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举革废进程中政学关系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科举论文,进程论文,关系论文,中政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5)1-0029-06 科举制度的废止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必然选择。其不仅解开了禁锢士人1300多年的思想枷锁，更在推动新式教育发展过程中酝酿了政学分离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开始凸显。科举制的革废肇始于洋务运动中新式教育内容的引进，戊戌维新中八股取士形式的废除打开局面，在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中则达到高潮。在这种认识基础上，本文拟从学校中儒家意识形态绝对地位的失守、政权内部新式人才主政导致传统官僚的相对边缘化以及科举废除进程由专职政客推动转为专司学务大臣领衔这三方面，窥探政学关系的变化，并追述引起这种变化的动因，以为我们追溯民国时期“教育独立”思潮的产生提供新的方向，为正确认识现代教育主体意识的发生提供新的背景。 一、“政学合一，政高于学”的传统教育体制之形成 自国家产生，阶级社会开始，教育便充当统治阶级的话语，成为了国家的重要统治手段。教育带有严重的工具性政治价值取向，而“政学合一，政高于学”八字则是对我国专制王权统治下政治与学校教育关系特点最精炼的概括和总结。任何制度的形成都绝非一蹴而就，我国传统教育体制的形成也赖于先秦“学在官府”的历史遗风、汉代以来儒学一统的思想格局以及隋唐以后科举的深入人心。 (一)先秦“学在官府”的历史遗风 教育既是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又是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动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教育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又塑造了多样的文明形态。端赖于夏、商二代学校文化的影响，西周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从王都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奴隶主阶级掌权下的西周社会，奴隶主不仅完全占有生产资料，亦完全垄断了全部学术文化。正如章学诚所言：“理大物博，不可殚也，圣人为之立官分守，而文字亦从而纪焉。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1]尽管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学术下移，但“官师合一，政学一体”的风气却并没有因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而彻底消退。相反，随着私人土地数量的增加以及财力的扩大，大批人民摆脱了井田制的束缚，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权正孕育于旧的母胎中。“官师合一，政学一体”风气的遗留为后世我国传统教育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二)汉代以来儒学一统的思想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争霸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但却推动了百家争鸣时代的到来，为各派学术思想的兴起和繁荣营造了相对自由和民主的社会氛围，而这时作为显学之一的儒学也吸收了诸如法家等学派之所长，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暴秦一统之后“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政策却致使这个思想活跃的社会被暂时凝固，儒家也不可避免地遭受了“坑儒”和“焚书”的重创。但儒者并没就此消沉，而在暗地里等待着重现辉煌的时机。终于，汉代初建，异族入侵，社会百废待兴，王道兼杂霸道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的理想完美契合。又因为汉承秦制，大汉政府为了证明其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而必须从神学上寻求依据，董仲舒“天人合一”的思想有效地满足了统治者的需求。从此，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并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咸以儒家经学为尊，但儒学一尊思想格局的确立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思想学术的庸俗化和教条化。谶纬之学的兴起使得读书人丢掉了作为学人所应具备的基本品格而去迎合统治者，士人已被束缚在政权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汉代佛教的传入和东晋道教的兴起，也未能从根本上撼动儒家一统的思想格局。 (三)隋唐以后科举的深入人心 科举制度的出现则使政学关系变得更为紧密，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管理体制以及士人价值取向都深深地打上了统治阶级的烙印。官学是扩充政府统治队伍的主要来源，儒家经典则是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社会人才的养成大多依赖于学校教育，而学校所育人才又以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出身致仕为贵。这种社会文化氛围造就了社会“仕学”合一的心理惯性。由此，政府、科举、教育这三大社会要素，以政府为中心，以教育为先导，以科举为手段，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和保障了封建社会制度向前运行。