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当代论文,传统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有关西方社会史研究的状况、流派及趋向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初步成果。①毫无疑问，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使历史科学在本世纪获得了重要进展。因此，我们认为，对俄国及前苏联的社会史研究也不应忽视。社会史研究曾是俄国传统史学及前苏联历史科学的重要方面，尽管在一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不少坎坷，但所取得的经验和成就还是主要的，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当然，对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作总体性的论述，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在一篇论文里难以囊括。为此，本文仅从几个方面作些尝试性的分析。
一
波兰历史学家哲塞·托波尔斯基认为，“社会史研究发展迅速是苏联史学的特点”，其原因之一就是具有“19世纪的丰富传统”。②这就是说，俄国社会史研究在19世纪已经开始，并在资产阶级史学中占有一定位置，进而形成了俄国历史学的特点及传统。因此，有必要对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史研究产生与发展的原因作一探讨。
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开始从封建农奴制国家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文化等领域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俄国的资产阶级历史学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是俄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发起人C·M·索洛维约夫（1820～1879年）。他从1851年起逐年出版了29卷本的《远古以来的俄国史》。在这部著作中，他把“国家生存思想”作为寻求俄国历史过程一般规律的出发点，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从宗族关系向国家关系逐渐的和合乎规律的过渡，强调君主制国家存在的合理性。索洛维约夫的思想反映了这一时代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对后来俄国资产阶级历史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索洛维约夫在其研究中，“把大量新的、原始的并经过认真校正的史实引进历史科学”③，充分利用了过去以及当代所能见到的资料及档案，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由于他在著作中始终坚持“国家生存思想”而被认为是国家学派的代表。从索洛维约夫史学研究的内容、理论与方法，我们不难看到它与兰克实证主义史学在许多方面颇为相似。这说明当时在西方占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史学对俄国也产生了影响。实际上，在彼得一世时代从西方引进科学与文化的过程中，俄国就开始与西方在自然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等领域建立了联系，而在历史学领域，这种联系也在不断扩展。19世纪下半叶，在俄国研究英、法历史几成风尚，我们仅从卢奇兹基和彼得鲁舍夫斯基等著名的俄国史学家写出的有关英、法等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宗教方面的著作就可以证实这一点。确实，以兰克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实证主义史学，在19世纪下半叶曾以其在历史科学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在西方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兰克学派要求对史料作严谨的考订，在尽量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如实地再现历史。但是，由于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这样，在此之外的人类生活极其丰富的层面则往往被排除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围。
然而，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使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某些新的趋向。这一时期的俄国进入了一个空前的经济发展时期。但是由于农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在各方面又力图保护原来农奴主的利益，这样就构成了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农奴制残余继续存在这一19世纪下半叶俄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明显的东方社会结构的特点，在俄国又导致了如下诸种矛盾：农民仍不得不以高昂的货币地租和“工役”租种地主的土地，继续受着地主的奴役，而无产阶级从其形成时起就已开始了贫困化过程，这就造成了工人运动和农民骚动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此起彼伏；不甘忍受贫困生活的农民，成群结队地踏上去西伯利亚的移民之路，并酿成了前所未有的移民浪潮；由于沙皇俄国的侵略扩张政策，使其版图不断变化，民族的划分与归属日益复杂，民族间的矛盾不断爆发。如此种种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最后波及的国家，同时又是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种情况必然会使这种经济变革引起的动荡比任何其他地方强烈得多。在这样一种社会状况下，俄国的思想界也异常活跃，各派的思想家、理论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提出了各种改变俄国现状、消弭社会矛盾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家们则对形成各种矛盾的社会历史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分析，而这种分析主要是通过对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经济行为、日常生活方式等等社会史方面的研究来进行的。这样，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传统史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向，就是对兰克学派所不屑一顾的普通人的历史也给以相当的重视。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振荡时，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观念、理论与方法表现出其固有的局限性。