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治理、制度创新与地方治理--以宁波网183号对话为例_制度创新论文

网络治理、制度创新与地方治理--以宁波网183号对话为例_制度创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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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对政府的冲击不下于市场对政府的冲击,研究和发挥互联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成为各国政府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中,政府网络论坛是政府主动变革传统政府管理方式,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容之一。在我国,2006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正式开通。国务院强调指出做好政府网站建设“对于促进政务公开、改进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能,便于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诸如浙江省等地方政府,省、市、县甚至乡镇都有自己的门户网站,这些网站以政务公开、民意直达、官民互动为宗旨。而且,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网络的作用越显突出,其中,2006年“两会”期间,单是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和央视国际网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可见,在中国,互联网公共论坛日益成为推动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

本文以宁波网·对话为例,运用制度创新理论,研究了地方政府建立以政府网络论坛为载体的网络问政机制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的努力。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中扮演什么角色?具体言之,地方政府运用网络信息技术进行制度创新的动力来自何处?网络问政机制是如何运行以及其主要功能是什么?网络问政机制在改善官民关系上产生了哪些积极效果?最后指出网络问政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善网络问政运行机制、提高地方治理绩效的策略。

一、制度创新与地方政府网站论坛的兴起

制度是一个相对持久的规则和组织化的实践集合,制度内置于意义与策略的结构之中,这个结构在个体的流动中保持相对的稳定,在个体间异质的偏好和期望以及变化的外部环境之中保持相对的弹性。①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将制度分为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两种类型②,在诺斯看来,制度是外在给定的博弈形式③,卡沃特则认为制度是博弈均衡的一种形态。④

制度创新是制度变迁的一种形式,是突破现有的制度安排、替代或重新设置新的制度安排的过程。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制度的自我实施机制,制度的自我实施包括制度的自我强化和自我弱化,制度能否自我强化是制度能否保持弹性的关键。⑤减少环境变化带给制度的不确定性,增强制度协调能力和自我实施机制,是变动环境中的任何制度面临的首要任务。唐纳森在归纳组织的实用主义理论变迁中指出,在新环境中实现博弈均衡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结构权变理论的组织调适理论,即组织结构根据权变的需要而变化,譬如组织的规模或技术的改变。组织结构的适应性改变将产生更高的绩效,但是不适应的结果将导致低绩效。为避免持续的低绩效引发的灾难,组织普遍采取新的结构以适应环境。二是人员选择组织的变化。组织变迁的选择机制是不适应环境的组织被淘汰,而新出现的能较好地适应环境的组织能够生存下来。⑥另外,也有学者指出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不同路径,譬如Thelen运用历史制度主义解释制度变迁的创造性进展中指出,制度演进的方式包括功能的变化(“转化”conversion)、新制度移植到旧制度中(“重叠”layering)和旧制度渐进萎缩(“转移”drift)或不合时宜(“替代”displacement)⑦。Levitsky和Murillo指出通过缩小行为者的选择集、稳定参与者的行为预期、常规化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并提高现存制度的特定优势,采取强有力的制度取代激进的制度变迁,进而导致累积性制度变迁⑧。

在制度创新中,政府始终是制度创新的重要的主体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改革过程实质上就是中国政府(包括地方政府)推动制度创新的过程,是新制度安排被构造及其旧制度被替代的过程。⑨以政府网络论坛为载体的网络问政机制就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内容之一。政府网络论坛是地方政府弥补现有公民利益表达途径狭窄拥塞,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增设利益表达途径,进而实现新旧制度并存的策略性选择,它旨在减少外部环境带给政府的不确定性,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增强政体的弹性。政府网络论坛是互联网论坛的一部分,它是随着2002年以后政府门户网站的建设而兴起的。政府网络论坛,一般都依托于政府门户网站。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还建立了专门的效能网、民情网等等,如天台效能网、台州民情网、临海效能网、温岭效能网、黄岩机关效能网、玉环效能网、三门效能网、椒江效能网等,这类网站近几年在浙江成为民意直达的新渠道,是政府制度创新的新亮点。

