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寻根与身份认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当代论文,身份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3)04-0128-08
1984至1987年间，寻根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界广为流行。这篇论文的意旨在于，将寻 根文学现象与拉美国家的背景对照起来进行分析，以揭示这一短暂而重要的文学运动的 强势点和弱势点。
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80年间的现代文学长河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时期比1985年前 后那个时期的文学更有成就。未来的学者将会找到充分的理由来解释这一现象，而我的 推测是，这归因于中国文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重新定位，以及它第二次向国外开放 的跨文化互动新景象。中国大陆文人(这里主要指长篇和短篇小说家)开始投入更多的时 间去阅读和研究一直以来被忽视的伟大文学个体：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詹姆 斯·乔伊斯(1882—1941)，威廉·福克纳(1897—1962)，欧内斯特·海明威(1899—196 1)，川端康成，以及拉美文学近期的三位代表人物：巴尔加斯·略萨(1936— )，豪· 路·博尔赫斯(1899—1986)和加西亚·马尔克斯(1928— )。而这三位在整个70年代并 无只言片语被译介入中国，他们也完全不为当年的中国读者所知。当然在这些拉美作品 中也有一些未曾被忽视的例外，不过那也是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例如巴勃罗· 聂鲁达(1904—1973)，欧克里德斯·达·库尼亚(1866—1909)，亚马多(1912— )。而 到了1979年后，情况则大为改变。
一
第一篇有关当时拉美文学最重要组成部分——魔幻现实主义(Magic Realism)的论文， 研究了危地马拉作家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他曾在1966年和1967年分别获得列 宁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这篇论文于1980年发表于中国最热门影响力最大的外国文学 杂志《外国文学研究》。(注：朱景冬、孔令森：《魔术现实主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 ，载《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3期，第136-138页。)这篇论文的两位作者将MagicRealism中的“magical”译为“魔术”时，他们的脑海里充斥着它仪式化的层面，亦即 “magic”意味着拘泥于形式。然而后来，就在这本杂志1984年末的那期(确切的说是圣 诞节当天)发表了另一篇研究论文，该论文的作者使用了“魔幻”一词，而这个生造的 新词更好地表述了“magical”文学和艺术层面的蕴涵。(注：陈众议：《拉丁美洲文学 的崛起》，载《外国文学研究》1984年第4期，第59-64页。)
其实早在1984年圣诞节之前，中国文坛就已经掀起了对拉美文学的狂热兴趣，并且势 头发展迅猛。80年代初，上海的《外国文艺》杂志登载了马尔克斯以及博尔赫斯、略萨 的短篇小说。与此同时，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结集出版了拉美短篇小说。1982年 ，马尔克斯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集，此书 几乎囊括了他在1950年到1981年间较为重要的作品，除了《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 》。同一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44位拉美作家的代表作精选集，向人们展示了15个拉 美国家的9条不同的文学轨迹。这使得好奇的中国读者领略到阿斯图里亚斯、博尔赫斯 、略萨、卡彭铁尔、罗莎等作家的作品。1983年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拉美文学作品的译介 ：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略萨的《绿房子》和《“大教堂 ”咖啡馆里的谈话》，以及一本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选集。
1985年，《外国文学研究》发表了李欧梵的《世界文学的两个见证：南美和东欧文学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启发》，这篇文章在当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李欧梵向中国读者介 绍了与马尔克斯可堪比肩的另一位伟大的作家——捷克流亡作家米兰·昆德拉(1928—
