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社会学恢复发展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学作为一门综合的具体社会科学，在20年的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已发展和建立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体系。在分支学科体系中，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因此，发展经济和积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党和政府的迫切任务。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我国的理论界积极探索改革理论，设计改革方案，为顺利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改革必然引起人们利益关系的调整和整个社会系统的变化，因而，如何用科学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变迁和使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矛盾得到有序合理地化解，就成为社会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正是在这个时代的要求下恢复和发展的。
一、中国经济社会学重建的历史背景和特点
在社会学众多的分支学科中，经济社会学是一门相对年轻和尚不成熟的学科。就西方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来讲，它曾长期处于徘徊和停滞状态，直到本世纪50年代初，经济社会学才奠定了自身的理论基础，走出了长期徘徊的局面，成为了一门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从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社会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纷纷从经济与社会相结合的综合视角，论述了十分丰富的经济社会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使西方经济社会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经济社会学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学的热点。
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恢复和重建可以说是相当艰苦，而且缓慢。其原因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尚属于起步阶段的经验研究。当时的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抱着满腔的革命热情，对中国的城市和乡村进行了不少的经济社会调查，开创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风气。但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界还没有人形成建立经济社会学的学科意识，从而也就没有人将在这些经验研究中所生发出来的局部经济社会学思想和方法提升到经济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研究上，进而形成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学科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学被取消，中国社会学研究也随之中断。1979年，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之后，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几乎是在人力和物力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的。因此，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与其说是恢复和重建，不如说是“从头开始”更为恰当。
1.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是在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呼唤中起步的。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同志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需要赶快补课。”他还希望“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己知彼，力戒空谈。”这些指示对于社会学的重建和发展是有力的支持和鞭策。社会学的“补课”任务很多，首先是要进行学科的基本建设，尽快培养能够掌握社会学基本理论知识和分支学科知识的人才。经济社会学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的“补课”任务就必然要求经济社会学赶快恢复研究，尽快在高等学校及科研单位培养一支掌握经济社会学理论知识和方法的教学科研队伍。
2.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是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的要求下开始的。1978年，中国在经历了一场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就是在这种新形势下，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受到社会学者的重视。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在理论和实践上科学地论证和解释体制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对经济体制改革引发的社会变迁和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作出社会学的解释。另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政策在各个领域的实施，国际学术交流也提到议事日程。特别是被取消了29年的中国社会学得到恢复，更引起了国际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兴趣，在此形势下，西方经济社会学也就开始被引入我国，从而带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恢复与发展。
3.中国经济社会学是在国际经济学“社会学化”的趋势下进行恢复和发展的。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出现日益“社会学化”的趋势，即把社会学的视野引入经济学。一部分经济学者摒弃传统经济学以纯经济因素研究经济的方法，开始重视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制度、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等社会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和作用，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为经济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经济学“社会学化”也受到中国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重视。早在8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就对中青年经济学者指出：“在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边缘地带，已出现并正在出现一个又一个新的学科。要重视经济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趋势。”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就是在经济学“社会学化”的浪潮中恢复和发展的。20年来，有相当一部分中青年社会学者越来越关注和涉及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由于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展的，因此，2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1.移植性。即普及性地介绍国外经济社会学的理论知识和把国外经济社会学作为研究范式。在中国经济社会学恢复研究之初，由于国内研究经济社会学的人才“断层”和可供阅读的资料奇缺，在此情形下，引进国外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就成为普及经济社会学理论知识和推动经济社会学恢复研究的主要理论来源。这种“转手”介绍国外经济社会学理论大致采取了三种方式：邀请国外社会学家来华讲授经济社会学课程，翻译出版国外经济社会学著作，国内一批中青年社会学者撰文评介国外经济与社会关系研究和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主要内容。