宋明理学的出现，八股取士的施行，以及清代书院完全官学化，则将士人彻底禁锢于以仁、义、礼、智、信为精神内核的封建意识形态所筑造的牢笼中。学校教育完全成为了封建政府的官僚养成场所，除了训练学生登科入仕之外，则只负有教人识字以及推行社会教化的简单任务了。正如李兴华所言，中国传统教育格局有两个特征：“一是高度的政教合一，教育政治化”，二是“以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唯一知识范围和道德准则”。[2]概括而言，中国传统教育的政学关系即表现为“政学合一，政高于学”，学校教育完全处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士人完全成为封建政权的奴仆。 二、晚清科举革废中的政学关系 滥觞于我国隋代的科举制度既是一种选官制度，决定着社会精英人物的出现，同时又是教育的指挥棒，维护着以“三纲五常”为精神内核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政府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下，学校作为社会主流文化的传播场所，也就必然会受到作为加强政权统治的无形之“手”——儒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但科举制的革废却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这种“政学合一，政高于学”的关系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为学校中儒家意识形态绝对地位的失守、政权内部新式人才主政导致传统官僚的相对边缘化以及科举革废由专职政客推动转为专司学务大臣领衔这三方面。 (一)洋务新政中，自然科学意识的萌芽造成儒家意识形态绝对地位的失守 儒家意识形态是封建政府维系政权正常运作的重要手段，儒家经典是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科举制作为政府维护封建统治的产物，就必然要反映封建政权的要求。儒家意识形态也就必然要慢慢地渗透到学校教育中。特别是自元朝以来，官方就把以“四书五经”为主的儒家经典作为士人登科入仕的必学内容，并以通经之数作为衡量官员素质的重要指标。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西方文明的冲击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在船坚炮利面前的疲软。以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提出要“开眼看世界”，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拉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序幕。自此，传统为人所诟病的奇巧淫技开始得到中国士人的关注。特别是洋务新政时期，清廷既出于“……交涉重任，率假手无识牟利之通事，往往以小嫌酿大衅……”[3]的不甘心，“又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4]所形成的外来隐患，因而支持以奕为首的洋务派进行变革。洋务派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开办了一系列培养翻译人才的方言馆，培养新式军人的军事技术学堂和水师、武备学堂，培养科技人才的电报、医学、铁路学堂。这些新式学堂引进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并以之为教育内容，企图改变传统教育专事经文，不务实学的弊端。以京师同文馆的教学计划为例，外国史地、代数、物理、几何、化学、机器制造、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等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必学的课程内容。而方言学堂也多译西书以充作教育内容。新式学堂的兴起和新式教育内容的传播引发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渗入科举的构想和行动。“1870年，闽浙督臣英桂等奏开算学科。光绪元年(1875年)，礼部奏请开算学科。光绪十年(1884年)，潘衍桐奏请开艺学科。”[5]这些试图改革传统科举内容的想法，都在无形之中推动着科举制的变革。而1887年，光绪皇帝同意了大臣陈琇莹在科举考试中开算学科的奏请，则真正将科举革废推上了日程。 总体看来，洋务运动的兴起源于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以及对太平天国屡剿不尽所形成的统治危机，是清政府在遭受军事重创后企图一雪前耻而做出的努力。因此把目光仅放在了西方的军事科技、自然科学以及外语上，且将之引入新式学堂。尽管这只是从“器物”层面寻求自强的途径，而并未认识到失败的根源是由制度腐朽所造成，但这毕竟改变了学校教育中经学独尊的现实，为学生科学意识的萌芽奠定了基础。 (二)戊戌维新中，新式人才主政致使传统士绅阶层相对边缘化 教育内容的更新以及对新式人才的需求迫使清政府必须对科举取士方法做出根本性的变革。其实早在洋务运动时期，迫于八股取士从内容和形式上都禁锢了实用人才的获得，就已经有人对八股取士做出过批判。“……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6]，“变革考试功令”，“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7]，“试帖小楷丝毫无与于时务”[8]。李鸿章对八股取士遏制了洋务人才的获得提出了诸多批评。而由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戊戌维新则将废除八股取士的运动推向了高潮，成为科举革废进程的重要节点。早期维新派改良思想家郑观应公开呼吁废科举、效西法设学校，学习自然科学。“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开诚布公，与民更始。”[9]康有为也认为，“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要求“应请定例，并罢试帖，严戒考官，勿尚楷法”。