二、网络问政:动力、结构与功能

创办于2002年的中国宁波网·对话栏目,已成为浙江省具较大影响力的新闻互动交流平台。《对话》栏目旨在建立沟通的渠道,让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和普通网民面对面交流。《对话》栏目主要分为高端访谈和热点关注两大部分,多由焦点人物、热点话题或某一社会生活现象导入,通过嘉宾和广大网民进行广泛、充分、互动的交流,直面新闻热点事件、新闻人物的真实经历和思想,折射社会生活的最新动向和深刻变举,反映和谐社会的积极主题。⑩截至2010年3月25日,中国宁波网·对话栏目共举办319期。对话内容涉及就业、住房、医疗卫生、教育、外来务工人员问题、城市发展与建设、高考、环境、党建、创新、维权、网络文明、全面小康社会、两会、防治非典、禽流感等等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或话题,节目页面日均点击量保持在60万人次以上,最高时达到330万人次。(11)

(一)动力机制

古丁认为制度创新的动力包括制度设计、竞争选择和外部意外事故的冲击(12)。近年来,浙江省各级地方政府纷纷设立政府网站论坛,用于改善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其制度创新的动力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利益分化,公民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的需要。近几年浙江省在公民利益诉求与表达上有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为应对利益分化,维持社会稳定,政府的决策不得不与民意相结合,将公共事务的决定权由政府转向公民。第二,网络时代民意的觉醒。我国正处在一个民意“沸腾”的时代,尤其是网络民意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支持、重视和呼应,这不仅是因为网络平台的便捷,更是我国民主进程的大背景。第三,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网络信息技术的进步解决了一个人口大国直接民主的技术难题。第四,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中,书记、市长需要对话,网民需要对话,政府在地方治理中需要回应民众的诉求,提高政策的合法性,是推动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主要动力。

(二)治理结构

宁波网《对话》栏目的治理结构主要由定期举办制度、多种沟通互动途径、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信息反馈制度等构成。

1.定期举行与话题。《对话》节目每周一至两次,每次节目在1至2小时,《对话·问政进行时》就网友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全面的交流互动。从每期直播结束后的点击量来看,网友们的反应更是强烈,节目当天点击量最低也有65万人次以上,最高达到110万人次以上。

2.提前公报制度与前期信息收集制度。节目以网民最关注的话题作为选题,每期节目开播前3天,都会在网站首页显著位置醒目预告在线交流时间、主题,同时在宁波网“天一论坛”主题贴征集网民的问题建议,并将网民的声音体现到访谈中。《对话·热点民生》举办前两天,全媒体记者对相关部门进行采访的当日,宁波日报与中国宁波网首页同时发布消息,使得受众的知晓率遍布各个层面,参与网民更多更广泛。

3.多种互动途径。宁波网络互动多媒体报“宁波播报”、论坛、QQ、MSN、博客等创新技术手段,让网友与嘉宾零距离互动问答沟通。立体展示、双向交流、互动沟通,满足不同受众的需求,有效增强了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在《对话》节目的直播中,网民们畅所欲言,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现场嘉宾根据网民提出的问题进行交流探讨,有些问题能够当场给予答复的则当场回复。

4.社区播报员制度。宁波网还设立了“宁网播报员”,该制度自成立以来,得到了各县(市)区街道、社区、局级单位、全市及外地部分播报员的支持和配合,目前全市范围内有百余个社区以及其他各县(市)区及市民播报员共137人参与。播报员们走进《对话》,从社区居民的角度出发,充分表达了他们对政府决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活改善的意见和建议。

5.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2008年10月,宁波在全省首创网络发言人制度,为网络时代如何回应舆情民意开创了先河。中国宁波网联合22个宁波市局级部门建立了网上平台,以“网络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定期与网民在线交流,并整合传统新闻发布会的信息资源,集中以视频、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在互联网上发布新闻。

6.信息反馈制度。《对话·问政进行时》的受访单位则会在领导干部在线交流直播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完成网民在互动交流中提出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普遍性建议的落实回复工作,并以书面材料形式将情况反馈给协调小组,协调小组在《对话·问政进行时》栏目公布。对在线交流中的网民意见建议,由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汇总、落实。

(三)网络问政制度创新的主要功能

作为新型的公民利益表达的方式,《对话》的主要功能有:

1.关注社会热点、反映民情民意。《对话·热点民生》始终本着“关注热点,服务民生”为宗旨,涉及从衣食住行教育医保,到就业收入、生活环境;从政府决策,科学规划到经济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等社会焦点话题,譬如“甬黔携手万人助学”、“从罗南英看宁波文明”、到“平民英雄:徐义胜火海舍命救儿童”等,从“服务青年促发展”、从“城市的交通建设”、“科学治理环境,坚定文明创建”、“缓解出行难”系列等,这些网络对话反应的是城市治理中的现实热点问题,反应了民意在政府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2.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对话》以社会热点问题为话题,以多样化的参与途径为平台,调动了民众参与的积极性。譬如,2009年3月,《对话》以“宁波市委书记:了解民情请网友帮忙”为主旨,邀请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与网友在线交流。直播过程中,在线网民人数超31万,页面访问量134万人次,网友留言条数2600余条,各项数据均创宁波网《对话》节目的新高。

3.顺应舆情民意、化解社会矛盾。目前,宁波市各局级部门的新闻发言人走进《对话》直播室,通过网络新闻发言人与网民面对面的交流与对话,发布准确的官方信息,及时回答网民关心的问题,做好舆论引导,听民意、释民疑、集民智,保障网民的知情权,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譬如,2009年7月23日下午,《对话》以“治安你我他”为主题,邀请了宁波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与网民进行了在线交流。直播节目中,网民们积极发言,对有关外来人口的管理、飞车抢夺及侵犯财产案件方面采取的最新举措,以及如何缓解出行难、停车难、如何治理未成年人去网吧上网、高校毕业生户口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4.报送舆情、传递民意、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对话》栏目还建立舆情报送制度,下情直接上达,让民意表达更加畅通。落实专人向省市委宣传部及每期参与节目的相关单位和部门报送舆情,让党委政府及时了解来自网民的声音。舆情专报内容一般都基于每期《对话》的话题,综合网民反映的信息,形成正式文本,呈递上去。在《“温暖·返城务工”系列对话》中,宁波网报送了舆情“2010年外来务工人员就业出现新动向:宁波企业用工缺口大、招工难”,上报舆情包含了事件的原因、控制难题、改善方式等方面的民意,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

5.为民众政治参与提供了切实的平台,并切实解决了许多现实问题。2010年春节后,宁波网正式推出《“温暖·返城务工”系列对话》,邀请市新老外来务工者代表、甬企人事部负责人代表、市劳动保障局负责人就外来务工者的现状与希望、企业的招工用工情况、遇到劳动争议如何维权等问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和探讨;宁波网还与宁波日报展开报网互动,河北河青网、成都全搜索网、湖南红网等网络媒体也相继加盟,甬企用工需求和求职者的信息迅速潮涌了大半个中国。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中国宁波网等媒体共同推出的“跨省招工”活动,招来了全国各地的5000多名工人,切实缓解了宁波企业的“用工荒”问题。

三、网络问政:案例分析

2006年2月5日至12日,宁波网·对话连续举办了八场“对话”直播“解难创优”,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进一步加强了公民与政府的互动,同时提高了对话栏目的知名度。为更全面了解“对话”,笔者从“对话”中选取2006年2月5日至12日的“解难创优”案例进行深入分析。2006年2月5日至12日,中国宁波网·对话又连续举行的8场专题讨论,即缓解就业保障难、缓解住房难、缓解就医难、缓解出行难、优化就学环境、优化人居环境、优化服务环境、优化人文环境。

1.组织过程分析

(1)选取对话话题。解难创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政府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配合市委市政府的“解难创优”工作,中国宁波网联合宁波日报,决定在网上进行视频联合直播的“解四难创四优系列对话”活动。

(2)邀请嘉宾。邀请市政府八大部门负责人。

(3)发出公告。公告如下,2月5日起,宁波日报与宁波网联合推出“解四难、创四优”对话特别节目,全方位跟踪报道市委、市政府在这些方面的重大举措给市民带来的好处。特别节目将围绕着解决就业、住房、就医、出行等难题,优化就学、人居、服务和人文等环境八个方面,逐一邀请嘉宾对话网友,宁波日报也将邀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委及教育、卫生、城管、环保、文化等职能部门负责人来到编辑部,通过热线电话87000000与广大市民交流。

