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汉初儒学发展的历史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试论论文,地位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汉代儒学的发展，不论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人们通常将其视为汉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标志。而在汉代儒学发展的过程中，汉初儒学的复兴和确立独尊地位有着重要意义。本文想就汉初儒学发展的原因及状况等问题进行粗浅探讨，敬请方家批评。
一、汉初儒学发展的原因
汉政权建立后，思想文化领域再度活跃，一时战国时期形成的许多学派再次兴起，黄老道家、儒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就政治统治、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等问题开始了新的争鸣。儒家在争鸣中迅速发展，其势力日益强大，思想体系逐步完善，很快取代各家确立了独尊的地位。儒家的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社会政治的需要，是思想文化进步的前提，也是汉初儒学发展的基本原因。经典作家一般认为：一定的文化是对政治经济的反应，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反应不是被动的反应，而是在政治统治确立后，政治和思想意识存在双向选择的关系。汉政权建立后，战国百家争鸣中的许多学派得以复兴，他们积极迎合政治，试图用本学派的思想理论影响统治者，而统治者也有着巩固政权、长治久安的愿望。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直至武帝，无不在寻求致治的思想理论，正如汉武帝在策问中所说：“欲问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很显然，这里的“大道”、“至论”是社会统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也就是说，社会政治对思想意识领域提出了要求。而思想意识领域对此自然要作出反应，许多思想家、政论家积极探求社会统治的基本思想，把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贡献给了统治者，并逐步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汉初儒学的独尊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成了这个时期思想理论与社会政治的结合。
其二、士人儒家化是儒学发展的主要原因。一般学者认为，具有知识属性的士阶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他们是思想文化的主要载体。由于当时诸侯纷争，社会环境宽松，士无定主，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朝秦而暮楚，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有充分的自由，不时把对自然和社会的研究成果公布于世，遂形成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百家争鸣的局面。秦统一全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严刑峻法，对思想文化严格控制，以至于焚书坑儒，把士人的主体部分推倒了政权的对立面，迫使大批士人逃亡各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许多士人投身于农民起义军，与起义军联合起来推翻了秦王朝。正如《史记》所说：“陈涉之王也，而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欧瓦合适戌，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贱，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史记·儒林传》）这些士人见于记载的除孔鲋外，还有陆贾、张苍、张良、叔孙通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孔鲋。孔鲋字甲，是孔子的九世孙，以传播儒学为业，秦焚书，他将儒家经典藏于墙壁之中，陈涉起义时他隐居于魏，陈余将他推荐给了陈胜，陈余说：“今必欲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莫若师贤而友智，孔子之孙今在魏，居乱世而能正其行，修其祖业，不为时变。……其人通才足以干天下，博知足以虑未形，必宗其人，天下无敌矣。”（《孔丛子·独治》）陈涉“遂尊以博士为太师咨度焉”。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失败，孔鲋“卒与涉俱死”。汉政权建立，为了稳定统治，汉高祖刘邦下诏求贤，要求士人与政权合作，其诏书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高帝纪》）汉政权公开下诏书求贤士入仕，改变了秦代严厉打击士人的政策，使士阶层再度活跃。所以汉政权建立后，除参加农民起义，追随刘邦南征北战、出谋划策的士人成为开国功臣外，又有一批生活在下层的士人入仕，参与政治。这些士人官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总结秦短命而亡的教训，稳定汉政权的统治，为此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声势颇大的反思思潮。反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进行统治，使国家长治久安，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所说：“《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颜师古对“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的注释说：“言发迹虽殊，同归于治，但学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绪耳。”（《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谈生在当时，所总结自然接近事实，就是说各家所研究、争论的内容着重于如何巩固统治。而许多士人经过探索认为，要巩固统治，长治久安，必须接受秦严刑峻法、暴虐民众的教训，要德刑兼施，礼法并用，建立自上而下的统治秩序，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置规范，辅之以教化。他们认为只有以儒学为主，吸收融合其他各家的有益成分，才能如此。因此，士人大量转向儒学，对儒学进行研究，在博收并蓄的基础上发展儒学，使儒学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