)。他向他们推介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在那时的中国成为被 阅读最多的捷克小说家，然而他还是没有能够达到马尔克斯受欢迎的程度，并且他对中 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李欧梵很明了这一点，他特别说明这位作 家来自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因为他完全被昆德拉迷住了，而中国文革后新一代作家的楷 模们不该仅来自欧美国家，也应包括直到70年代末期一直被忽视的亚非拉美国家的作家 作品。对共产主义国家流亡作家作品的翻译阅读是中国的一个新现象。昆德拉堪与马尔 克斯史诗气质相比肩的抒情诗气质迷住了李欧梵。在中国传统中，抒情视野比起史诗或 戏剧视野要重要得多，李欧梵对此很清楚。(注：这里李欧梵引用了雅罗斯拉夫(
Jaroslav)那篇著名研究论文中的观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载《Archic Orientation》1957年第25期，第261-263页；收入李欧梵编：《抒情诗和 史诗》中《雅罗斯拉夫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 页。)不仅对他，而且对无数昆德拉的中国读者而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唤起了 他们对司马迁(公元前145—86)那句名言的回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 鸿毛”。这句话写于司马迁给任安(少卿)的信中，其时他刚被汉武帝下令(公元前141— 87)处以宫刑。
李欧梵的论文中有一个令中国文学研究者们饶有兴趣的“基本观点”。李欧梵认为“ 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丧失了“主观的视野”，这个词一方面指发端于人们知识和 艺术良知的个人创造性主张，另一方面指特有而深刻的有关历史、文化、社会的见解。 与此同时，这一全新尝试应基于原有中国文化自身默默转型为一个新的独立自主体，就 像是18世纪曹雪芹(1715—1763)的《红楼梦》一样。而中国现代文学中那些反传统的和 西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是很成问题的。可惜，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多数青年代表人物， 并没有像拉美作家在40年代及之后对待本族传统那样，努力运用中国传统文学中固有的 无庸置疑的正面特色。
二
1986年在德国的内森勃格堡举办了一次题为“The Commonwealth of ChineseLiterature”的研讨会，李欧梵在此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指出：目前大陆有两种文学 并存——寻根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
寻根文学与“忙于进行源于西方的小说叙事手法实验”(注：李欧梵：《超现实主义： 关于中国当代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实验的思想》，收入：戈尔德布雷特：《分割的世界》 中《中国近期的文学创作和读者》，纽约1990年版，第64-77页。)的现代主义文学，这 两者可被看作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8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作家们开始进行更为本质的 自我反思，而在此之前很长时间里，他们对自身传统文学及对外来文学的关系有成功之 处但失败之处更多，这次反思即是针对这个问题。其中1917年到1937年是值得重视的， 此间，欧美的首先大多是西方的和俄罗斯古典文学，接着是“革命的”和“无产阶级的 ”文学处于关注焦点，而今破天荒地拉美文学领域也开始拥有读者和追随者。这些文学 当然不是中国人唯一的灵感资源，否则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些名字便是枉然。这里有必要 将拉美文学称为整个第三世界的产品，中国自然也包括在第三世界之中。
虽然一些学者大谈“五四”新文学运动所带来的负累(在“五四”体系中存有许多不完 善乃至谬误之处，这是当然的)，但是毫无异议，“五四”对中国现代文学文化造成了 积极而巨大的影响。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后果的中国新文化，是一场广泛的亚洲运 动的一部分，这一潮流不可阻挡。迟早中国文学、文化要成为这一潮流的一部分。“五 四”运动的缺陷在于它有意无意地过于努力欧化，在当时的发展框架中不愿且不能追随 本土自有的传统，并发挥传统中富有创造力的潜能。毛泽东和他周围的人们在1939和19 40年，提出了创建一种“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 观点。投身于这次广泛讨论(译者注：指“民族形式”讨论)中的人们如胡风、何其芳、 茅盾，无法认同那些“正统的”党内宣传者——诸如陈伯达、周扬和他们的追随者，然 而即便是胡风他们也没有击中靶心，并找到一条能够解决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国文学危 机的合适之途。(注：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中“民族形式”讨论的主要内容》，载 《亚非研究》1974年第5期，第97-111页。)当时最受推崇的模式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 特别是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弱小受压迫民族”中形成的“革命文学”和“无产阶 级文学”。从1937年到1976—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整整40年间，中国现代文化既远离 了世界文学的进展，也没有贴近本民族的文学遗产；即便是作了“民族化”的努力，也 极不成功，而且这一努力并没有给中国文学带来足够大的进展。