(4)宣传报道上,每场对话次日,宁波日报就配发专版评点“对话”,并预告下一期对话嘉宾及举行时间。电视台也多次报道“对话”的举办情况。

2.参与主体分析

参与对话的主体之一是网民,包括宁波市市民、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关心宁波发展的其他人等,网民一共提出684个问题,浏览量超过50万次以上。就业社保、住房、出行、医疗、就学、服务、人居、人文等对话主题都是关系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问题。对话的另一主体是市委八部门及其他相关单位负责人,这次系列对话,是公民与政府面对面交流。可以直接回答网民提出的问题,使网民影响政府及其决策的绩效相对容易衡量。

3.对话过程分析

系列“对话”是官民就热点问题在公共论坛里直接对话,沟通方式上,除了平行沟通外,更主要的是垂直沟通,这便于公民直接影响政府及其决策。对话过程中,围绕一个中心、多个问题进行协商,一定程度上对一些问题达成共识,是互联网公共论坛协商民主的典型体现。对话方式上,除了采取论坛答问外,还有在线互动、视频音频同期直播;互动模式上,属于多中心互动模式。

4.内容分析

主要为表达利益、信息咨询性质,但对于公民权利的要求也比较多。以下仅以缓解就业保障难为例。第一,大学生创业。例如,网友A:大学生创业有没有优惠政策?劳动保障局:国务院去年12月份出台的新一轮再就业政策中,提出要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大中专毕业生进行失业登记以后,就可以享受小额贷款及相关的贴息优惠,我市也将制订具体实施。第二,最低薪水。例如,网友B:最低工资是否要扣除“五金”?劳动保障局:我市目前最低工资标准分为610元和670元两档,最低小时标准是5.2元和5.7元两档,所有用人单位向员工发放工资时都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但最低工资包括了个人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部分。第三,工伤保险。例如,网友C:不订劳动合同,员工发生工伤有赔偿吗?劳动保障局:用人单位招聘员工后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依法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如果未签劳动合同,发生了工伤应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5.绩效分析

网络问政为公民利益表达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外来务工人员,改善了政府形象,提高了政府公信力,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参考与依据。对话之后,宁波市就批准实施《宁波市综合交通规划》、《宁波市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发展规划》及《宁波市中心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抓紧组织《近期缓解宁波城市交通问题对策研究》,建立“重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制度”。落实《关于完善城镇住房供应体系的若干意见》,配套完善相关政策。(13)

四、网络问政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限度及问题

在官民对话上,宁波网·对话已经起到了联结政府、社会与民众桥梁的作用,然而,以网络为载体的官民对话形式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却存在着参与群体有限、参与的制度化程度不高、互动的层次和绩效难以衡量等限度与困难。

1.参与群体有限。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民所受教育水平、接触网络的技术与经验、偏好等的不同是限制网络论坛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即使是那些经常上网的人,也有很大一部分从不利用网络参与讨论。(14)由于受到参与群体的限制,以及直接利益相关人(如社会弱势群体等)在网络上没有话语权,在网络论坛里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

2.网络问政的公信力不高。网络问政一方面为普通公民利益表达创设了切实可行的渠道,加强了官民沟通,另一方面却招致网民的怨言。有些网民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并没有正面反馈他们提出的问题,即便反馈,也是将问题推给别的部门,某些留言也有应付之意。其中,政府机关对于网络留言的重视程度不够,处理不及时或者根本不处理,甚至个别地方政府不重视和积极回应网民声音。(15)主要原因是网络问政没有具体制度支撑,网络问政不仅仅是问问,还在于问政之后,如何解决实际问题。

3.不能以网络对话取代或放缓建设法制化的民意表达制度。不应该夸大网络对话的作用,也不易过多、过度地依赖“网络问政”,而削弱正式组织和制度的作用。网络官民对话和“网络问政”不是治疗政治顽疾的主要方法,依托网络也不能包治百病,警惕对“网络问政”寄予过高的期待,诸如有人提出:“中国进入网络反腐时代”、“离决策机构最近是网络”等等,这容易忽视各级组织和制度的作用(16),应该建立和完善健全的民意表达的制度与渠道。

