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短缺：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缺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质量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6271（2000）02—0044—07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世界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在1978—1997年间，中国GDP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9%，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指标大约是3%， 亚太地区其他经济发展较快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徘徊在5%—8%之间。[1]
中国经济的总量规模比较大，但是人均数值比较小。根据世界银行《1998／99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1997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10554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七位。1997 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860美元，在世界上排名是第81位，中国刚刚脱离低收入国家、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786—3125美元）的行列。 这说明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还没有彻底摆脱贫穷和落后的局面。
要彻底解决贫穷落后的问题，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就要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明显，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与发达国家的一致，那么中国经济就会永远落在后面。但是，经济增长不仅有数量的规定性而且有质量的规定性。如果各国经济增长质量相同，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中国赶上发达国家总会实现。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如发达国家的，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高，能否赶上发达国家仍然是个大问题。
在中外经济增长理论中，还没有出现测评经济增长质量的系统、成熟的指标体系。本文把这种指标体系归结为经济福利、激励机制、技术创新、供求结构、增长率和利润率及生产效率、稳定性六大向度。
经济福利是测评经济增长导向的向度。经济福利应当与经济增长同步增长，两者应当是正相关的。激励机制是测评经济增长动力的向度。经济增长动力决定经济增长的运动质量，主要包括结构性动力和要素性动力两种，结构性动力的核心是制度，要素性动力的关键是知识。技术创新是测评经济增长动力的另一个向度。经济创新是新知识的源泉，主要包括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两种。供求结构是测评经济增长实物形态的向度。供应结构和需求结构都有结构合理与否、层次高低与否的区别。不同供求结构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是不相同的。增长率、利润率和生产效率是测评经济增长价值形态的向度。这三个指标各有侧重，基本上是同构、同向的，与经济增长质量也具有正相关的关系。稳定性是测评经济增长过程的向度。现实增长率等于潜在增长率是经济增长保持稳定的根本条件。只有把经济增长的自然波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才能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这六大向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包括经济福利、供求结构、增长率、利润率、生产效率和稳定性，是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最终结果；另一部分包括激励机制和技术创新，是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形成原因。因为这两者具有引起和被引起的因果关系，所以测度经济增长动力既是最重要的，又是最困难的。
一、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主要表现
第一，片面追求增长数量，增长质量难以保证。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导向一贯定位在增长数量上，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根本没有将经济增长与经济福利联系起来。人们把经济增长的数量等同于经济增长本身，数量冲动特别强烈，热衷于上项目、铺摊子，大搞速度攀比。1958年的“大跃进”和九十年代前期的盲目投资热是这种导向的极端表现。
由于经济增长的导向定位在数量上，因此经济资源的配置就以数量的扩张为目标。人们只关心产出有多大，既不管实现这些产出所付出的成本有多少，也不管这些产出本身有多少价值。在这样一种导向的牵引下，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就难以保证。
从历史进程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只有高速度而没有高质量。中国和韩国经济增长过程的对比可以证明这一点。1961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86美元，1960年中国的该指标也是86美元，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相等的；从1962年到1984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是8.4%，从1961年到1984年中国的该指标是7.28%，与韩国的相近； 1984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160 美元， 而中国的该指标却只有310美元，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巨大的差距。[2]简单地说，经济发展水平是由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这两个方面决定的。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虽然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与韩国基本接近，但是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比韩国低得多。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原来中韩可以并驾齐驱，现在中国只能望其项背了。
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净出口因素作用小。
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三大产业带来的。产业结构逐步更新，其趋势是：从第一到第二到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目前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产业结构的层次还比较低，经济增长主要是由第二产业所推动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比较小。 根据世界银行《1998／99年发展报告》的有关资料统计，在1978—1997年中，中国新增的国内生产总值的8.1%来自第一产业，66.3%来自第二产业，25.6 %来自第三产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1997年在中国分别是20%、51%和29%，在印度是27%、30%和43%，在日本是2%、38%和60%，在韩国是6%、43%和51%。这三个百分比1980年全世界的平均值是7%、38%和55%。由此可见， 在产业结构的提升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上，中国不仅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比主要发展中国家都差，甚至不及世界平均水平。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只有这三驾马车用力均衡，经济才能稳定增长。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特别是私人消费）一直是牵引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总体上看净出口要素所起的作用最小。从1979年到1997年，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的贡献率依次为50%、35.6%和14.4%。[3] 根据世界银行《1998／99年发展报告》统计，1997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是：总消费占60%（其中私人消费占49%），投资总额占35%，净出口占5 %。中国产品难以进入和占领国际市场的主要原因是质量低。因为在产品、资金和技术方面与外界交流的渠道狭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受到严重制约。这两个方面很容易构成一种恶性循环。
第三，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贫乏的产品附加值。