其三、政治环境宽松，为儒学发展创造了条件。秦王朝为强化专制，对思想文化领域严格控制，焚书坑儒就是文化专制的措施。汉政权建立后，士人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对秦因此而灭亡的教训进行了认真总结，如陆贾曾明确指出：“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告诫汉统治者：要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尤其是在思想文化方面，更应实行德政和教化。他说：“虐行则怨积，德布则功兴。”（《新语·道基》）“是以君子尚宽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统远，民畏其威而从其化。”（《新语·无为》）在士人的呼吁下，汉统治者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了宽松政策。汉高祖时处于长期的战乱之后，急于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再加上战乱不已，无暇于文治，惠帝以后开始采取措施，首先废除了挟书律，高后废除了妖言令，文帝时取消了诽谤妖言罪。这种种措施实际上是取消了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恢复了士人言论、著书立说、传播知识等方面的自由。正是这种宽松的环境，使汉初诸子及各种学派再度兴起，司马迁对当时社会状况评论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说的是各学派在宽松环境下的发展概况。实际上，儒学由于在秦受限制最严厉，大批儒士逃隐各地，在汉初宽松的环境中发展最快。
其四、儒家学派的社会属性是儒学在汉初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原因。儒学相对其他学派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包容性。儒家学派形成以后，在思想内容方面，对其他学派的思想学说不仅不排斥，而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积极吸纳和借鉴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不断完善本学派的学说理论。儒家的几个大师如孟子、荀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充分，他们的学风深深影响了儒家学派。儒家不断吸收各家学说精华，充实和完善本学派的理论是其发展和在汉初确立独尊地位的深层原因。二是儒家学派最关注社会。儒学的核心内容是建立社会规范，通过规范制约社会各个阶层，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上下和谐的社会，统治阶级以仁德待下，民众以忠孝事上。虽然这些思想理论含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但许多儒学思想家都为此努力奋斗，许多儒士也为此贡献了一生。儒士关注社会，在经过秦暴政后的汉代表现得最为充分，正如有人所说：“真正发挥作用改造了汉政的，是儒生及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那一批知识分子的理论与实践。他们的努力可以说贯穿了整个汉代。他们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传统，……积极宣传与发展儒家理论，为汉政权提供新的指导原则。他们的纲领，简单说就是行仁政，尊崇儒教，与民为慧，开道求谏，礼贤敬德，实行察举，兴建太学等等。”（注：阎步克：《秦政·汉政与文吏·儒生》，《历史研究》1986年第3 期。）儒学思想理论的核心是安定社会，使社会在和谐、稳定中进步与发展。儒学的包容性使其不断吸收新的成分，补充新鲜血液，进一步得到完善和升华；儒学的社会性使其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能够广泛传播。两者相结合，决定儒学在适应的环境中迅速发展，汉初的社会环境为儒学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汉初儒学的发展和独尊则是其基本属性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汉初儒学发展的概况
儒学在汉初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儒学与政治结合，提供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使儒学逐步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在社会思想意识领域居于主导地位。二是儒学吸收其他学派理论学说的有益成分，在思想理论方面不断充实、完善，向深层次发展。三是儒学在社会各层广泛传播，成为各种学校学习的主要内容和入仕的基本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普及。儒学的发展是大量士人特别是儒士长期努力的结果。士人与儒学结合反映在汉初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士人因儒学发展并取得独尊而提高了社会地位，成为官僚集团的主要成分和后备力量，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而儒学则因儒士的积极努力而在思想意识领域确立了独尊地位。这里对儒学在汉初的发展作一简要叙述：
其一、大批儒学思想家、政论家以儒学为基础，融合各种思想学说，完善和发展了儒学理论。汉初复兴的各家，尤其是儒、法、道、阴阳等影响较大的几个学派，所阐发的理论和争鸣的重点问题大都是有关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各派既相互争辩，又互相吸收，试图建立系统的社会统治的理论体系。在这方面儒家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些儒家思想家、政论家基本上都是以儒学为本，吸收各家思想学说，探讨社会统治的理论和方法，其中最典型的是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