4.对话的绩效不易衡量。官民对话的绩效如何衡量,这是困扰试图衡量官民对话绩效的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研究者的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将网络论坛定位为吸纳民意、联系民情或形象宣传,认为对话过程就是它的绩效,甚至可以说持续性对话就是对话的最大绩效。总之,网络对话中的民意如何影响政府的决策是一个很难衡量的问题。

5.信息技术在解决一部分政治问题的同时,也可能会制造了更多的新问题。运用先进技术设计社会制度、改善人类生存的境况,是工业社会的普遍做法,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各国政府看到了设计制度、建立电子政府,从而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希望,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子政府成为了现实,电子政府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化。然而,以技术工程取向的制度设计是否能够解决政治问题呢?文艺复兴以后的政治实践证明,对社会而言,以技术工程取向的制度设计是危险的尝试。在学界和政界一致强调电子政府、网络民主潜力的时候,也是应该警惕技术可能带来灾难的时刻。

五、推进网络问政、提高地方治理绩效:模式与路径

尽管互联网公共论坛在推进地方治理过程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限度,但这并不能就此否定政府网站公共论坛在扩大公民参与上的价值。在地方治理转型过程中,在连结公民与政府的关系上,网络论坛发挥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官民对话和互动,弥补了间接民主的不足,深化了地方治理。

(一)建设官民平等共享的对话模式

建设政府网站、推进官民网络对话和网络问政,其理想模式应该是官民共享的模式,也就是,官民网络对话和网络问政不单单是以政府为中心,而存在政府、公民、媒体等多个中心;对话的信息不应该被政府垄断,而应该为政府、公民和媒体等共享。第一,论坛的功能——从获取信息向影响决策的转变。为保持和扩大公民参与渠道,发挥官民对话机制的作用,政府网站公共论坛应该像其它政治参与方式一样(如选举),被赋予其本应该具有的功能,即影响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过程。第二,论坛的制度性保障——从行政命令保障向制度保障的转变。当前,网络问政主要是靠行政部门推动和行政命令的保障,尤其是行政领导的推动。从长远看,应该设立一套稳定的制度安排保障网络问政运行及其功能的实现,防止“人走政息”,保证官员追求自身利益而又服务其他人的利益,约束官僚体制,使公共论坛成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成为影响公关政策的渠道。

(二)推进网络问政、提高地方治理绩效的对策建议

为建立官民平等共享的对话模式,推进地方治理,应该将网络问政制度化,将制度环境法治化,借助传统媒体的力量调整政治生态,建立网络问政的制度性回应机制,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

1.网络问政应制度化。网络只是一种工具,网络问政的意义不在于问政本身,而在于对民意结果的运用,要确保民众反映的问题、贡献的智慧能够被运用到实践当中,虚拟网络世界美好的东西,只有最终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对接,才能更多地展现其内在优势与魅力。可见,什么问题可以问,如何来问,问了以后如何回应,必须要有一个制度化的程序。为此,要建立问责制,网络问政应该常态化、固定化和制度化,回复和处理情况建立问责机制由市民和网民进行监督并以此作为部门政绩考核的重要标准。当然,网络问政还不是法律途径,并没有法律规定政府是否有责任回应和解决网民的要求等。(17)

2.制度环境的法治化。制度环境是由一部宪法及其法律体系组成,其突出要求法治化,出台相关法律保证网络问政合乎制度环境的内在要求。自1996年以来,国务院出台了若干个互联网管理规定,这些规定为网络参与奠定了法律基础,但还远远不够。已经出台的规定对作为网络使用者的公民行为有较多规定,而且多涉及信息安全问题,对政府部门的责任则很少提及,保护网络参与基本权利的规定缺乏。因此,浙江省应该根据省情,制定相应的网络问政管理办法细则,使国家出台的互联网法律可操作化,以规范明确的法律法规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保证政府快速有效地处理信息反馈和提供服务,促进官民有序的网络互动。(18)