在另一个半球的拉丁美洲地区，和中国的情势有相似之处，并且无论如何两者是可比 的。1940年，就在西班牙内战中弗朗哥将军获胜、阿道夫·希特勒在欧洲战场上第一次 得手之后，拉美文学从前受殖民压制的空间得以扩展。人们不再阅读陈旧的作家作品， 流放在伊伯利亚半岛上的知名作家们被发现。新形势使得文化生活领域的活动蓬勃开展 ：新兴的杂志、出版社、研究中心层出不穷。被流放的学者们以及本土的作家们竭力改 变拉美文学的整个面貌。这就出现了拉美文学史上的文盛时期，当时大家关注的焦点我 们称之为墨西哥或阿根廷身份，即拉美人的固有本原之根。在后来的岁月里，正是基于 此，拉美构筑了伟大的文学作品及卓越的文学事业。拉美寻根运动的45年后，在中国大 陆文学中“寻根”也成为一句口号。关于寻根的讨论是由韩少功(1953— )在1985年首 次提出的。与拉美的“寻根”相比，中国没有像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1998)这样的 作者，他的作品《孤独的迷宫》讲述了墨西哥古往今来的神魔鬼怪。还有许多其他的拉 美作者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剖析拉美之“魂”(“spirit”)，其中也包括文学领域。而中 国的“寻根”，就我所知，并没有进行这么浩大的工作，像张正明的《楚文化史》(上 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这样的书在当时并不多见。韩少功曾写过一篇关于他故土湘西 的有趣论文，但是他自己所倾慕的是楚文化，楚位于长江中游，是公元前1050—256年 间的一个古王国。据韩少功的观察，楚文化的影响至今犹存。韩少功的这篇短文并非一 项深度研究，安柯·皮帕(Anke Pieper)认为他给楚文化归结的特性是“幼稚的或部分 幼稚的”，且“楚文化的宗教、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并没有被充分的加以界定”( 注：皮帕：《中国的文学民族主义：产生、主题与功能》，多特蒙德：工程出版社1997 年版，第51页。)，他认为这篇文章是在对现象及本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写成的。 在他的首篇论文里，韩少功的一些观察是引人入胜的，但它们大多太过印象主义式了， 热衷于诸如群山环抱之中侗族、瑶族和土家族的音乐、舞蹈、神祗与巫术。他自己承认 这类知识“直到现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整理和研究，主要留存于老百姓之中”。(注： 韩少功：《文学的“根”》，载《作家》1985年第4期，第2页。)韩少功曾在汨罗江畔 生活多年，居住之地离伟大的楚辞开创者和经典作家屈原(公元前340—前278)投江处20 公里。然而韩少功并没有在那儿发现很多楚文化遗迹，于是他开始主张，“那种认为楚 文化自身迁移到湘西的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可惜他没有向我们提供具体论据。
“寻根”的另一个发起人是李杭育，他更加强调楚文化潜在的巨大影响就如同屈原对 中国文学的影响；在他看来，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较之南方楚文化或吴—楚文化的影响 力更为强大并成为主流，是一大憾事。(注：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载《 作家》1985年第6期。)他被楚辞的神话色彩和浪漫主义气质深深吸引。
而庄子(公元前3世纪)，伟大的道家思想家和经典作者，成为寻根灵感的另一种资源。 按马原(1953— )的说法，庄子和爱因斯坦是“人类最伟大的两个天才思想家”(注： 马原：《思想家的甜蜜》，引自季红真：《朦胧的古典精神》，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 代当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12期，第25页，原载《文学自由谈》(天津)1990年第4期。) ，这一说法现在被更多地提及了。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庄子已经和正在不断被中国及海外 进行研究分析，并在全世界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而从文学的角度庄子是否得到关注则是 另一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在此提及伯顿·华特森(Burton Watson)对庄子文本的体验， 他说“整部庄子的核心问题，一言以蔽之：自由”。这意味着接受了启蒙的人们要把自 己从“传统价值的重负”中解放出来才能够获得自由。实现解脱的途径可以通过对佯谬 逸事的运用，这与后来中国禅文化和日本忍文化中出现的“公案”是类似的；或者在原 初逻辑前提的帮助下，进行出乎逻辑的演进和推论，“将语言还原成喋喋不休的梦呓” 。庄子的《逍遥游》穿越了时空依然闻名遐迩。就像圣人那样“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 焉。肌肤若冰雪，淖(同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 四海之外”。(注：伯顿·华特森译：《庄子全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8 年版，第3-5、33页。)