陆贾援道入儒，强调治理国家以道德仁义为本，以无为为用，两者结合，达到天下大治。他曾阐述说：“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事，亭落若无民。……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赏善罚恶而润色之，兴辟雍庠序而教诲之。”（《新语·至德》）实际上，是强调以儒为主，儒道结合来治理国家。
相对陆贾来说，贾谊是援法入儒，系统总结和发展了荀子的儒法一体论思想，主张用儒家的礼治和法家的法治相互为用，完善统治。他强调：“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汉书·贾谊传》）他所强调的“礼”是儒家的礼仪规范，用以制约人们的社会生活，如人们有了违背礼的行为，则用法刑进行惩治，礼法相互结合治理社会，他的思想相对儒家传统的德主刑辅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更为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董仲舒是汉初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被尊为汉初儒学的代表人物，实际上他的思想相当庞杂，简单地说，董仲舒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本，吸收了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正如有人所说：“董仲舒思想是一个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各家思想的更发展了的思想体系。 ”（注：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 他对儒学的发展最主要的是将儒家的基本理论与各家学说的有关思想相互融合，结合汉初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治理的理论原则。他在《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中对政治统治的许多原则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其比较典型的是把阴阳学说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从哲学的高度将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概括为阴阳之道，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阴阳之道是天运行的基本规律，“天道之常，一阴一阳”（董仲舒《春秋繁露·阴阳义》）。而自然和社会的各种事物、现象都受阴阳之道的支配，最基本的如上下、左右、寒暑、昼夜、君臣、父子、夫妻等等。这些关系都是阴阳的对立统一：“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阳之道的内在秩序为“阴兼于阳”，阳制约阴。因此，阳的一方是主导，阴的一方是从属，而社会政治中的三种主要关系中君、父、夫是主导，居支配地位，又称为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汉书·董仲舒传》）。“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道义》），而君主则居于三纲的顶端，有权支配其他。这样以阴阳关系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董仲舒又运用阴阳之道论述了政治统治的基本原则一德与刑的关系，根据“阴兼于阳”的原理，强调以德治为主。他论述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董仲舒传》）天道的特点自然是“任德不任刑”，因此君主遵循天道治国就应该推行德治；而德治应注重两个方面：一是行教化。他强调，仁德的君主“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而教化的方法主要是广泛设立学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汉书·董仲舒传》）。通过广泛的教育使社会成员“贵孝悌而好礼仪，重廉仁而轻财利”（《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而教化的内容则自然是儒学的仁义孝悌等，通过这种教化，广大民众就成为君主的忠臣和顺民，社会自然安定。二是施仁政。而仁政的基本内容是要统治者采取措施安抚劳苦大众，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具体的措施是“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通过这些措施，达到“民财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畜妻子极爱”（《汉书·食货志》）。这样，民众就能生活安定。董仲舒德治内容的两个方面：行教化是针对下层，施仁政是针对统治者。
仅从董仲舒政治统治的思想就可以看出他思想内容的丰富和庞杂，与先秦儒学基本内容相比较，有着较大的进步和发展。
汉初陆贾、贾谊、董仲舒为首的儒家思想家、政论家对儒学的阐发，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观点，是儒学发展的主导方面，也为以后儒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二，儒家学问家对儒学的研究和阐发，丰富和发展了儒学内容。汉初，儒学思想家和学问家有着明显区别，思想家着眼于社会，为社会安定、政权巩固而思想。他们以儒学为基础，但不受儒学约束，博采兼收，吸收各家学说的有关成分，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而学问家着眼于学术，他们主要研究儒学，探求和弘扬儒学思想和理论。秦末汉初，许多儒者为儒家学术思想的完善和发展而努力，他们摆脱外在政治势力的限制和迫害，为研究和发展儒学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他们或著书立说，弘扬儒学理论；或设学授徒，授经传道，传播儒家学说；或退居山林，探幽继绝，阐发儒学宏旨。