力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中的无冕之王，1993年美国100名首富中61 名是凭借卓越经营才能而获得巨大财富的企业家，他们分布在计算机、娱乐通讯、石油、房地产等各个产业。〔14〕以企业家为例我们可以理解资源配置能力的经济价值。经济学中的企业家概念来自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创新概念是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1911）中提出的，创新是指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它与发明的不同在于：发明是指一种新产品，新技术或新经营方式的初次出现；创新是指把一种发明引入经济之中，从而给经济带来较大的影响或发生较大的变革。企业家的活动就是通过对不确定性的分析、领悟和预测，通过对资源的重新配置使经济从非均衡走向均衡。企业家因此获得一份租金，这份租金从动态经济的总量角度解释了国民收入增长的很大一部分，这部分至今未被经济学家解释清楚，说明企业家尚未在经济学中获得其应有地位。〔15〕
鲍莫尔强调应该区分企业家和经理的功能。根据他的论述，经理承担的就是我们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企业领导应负责的行为和决策，由于大部分企业都处于其生产可能性边界以内，经理的作用就是使得实际经营的成果逼近技术可能性边界。企业家的作用与此不同，他的任务是发现新思想并付诸实施。他的作用不仅是使实际状况改善，使企业经营逼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而且由于新思想的引进，企业的技术可能性边界也向外扩展了，同样价值的生产要素的组合现在能带来更大的产出。〔16〕这一分析虽然能在理论上富有启发意义，但我们更强调从现代管理的角度所理解的经理和企业家的共同之处。因为正如赫伯特·西蒙在其《管理决策新科学》中指出：组织中各层管理人员所遇到的问题可以根据其程度性和固定性等方面的情况加以分类：“在这个统一体的一端是高度程序化的决策：日常例行事务的处理或对标准产品的定价等。而统一体的另一端则是非程序化决策：制定新产品系列的一次性基本决策或在新协定上与劳工谈判的战略决策。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包含程序化决策又包括非程序化决策和既包含例行也包含非例行性的程序化的混合型决策。”基层经理们也需作一些非程序化决策，只是非程序化决策所占比例与上层经理相比要小得多。〔17〕因此经理和熊彼特式的企业家都会遇到非均衡现象，需要作出非程序化决策，需要或多或少的资源配置能力，对经理人员人力资本的研究也要求考虑资源配置能力。
企业家是最需要创新品格的人。田国强在最近的论文中强调中国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在生产中获得政府优惠待遇的能力）就是一种特殊的配置能力。在不完善市场和过渡经济中，政府官员控制着短缺生产投入。企业要从行政官员那里获得允许购买这些投入的定额。这些定额是有弹性的，企业能够买到的数量，取决于该企业的政府关系能力。另外，对控制并指导企业生产的规章的解释往往是含糊不清的，其范围也有局限性，对它们的解释大有伸缩余地，在引用这些规章时，行政官员大有心智，企业家的政府关系那里就显得极其重要。〔18〕虽然这似乎是一种消极的配置能力，但对于中国经济却是一种必要的基本功。另外方面，只要市场机制不完善，或者经济处于变动之中，配置能力才可能获得经济价值和继续存在的理由。
2.非经营者（经理和普通雇员）的创新能力
普通雇员的创新能力虽然未在经济学中受到象企业家那样的重视，但在现代人力资源开发和企业管理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企业家往往是从公司的最低层开始沿着等级阶梯向上提升最后达到公司的最上层的，他的创新能力需要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逐渐积累、磨炼，很难一蹴而就。具体说来他需要在成为独立的经营者前获得足够的教育和资历；足够的人际交流能力；通过边学边干积累足够的工作经验；在许多情况还必须累积足够的财富。另一方面，企业家的任何一项创新内容都离不开经理和下属雇员的积极配合。事实上，熊彼特式的企业家所作的许多项创新，如新产品的开发和引进，新市场的发现和开发，组织方式的创新等往往首先来自下属的发现，企业家的工作是对某种发明或创新作出关于采用、推广和企业相应总体调整的决策。普通雇员需要自身决策能力的方面又不只这些。首先雇员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以前就有一些个人关于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要做。比如作为大学生在选择什么专业，学到怎样的学位，什么时候进入劳动力市场。他根据具体市场状况作出自己拥有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要素是他的时间、精力和花费在求学上的钱财。从这些角度他作为大学生也在充分利用自己的配置能力。大学生也是“企业家”。其次，雇员在其工作岗位上的劳动供给有很大活动，尤其是那些提供复杂脑力劳动的雇员。在劳动分工越来越细，脑力劳动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的情况下，雇员的创能力或资源配置能力就显得更重要。
3.农民作为企业家
“农民作为企业家”是舒尔茨等经济学家研究农业经济和人力资本后得到的一个著名论断。过去观点认为，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是愚昧从而缺乏经济理性的，他们对经济制度刺激的反应是迟钝的，由于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停滞的传统农业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长期以来舒尔茨对此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他利用统计资料和理论分析，反驳了轻视农业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观点，并从历史上分析了农业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不应以农业的落后为代价；现代化的农业应该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关键是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的知识、技能和资源配置能力。具体说来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向农民进行中小学教育和文化投资是最有利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有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才能使其掌握诸如先进农具、化肥、良种、消除病虫害等各种改进耕作方式的技术和技能。〔19〕教育提高了农民完成各种工作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农民加工和利用外来信息，以及采用新技术和生产工艺的能力。历史上大量关于农业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都证实了教育提高农民的各种能力。1994年林毅夫研究了我国采用高产粮食杂交品种的情况就说明了教育的正面效果：在考虑了农场规模和其它生产因素之后，研究报告发现，湖南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使用生产率较高的杂交品种的可能性更大：一个农民的教育水平对杂交种的采用概率与采用密度都具有正效应。〔20〕