它不仅难以解释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更难以揭示导致这些变化的深层的、复杂的社会原因，于是传统史学的危机在所难免。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诞生和社会史研究的兴起，无疑是历史学全面、系统、深入地探索人类发展过程的开端，而俄国的社会史研究则在某种程度上与20世纪社会史发展的趋向相锲合，并作为一种传统对后来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最初采用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学者中，索洛维约夫的学生B·O·克柳切夫斯基（1841～1911年）颇具有代表意义。作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历史编纂学的主要人物，克柳切夫斯基以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卓越贡献被誉为19世纪最负盛名的俄国历史学家。由于他在研究中尝试采用了社会史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并取得了成功，从而获得了超出其前辈的成就。他在《俄国历史教程》、《古罗斯贵族杜马》以及其他有关农奴制、社会等级、财政史等方面的著作中，以其独特的方法表现了社会史研究的魅力。尽管在这些尝试和探索中还存在着不少欠缺和错误，但正如英国当代历史学家乔治·皮·古奇在其著名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一书中所说的：“老一辈的历史家们被克柳切夫斯基代替了，他是俄国最大的历史家，……他不想在详述政治和战争方面同他的老师索洛维约夫较量短长，……他擅长于叙述人民的社会和经济生活。”④克柳切夫斯基的成就为俄国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在俄国传统史学的连续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与此同时，一部分作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的历史学家，也逐步重视对社会史的研究，其成果引人注目。例如历史学家H·B·卢奇兹基，他的研究重点是法国中世纪史和近代史。他在一系列有关16世纪法国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前夕农民史方面的著作中，通过教会的变化以及农民的生活状况、社会地位和心态的比较分析，从不同方面揭示了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原因。彼得堡科学院院士M·Д·布尔加科夫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宗教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他在12卷本的《俄国教会史》中，从教会的历史构成、经济形态、东正教教义与大众的心理认知、教士与群众的关系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是教会方面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还有一些史学家经历了沙俄与苏联两个时代，作为两个时代的科学院院士，他们的学术活动并未间断，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的传统得以保持和发扬。例如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社会经济学派的代表Д·M·彼得鲁舍夫斯基对中世纪英国社会史、工商业发展史和宗教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E·A·科斯明斯基对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社会史的角度对其原因和过程作了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此外，C·B·马克西莫夫在《西伯利亚与苦役》（圣彼得堡，1891年版）一书中对18～19世纪流放犯的研究；基里亚科夫在《西伯利亚移民运动史纲》（莫斯科1902年版）一书中对移民的研究；雅德林采夫《西伯利亚殖民地（对其地理、经济、历史方面的论述）》（圣彼得堡1892年版）一书对西伯利亚社会史的整体性研究；H·Ⅱ·巴尔苏科夫对俄国教会史的研究；A·H·波波夫对宗教邪说史的研究，以及其他众多的在民族、村社、人口、家庭、流放犯等方面的社会史研究，构成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俄国史学研究的特点。恩格斯在谈及这一时期俄国在人文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时曾指出，俄国“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柳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他评价道，俄国的历史和批评的学派“比德国和法国官方历史科学界在这方面所创建的一切都要高明得多”。⑤由此可见，俄国的社会史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又由于它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而又具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例如19世纪俄国学者对村社的社会史研究，就很有价值。村社曾对近代俄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是构成俄国东方社会特征的重要内容，自然引起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关注。在这方面的研究中，社会史的模式和方法被广泛采用。值得提到的是，这一时期官方出版的各种统计资料、情况调查和研究报告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可以说这也是19世纪俄国社会史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极为丰富的，据统计，有关俄国村社的书籍和文章在十月革命前已达三千多种。其中包括乡村居民福利进展问题的资料、离婚和失效婚姻的资料、横死者与猝死者的资料、刑事案犯的资料等等。研究的领域包括土地使用制、村社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农民以何种方式划分土地、分摊赋税、裁决、监督、家庭生活、村社管理、征兵以及地主和地方当局在村社生活中的作用等等。对村社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也很有代表意义。譬如学者们通过村社内部农民在物质文化和风俗习惯中行为规范的一致性，通过村社农民在思想、政治、宗教和职业选择方面的单一性，通过村社内部的统一和团结等等来说明俄国村社长期存在并相对稳固的社会历史原因。⑥
