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理解：内涵、效果与动因_中国制造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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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在极大地影响了美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引起了学界和政府当局对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反思。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以重振美国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以期促进制造业部门发展，实现经济增长重心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变。本文主要就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效果及前景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美国再工业化实质的进一步剖析，分析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国制造业发展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以及相应的政策选择。

      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内涵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开始加速调整，突出地体现在服务业产出比重的上升和制造业部门国民经济地位的下降。以金融、房地产租赁、专业和商业服务和教育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在国内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从1947年的19%，逐渐上升到2013年的76%。在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制造业部门在整个美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1950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增加值为793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7%，是按产业大类分类下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最大的部门；而到了2013年，虽然制造业部门的产值相比1950年增长了接近25倍，但产业增加值在整个美国产出中的比重却下降到了12.1%，①美国经济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去工业化特征。

      服务业更为明显的正外部性和就业效应为美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但从宏观经济发展的平衡和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制造业部门的发展仍然要给予较多关注。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美国制造业部门产出份额的下降，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便基于夯实美国经济和工业基础的考虑，提出了美国再工业化的主张。而在此之后，每当经济下滑和失业上升之时，再工业化的概念都会被加以提及，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刺激政策。美国金融危机后，“避实就虚”和“避重就轻”的产业结构发展的弊端，以及经济萧条和失业高企的现实压力，再次使得再工业化政策成为美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手段。在奥巴马政府的“新经济战略”下，以《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和《国家制造业战略法案》等为代表的体制设计，均将制造业部门的重振作为核心目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从表述形式上，再工业化以及制造业重振等措辞都强调了去工业化背景下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新回归；但事实上，虽然制造业在美国国内产出中的份额在不断下降，但从全球范围来讲，其并没有真正失去其绝对的制造业竞争力，恰恰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都可以说是世界上制造业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从产业增加值来看，在2010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最大的国家，只是在2010年之后，美国制造业全球第一大国的地位才被中国替代，成为制造业产出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在全球制造业的产出份额中，当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接近20%。②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强调的其实是美国国民产出中制造业产出份额特别是相对于服务业产出份额的提升，而并非指绝对的制造业产出水平和竞争力指标的提升。而对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成效以及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前景和影响的判断，也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有所体现。而这一点，既是本文与当前研究的最大区别，也是理解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成效和实质的关键所在。

      二、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效果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内涵在于国民经济中制造业部门地位的相对提升。从这个视角出发，对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效果，也应该在关注制造业部门整体发展状况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于制造业部门相对水平和地位的变化给予关注。对此，我们从以下四个维度对金融危机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考察。

      (一)制造业部门呈现整体复苏的趋势

      我们首先从总量意义上对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进行考察。图1给出了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生产指数、总订单指数、出口订单指数和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指数的变化情况。从图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的发生的确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变动。在2009年，无论是制造业生产指数、订单指数还是PMI指数，都出现了较大的下滑，几个指数的数值都在40以下，总订单指数更是一度下滑到23.2的历史低位。在进入2010年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企稳和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美国制造业部门也呈现复苏趋势。在2010-2014年间，制造业生产指数、订单指数和PMI指数绝大多数时间都保持在50以上，显示出相对良好的增长态势。与之相对应，美国制造业部门的产业增加值也由2009年的1.7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13年的2.10万亿美元，5年时间增长了24个百分点。

      

      图1 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景气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

      (二)制造业的产出份额并未呈现明显变化

      美国制造业部门的整体复苏既受益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也离不开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环境的改善。从当前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构成来看，不但制造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没有明显提升，其他部门的产业构成也保持了相对稳定。这一点在表1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的发生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特征。在2007-2013年间，大部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都相对稳定。这一点对于制造业也不例外。在金融危机尚未影响实体经济的2007年，制造业增加值在美国国内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为12.8%。金融危机发生后，尽管制造业在美国国内产出中所占比重有所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③2013年，美国实现制造业增加值2.0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2.1%，相对于2007年还出现了0.7个百分点的下滑。这说明尽管美国政府针对制造业部门的发展采取了诸多内外政策，但相对于其他产业而言，制造业的发展并没有特别之处，其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也没有出现根本变化。事实上，在3D打印和新能源技术等新兴行业还不具备全面产业化所需条件的前提下，美国实体经济中短期内还不会出现高收益的新兴行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在中短期内，美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源泉还不具备根本调整的内在动力。