2.实用性。讲求社会学的应用性和实证性是社会学的重要特点之一。中国经济社会学恢复研究以来，一直突出了这个特点。这一方面是承袭了本世纪20—40年代中国老一辈社会学家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社会学者大力从事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取向的研究和调查，以促进社会学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2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应用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当中，应用性的文章和调查报告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应用性的文章从内容上划分主要包括：社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改革中职业角色流动与行为调查，国有企业改革与非经济因素，中国私营企业与雇工问题，企业制度创新与管理，中国农村社会组织与社会保障，失业与再就业工程，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中国贫困问题，市场经济与人们消费观念的变迁，文化价值与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心理反应的调查，等等。
3.学科性。即重视学科的建设，不断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国经济社会学在走过“普及性介绍”为主的“补课”以后，逐步踏上了学科化建设的时期。我国从事经济社会学教学、科研工作的专业人员日益增多，并有更多的社会学工作者和经济学工作者投身于经济与社会关系问题的研究，这必将会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
二、中国经济社会学恢复以来研究的主要问题
2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从理论研究成果来说，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1.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
经济社会学恢复后，中国经济社会学重点研究和阐述了马克思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经济社会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典范；马克思的哲学方法框架与经济社会学的方法论。在这些方面，不少社会学者发表了一些论文和在出版的著作中作了专题研究。宋书伟等主编的《社会学纲要》第16章（经济社会学）中提出：早在19世纪，马克思的许多著作中就蕴涵着丰富的经济社会学思想。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后，从历史、哲学的角度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何桂林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相互渗透》一文中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他许多经济学论著，在西方许多社会学者看来，同时也就是社会学论著，并由此而推崇马克思为“社会学家之父”。汪和建在《现代经济社会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一般被认为是一位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学家和主张行动（改造世界）的哲学家。但是，自二战以来，马克思已愈来愈被当作社会学家来看待，而且是作为特定形式的社会学家，即经济社会学家看待。他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哲学的宏观经济社会学理论。高友谦等人也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的最高典范，它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经济形态。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经典论述，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2.关于西方经济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1 ）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及其演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工作。周长城根据西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将经济社会学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即1890—1930年为第一阶段；本世纪50年代为第二阶段；70年代至今为第三阶段。周长城认为，在经济社会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德国经济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是韦伯、桑巴托（Werner Sombart）和熊彼特（Joseph Schumpter），此阶段德国经济社会学的特点是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从解释的角度分析经济问题，关注经济发展和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韦伯经济社会学理论范式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经济社会学必须是解释性的，权力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韦伯一生中研究了许多经济社会课题，如中世纪的贸易公司、股票交易、古代经济史、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和主要的经济伦理等。《经济与社会》、《经济通史》是韦伯经济社会学思想的精华，也是德国经济社会学走向成熟的标志。除韦伯外，德国其他的经济社会学家也研究了许多经济社会学主题：桑巴托在他的《现代资本主义》中，对资本主义的起源进行了探讨；熊彼特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矛盾作了精辟的分析；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就货币社会学作了论述，研究了经济行为中的信托作用。
法国经济社会学和德国经济社会学一样，在经济社会学的分析中都将文化置于中心位置。法国的经济社会学也有自己的特色，德国经济社会学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斗争，而法国的经济社会学家则关心“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的整合问题。德国的经济社会学家试图在经济学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寻找一席之地，而法国的经济社会学家则与经济学家作斗争，试图用经济社会学理论替代经济学理论。法国经济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是迪尔凯姆，其代表作是《社会的劳动分工》。