可能正是这个“游乎四海之外”将各种各样的“寻根”联结起来。“寻根”文学的理 论家和作家们大多是来自五湖四海的知识青年，从黑龙江到喜玛拉雅山，从天山到海南 。知青们没有时间学习和研究，他们甚至无书可读、没有专家可以请教。就算在他们后 来进入大学学习期间，他们对自己的专业也研修得不够深入。他们无暇去重新发掘迷失 的自我。所有参与“寻根”的作家都有他们各自特有的地域素材，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通 常是长篇、短篇小说和诗歌中，竭力描绘自己的地域——这些地域是他们出生或曾经居 住过的地方。基于古老的故事或更早的传说，作家们再现或创造了许多现代新神话。寻 根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莫言(1956— )写的是关于他故乡山东高密的故事。他的作品 大概与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那一类最接近。(注：根据我的不充分的了解，至少有 一篇文章已经特别论及了这两个作家的关系。参见王国华和石挺：《莫言与马尔克斯》 ，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7期，第215-221页，原载《艺谭》 (合肥)，1987年第3期。)莫言著名的同路人贾平凹(1952— )则写了一系列关于商州的 小说，商州是陕西的一个小县城，而贾平凹就出生于商州附近的一个村庄。和贾平凹一 样，莫言赞叹他的故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和最丑陋的、最神圣和最粗俗的、最英雄 的和最堕落的，最令人沉醉的和最浪漫的地方”。(注：莫言《红高粱家族》，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贾平凹也称赞自己故乡的美：“这是一方令人惊 艳的土地”，他仰卧在淡江江滨洁净的沙滩上写道，“这儿的空气可以拿到全世界去卖 ”。(注：引自贾平凹：《平凹问路记》，西宁1985年版，第32-38页。)在中国文坛这 两位作家的作品达到很高的文学水准。莫言有一篇小说题为《爆炸》，含义同于ElBoom (译注：西班牙语，爆炸)，正如魔幻现实主义常用西班牙语命名。照米歇尔·伍德
(Michael Wood)的说法，此类文学将拉美作家“从一股热切而错乱的现实主义”中解放 出来，并且他们中的马尔克斯“将其他作家和读者从其他束缚中解放出来……”(注： 参见米歇尔·伍德的观点，其观点来自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剑桥：剑桥大学出版 社1990年版，第104页。)。莫言在他的一篇“自白”里写道：“在1985年我写了五部中 篇和十几部短篇。毫无疑问它们的世界观和艺术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 在这些西方作品中带给我最大震撼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福克纳的《喧哗与躁 动》。”(注：引自王国华和石挺：《莫言与马尔克斯》，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 代文学研究》1987年第7期，第215页，原载《艺谭》(合肥)，1987年第3期。)随着寻根 文学风潮的终结，莫言对中国现实之“魔幻”层面的兴趣减弱了。他出版于1988年的小 说《天堂蒜薹之歌》，被米歇尔·杜克(Michael S.Duke)强调为他“最佳努力的成果” ，相比他以往的小说，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超越了写实主义叙事的一般套路…… 向中国传统故事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两方借鉴了写作手法，从而产生了一种感性和理性 兼具的诱人的叙述技巧”。(注：见杜柯：《莫言80年代小说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第61页。)
贾平凹后期的作品也祛除了他早期作品中的“魔幻”色彩，然而他仍持守着对商州这 块土地的忠诚。他的《浮躁》就像《天堂蒜薹之歌》一样，回归到对后毛泽东时代的政 治和经济问题的关注。
很遗憾，中国近年来文学发展得太过仓促。拉美的“寻根”持续了大约30年之久，而 中国不可能在三年间就完成这一切。在中国寻根文学的繁盛期曾诞生了许多理论文章。 据黄济持考证，1985年4月后相关论文超过50篇(注：黄济持：《评<中国当代文学的文 化“寻根”导论>》，见其著作《文学传统与现代》，香港：华山出版社出版。)；而据 1986年文学年鉴，我们发现仅此一年就有30余篇。(注：《1987年中国文学研究年鉴》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511、587页。)数量与质量并不能划等号。由 于这些论文通常是很粗浅的，因而即使有这么多数量也是很不够的。希望在1987年以后 中国不同领域的作家、文学文化评论家、人类学家和学者们，永远不要离开他们自身文 学身份认同的问题。
三
在内森勃格会议上宣读的那篇论文里，李欧梵称莫言是一个“近期热望演发”(“
