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主题的争论与（新）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时代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2)05-0038-05
近年来，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的争论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争论的一方通常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根据不足，质疑或否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另一方通常认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不仅是一种客观实在而且也是人心所向。争论双方相持不下，而且都用邓小平的论断作为依据。比如，其中最突出的分歧在于前者说邓小平只是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除了在“问题”与“主题”的字面上作文章以外，双方为使自己的论证理论化、普遍化，增强说服力，还跑到国际政治理论中去寻找根据。（注：参见何方《论和平与发展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载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
一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观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有三层内涵：(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更的动力。(2)生产方式、经济基础是判断社会形态变更的不同时代的标准。(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揭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而且社会主义可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得以实现，无产阶级通过先取得国家政权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近代世界体系形成以后，经典作家们认识到真正的世界史的形成，力图从各个角度发展出高度提炼的、综合的、大时空跨度的时代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和社会基本矛盾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1)世界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必要前提，是国际政治产生的条件。(2)阶级对立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所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是世界范围内的主要特征，而且这种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是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实现全人类的最终解放。(3)民族间的关系是矛盾与从属的关系。（注：冯特君、冯民安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国际政治文献选读》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1页。）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观。关于“时代”的理论含义，列宁认为它是人们对世界形势的最高层次的判断。列宁认为划分时代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方面：(1)弄清楚“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这个具体环境里可能出现的进步的主要动力”（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0-141页。）。(2)确切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141页。）列宁据此将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分为三个时代，即1789-1871年“资产阶级上升的时代”，1871-1914年“过渡到帝国主义新时代”的过渡时代和1914年以后。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列强完成对世界的瓜分。列宁认为这“两件事实”表明了帝国主义时代取代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基础。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它的趋向是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说：“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4页。）垄断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也是资本主义的垂死状态。“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27卷第437页。）这里所说的“过渡”，从世界范围内观察，实际上是两种，一种是从成熟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从封建主义和异族压迫，从宗法制的蒙昧状态过渡到文明和政治自由的国家。这后一过渡是历史造成的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注：冯特君、冯民安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国际政治文献选读》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3页。）对这两种过渡的区分，正是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之处。基于以上认识，列宁指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注：《列宁选集》第3版第2卷第554页。）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此外，列宁还分别使用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帝国主义战争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统治的时代”等等提法。斯大林在1924年发表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概括为：“列宁主义就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注：《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从此，“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经典提法，加之后来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就被作为列宁时代观的核心流传下来。因而列宁讲的时代通常被理解为一个横贯这两种社会形态交替即“两个必然”所经历史阶段的“大时代”，大时代内又区分为几个不同的小时代也就成为描述这个历史长河中不同阶段的特征与主题的无奈之举。
其实这是不确切的。这是因为，第一，列宁作为第一个亲身参与、领导社会主义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的时代观除了对世界整体的把握之外，不可能脱离开俄国的国情，俄国人的世界眼光，俄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目标、战略及策略。列宁的时代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代观。从这个角度讲，列宁的时代观还必然是时代特征与时代所面临任务的统一，世界大势与俄国革命及建设战略的统一。第二，列宁晚年的思想及认识的转变长期受到忽视。列宁晚年认识的转变主要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的领导和参与以及对社会主义实践的修正。列宁对时代的再认识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内工作重心的转变。列宁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4卷第773页。）(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3)如何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列宁晚年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思想史宝贵的财富，理应成为其时代观的重要内容，可惜由于列宁过早地去世，后来的领导人并没有遵循他的思路，其晚年思想长期受到忽视，这也是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原因之一。相反，列宁时代观早期的论述却被经典化、神圣化，长时期左右着人们的头脑。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一直作为列宁时代观的核心用来描述社会主义实践得以进行的时空特征。应该说社会主义的曲折与长期坚持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有重要关系。在时代的特征发生变化的时候没有及时实现时代主题的转变是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惨重教训。