经济可以理解为各种经济资源投入、相互作用和重新生成的过程。经济增长是以价值的转换为基础的。从价值形态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低效率，二是低利润。
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采取粗放的方式，投入大而产出小，是低效率的。从国际经济比较来看，同样的产出在中国需要付出更多的投入，或者说，同样的投入在中国只能得到更少的产出。首先从能源的使用情况来分析，中国能源使用的效率是非常低的。1995年，中国每千克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是0.7美元，只分别相当于印度、日本、 韩国和美国的41%、12%、39%和27%，远远达不到全世界的平均水平，甚至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都相差悬殊，更遑论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差距了。
中国企业产品的附加值很小，新增的国内生产总值主要是投入的转换和堆积，而不是以投入为载体重新创造的价值。中国的利税总量和人均利税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不前，利润增长速度远远慢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可以通过比较中国和美国的有关经济指标说明这一点。在1978—1996年中，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率（按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是9.87%，而美国的该指标只有1.42%；中国的利税年均实际增长率（按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是2.23%，美国的该指标是 2.59%。如果仅仅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8.45%）来看， 中国的发展好象比美国的发展快得多。两国的利税实际增长率也比较接近（0.36%）。但是两国经济增长率根本性的差别在于：中国的利税实际增长率比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低7.64个百分点，而美国的利税实际增长率比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高1.17个百分点。[4]
第四，缺乏内在稳定机制，增长过程波动过度。
过度波动是经济增长的非常态，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它损害经济系统的耐力。经济系统是一种由各种经济要素所构成的社会有机体，它的承受力和成长性都是有一定客观条件约束的，需要合理地利用和发挥。经济系统的耐力就是经济系统的动态效率，也就是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长期的过度波动会使经济系统反复无常地转过来折过去，伤筋动骨，元气丧失，持续增长能力大受挫折，长期经济绩效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它增加经济运行的风险。经济系统安全运行是经济增长取得实际成效的必要条件。对经济系统危害最大的是两大陷阱：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如果经济系统滑入这两个陷阱，经济增长都会受到毁损。经济增长过度波动具体表现为经济过热和经济过冷两个过程的交替出现。经济过热容易诱发通货膨胀，经济过冷往往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停滞。
中国经济缺乏健全的内在稳定机制，既是高增长的又是高波动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向和速度，事前难以预期，事中难以有力控制，事后难以取得规律性认识。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度波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频率高，在1953—1995年之间，完整的波动累计出现8次，平均3—6 年就有一个波动周期。二是幅度大。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的波动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在1953—1977年中，有20年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超过50%，有11年变动幅度超过100%，最高的变动幅度是1921.41%，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过度的现象有很大程度的好转，但是也没有得到根治。在这18年中，有4年经济增长率变动幅度超过50%，有两年变动幅度超过100%。
二、知识短缺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动力不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互动增进的知识和制度两个方面。自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制度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主要的激励力量，交易成本大为降低。相比之下，中国的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进展迟缓，生产成本的降低还大有余地。这集中表现为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
（一）制度创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僵化的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旧制度的僵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单一的所有权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在这种僵化的制度下，整个社会劳动激励严重不足，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是很有限的，创新也只能是一种自发的、零星的活动，人们普遍选择“搭便车”的策略。同时，经济组织和管理经济的方式严重政治化，主体不明，联系不畅，交易成本人为地扩大，经济效率低下。于是经济的实际增长率总是局限在自然增长率的范围内。
逐步完善和推广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约束经济增长的制度瓶颈，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引擎。 这些改革开放政策主要包括：1978年前后在农村全面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4年起在城市逐渐展开的放权让利和利改税；1992年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经济。这些政策把人们的努力与报酬紧密联系起来，给人们提供了寻求和把握经济机会的自由，从而产生了制度激励功能。这些政策缩小了原来在创新活动中存在的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巨大差距，使得个人从事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大大增强。这些政策在市场的基础上合理界定了国家与企业的相互关系，形成了一整套收放自如的宏观调控措施，提高了经济组织的效率。
1953—1977年中国产出平均增长率6.9%，1978—1995 年中国产出平均增长率是10.1%（根据李京文等《生产率与中国经济增长》一文有关统计资料计算）。在这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中，中国在技术的创新和运用方面有进步但是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制度方面有实质性的变化。由此可见，制度创新是中国产出增长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制度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推进作用是立竿见影的。在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的1978年、1984年和1992年，也就是中国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最大的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国内生产总值）依次是11.7%、14.7%和14.1%，分别是三个不同时期的高峰。当中国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递减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当中国制度创新的边际收益为零时，中国经济增长就几乎停滞。中国经济随着制度创新及其边际收益的变化而呈现出周期性波动。
（二）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一系列显性问题的直接原因是知识短缺
首先，产业结构难以提升主要是因为新知识准备不充分。新知识产生是新产业产生的必要条件。没有新知识，产业结构就不可能更新，经济增长质量就不可以提高。可以用专利权申请文件的数量说明知识创新状况。中国的这个指标是非常低的，说明中国知识创新能力低下。根据世界银行《1998／99年发展报告》统计，1995年居民和非居民专利权申请文件的数量，在中国分别是10066和31707，在日本是335061和53896，在韩国是59249和37308，在美国是127476和107964。