[10]光绪皇帝以深具西学意识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充当变法官员，正式拉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这期间，废八股作为文教改革上的重大举措，“由维新派发起和主导，以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为嚆矢，严修奏设经济特科打开局面，康有为请废八股改试策论和梁启超的《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达到高潮”。[11]1898年，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政府做出了开设经济特科，取消八股取士的决定，但由于维新失败，一切又回到了原始。1901年新政实施，清政府又重新做出了废八股的决定，“着明年为始……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12]自此，盛行于明清二代禁锢士人思想的八股取士形式真正得到了废除，这为科学思想的渗透吹散了阴霾，因而在中国文教史上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八股取士形式的废止是深受西学影响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推行君主立宪的重要步骤，亦是西学人士主政的伟大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并没有突破封建性质的范畴，但却解放了士人专制集权统治合理的既定思维，改变了传统观念下封建政权的代言人——封建官僚主政的既定形式。西学，尤其是具备西方社会科学意识的学人主政，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学人与政府的紧密联系。 (三)清末新政中，科举革命由专职政客推动转为专司学务大臣领衔 戊戌维新中八股取士形式的松动和最终废除并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解放读书人的思想。以往对科举制的变革均属于小修小补，并没有给科举制度带来伤筋动骨的损伤。科举制度一日不废，读书人便仍然视科举为进身正途，而不能真正地投入到新式学堂中学习。科举制度的存在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新式学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基于这种认识，深受西学影响下的地方督抚首先掀起了科举制必须废除的序幕。直隶总督袁世凯提出通过递减科举名额的方法缓停科举，而两广总督陶模和广东巡抚德寿则在联衔上奏的《奏请变通科举折》中主张采取合科举于学校的激进方式废除科举：各地广设学校，“嗣后无论旗汉，无论由何项进身，非有学堂执照者不得授以实官，则所取皆实学，所学皆实用，学校既兴，人才自出”。若“不得已而思其次”，则请自当年乡试、次年会试暂以时务策论取士，“仍俟学校齐备，课有成才，即将科举停止”。[13]尽管陶模、德寿的意见与戊戌期间梁启超“自京师以讫州县，以次立大学小学，聚天下之才，教而后用之。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成比进士；选其尤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14]的做法相比并无多少创新之处，但这毕竟是封建政府内部针对科举弊制所做出的有力回应。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所上的“江楚会奏”第一疏《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则折中了袁、陶两折和张謇等人的意见，做出了立废武科，文科按科逐年递减录取名额的方式以最终废除科举的决定。这时，在地方督抚主导下所进行的科举制度改革从整体看来虽趋于激进，但并未取得多大成就的。科举制的最终废除是由专司学务的大臣来执行的。随着新式学堂的发展，清政府迫切需要制定新学制来规范现行教育。张百熙、张之洞、荣庆等人身份开始转变，摇身成为专司学务的大臣。对他们而言，尽管其本质上仍是封建政权的代言人，但这时都专司学务之职，其身份与教育界似有更多联系。1904年1月13日联合上奏《重订学堂章程折》，他们在进呈《奏定学堂章程》的同时又附上《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这可视为教育界对科举废除的声援。另外，教师也力陈科举的弊端。如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坚信“教育与政治有密切关系，非请停科举则学校难成”，[15]并屡次向张百熙恳求：“此事终望鼎力主持”[16]。而1905年各省督抚又联合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折》，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在这种社会舆论压力下，清政府颁布了一道上谕：“著即丙午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乡科考试亦即停止”。[17] 专司学务大臣的上台和作为使得这一时期封建政府内部关于科举制度变革的努力由边疆、地方督抚主导转为专司学务大臣领衔，并呈现出教育界与政治界相互联合的趋势。而随着科举制弊端的日益显现和时局的变化，又引发政府内部对科举一致叫停的大合唱。虽然这一阶段教育界和政治界偶有联合的举动致使教育与政治因素复杂交织，但从科举制度主要通过渐具教育性质的学务大臣的努力得以废除的结果来看，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政高于学”的传统教育格局。 三、清末科举革废进程中影响政学关系变化的因素 科举革废运动尽管是清朝政府挽救统治危机的自救行为，其主旨在于通过兴办新式学堂以遴选新式人才。但其也带来了意外的结果——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正在不自觉地发生着变化，教育开始摆脱皇权政治的单一导向。这一趋向是通过新式学堂的大量兴办和新式教育的实施而体现出来的。 (一)新式学堂的蓬勃发展促进了课程内容的更新和培养目标的多元化 儒家意识形态是巩固封建政权的根本保证，而儒家经典则是封建政府推行万民教化政策的重要内容。在儒学独尊的传统教育中，各级学校均将儒家典籍作为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而“程朱理学”更成为元代以来科举考试的指挥棒。