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特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技术研究论文,特征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3)07-0092-06
西方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是女性主义和技术哲学领域交叉结合的产物，相对于女性主义科学研究，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起步较晚且相对欠成熟，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产生且渐渐形成一定影响。它先后经历了“技术中的女性问题”到“女性主义的技术问题”的理论转向。前者试图重读技术史，重新发现淹没在技术史文本中的女性发明家的身影，并对现代技术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进行反思。后者则试图在社会与文化结构中探讨“性别-技术”的相互形构过程，以“性别分析”为核心对“性别化的技术”以及“技术化的性别”进行透视与反思。这些研究既构成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的补充视角，形成了对技术新的认识与反思，同时拓展了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外延。
一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经验论特征
“女性主义经验论”这一术语最初由女性主义者哈丁提出，她认为，女性主义经验论为女性主义的“合理”提供了某种根基。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将技术区分为“好技术”与“坏技术”，并把包含性别偏见的技术归入“坏技术”的行列，认为只有不断扩大女性成员参与数量与基于更多“女性经验”的技术实践，更多关注技术领域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才能消除技术领域的性别偏见。女性主义经验论的技术研究，在批判传统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同时，强调倾听女性话语的重要性，并赋予女性经验在技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借助女性的参与和建构，通过严格遵守理想的技术范式，建立反映自然和社会真实面貌的、客观的、无性别偏见的认识论。①辛西亚·科克伯恩(Cynthia Cockburn)与苏珊·奥姆奥德(Susan Ormrod)对微波炉技术的设计使用的研究；凯斯瑞恩·摩根(Kathryn Pauly Morgan)与凯斯·戴维斯(Kathy Davis)对整容技术的研究；芭芭拉·杜登(Barbara Duden)对“可视技术”的研究；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对避孕技术、脱离子宫怀孕技术的研究；卡斯波(Monica Casper)和克拉克(Adele Clarke)对子宫癌显示器技术的发明与使用的研究；谢里·特尔克勒(Sherry Turkle)对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库克本(Cynthia Cockburn)对电脑打字技术的研究；白馥兰(Francesca Bray)对中国古代妇女在房屋空间技术、纺织生产技术、家庭劳动与生育技术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研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对赛博技术的研究，等等都是基于女性主义“经验”的技术研究的典型案例。她们坚持海伦·朗基诺、李·尼尔森、南茜·图安娜、伊丽莎白·安德森等女性主义哲学家持有的女性主义经验论的立场，批判传统的技术研究只从男性的经验出发，只关注男性强调的那些技术或“技术-社会”问题。可见，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特点之一就是从女性经验的视点出发界定需要研究的技术问题，并把它作为衡量技术的一个重要指标。
女性主义学者在以技术为研究对象时，从经验出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技术问题”，扩大了技术研究的领域或范围，说明了为什么在技术的发明、设计、创新与使用的过程中有必要关注女性因素，为更多的女性进入技术领域创造机会，为更多的技术关注女性创造机会，这是一种外加的“嵌入式”经验，并没有触动传统研究过程和技术解释的逻辑。从这个层面而言，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阻力就可嵌入那些已经得到广泛尊重的传统技术结构，这样，它既可和经典的主流技术哲学研究进行非对抗性的对话，也可为女性主义研究开辟新的“领地”。