在数量上，这部分儒士数量最多，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浮丘伯、伏生、韩婴等人。浮丘伯、李斯、韩非、张苍等同为儒学大师荀子的弟子。李斯为建立功业而去秦国，秦统一后任丞相多年，是秦王朝推行法治的代表人物。韩非成为战国后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张苍是汉初的名臣。唯独浮丘伯在秦王朝高压政策控制下，不屈从于淫威，不慕权势，不贪图富贵，“饭麻蓬黎，修道于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养。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桓宽《盐铁论·毁学篇》），教授学生，传播儒家学术思想和理论。汉初一些著名的儒士如申公、白生、鲁穆生、刘邦的少弟、楚元王刘交都是他的学生，对儒学尤其是对《诗经》的研究传播有独特的贡献，《汉书》说“汉初，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汉书·儒林传》），而申公直接受学于浮丘伯。高祖刘邦过鲁时，曾与浮丘伯等人相见，浮丘伯直到吕后时去世，终生没有入仕，以研究传播儒学终其一生。
韩婴与董仲舒同时，据《汉书》记载：“韩婴，燕人也，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然归一也。……韩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为之传。”（《汉书·儒林传》）由此看出，韩婴对《诗》《周易》的研究、阐发、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流传下来的《韩诗外传》十卷，基本内容是对孟子和荀子的思想进行了阐发和融合，并吸收法家的一些思想内容，针对汉代社会提出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正如一些学者所说：“韩婴则不同，是学者，不是政治家。故《韩诗外传》主要是学术思想，而不是政论。其中虽有历史经验的总结，但主要是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以发挥自己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注：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另外，伏生对《诗经》、高堂伯对《周礼》、田何对《周易》、公羊寿对《公羊春秋》的研究和传播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些人是先秦儒学的继承者。他们在秦王朝焚书坑儒，严厉限制思想文化时，努力学习和保留儒家经典，在汉初进行研究、阐发和传播，对汉代儒学的流传和儒学理论的完善，作出了贡献。
其三、儒士官僚亦官亦师，为儒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扩大了儒学的社会影响。儒学相对其他学科，其社会功能最明显，与社会联系也最为密切。在汉初儒学复兴和发展过程中，许多儒士或入仕中央，在行政中运用儒术，培养和选拔儒士为官；或任职地方，亦官亦师，注重用儒家思想进行教化，传播儒学，宣扬儒家思想，为儒学的普及和发展积极努力，使儒学深入于社会各阶层、各领域。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叔孙通、申培公、公孙弘、文翁、儿宽等人。
叔孙通是秦汉时期通时变的著名儒士，秦王朝时曾为博士，后参加农民起义军，追随刘邦南征北战，被刘邦封为博士，号稷嗣君。汉政权建立，任命为九卿之一的太常，率领弟子一百余人为汉王朝制定了一整套礼仪制度。后曾任太子太傅，用儒术教育太子。惠帝时再次任太常，根据儒学内容为汉王朝制定了宗法祭祀制度。同时又为汉政府培养和推荐了一批儒士。叔孙通是较早运用儒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儒士，亦是将儒学运用于国家管理机制的儒学大师。
申培公是鲁人，与刘邦少弟楚元王刘交等共同师事浮丘伯，楚元王建立封国，以申公为中大夫。刘交孙子刘戊继位，申培公与之不合，退职家居，以《诗》传授，“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千余人”。“其弟子王臧，武帝初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孔安国、周霸、夏宽等官至二千石，”为博士十余人，……而至于大夫、郎、掌故以百数”（注：见《汉书·儒林传》。（《史记·儒林传》）记载与此稍有不同，如其中说申公“归鲁，退居家教，……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就两文前后考证，认为《汉书》记载接近事实，故用《汉书》所载。）。从某种意义上说，申培公是秦汉之际儒学《诗经》传播承前启后的代表人物。
公孙弘稍晚于叔孙通，曾学春秋杂说，以贤良征为博士，武帝元光年间，参与对策。对策中，他将儒学核心内容仁义礼智与行政之术相结合，将儒学运用于治国理政之中。他在对策中强调：“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雍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敝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汉书·公孙弘传》）其用儒学的核心内容阐述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把儒学与行政相统一，其议论虽不如董仲舒天人三策博大精深，但对儒学内容的阐述，却提纲挈领，简单明了。对策受汉武帝赏识，擢为第一。从此，一帆风顺，由博士迁左内史，数年升御史大夫、丞相封侯。他“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学”，实际上在处理政务中，将儒学和吏术相结合，互为表里，自由运用，深得汉武帝信任。他对儒学的贡献最为突出的是将董仲舒对策中设立太学，培养人才，广施教化的建议付诸实践，在中央设立太学，从各地选拔“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汉书·儒林传》）的青年，到太学学习。一年后进行考试，能通一部儒经者就可以入仕。从此，正式在国家行政体制中确立了太学为国家选拔官吏的基地，畅通了儒士入仕的途径。由此开创以后数千年读经入仕的先河，儒学的发展因此而奠定了基础。
许多儒士在汉初出任地方郡守长官，他们遵从儒学重德治、施仁政、重教化的传统，既注重地方的行政管理，同时注重以儒家思想进行教化，化民成俗，从而为儒学在社会基层的传播和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文翁、儿宽等人。