      

      (三)制造业产品出口有所增长，但出口倍增计划已告失败

      2010年初，作为再工业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在政府国情咨文中提出旨在“缩减贸易赤字、实现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的出口倍增计划，争取在5年时间内实现美国出口翻倍。这也就意味着在2010-2015年期间内，美国对外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要维持在15%以上。事实上，在出口倍增计划提出之初，美国经济的确呈现出非常良好的出口增长态势。2010年和2011年的出口增速分别高达17%和15%，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则分别为19%和12%，远远高于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出口增长速度。但在进入2012年后，美国对外出口的增长速度开始大幅下滑，2012年和2013年总出口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4%和3%；在2013年，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对外出口更是只增长了14亿美元，增速只有0.1个百分点(见图2)，出口倍增计划已告失败。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对于美国制造业产品乃至整个出口的对外扩张而言，只具有短期解释力，在长期内，美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仍然有所不足。

      

      图2 美国出口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制造业产品的出口数据来源于UNCTAD数据库，其余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四)劳动力就业状况改善，但制造业部门就业比重并未明显提升

      从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初衷来看，除去夯实工业基础、平衡产业结构之外，在经济复苏初期典型的“失业型复苏”的背景下，创造更多就业岗位、解决失业率高启的问题也是主要的短期目标。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来看，2010年是劳动力就业状况最差的一年。在2010年2月份，非农就业人数仅有12 965万人，而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则只有1 145万人，占整个非农就业人数的8.8%(见图3)。从2010年3月份开始，劳动力就业状况开始得到改善。到2010年底，非农就业和制造业部门就业人数分别上升到13 075万人和1 160万人，失业率则从2009年10月份的高位分别下降到2012年底的7.9%和7.5%(见图4)。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态势的延续以及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美国的就业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再工业化战略的就业目标基本实现。但应该注意到的是，在制造业部门就业岗位增多的同时，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整个就业人口的比重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2008年年底，制造业就业人口占整个就业人口的比重在9.5%左右，而到了2015年4月份，这一比重下降到了8.7%。这一点再次印证了我们前文分析的结论。也就是说，美国制造业的复苏和发展更多地体现在绝对意义上，相对于美国国民经济中的其他部门而言，制造业部门的复苏和发展并没有呈现出特别之处。

      

      图3 美国就业人数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

      

      图4 美国失业率的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

      三、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受阻的原因分析

      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总量意义上促进了制造业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但相对于服务业和其他国民经济部门而言，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从根本上带来制造业部门在美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上升。因此，如果我们将再工业化战略的内涵定位于美国去工业化背景下制造业地位上升的话，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政策效果可以说是收效甚微。至于其中的缘由，现有研究大多从相对较高的劳动力成本、④消费结构和生产结构调整的刚性，⑤以及海外资本回流的困难，对美国制造业的绝对竞争力进行讨论，⑥较多地强调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现实困难，而并没有顾及到美国去工业化背景下其全球竞争力的强大。对此，我们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从美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部门发展的相互影响出发，来分析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困难的深层原因。

      我们认为，美国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虽然会通过降低融资成本、提供融资便利的方式为制造业部门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支撑，但在金融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部门的收益率却会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变化特征。因此，在当前美国金融部门过度发展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部门的收益率已经进入收益递减区间。在开放的条件下，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部门海外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大于国内投资收益率。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伴随着直接投资的净流出，美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相对萎缩有其必然性。在金融服务业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有悖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缺乏福利改进的微观条件。其虽然可以作为一种规避风险、平衡产业发展的短期措施，但在长期内，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缺乏持续推动的经济基础。