由于改造传统农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率的方式有许多，农民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选择，这就需要农民具有一定根据具体情况对各种生产要素作出重新配置的资源配置能力。费尼斯·维尔希（Finis Welch）在他1970年发表的论文中试图利用1959 年美国农业的数据在概念上将教育的工作者效应（worker effect ）和配置效应（allocation effect）分离开。 工作者效应是指教育（在维尔希的论文中是指中学毕业的农民是否继续受农业方面的大学教育）对农民工作能力的影响，配置效应是教育对农民适应变化重新安排农业生产能力的影响。维尔希认为，在一个存在市场竞争而不断变化经济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民比中学毕业的农民更适于严格地对新机会的价值进行评估，因为大学教育提高前者获取并理解有关其它投入的成本和生产特点各类信息的能力，配置效应占教育总的正面影响的至少三分之一。〔21〕这也是我们所知的唯一间接对资源配置能力的实证估计。我们认为，分析个人非经营者的资源配置能力具有研究方法上的优势和潜力，因为在考察经营者的配置能力或创新能力时，往往通过对其经营的企业的状况来分析配置能力的经济效果；由于影响企业状况的因素众多，搜集有用数据困难，各个企业只有有限的可比性，这是对于企业家的研究一直局限于现象描述而缺乏实证研究的重要缘由。微观的实证分析以较小规模的经济单位（如小型企业、农场和家庭）或个人为研究对象，有可能获得较大样本的有用数据，得到一些规律性的结果。
四、结束语：如何增加资源配置能力的供给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一个落后国家经济的发展关键是靠资本的投入，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表明，大部分经济落后的国家，就是因为它们只重视资本的投入，而忽视了人力资本的不断增值，因此未能成功改变落后状况。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认识到了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和居民福利的重要性。但这些投资并不是总能带来更迅速的增长。这些人力资本的投资者（这包括政府、企业、家庭或个人）可能由于外部市场信息的扭曲和自身信息的错误加工而造成资源的浪费或闲置。由于每个人是自己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和受益者，所以我们强调每个人的资源配置能力，即根据外界具体情况作出生产要素重新配置的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所有结论都适合于它。增加资源配置能力的途径值得比这个概念本身更大的力气进行探讨，以下简略提及。
1.大量研究表明，教育能提高人们应付变化的能力，但不同教育完成这项任务的程度相差很多。普通教育教给人们将来从事各种职业和深入学习的基础知识。多年教育更主要的成果是使受教育者明确学习目的和方法，提高自学能力，高等教育就是建立在这种自学能力基础上的专业知识的学习，自学的比重要明显高于中初级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是否有更高的配置效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另一方面，教育制度的目的是要最充分地开发受教育者的潜力和能力，使他们在经济生活中不断地学会应付外界的瞬息变化。关于资源配置能力的经济价值的分析可以为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的改变提供思路。教育当然不是提高人们应付变化能力的唯一途径。
2.直接接触和对配置能力的模仿。对技术的模仿是最廉价的学习和交流方法，只要可能模仿。由于每个人天生都有或多或少的配置能力，增加配置能力的第一步即是潜在能力的开发和利用。对新形势下的无所适从和忐忑不安最容易被旁人的“示范”所消除。这种模仿发生的前提条件是各种经验和经历的人的互相直接接触，这种互相接触的第一类情况发生在同一社区内的人与人交往。这些人天然生活在一起，那么某些人的较强的配置能力在达到利用的同时，周围的人也有了机会进行模仿，这可以是子女对父母的仿效，下级对上级的模仿，或者失败者向胜利者的虚心学习。如果这一社区的人没有机会跟外界接触，那么到一定时候，人们的配置能力会达到某种均势，停滞不前。在这种情况下人只能开发和利用他的配置能力的一小部分，其他部分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甚至会逐渐退化。居住在各地的中国人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地域文化的影响是文化人类学角度非常不同的人群，这是大家默认的事实，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对于各地文化差异的研究一直只限于非常粗糙的描述，远未达到科学的分析。由于中国的幅员辽阔，许多学者坚持认为应该重视这样的地区差别，各地区居民的直接接触应该用类似国际间各国人民接触的角度来加以考虑。模仿的机会产生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界的各种渠道的接触之中。大量外资企业在沿海地区生根开花，为中国雇员带来了直接模仿西方先进管理和技术的可能性。这就是刘易斯在其《经济增长理论》所谈到的，历史上大多数殖民地国家一旦获得独立，就通过法律或采取其它措施来迫使外国企业向当地人开放管理职位这一现象。如果当地人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为外国资本家工作，那么外国企业可能给本国带来的好处就会白白浪费。〔22〕配置能力的扩散，模仿是第一种扩散的途径，模仿的扩散范围是两个直接接触的个人。扩散的第二种途径是通过人员的流动，配置能力从一个地区或部门走向另外一个地区或部门。由于配置能力是人力资本的一部分，配置能力的扩散往往是与人员的流动结合在一起的。配置能力扩散可以等同于一种技术的扩散，外资企业的中国经理通过对外国同行的模仿，管理技术就从国外扩散到中国，并随着这位中国经理的流动走向各地。从这个角度我们怎么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各地人才合理自由流动的重要性都不是过分的。