在论述19世纪俄国社会史研究时，我们认为恩·弗列罗夫斯基及其著名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不应忽略的。弗列罗夫斯基是19世纪下半叶俄国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他在流放时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于1869年出版。该书描述了19世纪60～70年代俄国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是对农奴“解放”后的俄国经济状况作真实描绘的最初尝试。作者用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以亲身经历搜集的大量社会调查材料、官方的统计资料对这一时期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精神状态、道德观念、村社生活、妇女与家庭等方面进行了整体研究。该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表明从社会底层着手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对揭示社会矛盾探索历史规律是很有意义的，是研究19世纪东方社会历史的重要著作。19世纪60年代，一些俄国经济学家用劳动群众的懒惰和酗酒来说明他们贫困与失望的原因，弗列罗夫斯基反对这类言论。在该书中他把最具代表性的36个省分成两组，一组是酒喝得最多的，另一组是酒喝得少一些的，并通过各省中每个居民摊到缴纳的消费税、人口死亡率和人口出生率等数字的比较，得出结论认为，“那些酒喝得多的省份的状况更为好一些，酗酒对人民福利状况的影响比起土地地主所有制的影响来是微不足道的。”⑦在《工业省份和文明欧洲的劳动者的道德精神状态》一章中，作者统计了各省妇女超过男人的百分比、私生子的百分比，并将这些数字与各省驻军人数相比较。最后把这些与妇女的生活状况、卖淫现象联系起来，指出：“妇女的道德更多的取决于她们的境况，较少地取决于她们在生活中应当遵循的准则、她们的意志力、甚至她们的文明程度。”⑧从而揭示出当时妇女的道德行为和私生子问题，是由于贫穷和饥饿造成的，其根源在于俄国社会。该书问世后，在俄国和欧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引起了马克思的关注，成为马克思学习俄语的直接动因。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该书“是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其“阐述方法完全是独具一格的”，“无论如何，这是继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⑨马克思认为作者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⑩列宁在1899年发表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也曾援引了弗列罗夫斯基书中的材料。因此，尽管该书并不完全是一部社会史研究的专著，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俄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
以上论述虽不可能全面、完整，但大体情况还是可见一斑的。当然，对于19世纪俄国资产阶级史学及其社会史研究，我们还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客观的分析与批判。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史学家，其中许多人是沙皇时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士，有的是斯拉夫学派的代表，有些属于民粹派。尽管受立场和观点的限制，但他们对俄国社会的发展以及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仍十分关注。从其研究成果不难看出，他们或者通过自下而上的对俄国社会各阶层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试图找到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或者是把目光投向西方，通过比较研究，希望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历史变革与发展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总之，尽管许多学者对俄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对劳动群众的生活、行为、思想等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他们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使劳动者获得解放，使俄国社会矛盾得到彻底解决的根本出路。当普列汉诺夫和波克罗夫斯基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俄国历史与现实进行解释与研究时，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俄国出现了，尽管它尚呈萌芽状态，却也表现了极大的生命力。列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俄国的社会与历史进行深入研究。随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广泛传播，社会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
十月革命以后，面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它在科学、文化、技术等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直接关系到苏维埃国家能否最终战胜西方帝国主义。他曾多次指出，俄国这个东方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文明程度上的落后和文化素质方面的低下。他说：“我国的文明程度也还够不上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虽然我们已经具有做到这一点的政治前提。”(11)因此，列宁反复强调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文化和国民教育事业。面对资产阶级留下的文化遗产，列宁正确地指出了人类文化的承续性。他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12)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布尔什维克党在发展科学、文化的总体规划中，对历史科学的发展也予以足够的重视。从中央到地方的历史科研机构及教学单位逐步建立和健全，对旧俄时代的历史学家也给以适当安排，并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意见。这些对于苏联社会史研究发展的连续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与科学的社会史研究本身就有着内在的联系，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基本观点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的出发点。所以，托波尔斯基指出：“苏联史学研究在两个重要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1.由于格外重视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以及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问题，从而把研究中心转到社会结构上；2.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把注意力集中到人类社会连续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和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过渡的途径上。关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讨论证明是极其有益的。”(13)苏联社会史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种影响看来是其重要原因。