经济社会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主要表现在美国的繁荣。美国经济社会学的创立应归功于帕森斯。经济人类学、经济心理学、行为科学在美国的诞生，以及现代化理论和工业社会学的分析研究，使得经济社会学在美国十分活跃。帕森斯和斯密尔塞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观点，即经济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理论只是社会理论的特例罢了。帕森斯和斯密尔塞在功能主义的框架内以抽象的分析术语展示了社会面临的主要而迫切的问题，划分子系统的类型，识别其关系。同时，接受了大量的经济理论的范式和关系，如生产因素、供需关系、信贷与货币理论以及均衡分析方法等。斯密尔塞在帕森斯转向其他研究领域后仍在继续研究经济社会学，研究经济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变迁，这些研究集中反映在《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变迁》一书中，此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离达到了高潮。直到新马克思主义的复苏和新韦伯思想的到来，民权运动和女权主义的盛行，经济社会学才开始复活，即所谓经济社会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才到来，这一阶段一直持续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有影响的经济社会学家有贝克、 威廉姆逊（Williamson ）、 怀特（White）和格雷勒维特（Granovetter）等， 特别是格雷勒维特， 他在1985年《美国社会学期刊》发表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一文，被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认为是经济社会发展盎然的决定性文章，它是所谓新经济社会学诞生的标志，即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回到法国经济社会学的传统中去，用经济社会学理论替代传统的经济学理论。
（2）对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进行了分析。 周长城和伯恩斯考察了当代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研究的重点。他们指出，西方经济学所应用的主要理论包括中层理论、历史社会学、依附理论、系统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网络理论、数学社会学、民俗学、行为理论、政治经济学、制度主义、博弈论、新古典经济学、组织理论。经济社会学最常用的概念是：嵌入、网络、社会经济行为、经济行为者、制度、累计变化、经济子系统、生产模式、世界体系、经济阶层、意识形态、配置、帝国主义、商业化、信用、经济制度、职业、劳动力市场。研究的重点包括：经济过程，如生产、消费、技术创新、市场；经济组织：如银行、公司和工业部门等；经济关系：如经济组织和非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工会等；经济阶层：如企业家、经济分层、分层与流动、工作环境、职业分化、经济理论与意识形态等；其他，如福利国家、国际经济、通货膨胀、合同、货币、正式经济和非正式经济等。
3.市场转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市场转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而开始的，研究者大多为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社会学家们，其代表人物是：倪志伟（V.Nee）、安德鲁·沃尔德（A.G.Walder）、林南（L.Nin）、 I·瑟伦伊（I.Szelenyi）、A·罗纳斯塔（A.Rona—tas）、简·奥伊（J.Oi）、N·弗林格斯（N.Fligstein）等。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倪志伟考察了福建的私营家庭农场，提出了用结构性补偿理论来解释市场过渡。他用三种命题勾勒其理论：（1）市场权力命题， 假设随着市场的形成，中央分配部分会失去，直接生产者将拥有更多权力决定其物品与服务的交换价格；（2）市场激励命题， 认为在市场交换中比在社会主义部门中更能激励个人付出努力，并导致教育的更高回报；（3 ）市场机遇命题，主张迈向市场化的改革将创造出新的流动渠道，在科层制提升之外开辟替代途径。倪志伟主张，“向市场协调的转换愈彻底，经济交换就愈脱离由干部主宰的关系网，权力（对各种资源的控制）也就愈发扎根于市场体制和私有买卖双方的社会网络中。”
随着新经济社会学的流行，经济社会学家们开始用新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嵌入”和“经济制度的社会构建”来研究中国的市场转型。学者们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经济本身都嵌入由习俗、社会规范、社区和家庭关系所形成的社会制度中，因此，市场转型的经济社会学研究将社会制度与结构因素更充分地纳入变迁的因果解释，而不是像国家中心分析法那样优先从政治领域寻找原因。经济社会学家认为，构成市场转型的制度变迁出现在国家、地区和地方三个层面。在国家层面，贯彻经济改革的国家政策在法律规章的制定（即逆集体化、财政分权、企业改革、法律规章的改革）及政治制度所扮演的角色方面已经孕育了关键的变迁。鉴于以往经济发展和国家政策的贯彻在我国存在着差异，所以在制度变迁的速度和范围所存在的地区差异也必须纳入考虑之列。在地方层面，制度变迁集中体现在对社会网络结构和以经济行动为依据的制度安排的改造方面。许多人不再依附于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纵向关系，而往往更加倚重在社区内部或社区之间联系经济行动者的社会网络。这样一来的变迁，改变了社会规范和惯例的实践。
三、经济社会学研究展望
如前所述，经济社会学的重要性已越来越被学者们所认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开放的具体实践也亟需一种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理论来解释社会，预测社会发展的趋势。毫无疑问，经济生活中的社会学分析面临着极好的发展机遇。为了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学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我们认为，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并力图有所突破。
1.加强经济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构建。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学恢复以来，许多社会学家从事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但我们认为有关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尚显不足，换句话说，经济社会学研究的学科建设还很不够。如果经济社会学研究不是建立在理论构架之上，而认为社会学家所从事的有关经济问题的研究都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话，必将把经济社会学研究以及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引向歧途。自我国社会学恢复以来，有些分支社会学的演变已经告诉我们，忽略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以及不重视理论范式的构建，学科的纵深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把经济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加强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即使是实证研究也应是规范性的实证研究。
2.市场的多纬度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转型，都是围绕市场进行的。然而，目前我国学者对市场的研究大多是从经济角度展开的，换言之，经济学家比社会学家更关心市场。经济学把市场视为价格机制，而经济社会学研究市场应将市场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更多地关注市场制度的政治—文化方法。市场制度的政治层面含义，即：（1 ）把市场的形成视作国家构成的一部分，国家为市场稳定创造了制度条件。争夺制度和制度的构建是有权行动者的社会工程。市场构建的“规则”和市场干预是了解新型市场发展的关键所在；（2 ）市场内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两种政治斗争：内部公司的权力斗争和控制市场的公司之间的权力斗争，且都与“控制”有关。只有用多纬度的视野考察市场，我们才能更理性地解释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等等。
3.对就业和失业问题进行经济社会学的分析。以往对就业和失业问题仅仅是将它们视为经济制度来研究。我们认为应把就业、失业作为社会构建来分析。研究的重点放在由就业、失业引起的不平等、社会层化和不同类型的分化上；关注劳动力市场的进入与退出模式；研究失业、就业不足和闲散无事做之间不稳定的边界；性别、年龄和教育程度对就业与失业的影响；就业的形式（工作合同差异性的增加）；失业特别是长期失业的社会后果；下岗和再就业的社会构成及其社会后果；对公共就业和企业就业政策评价的社会构成及其社会效果；对教育系统和训练政策评价的社会构成及其社会后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