文翁“少好学，通《春秋》”，景帝时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除选派本郡年青好学者去京城太学学习外，又在蜀郡设立了学校，“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循吏传》）。文翁最早在蜀郡设立学校，以儒学培养人才，对传播儒学、教化民众有重要作用，也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汉武帝很欣赏文翁的举措，“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全国设立郡县学校以儒学进行教授，这在当时是儒学普及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儒学发展的表现。
儿宽稍晚于文翁，出身下层，“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曾任中大夫、左内史、御史大夫。任官期间，以《尚书》传授，“欧阳、大小夏侯氏皆出于宽。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其为左内史时，治理地方，注重德治，为民表率。“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其行为得到民众的拥戴，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总之，我们说汉初是历史上儒学发展的时期，其主要表现是一大批儒士成长起来。由于他们的努力，儒学既向政治领域渗透，与现实政治相结合，成为国家政治的指导思想和规范臣民的工具，又自我完善，融汇各家的有关成分，在理论上向深层发展，成为认识社会、解释世界的思想学说。同时，儒士运用各种方式传播儒学，扩大了儒学在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影响，这些都为儒学的独尊奠定了基础。
三、汉初儒学发展的意义
儒学在秦王朝严重压抑下顽强存在于社会之中，至汉初得以迅速发展，终于在政治上取代各家学说走上了独尊，在社会中广泛流传，成为以后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初儒学的发展在社会和文化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其一、汉初儒学的发展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学说的特点是标新立异，注重丰富发展本学派的学说理论。由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条件的限制，始终没有系统总结、融会的机会。秦统一全国，对思想文化进行严格控制。到了汉初，国家再度统一，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各家学派出现了短暂复兴的局面。儒家利用当时的社会环境，在完善和发展本学派理论学说的同时，积极吸收其他各家学说理论的有益成分，同时，注重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培育了一批优秀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如陆贾、叔孙通、贾谊、董仲舒等，这些人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儒学进行了总结和阐发，完善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和理论。从某种角度上说，汉初是战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总结时期。在这个总结过程中，确立了儒学在中国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其二、汉初儒学的发展证明，一种思想学说的生命在于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其发展过程是曲折和复杂的，有竞争，有挑战，而在竞争和挑战中，价值逐步为社会所承认，思想理论不断完善。索罗金曾说：“文化不经挑战，无以发皇，文化遇到挑战而无反应，则即见衰微。”（注：索罗金：《Souety and Personalty The Dynamicsim Cuture》。）儒学从先秦到汉初，经历了来自不同方面的挑战，在战国的百家争鸣中得以发皇和进步，在秦王朝焚书坑儒的严厉打击下，没有消亡，顽强存在下来，在汉初诸家复兴的过程中，再次得以迅速发展，跃居独尊的地位。儒学之所以能够在竞争和挑战中发展，关键在于其自身的价值和社会功能。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所说：“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汉书·司马迁传》）虽然从司马谈对各家思想的态度来看，他比较倾向于黄老道家思想，但对儒家思想的特点评价还是公允的。正是由于儒学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社会规范的研究，靠近社会，为社会统治所必不可少，因此才有较强的生命力，在汉初得到迅速发展，获得独尊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其三、从儒学在秦和汉初的命运来看，可以折射出思想文化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思想文化既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将深刻影响社会。从整个社会历史来看，思想文化与时代政治多数情况下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但是，不论社会如何变化，思想文化的发展与政治环境有密切的关系。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汉初儒学的复兴和迅速发展，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思想文化与政治统治相对适应的时期，政治统治需要思想文化的帮助，在意识形态确立政治权威，而思想文化需要政治现实提供宽松的环境。汉初儒学迅速发展和普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宽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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