但是像整个社会科学一样，社会史研究在苏联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在苏维埃国家建立之初，布尔什维克党为保卫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同国内的资产阶级势力和外国武装干涉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这样极其复杂的形势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列宁逝世以后，随着机械唯物论与形而上学的不断发展，阶级斗争理论得到进一步强化。实际上，在2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就已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并把这种批判当作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尽管20年代苏联的历史科学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总的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逐步演变为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30年代以后，随着斯大林个人迷信的逐步加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摧残。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则是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而对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的研究却加以限制。我们从当时社会学所遭到的厄运，可以看到社会史研究也受到影响的原因。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Г·奥西波夫回顾说：“十月革命后，即使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1918～1926年），所出版的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在人文科学著作中数量也居前列。但是，30年代，社会学的发展被人为地中断了，把社会学宣布为同马克思主义不仅不相容，而且是与之为敌的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这一知识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事实上被停止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取消，是由于它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的原则、理论与方法，同个人独裁、同管理社会与社会过程时的唯意志论及主观主义格格不入。科学的社会学和社会辩护学截然不同。”(14)同样，社会史研究也受到种种限制，因为社会史研究往往是以深刻而直接的方式，揭示人类历史的客观过程，这就不可能不触及到为制造个人崇拜而抹煞历史真实的问题，所以社会史研究同社会学一样经历了坎坷的道路是不言而喻的。曾在20年代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代表的波克罗夫斯基由于其“庸俗的社会学观点”和“资产阶级主观主义”受到批判，并且被指责为“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本国历史的叙述”，是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的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这场批判与斗争最后发展成为异己者的大清洗，不少杰出的历史学家也同时遭到厄运。反思这一过程，我们不难看出，科学的社会史研究的原则和方法与个人迷信是格格不入的，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整体研究，与片面强调个人在历史上的活动与作用是完全对立的。在这一时期，苏联的历史学界不仅对传统的史学遗产只讲批判不讲继承，同时对西方史学也采取了封闭与融绝的作法。这就使苏联的历史科学在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论的控制下，在封闭的系统中逐步走向僵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苏联社会史研究的某些方面还是有所成就的。例如在工人运动史、农民战争史、少数民族史、区域史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C·B·巴赫鲁申对西伯利亚、中亚以及整个东方社会史的研究、K·B·巴济列维奇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都很有代表意义。同时，世界通史的完整体系也在逐步形成。
三
本世纪60～80年代是苏联社会史研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时期。1956年苏共20大对个人迷信的批判使历史学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原来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对资产阶级史学和近现代西方史学全盘否定的错误作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纠正。历史学家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尝试采用了系统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和心理分析方法等等。这一时期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研究，对俄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对民族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有了迅速发展。不仅如此，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也在不断开辟，如社区史、城市史、人口史、教会史、工厂史等等，构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新社会史研究发展趋势。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史学与战前相比，同西方史学一样，出现了明显的转折。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历史学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15)由于这一时期学术的繁荣，所产生的成果也就难以计数，我们只能略举一二。