其次，产品国外市场小主要是因为知识含量小。从1987年到1996年，中国工业制成品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从66.4%提高到85.5%，但是其中高技术产品只有5.1%，也只占工业制成品的5.9%。同时，初级产品占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却有14.5%。根据世界银行统计，1996年高技术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在印度是10%，在日本和韩国都是39%，在美国是44%。
再次，经济增长低效率、低利润主要是因为知识的投入和作用不大。这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和作用的知识具体表现为科学技术。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揭示：技术是内生的，并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提高生产效率、获取利润方面，技术的作用是最大的，远远超过资金和劳动力的作用。技术因为获利能力最强，所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是在中国的经济系统中，技术要素数量较少，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上属于增加投入型，特别是依靠资金的投入。例如：199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12.6%，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是28.5%，货币增长率是34.4%。1981—1995年中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的贡献率是39%。在这14年中，科技进步贡献率大于资金贡献率和劳动力贡献效率之和的只有3年（1982、 1983和1984年），科技进步贡献率同时小于资金贡献率和劳动力贡献率的也有3年（1989、1990和1991年），科技进步的最小值是19.17%（见表三）。早在1956年索洛就用“余数法”计算出：美国经济增长的87.5%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70—80年代世界银行对38个国家和地区的技术进步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速度平均是2.7%， 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是50%，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速度平均为 2.0%，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速度的贡献为31%。
表三 1981—1995年中国生产要素贡献率年份
技术进步贡献(%)资金贡献率(%)劳动力贡献率(%)
1981 基年
基年基年
1982 59.6222.78 17.60
1983 61.3722.26 16.01
1984 54.7026.05 19.26
1985 40.4934.62 24.89
1986 34.0240.76 25.22
1987 36.1639.16 24.68
1988 36.7237.31 25.97
1989 26.0043.59 30.41
1990 19.1751.17 29.66
1991 22.4050.44 27.16
1992 30.0146.33 23.66
1993 40.8237.92 21.26
1994 40.0639.36 20.58
1995 44.6335.41 19.96
资料来源：《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作用测算》，姜均露主编，中国计划出版社，第52页。
最后，经济增长过度波动主要是因为缺乏持续稳定增长的知识力量。因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所以只有技术的持续稳定的进步才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可靠保证。
翻开1996年《世界银行各国经济地图册》， 可以发现：在1985 —1994年期间，泰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是8.2%， 高居排序榜首；韩国的该指标是7.8%，排名第二；中国和新加坡的该指标是6.9%，并列第三。这被许多人惊呼为“亚洲经济奇迹”。但是，在1997年，从泰国开始，亚洲爆发了震撼国际社会的金融风暴。这实质上是经济增长过度波动的极端表现， 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持续稳定的技术进步。 早在199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鲁格曼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亚洲“奇迹并不存在”。在《虚幻的亚洲经济》一文中，他认为：所谓的“亚洲经济奇迹”并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的，而是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而实现的，这种单纯的投入增加不能提高生产率，所产生的利润也会越来越少。他还预言“中国经济在21世纪也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一点首先是由于它占有的科学水平和知识数量决定的。”中国经济虽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幸免于难，但是仍然属于亚洲发展模式。克鲁格曼的预言不一定准确，但是值得注意。
在已经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国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起伏不定的，既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也没有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六五”后四年（1982—1985）技术进步贡献率平均值是54.13%，“七五”期间（1986—1990）该指标是30.41%，比“六五”后四年减少将近24个百分点；“八五”期间（1991—1995）技术进步贡献率平均值是35.59%，比“七五”期间又增加大约5个百分点。起伏不定的技术进步不能熨平由制度创新所引起的经济震荡，是中国经济增长过度波动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对策分析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分析必须深入到动力机制的层面，如果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就可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办法。
关于制度、知识和经济增长质量，有几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决定经济增长的上限，而制度通过加速或延缓知识的作用而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既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加速器，也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第二，知识的积累具有长期性，主要取决于现有的知识存量和投资，制度的创新具有瞬时性，主要取决于人们的认识；第三，知识的增进能够促进制度的创新、是制度创新的源泉，制度创新能够形成知识积累的良好环境，有利于提高知识使用的效率。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克服困扰经济增长的制度症结，制度不均衡的现象依然存在。因为旧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压抑非常沉重，所以以制度创新为重心的改革开放所释放出来的经济增长潜能也非常强劲。旧制度的产生和存在也有深厚的渊源，新制度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在中国制度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同时应当看到，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制度的基本问题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决，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比较合理的制度准备和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从两重动力的配合和协同来看，中国的特点是制度先行、知识滞后，制度的推动作用呈递减趋势，知识的推动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因此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问题不能过分依赖政策，特别是不能用主观随意的制度变迁代替稳打稳扎的知识积累。
要彻底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可以采取以知识为重心的整体推进策略。简单地说，这种策略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建立知识与制度并存、知识先行的双重动力机制；第二，坚持以知识经济为导向、多种经济形态并存的发展道路；第三，加强在教育、科技、制度、经济全球化、产业结构和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知识存量，迅速提高知识更新能力，充分发挥知识的效用。
[收稿日期]2000－01－20
标签：国内生产总值论文; 贡献率论文; 制度创新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中国动力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