3.借助传统媒体的力量调整政治生态。网民们对于“网络问政”的期待,不是停留在我“问”你“听”的表达快意上,而是寄希望于更为民主的网络生态,希望影响现实的政治生态,所“问”之政能够切实得到解决,唯有“网络问政”走出网络才能发挥其真正作用。当下,“网络问政”如果要走出网络,最佳的方式就是借助传统媒体的平台。借助传统媒体的传播表达意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网络问政”才能真正在现实生活中引起共鸣和更多网民的参与。(19)更为关键的是,应该改善现实政治环境,为政治民主进步创造更多的空间。

4.建立制度性回应机制。在网络问政过程中,政府要注重制度建设,开辟民意表达“绿色通道”,推进群众“问事于政府”与政府“问计于人民”的有机统一。特别监督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的执行情况,做到“网上问事”、“网下问人”,推进网络问政规范化、常态化,真正形成长效机制和问责机制,建立全国联动的网络问政平台体系,建立网络问政的运行管理体系和制度。比如某一级政府领导要举办“网聊问政”的活动,是否要明确提前多少时间在某一级的网站上发布公告;比如网民在网站上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要在多长时间内予以回复或答复;又如上级政府如何对下级政府网络问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考核和评价等等。(20)

5.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能力。英国政府要求政府网站提供完整的联系地址信息,包括询问点或者个人的电子邮件地址,讨论组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政策,以明确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21)这就要求政府在决策和执行中,注意把网络信息输入决策过程;建立定期协商制度,在重大决策中,尤其是在政策定案之前的重要阶段,安排政府官员、民意代表、专家学者进入公共论坛与网民反复讨论,理清细节,阐明政策意图,这不仅能使双方达成一定程度的谅解,增加相互信任,而且为今后的政策执行扫除了障碍。政府也要支持社区基层的公共论坛的建设,鼓励居民通过社区公共论坛参与本社区的政策制定,把决策下放,使网络问政与加强基层民主联系起来,提高公民社会的治理能力。(22)

注释:

①March,J.G.,Olsen,J.P.,Democratic Governance,New York:Free Press,1995; March,J.G.,Olsen,J.P.,Rediscovering Institutions:The Organizational Basis of Politics.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9.

②Shepsle,kenneth A.,"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in S.Binder,R.Rhodes,and B.Rockman,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24.

③[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④Calvert,Randall L.,"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Institutions:Cooperation,Coordination,and Communication" in Jeffrey S.Banks and Eric Allen (eds.) Modern Politic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⑤Grief,A.,and David Laitin,A Theory of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4,98(4):14-48.

⑥Donaldson,L.,"Organizational theory as a positive science",in H.Tsoukas & C.Knudse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46-47.

⑦Thelen K.,How Institutions Evolv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kills in Germany,Britain,the United States,and Jap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⑧Levitsky,S.,Murillo V.M.,Variation in Institutional Strength:Causes and Implication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09,12:71-92.

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67页。

⑩详情参见http://www.zjol.com.cn/gb/node2/node802/node37145/node171697/node171711/userobject15ai1815720.html.

(11)详细情况请参阅:http://www.cnnb.com.cn/newgb/duihua/index.shtml; http://bbs.cnnb.com.cn/index1.php? main=index.php; http://www.cnnb.com.cn/newgb/duihua/index.shtml#.

(12)Goodin.R.E.,"Institutions and their design",in R.E.Goodin (ed.),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Desig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24-25.

(13)俞越:《中国宁波网〈对话〉栏目介绍》,http://dialog.cnnb.com.cn/system/2010/04/20/006495506.shtml。

(14)赵杰:《“网络问政”期待公信力》,《第一财经日报》2009-12-31,第T05版。

(15)胡同新:《网络政治参与的民主价值透析》,《政治学》2005年第12期,第58页。

(16)沈士光:《“网络问政”的作用及其限度》,《学习时报》2010年1月4日。

(17)胡亮:《网络问政需制度化》,《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12月15日,第6版。

(18)(22)陈剩勇、杜洁:《互联网公共论坛与协商民主:现状、问题和对策》,《学术界》2005年第5期。

(19)一尺雪:《“网络问政”,请走出网络发挥作用》,《中山日报》2010年2月24日,第2版。

(20)林淼:《网络问政 尚需借力入青云》,《人民法院报》2010年3月11日,第4版。

(21)姚国章、林萍编著:《国际电子政务案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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