recentrage evolves”)而成的人物。和包括马原在内的其他作家一样，贾平凹也被李 欧梵列入了“窜红名单”(“emergent names”)。(注：李欧梵：《超现实主义：关于 中国当代创作中的现代主义实验的思想》。)我不记得李欧梵的论文里有没有提到马原 。他的论文在被宣读时和被刊登时是两样的：前者是一篇机敏的草稿，能够被听众很好 的接受；而后者则经过了更为精致的组织。我对这一点记忆犹新。我们在同一间屋子里 紧挨着宣读我们的论文。
马原是介于寻根文学和所谓探索派之间的作家。我不记得我初次听说他或读到他是在 什么时候。也许是在《世界文学快报》(Revue of world Literature)这本斯洛伐克杂 志上，转载了安娜发表于《金山1986年当代文学参考》的一篇报告，文中安娜称她在当 时的所有作家中最喜欢马原。据说马原是安娜最珍视的“文学发现”。(注：安娜：《 中国来信》，载《世界文学快报》1987年第5期，第172页。)1989年同一本杂志又发表 了安娜对马原的一篇素描式的短小报导，题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并附有她所翻译 的一篇马原的短篇小说《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在安娜看来，和许多其他中国作家不 同的是，在马原那儿找不到来自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楷模，但是他被圣经和庄子中 的古老箴言所蛊惑。他的书房里摆放着霍桑(1804—1864)、加缪(1913—1960)、纪德(1 869—1951)、迪伦马特(1921— )、贝克特(1906— )、海明威(1899—1961)等人的作 品。也许马原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除了上述作家的任何一部作品之外还有别的模式存在 ，但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是唯一一部能与马原这篇小说中出现的奇书《佛陀法乘外 经》相比较的外国书籍。《佛陀法乘外经》是马原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两个好事“英雄” 陆高和姚亮发现的。(注：见前引及赵亨利：《中国的虚构者马原》，《今日世界文学 》69期(1995年2月春季号)，第313页。)这本书也许根本不存在，就像博尔赫斯描绘的 乌克巴尔(Uqbar)这个地方——据说可以在“《英美百科全书》的第二十六卷，据叙述 者称，实际上是‘1902年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一字不差、但滞后的翻版’”中找到 。(注：张隆溪：《他者的神话：西方人眼里的中国》，收入杨周翰、乐黛云编：《第 二届中美比较文学研讨会论文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页。)这里 我提到了博尔赫斯虚构的故事《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它可能比《沙 之书》更接近马原的小说。这是博尔赫斯《虚构集》的第一篇小说，翻译成英文也用了 原题，在《虚构集》中它“既是最复杂的和篇幅最长的，又是所有叙事中给人印象最深 刻的”(注：贝尔：《博尔赫斯和他的小说：他的心智和艺术导读》，北卡洛林那大学 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28、129页。)。在让内·贝尔(GeneH.Bell—Villada)看来 ，这篇小说“还是博尔赫斯作品中最个人化的篇什之一；它几乎展现了博尔赫斯所有的 重要理念，引人入胜的叙事，惯用的格调，迷失的观念，奇想巧喻——因而它是博尔赫 斯作品中最‘博尔赫斯式’的”。(注：贝尔：《博尔赫斯和他的小说：他的心智和艺 术导读》，北卡洛林那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28、129页。)乌克巴尔这个地方 ，和据称是亚裔第二大聚居地的特隆一样，是纯粹的博尔赫斯式虚构。特隆人“寻求的 不是真实性”。他们是客观唯物主义者，为形而上的玄学而思索，视存在如梦。他们认 为“同等性构成同一性”的假设是荒谬的。(注：贝尔：《博尔赫斯和他的小说：他的 心智和艺术导读》，北卡洛林那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28、129页。)因为我对 马原的生平和作品了解有限，我不能断言安娜为我们斯洛伐克读者(大概还包括捷克读 者)所选择的这篇小说是最“马原式的”。但是在他小说中引自《佛陀法乘外经》的一 些箴言，昭示出博尔赫斯的世界观启发了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马原的小说创作，即 便不囿于博尔赫斯的这一部小说。我们在马原的小说中读到当陆高翻阅虚构的古书《佛 陀法乘外经》时，他发现“这部手稿通篇是胡说八道它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也可以说它 的存在与不存在毫无不同”。(注：《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北京文学》1986年第1 0期，第44页。)