P·и·顺科夫等编写的《俄国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A·Y·古列维奇著《西欧封建制度起源诸问题》等等可以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社会史的力作。而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民俗学、考古学和人类文化学的方法所主持编写的规模庞大的五卷本《西伯利亚史》在苏联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中更具代表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苏联学者指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跨学科研究的重要意义，并系统地提出了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模式。苏联历史学家В·H·米罗诺夫于1984年出版了《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一书。在该书中，作者系统地分析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各自研究的领域、方法及功能，并强调指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意义。这就使具有丰富传统的苏联社会史研究，在当代科学整体化与跨学科研究的总趋势下，在西方年鉴派和新社会史蓬勃发展的同时，显示出其独具的价值和特点。他说：“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技术、程序、分析、概念、观念和专门理论，其任务不仅是要拓广历史观的视野，而且是要在一般方法论、方法和概念体系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长期合作，使对于这种或那种性质的问题的不同观点实现一体化，系统地交换两门科学所积累的经验和科学成果，并非偶然地借用成果与方法，而是在保持专业独立的条件下互利的合作与一体化——这就是我们对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的理解。”(16)在这里，米罗诺夫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一体化的社会史建构思想与霍布斯鲍姆的“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历史来研究”的观点是有一定联系的，其目标都是要建立一个总体的“社会的历史”。从米罗诺夫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实践来看，社会史研究已经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体系，并表现出其研究历史的积极功能。例如米罗诺夫的《俄国农民的传统人口行为》、《农奴制对俄国农民劳动态度的影响》、《关于俄国农民的社会心理特点问题》等著作；M·M·葛罗米柯的《论社会历史学的若干任务》、《关于18世纪西伯利亚商人的社会心理学特征》、В·Φ·波尔什涅夫的《论人类历史的开端：古代心理问题》、《社会心理学与历史学》；B·я·普罗普的《民俗与实际》、《俄国的农业节日：历史民族学研究的尝试》等等。
马克·布洛克曾指出，历史学如果不能提供“合理的分类和不断提高的理解力以取代简单的、杂乱的，而且实际上是无限的堆砌物的话，便没有权力在严肃的知识形态中争得一席地位。”(17)他的这一说法表明了历史学这一古老的人文学科在自然科学迅速发展，人类知识空前增长的当代所受到的严峻挑战，而社会史研究无疑给传统历史学带来了活力与生机。我们可以通过学者们研究实践的个案分析，对社会史研究的程序与方法作简要考察。米罗诺夫在研究19世纪俄国农民的经济行为时指出：经济行为——这是生产者经济活动的一种系统，表现出经营活动的目的及其实现方式。在这里米罗诺夫将农民经济行为系统看作是内外动机的反映。他认为，从内在动机看，农民的经济行为可视为其经济目的与对劳动、财富和所有制的态度的现实化，其世界观、价值体系以及由其文化与智力发展水平产生的观念的表现。从外在动机看，农民的经济行为可视为村社、地主、国家和自然环境对农民的要求的实现。既然19世纪俄国农民的一生几乎全在村社范围内度过，那么与此相适应，就要在村社之内研究其经济行为，同时要考虑到，尽管农民的村社是孤立隔绝的，但同外部的联系，首先是同城市和市场的联系，对它来说仍是极其重要的。研究客体——农民的经济行为——的上述特征，可以从中区分出一系列方面，并将之联系成为一个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的确定系统。这些方面是：1.农民对劳动的态度；2.农民对财产的态度；3.农民对新事物的态度；4.农民的文化与智力发展；5.村社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6.地主和国家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7.教会和农民的宗教观念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8.自然环境（气候、土壤的天然肥力、土地和林木的数量）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9.城市和市场与农民经济行为的关系；10.19世纪俄国的农业状况。米罗诺夫指出，由于“研究客体被区分出的所有方面形成一个逻辑链条：所有因素造成了一定的经济行为类型，这一类型现实化为具体经济结果，最终现实化为农业状况。这样，经济行为最初是作为全部条件和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占优势）发生作用的结果，然后又成为农业状况的原因。”这里。米罗诺夫社会史研究的逻辑方法给了我们极大启示。同时，他强调指出，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必要的环节，它将农业发展的诸因素与农业状况联系为一个统一的因果链条。不考虑到这种状况，农业中的经济进展看起来就似乎是不顾直接生产者这些真正创造者的意志、愿望和参与而自动发生的。(18)在这里米罗诺夫的方法有许多地方与当代英国马思主义史学家的方法是不谋而合的。我们从多布的《资本主义的发展》、E·汤普逊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以及E·霍布斯鲍姆的《农民与早期起义者》等著作中不难看到这一点。霍布斯鲍姆这样说过，应把社会看成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而社会的发展应是丰富多彩的普通群众的生活及其思想演变的辩证过程。可以认为，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些方面对社会史内涵的共同理解，是当代社会史作为一门极富生命力的学科建构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苏联的社会史研究，在研究方法、理论与内容上仍不同程度的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如科瓦利琴柯院士所说“史学研究状况不能满足当前的要求，……许多历史事件被教条主义解释和评价束缚着不能更动”。(19)
四