3.对配置能力的激励。又以企业为例，正如周其仁在他的最新论文中强调的那样，市场里的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23〕企业里的人力资本应该包括企业家的人力资本、经理的人力资本和普通雇员的人力资本。关于企业家、经理们和普通雇员的激励方式往往是不同的。既然他们都有对其资源配置能力的激励问题，那么其激励方式会有某种趋同倾向。具体说来，对企业家、经理和普通雇员的激励方式往往是从完全的剩余索取权到完全的固定工资率连续光谱中的某一点，影响该点位置的因素主要在于信息不对称性情况、工资计划和奖励计划应如何激发配置能力等等。
4.时代的精神。在同一国家的两个不同的时代，有才能的人和平庸的人数目相同。人的聪明才智的天生结构也不应该在代与代之间有太大的差别，这时时代气氛就会对各种才能作出选择。时代精神对艺术的影响是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重点探讨的命题之一，我们不妨抄录他的一段精彩描述，用来印证我们的观点，而且也可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表达我们对一个追求创新，鼓励竞争的时代的期待。〔24〕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经济起飞时期的人力资源开发战略与政策研究》形成的论文之一。
注释：
〔1〕舒尔茨Schultz 1975:"The value of the ability to deal with disequilibria"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13:第828页。
〔2〕诸建芳等：《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经 济研究》1995年第12期，第61页。
〔3〕《中国统计年鉴》1996 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李若建：《1982—1990年间在业人口变化特征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4年第5期，第28页。
〔4〕世界银行：《1995 年世界发展报告：一体化世界中的劳动者》，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37页。
〔5〕Schultz 1981:Investing in People-The Economics ofPopulation Quality,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Berkeley.
〔6〕参考费尼斯·维尔希Finis Welch 1970:"Education inproduc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78:35—59。 关于教育的工作者效应和配置效应见本文的第三部分。
〔7〕舒尔茨Schultz 1975，第829页。
〔8〕Williamson 1975:Markets and Hierarchies: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 Free Press,New York，第21—23页。
〔9 〕符钢战：《论劳动供给行为市场化趋势》，《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第66—71页。
〔10〕孔泾源：《经济理性与体制变迁》，《经济研究》1989年第12期，第61—68页。
〔11〕奈特 (Frank H.Knight) 1971 (1921) :Risk,Uncertai-nty and Profit.Ed.by George J.Stigl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2〕鲍莫尔 (William J.Baumol) 1968:"Entrepreneurship in economic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58:64—71.
〔13〕舒尔茨Schultz 1975,1980:"Investment in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82:437—448。
〔14〕另外30名的财产是靠遗产所得，9名是金融巨头。 见萨缪尔森、诺德豪斯（Paul A.Samuelson,William D.Nordhaus）1995:Economics 15th ed.McGraw-Hill,Inc:第368页。
〔15〕罗伯特·索洛（Robert M.Solow）1957:"Technical cha-nges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Aug.
〔16〕鲍莫尔1968。
〔17〕西蒙1982：《管理决策新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7页。
〔18〕田国强：《不完善市场和过渡经济中内生所有制安排理论》，《经济学消息报》1996年4月5日。
〔19〕这一点刘易斯早在其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就强调：“用于把新知识带给个体农户的支出也许是任何一个贫穷的农民经济中所能作出的生产率最高的投资”。见威廉·阿瑟·刘易斯1994：《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4页。
〔20〕林毅夫1994：《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21—41页。
〔21〕费尼斯·维尔希（Finis Welch）1970。
〔22〕威廉·阿瑟·刘易斯1994：《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46页。
〔23〕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24〕“造化是人的播种者，他始终用同一只手，在同一口袋里掏出差不多同等数量，同样质地，同样比便的种子，散在地上。但他在时间空间迈着大步散在周围的一把一把的种子，并不颗颗发芽。必须有某种精神气候，某种才干才能发展；否则就流产。因此，气候改变，才干的种类也随之而变；倘气候变成相反，才干的种类也变成相反。精神气候仿佛在各种才干中作着‘选择’，只允许某几类才干发展而多多少少排斥别的。”丹纳1983：《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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