      为了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将结合制造业部门收益率的简单公式加以讨论。

      在企业生产的过程中，由于自有资金的不足，企业不得不通过外部融资的方式来满足生产的需要。此时，外部金融条件的变化便会对企业的生产行为产生影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事后道德风险的存在，企业所获得的外部融资数量是有限的，其能获得的资金总数为其初始资本禀赋(假定企业的初始禀赋为一个单位)的一个固定比例θ，⑦而θ的大小与一国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有关。在存在外部融资约束的条件下，由于生产性资本变得稀缺，相比于市场无风险利率r，实物资本收益q将获得一定的风险溢价λ。参考安特斯和卡巴雷罗⑧以及雷达和赵勇⑨的研究，相应的厂商的单位资本收益如下式所示：

      

      结合上式我们可以看出，外部金融部门的发展会在三个层面上对制造业部门的投资收益率产生影响。首先，当金融部门的发育水平θ提高时，金融部门识别企业投资状况的能力和风险分散能力都相应增加，这导致了企业外部融资环境的改善，一单位企业自有资本作为资产抵押所能够获取的外部融资数量增加，这反映了企业自有资本较高的抵押价值，使得企业实物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存在上升的趋势。其次，在外部融资条件不断改善、融资杠杆增加的背景下，企业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状况不断得到缓解，外部融资相对于内部资金的融资溢价λ下降，这又在相反的方向形成了实物资本收益率下降的力量。特别地，当外部市场过于发达时，企业将不存在外部的融资约束，λ将下降为0，此时实物资本的收益率恰好等于无风险利率。最后，对于市场的无风险利率r而言，伴随着外部金融部门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不断加以改善，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这进一步扩张了企业外部的融资需求，使得作为市场基准的无风险利率上升，⑩这也会产生对企业自有资本收益率提高的内在要求。

      综合以上分析，在金融部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物资本投资收益率的变化将取决于上述三种力量的相对大小。由于伴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状况的改善，实物资本收益率将从较高水平逐渐趋于无风险利率，而市场无风险利率又会伴随着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11)因此，在金融部门发展的过程中，制造业部门实物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将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变化趋势。

      在现实实践中，这样一种金融服务业与制造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其实对应着两层含义：一方面，随着一国金融部门发展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不断加以缓解，制造业特别是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将获得更多的支持，因此这些产业往往具有较高的产业竞争力。(12)另一方面，在存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制造业部门面临着生产边界的天然限制，产出扩张的阻力在不断增加。在只存在贸易开放而缺乏资本跨国流动的条件下，这样的两层含义对应着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伴随着一国金融部门的发展，制造业部门的产出规模会一直扩张到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较低的水平。这也就意味着在到达产业扩张的临界点之前，美国金融部门的发展会为制造业的产出扩张提供持续的推动力。而这一点，显然是与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去工业化特征相违背的。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必须要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走向深入的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在资本项目账户开放的条件下，美国金融部门发展所带来的制造业部门投资收益率的下降，势必会导致美国产业资本的对外输出。(13)与这一逻辑相对应，在美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美国不但不断地将资源从制造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也将制造业部门从美国向其他外围国家进行转移。这样的一种结果反映在表面的数据统计上，便是美国制造业部门国内产出的萎缩和去工业化特征的形成。但需要提及的是，美国制造业产出比重的下降并不是美国制造业绝对竞争力下降的结果，而是因为美国的金融服务业相对制造业而言，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事实上，在美国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巩固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部门的萎缩是在美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内在要求下，通过对外的资本输出部分让渡制造业部门的利益，使得外围国家为其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提供廉价的商品和资本供给，从而实现其国内资源优化配置和国际经济势力扩张的内在需要。这既是美国直接投资对外流出的内在原因，也成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收效甚微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在考虑资本的逐利属性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实物资本的对外输出和美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萎缩将是其国内金融部门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无论是强调实物资本向美国的回流还是资源从金融服务业向制造业部门的转移，都不符合资源配置的最优条件。