邓小平的时代观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新发展。第一，邓小平的时代观立足于对当今世界整体形势与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针对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判断，邓小平提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这里说的战争，首先是指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其次，他说的战争还指外敌对我国的大规模入侵。时代的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属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第二，邓小平的时代观是中国国内中心任务转变以及确立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前提。邓小平的时代观是建立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邓小平理论首要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之上，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社会主义理论的规律得来的。在邓小平看来，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各国社会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参照系。邓小平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又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第三，邓小平的时代观由于立足于世界整体趋势和国家发展战略的统一，所以其时代观既脱离了以社会形态更替为时代主题转换依据这种漫长的时代分期，又着眼于较长时期的战略判断与战略规划的连续性及稳定性。第四，由于邓小平的时代观是国家战略与世界特征与趋势的结合，所以时代主题既表现为特征又表现为任务，是特征、趋势和任务的统一，是“问题”和“主题”的统一。第五，邓小平的时代观承认国际政治的双赢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而且可以共同组成世界市场，制定国际体制，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第六，邓小平的时代观还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具有真实的、确实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原则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
遵循以上的思路，可以认为，邓小平时代观的时代跨度应为二战结束以来至少到21世纪中期。首先从世界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1)现代资本主义的调整与改革，使资本主义表现出新的生命力。(2)世界科技的突飞猛进。(3)美苏的冷战及核恐怖下的均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世界大战。(4)世界和平的愿望及呼声。(5)社会主义的实践由于僵化的计划体制而受到挫折。从国内来看，(1)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及失误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2)国内工作重心的转变是当务之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3)社会主义建设既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又需要参与世界经济大循环。(4)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的三步走的战略目标规划到21世纪中叶，邓小平对和平环境的可能性也估计了50年到70年。邓小平说：“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希望至少五十年到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417页。）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至少持续50年到70年，他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年到70年不会变。……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9页。）
所以邓小平的时代观可以被认为至少是中国改革开放直到21世纪中叶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所处的世界的时代特征和主题。这并不是说21世纪中叶之后的时代主题就不再是和平与发展了，而是说，邓小平作为务实开拓的政治家首先关注的是这个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与复兴，其次他不想给未来提供教条的现成的答案，这也正是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所在。当然，随着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继续坚持和强调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也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国家利益题中的应有之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邓小平理论的时代主题界定为：较长时期内对世界整体特征与发展趋势的宏观把握。它具有以下特性：(1)全局性、长期性、整体性。(2)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为基准点，以世界整体为参照系。(3)以中国为立足点，以中国与外部的相互关系为主要内容。(4)时代主题与中国国内中心任务的统一。(5)时间跨度至少到21世纪中叶。
二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观是一个不断发展创新的过程，对时代观的认识过程是与20世纪社会主义的曲折发展相辅相成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是以近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联系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与秩序为分析对象的，所以如何认识当前国际体系的行为模式，就成为分析时代主题的中心问题。当前对和平与发展主题的质疑与否定也大多是从对国际政治结构和国家行为模式的分析入手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所推导出的结论。