我不明白安娜为何偏偏挑了这篇小说来翻译，而不是比这更长的其他作品，就我看来 ，她很熟悉的另一篇马原小说《虚构》更为成功。此小说的题目与博尔赫斯的《虚构集 》相关联，《虚构集》在1944年初版时其中一部分被称为《杜撰集》。(注：博尔赫斯 ：《全集》第1卷。)它的箴言也来自同一部奇书：重复虚构是上帝的手法。作家和艺术 家在此点上是与之相似的。在这部中篇的开头，马原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 。我是一个作家。”(注：马原：《虚构》，《收获》1986年第5期，第48页。)马原出 生于中国东北的锦州，十年上山下乡后，他在故乡辽宁完成了大学学业，接着他志愿到 西藏西南部支边。有一个批评家将他与斯文·海丁(Swen Hedin，1865—1952)对比，但 是那篇论文里又指出马原与中国传统作家中的庄子走得最近。(注：胡河清：《论阿城 、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的沿革》，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 年第4期，第129、130页)马原在一篇“自白”中写道：“我想庄子中最瑰丽的故事是关 于混沌的。因为混沌没有眼、鼻、耳因而无法看见、听到乃至呼吸。他的两个朋友很为 他忧伤，一起商量决定为他钻七个洞。‘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我称之为混沌的 模式，并且这也是我的模式。”(注：胡河清：《论阿城、马原、张炜：道家文化智慧 的沿革》，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129、130页)庄子 的这篇故事可能太短了，以致我们不太明白庄子在想什么。在另一故事里由道家隐士向 孔子弟子颜回讲了一番话，庄子特意运用了反讽的手法假借孔夫子的口说出混沌的技巧 ，也借庄子自己“治其内，而不治其外”的说法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人“夫明白太素 ，无为复扑，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驚邪?”(注：《庄子全集 》，第136、75、33-34页。)马原的《虚构》正是这一类故事。马原来到一个叫“马群 村”的西藏村庄，居民都是麻风病人，这听来与马尔克斯笔下的Macondo有些相似，除 了可怕的疾病。所有博尔赫斯的虚构故事“在符号体系里是不完全自由的”，马原也是 这样。在我看来它影射了一个所有人都患有某种传染病的虚构世界，但是他们在内在或 外在的习惯和服饰上有所区别。他们在这个大型的麻风病院(或者在这个“世界”里)全 部残废，脸是腐烂的，“如果她(作者注：一个单身女人和一个一岁的孩子)还算有鼻子 的话，脸上的两个洞就是鼻孔。”就是她，抛弃了常规伦理习俗，将已被冻僵正在发高 烧的马原救到她的寒屋内，而常规习俗常常给我们带来束缚和伤害。那个不知名的藏族 女人有她自己的漫步方式。但是他们被限制在两层建筑的空间之内，在那儿她与同样患 有麻风病的邻居居住在一起，村子中央有一个篮球场，村外有一棵围满了祷告者的神树 。但是有迹象或者说有证据表明，她的内心充盈着绝对的高尚。这就如同庄子第五章( 译注：即《德充符》)，里面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残疾的。她会说汉语，认得些字，按自 己内在的喜好去生活，不去顾忌他人的看法。她真的与庄子中的那些人物很相似：一只 脚的王骀，丑陋的哀骀
瓮盎大瘿之人。对所有这些人而言，亦是对那个患麻风 病的藏族女人而言：“知为孽，约为胶，德为接，工为商。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斫， 恶用胶?无丧，恶有德?不货，恶用商?四者，无鬻也。”(注：《庄子全集》，第136、7 5、33-34页。)而与众位圣贤相比，她还有人类的感受：对她的儿子，她的罗巴和她的 情人(顺便说一下，就是马原本人)。至少在他“虚构”的故事里。
1987年后寻根文学运动在中国就结束了，而“马原轰轰烈烈的写作生涯也在1989年上 半年中断了”。(注：赵亨利：《中国的虚构者马原》。)在1989年的晚些时候，确切的 说是10月16日，我收到马原的一本小说《冈底斯的诱惑》。这是它的第一版，并且这本 书是马原签赠给他朋友的；在我向他的这位朋友倾诉了我对马原的强烈共鸣后，他的朋 友将这本书给了我。楚文化肯定曾经给予马原很大的影响，如果马原仍持守对楚文化之 根的忠诚，他也许正漂泊在一条漫长的精神旅程上，像屈原那样为自己的心灵欲望而“ 上下求索”，或者像庄子《逍遥游》中的神人那样，为着人类存在的深邃而悬而未决的 难题而非日常生活中的苦恼，而冥思苦想：“之人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蕲乎乱 ，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 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注：《庄子全集》，第136 、75、33-34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寻根”及寻求身份认同做得还很不够。这一事业将来还是 必须要做的，而我们这些外国汉学家们也应该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然而在拉美文学魔 术家们特别是在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这两位文学巨人的启发下，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做出 了一定努力，并在那几年间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莫言和马原就是最好的明证。
校对：张桃洲，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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