      四、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动因及中国的政策选择

      结合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不但在短期内收效甚微，长期内也缺乏资源最优配置的经济学基础。问题在于既然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并不符合美国国内资源配置的最优要求，那么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动因又做何理解呢？我们认为，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的确有平衡产业结构、促进就业、防范金融业过度发展所带来的风险集聚的内在考虑，但除此之外，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也可能在更深层次上对长期的战略收益有所图求。对此，中国要对其中的潜在风险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对相对收益的关注，是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深层动因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经济由繁荣转向萧条，在共同利益的创造越发困难的背景下，取而代之的是对红利分配的关注。(14)而对红利分配的关注不但体现为危机后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还体现在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战略角力上。这一点，在中美两国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

      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虽然存在着利益的共赢，但在中国经济地位逐渐上升、双方实力不断接近的情况下，势必会伴随着国际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赶超”与“抑制”的矛盾将不可避免。相对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非零和博弈，新旧经济大国的博弈具有典型的零和博弈特征。(15)也就是说，一国国际经济分工地位的提升，必然意味着其他国家国际分工地位的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领先国对相对利益的追逐可能会超过对绝对利益的关注，在成本承担能力占优的情况下，以短期的利益损失来换取长期的战略收益将成为最优决策。以《广场协议》为例，在1985年，美国在对外贸易赤字规模占GDP比重仅有3%的背景下，以国际收支失衡为由，强硬要求日元升值以进行对外失衡的均衡调整。从调整的短期效果来看，伴随着美国对外贸易赤字的逐渐消除，美国的国内产出增速也一路下滑。1991年，美国的贸易赤字几近消除，而产出增长却也呈现1981年之后的首次负增长。从这个角度来说，即便对于美国而言，由其发起的失衡调整策略的短期成本也是巨大的。但问题在于，虽然美国承担了对外失衡调整的短期成本，但从国家制约的角度来看，其长期的战略收益却非常显著。从1990年开始，美国的经常项目账户再度出现逆差并持续增加，随之而来的是新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与之相对应，在美国经济重现逆差的同时，日本的世界顺差大国的地位却在逐渐下降，美日逆差占美国贸易逆差的比重从1992年的75%下降到了1999年的27%，产出增速停滞不前；美日实际GDP的比值也从1985年的2.3倍扩大到了2000年的2.7倍。(16)

      虽然我们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放弃追逐绝对收益，采取“自损八百”的代价来换取“杀敌一千”的相对收益，但必须看到的是，从美国经济历次调整的过程来看，尽管美国也部分承担了调整的损失，但在调整过后，随着新一轮全球经济分工的出现，美国的收益却仍然能够得到保障。而对于其他外围国家而言，在承担了调整的成本之后，其经济增长的长期收益很难得到保证。这一点，对于当前美国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也同样重要。进一步说，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短期经济效果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战略实施过程中调整成本的分配以及不同国家承担调整成本的能力。在以再工业化战略推动的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过程中，调整成本相对较小、成本承担能力相对更强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但从长期战略的角度讲，其相对经济实力却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这一点无疑是与20世纪80年代《广场协议》下的失衡调整策略相统一的。

      同时，需要提及的是，相对于日本的“体制内崛起”，由于中美两国在政治体制和观念认同上的差异，资本主义政治体制外的中国在国际经济地位提升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外部压力更为突出。从这个角度上说，中美两国共同观念和制度协调框架的缺失，进一步放大了中美两国“赶超”与“限制”的矛盾，这既带来了中美两国在汇率政策和贸易手段上的激烈冲突，也进一步凸显了失衡调整对领先国家的重要意义。而以制造业产品出口为重要动力的中国经济在危机初期良好的增长表现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对“赶超”国家的忌惮的同时，也使得制造业部门成为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率先针对的部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再工业化战略的效果、贸易赤字的改善以及经济的平衡发展并不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终结目的，对相对收益的追逐，对赶超国家的外在限制，才是再工业化战略等再平衡政策推出的真正起因。

      (二)中国的政策选择

      如果我们将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深层起因定位于对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动限制，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美国既可以在国际市场上同中国在制造业领域进行直接的竞争，也可以通过贸易和汇率摩擦的形式实现其他国家向美制造业产品出口对中国的替代。无论何种方式，中国制造业产品对外竞争力的维持都至关重要。事实上，稳定和巩固中国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制造业出口大国地位，既是中国经济规避失衡调整成本的最优举措，也构成了我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及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因此，虽然在长期内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离不开国内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增长方式的转变，但在短期内，仍然不应急于快速推动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更不可为了增长方式的调整而进行增长方式的调整。