近代以来，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中和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引领时代特色的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引发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变革。“中体西用”原则的提出使得西学与中学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随着新式学堂的开办，中西兼容的新教育内容得到了实施。尽管新式学堂中仍还传授传统的儒家经典，但西学内容已进入课堂并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局面的出现与语言学堂的开办有莫大关联。据查，京师同文馆至迟到光绪五年已将译书作为规定的教学内容；上海广方言馆的学生也参与江南制造总局的西书翻译工作，翻译内容涉及政法、经济、军事、历史、地理、外交、数学、化学、格致、冶炼、外文语法等方面。这些书出版后也为本馆教学所用。随着新式课堂中西学内容的增加促使自然科学意识开始萌芽，因而使得传统以儒家经典主宰学校教育全部内容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儒家意识形态绝对地位的失守，从客观上造成了维系学校与政府关系的链条——科举制度的崩溃，而这必然导致学校与政府关系的松动。 官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国家政权培育统治人才，拓展统治基础；而私学的主要目的则在于推行社会教化，执行政府化民成俗的政策。官学、私学各有分工的教育体制对于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是为科举制度服务的，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官僚队伍，即所谓的“精英教育”，这种教育模式并未把普及国民知识、开启民智作为教育目标。自洋务新政以来，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统治集团在“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引进了大量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培养了一大批精通洋务的各种新式人才。这实际上已对传统教育培植官僚的单一教育目标造成冲击。光绪二十四年一月，严修也奏请设“经济专科”，其中包括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器制造、工程设计等专门知识。科举内容的革新在一定程度上必将造成学校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对此，严修曾发出感叹，“若能以此取士，自然会是百才绝艺，咸入彀中，得一人即获一人之用。”[18]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正式施行经济专科，下令“其有志虑忠纯，规模宏远，洞达中外时务者，著各部院堂及各省督抚、学政出具考语，即行保荐。”[19]每类专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各自具有自己的培养目标，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引进，必将促使我国实业人才的大发展。除了培养社会人才之外，更提出了“开通民智”的教育目标。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在“奏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的折子中也认为，设立学堂“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且有普通之知能”[20]。由此，在科举制的革废过程中，传统的以培养官僚为主的学校教育目标突破政治因素的绝对控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二)混沌的时局促成兴学主体的多元化和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觉醒 1.兴学主体的多元化。在我国古代，形成了以官学为主导、私学为补充的办学格局。官学主要由朝廷和地方州府厅负责办理，私学的办学主体则相对广泛，既有地方乡绅、落第士人又有失意官僚。早期，私学的办学活动相对活跃。特别是肇始于唐朝，兴盛于两宋的书院，其所推崇的自由办学思想不仅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又一个思想高峰——“程朱理学”的兴起，且为其提供了思想阵地。但由于人世意味浓厚的“程朱理学”与政权的天然联系致使书院逐渐失去其相对独立的地位而渐趋官学化，多元化的办学主体格局彻底一元化——完全由政府主导，以致与官学无异。但随着科举革废进程的推进，尤其是近代以来赔款不断，新式学堂兴办的迫切性使得清政府已无法独自承担办学经费，因而不得不下放办学权限。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中认为，“东西各国各大小学堂，多者不下下数万区，如皆由公家筹款建立，安得如许经费？大抵高等教育之责，国家任之，普遍教育之责，士民任之，惟其众擎，是以易举。”[21]这实际上是一个倡导地方兴学的主张。1902年后，江苏、浙江、江西、山东、广东等省的进步人士相继成立教育大会，并把教育“期望为中国前途生色者”[22]而加以提倡。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着手创办了一批民办学堂。一些革命志士组建学校，以聚集和培养革命力量；官商士绅以维护地方公义为名，兴建公立学堂；家道殷实者则出资私立学堂；而教会方面也加紧了兴学等文化渗透活动。[23]随后，1904年的《癸卯学制》中也做出了小学堂、中学堂均分为官立、公立和私立三种的规定，这从政策上为多种办学主体的出现提供了保障，促进了多元化办学格局的形成。以《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24]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