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都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入手，指出民族国家自主、自立、自助是分析国际政治的切入口。现实主义关注的是既作为手段又作为目的的权力，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利益是由权力界定的，对安全的追求是无限的、绝对的、无休止的。新现实主义保留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内容，然而新现实主义理论对于手段和目的、原因与结果的考察是不同的。在新现实主义看来，权力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这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因果关系的转换是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所做的一项更为重要的修正。现实主义注重从个人或国家的属性、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来寻找国际政治后果的原因，沃尔兹把这称为单元层次的分析方法，并指出单纯这种分析方法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国际政治。所以新现实主义更加关注结构（系统）层次的分析方法。新现实主义所称的结构是抽掉了“单元”（国际政治行为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属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抽象，是由其组成部分的排列及此种排列的准则来界定的。国际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体系的排列原则，二是单元之间的能力的分配。“国际结构发生变化，只是通过组织原则的改变，或者（没有这一条），通过单元的力量的变化而变化。”（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新现实主义由此出发，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结构的基本特征是自古以来国际体系的主要结构性压力，“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直接来源于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生活的两个彼此相联的现实，这就是：在一种无政府秩序下，国家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安全，而对国家的现实威胁，或可能的威胁随处可见。每时每刻都注视着这种威胁，集中各种手段以应付这种威胁已成为国际生活的基本方式。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相互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以上这种常态又由于“安全困境”的博奕而恶化了。所以“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战争一再爆发”。
（新）现实主义表明战争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数，而且只要国际无政府状态、自主自助的民族国家及安全困境不终结，这个常数就将继续存在。正是从这里出发，有人认为和平与发展就不仅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而且从来不会成为主题。所以“现实主义拒绝以和平或战争划分时代的做法”（注：张睿壮《重估中国外交所处之国际环境——和平与发展并非当代世界主题》，载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1期。），也就意味着有史以来的世界史是不能划分为时代的，因而也就没有所谓的时代理论，因此不是否认时代的主题，而是拒绝讨论时代本身。
马克思主义不仅承认时代问题的存在，而且注重研究时代主题的动态转换。邓小平理论的时代观建立在对世界整体形势、趋势的把握和中国发展战略的目标选择与道路选择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让我们看一下当今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合理性。首先，我们所说的和平不是永久和平，而是一段时期内的和平。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有可能的”。第二，和平也不是冲突与竞争的消除，而是在现存国际结构与体系条件下对冲突与战争危险的控制与管理。这也体现了客观特征与主观努力的统一，因而也是“问题”与“主题”的统一。第三，和平也不是没有局部战争。由于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和事物的无限复杂性，局部冲突与战争是难以避免的。但这并不影响主流。对局部战争的控制与冲突解决也是世界和平努力的重要内容。正如尼克松曾说过的：“真正的和平是一个过程——一个在相互竞争的各国、各种制度及各种国际野心之间处理和抑制冲突的持续过程。这是有史以来存在过的惟一的和平方式，也是我们能现实主义地争取获得的和平。”
其实，对这种和平与发展，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并没有否认。反之，他们看来，和平也表现为一个常数。有国际关系史以来的和平状态，大体有以下几种根源：(1)帝国统治下的和平。(2)霸权管理下的和平。(3)均势下的和平。(4)相互依存导致的和平。(5)和平主义思潮及愿望。以上的根源是创造和平历史的动力。新现实主义认为，均势是一个常数。沃尔兹认为，均势在结构性约束力的作用下也是必然的，“而且仅是两个条件得到了满足，均势政治就风行起来：秩序处于无政府状态，秩序下居住着希望生存的单元。”（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结构的改变取决于两点：(1)体系排列的规则。(2)国家间能力的分配。只要其中一个得以改变，结构就会改变。传统的看法是，无政府状态和自助原则是国际结构的主要排列规则，加之安全困境的作用，零和竞争是这种规则的独角戏。国家间的能力是用来冲突和竞争的。“国家往往担心，对可能获得利益的划分，可能对别的国家而不是对自己更有利。这就是国际政治结构约束国家间合作的第一种方式。国家还会担心，由于国家间的合作性努力和商品劳务的交换，本国会对别的国家产生依附。这就是国际政治结构限制国家间合作的第二种方式。”（注：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可是近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正在悄然地侵蚀这些规则，国际行为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正和合作的模式。这些变化有：(1)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带来相互依存的加深。(2)主权在与世界市场的互动中正在弱化。(3)国际体制与规则的繁荣，正在剥离主权对民族国家边界内的独有的排他性的管理。
同时，新现实主义还存在一个重要的不足。沃尔兹把民族国家作为惟一的结构单元，并且只注重大国的作用，从而排斥了把其他的国际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作为变量纳入考察的范围。由此，新现实主义的结构就排斥了功能的不同作为结构的构成要素，也就无视当今世界某些领域按功能进行管理的事实，无视国家正在主动或被动地深陷于国际体制及规则设置的权利与义务之中。
另外，新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结构）性分析方法并不排斥单元层次的分析方法。新现实主义只是把结构性分析作为单元层次分析的前提，而从来没有无视单元的属性、特征及相互作用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单元层次的分析显示对当前和平与发展的有利条件有：(1)资本主义的调整与变化。(2)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心理与政治思潮。(3)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4)国家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5)国家边界的相对固定与稳定。(6)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异同。(7)市场经济的扩展。
综上所述，和平与发展的特征与趋势在当今时代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还会强劲地持续下去，但是，和平与发展并不排斥忧患意识。这正是因为我们看到了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所揭示的国际关系的本质及国际体系的结构。人类的科技水平和组织形式是判断时代主题的两个坐标轴。和平与发展得以维持的因素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和结构，民族国家体系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仍然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格调。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严重危胁着脆弱的和平，发展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也复杂化了。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仍然是对权力的不平衡分配进行和平调整，对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进行公平调整。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所以邓小平说“保持警惕，放松不得”，“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要抓住机会”，抓紧时间，“埋头苦干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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