      从制造业竞争力维持的措施看，虽然中国制造业出口大国地位的形成离不开中国的大市场效应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长期内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高端化也是必要的趋势，但在短期内，政府对于外来资本的“超国民待遇”以及竞争性汇率制度的维持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业出口大国地位的完善，仍然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府职能的强化。事实上，政府职能的引入实质上是政府对经济的参与和干预。虽然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讲，政府职能的引入可能会带来资源配置的扭曲；但在开放条件下，政府引入的扭曲成本可能会外溢到其他国家。因此，出于对本国经济利益的关注，在开放条件下，政府政策在强调刺激本国经济需求的同时，也应加入对不同国家红利分配的考虑。这一点不但在萧条时期适用，也适用于当前中美两国的战略博弈时期。因此，维持竞争性的汇率制度，吸引优质外资持续流入，给予外贸企业必要的补贴，实现内外资企业的协调发展，仍是未来的重要政策取向。

      更为重要的，就制造业产品竞争力的维持而言，政府职能的加强还在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积极参与上。在美国再工业化和再平衡调整战略的制定中，为现有竞争优势产业和未来潜在优势产业的发展扫除制度和政策障碍，是再平衡调整的主要可能路径。而在亚太和欧洲地区推进广泛的、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协定则是主要的现实政策。一旦TPP和TTIP成为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平台，那么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新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应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点。为此，需要在推动单边和多边贸易自由化的基础上主动发起区域性的贸易政策协调，通过区域合作和利益结盟的方式，尽力扭转中美两国非对称依赖的局面，切实维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应得利益。

      ①数据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②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③事实上，在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也保持了相对稳定。在2007-2013年间，几乎所有的制造业的产值比重变化都在0.1个百分点以内。

      ④戴金平、谭书诗：《美国经济再平衡中的制造业复兴战略》，《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⑤于春海：《失衡、危机与再平衡——对美国贸易赤字的再思考》，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

      ⑥盛垒、洪娜：《美国再工业化进展及对中国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4年第7期。

      ⑦Aghion,P.,P.Howitt,and D.Mayer-Foulkes,"The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Convergence:Theory and Evidence." Quarterly Journal Economics,vol.120(2005),pp.173-222.Antras,P.and R.J.Caballero,"Trade and Capital Flows:A Financial Friction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7,no.4(2009),pp.701-744.Bernanke,B.and M.Gertler,"Agency Cost,Net Worth,and Business Fluctua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79,no.1(1989),pp.14-31.

      ⑧Antras,P.and R.J.Caballero,"Trade and Capital Flows:A Financial Friction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7,no.4(2009),pp 701-744.

      ⑨雷达、赵勇：《金融发展、金融一体化与货币国际化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⑩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为在金融部门发展的过程中会存在着金融部门与制造业部门在资金市场上的竞争行为，而资金基准回报率的上升，则可以理解为竞争加剧的自然结果。

      (11)这一结论不但得到了大量理论研究的证实(Hagen,J.v.and H.Zhang,"An OLG Model of Two-way Capital Flows: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Working Paper,(2008); Ju,J.and S—J.Wei,"A Solution to Two Paradoxe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NBER Working Paper No.12668,(2006); Ju,J.and S.—J.Wei,"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Bypass Effect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13148,(2007))，也是与全球金融资本向美国流动的现实实践相一致的。

      (12)Beck,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Is There a Lin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vol.57(2002),pp.107-131.Manova,K,Credit Constraint,Heterogeneous Firms,and International Trade.NBER Working Paper No.14531(2008).Rajan,R.and L.Zingales,"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8(1998),pp.559-586.

      (13)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在2014年，美国拥有的直接投资和股权投资资产在整个对外资产中的比重高达67.9%。

      (14)雷达：《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中国宏观经济报告》2010年第1期。

      (15)王亚飞：《大国兴起与国际经济摩擦》，《当代财经》2009年第3期。

      (16)数据分别来源于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和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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