最后，我们简要地谈一谈当代俄罗斯社会史研究的状况及趋势。苏联解体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发生了巨大变化，自然，历史科学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和观点纷纷出现。许多学者对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马克思主义给苏联的历史科学所带来的危害进行了反思。例如，有的学者认为：“苏联历史科学的许多灾难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代价有关，而且同实证主义的影响有关。当时国家现存的政治制度有利于确立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20)在谈到史学危机以及对苏联史学如何评价时，有的学者指出：“过去历史科学的发展决不能评价为一个纯负面的过程。危机首先出现在代表实际政治利益的那些历史知识领域内：苏共党史、苏维埃时期史、现代史的某些问题。其他领域触动较少。”(21)这一分析表明，对苏联70多年历史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应有公正的评估，特别是社会史的研究，由于它的对象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层面，因而受政治干扰的影响较小，其成果也就在一定程度上经得起历史与时代的检验。对于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给历史科学带来的危害，学者们指出：“历史是客观的历史过程。不能否定我们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仅仅作为一种趋势。关于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那末极为多样的因素：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宗教的等等，都可能是任何国家或一些国家中任何重大事件的动力。”(22)
目前，在俄罗斯的社会史研究中，由于广泛吸收和借鉴了当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新成果，社会史研究的领域也在拓宽。在社区、家庭、人口、心态、婚姻、移民、教会、盗匪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所进展。例如历史学家Г·A·苏哈乔娃对远东地区盗匪的研究，就很有特点，并撰有论文《地方匪患——20世纪20年代满州与滨海地区的红胡子》(23)。红胡子即是我国东北北部地区在本世纪初出现的武装土匪，对这一课题，我国学者尚未从社会史的角度去专门进行研究。文章分析了20世纪初这一地区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并指出这里在近代以来就是政府鞭长莫及而难以管理的地区。在这一区域内，由于人民生活的日益困窘、社会秩序混乱和人口流动较大等因素，构成了破产农民、移民、流氓成土匪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原因。作者还通过对东北地区村社、宗族、帮会以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分析，通过对土匪的素质与心态的分析，指出，被老百姓称为“红胡子”的土匪集团在当地往往形成一种非官方的政治势力，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般都代表某种政治力量而独霸一方，有的后来成为地方军阀的首领。在动荡的年代，匪患是难以根除的，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才最后完成消灭地方土匪的任务。通过这样一种对盗匪的社会史研究，作者对苏维埃与白卫军的斗争以及中国东北各派政治势力斗争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总的看来，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不少严肃的历史学家，面对着社会转型期所不断产生的复杂矛盾，重新审视和研究俄国历史上的农村问题、封建制问题、东方社会问题、民族问题、资本主义问题、现代化过程问题等等，希望通过对社会历史的整体考察来揭示俄国社会发展的特点、内在规律及趋势。在回顾20世纪历史科学的进程时，我们看到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崛起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在关注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同时，还应重视对俄国及前苏联社会史研究的分析与研究，这对于我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将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
①见李运明等：《西方社会史学术讨论会述要》，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② [波]哲塞·托波尔斯基：《苏联的社会史研究》，载《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③见涅奇金娜主编：《苏联史》第2卷，第1分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16页。
④[英]乔治·皮博迪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9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1页。
⑥参阅[苏]米罗诺夫著：《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6页。
⑦[俄]恩·弗列罗夫斯在：《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01页。
⑧《俄国工人阶级状况》第54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66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第710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第362页。
(13)《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382页。
(14)Г·奥西波夫：《苏联社会学的坎坷历程》，载《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15)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30页。
(16)《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
(17)马克·布洛克：《为历史学辩护》。
(18)《历史学家和社会学》第6～8页。
(19)见《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第68页。
(20)《当前历史科学迫切的理论问题》，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6期。
(21)《俄国史学现状》，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11期。
(22)《俄国史学现状》，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3年第11期。
(23)Г·A·苏哈乔娃：《地方匪患——20世纪20年代满洲与滨海地区的红胡子》，载《俄罗斯与亚太区域》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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