当然，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经验论特征也遭到了一些非议。有学者认为，作为一种“辩护策略”女性主义经验论显得过于保守，它保存、保护、保全了对具有智能及政治力量的科学技术质询的理解；使女性主义研究的结果能够进入传统的科学技术结构，并且，当传统认识论已经较少被用于证明科学技术的正当性时，它也会减少这一过程的障碍。在女性主义经验论中，有几个关键性的概念：经验适当性、背景理论、理论价值、科学(技术)共同体，它们都源于后实证主义的新经验主义流派和后库恩哲学理论研究。以经验的适当性作为最终标准用以判断信念与理论的可接受性，这一观点同样是范·弗拉森建构经验主义的理论主旨。因此，经验论可以合理地整合当代新经验主义流派。②总体上，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从女性的经验来理解技术，这种技术认识既纠正了“非女性主义经验”中存在的偏见，也纠正了以往技术哲学研究及技术实践中的发明、创新与技术使用对女性经验的“遗忘”，更纠正了以往技术实践以“男性经验”替代“全人类经验”和以“男性经验”去解释“女性经验”这一做法。
二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立场论特征
理论的归谬首先归结为立场的归谬。③“一种立场是一个社会关系中的客观位置。”④这个位置首先是某种观察位置。这个位置不是某种“在那儿”的位置，而是一种可以流动、可以选择的观察视点。女性主义经验论较好地解决了“技术中的女性问题”，而女性主义立场论需要回答的是“女性主义中的技术问题”。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不只是关于技术领域中的女性的研究，也不只是“技术问题”由女性来进行的研究，而且是在技术领域为女性说话的研究。女性主义研究的重点，就在于“从女人的立场出发探索日常世界”，内在地包含着一种新的主体意识、价值观、思维框架，由于女性更能洞察社会现象，所以，她们的观点是更加深刻和复杂的，因而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确的、复杂的知识。⑤
在已有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案例中，基本上体现了女性主义立场论的特征。弗尔克勒(Faulkner)在研究工程技术领域中的性别问题发现，大多数国家技术与工程领域中的女性所占比例相当低。导致这一结果是因为女性对工程技术“不感兴趣”，而之所以“不感兴趣”，是因为现代技术与工程在文化上被建构为具有“男性气质”特征，技术的“男性化”与男性的“技术化”的建构是同一个过程。⑥弗尔克勒的论证无疑是站在女性立场，为女性在工程技术领域的缺席进行文化诠释。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提出，“妇女作为劳动大军中的崭新的、最不稳定的成员和资产阶级社会里最易被牺牲的成员，在一段短短的插曲之后就被排除于生产之外。技术要与社会总结构结合起来，社会总结构才是决定妇女劳动关系的要素”。⑦米切尔显然是站在“女性解放”的立场来解读“性别-技术-社会”的关系。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作为一种新技术产品出现的赛博改变的不只是呈现于我们面前的世界，同时还有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这种新的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模糊了传统语境中人/自然、人/动物、动物/植物、有机/无机等诸概念之间可厘定的边界。赛博女性主义从经验层面对赛博空间中出现的虚拟性别、虚拟性关系等诸种问题的思考站在女性立场，呼唤“后性别时代的到来”，呈现出一种基于性别解放的技术乐观主义情绪。⑧当爱因斯坦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时，他的极具数学天赋的妻子米列娃(Mileva Einstein Maric)却几乎无人知道。尽管1905年最初的相对论理论的文章上有他们夫妻俩的名字，但她的名字在公开发表的最后版本上却被删掉。⑨这样的事例无疑表明“技术史上为什么少有女性”是一个伪问题。
在技术研究时，为什么女性的立场会比男性的立场更好?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拥有与男性不同的独特经验，由于在性别关系中女性处于受压迫的社会地位，这使她们拥有不同的批判视角。男性以他们的立场建构起了已有的科学技术体系，但是他们作为既得体系的受益者，缺乏“换位思考”，没有“感同身受”，只能形成缺乏女性性别维度思考的保守立场而无法获得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性思维。“比起仅仅从科学技术变革中受益最多的群体的角度认为合理的分析来，有关科学技术变革会不会和怎样起作用的这种边缘生活的立场，可以导致更客观的描述。……从更客观的立场来看，胜利者对时代的命名可能不是最准确的。以失败者的生活为出发点，可以系统地扩展我们的知识。”⑩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立场论要求承认所有的人类信念(包括科学信念、技术信念)都是社会情境化的，但同时她们要求通过批判性的评估，决定哪些社会情境、“立场”有利于产生“最可靠的知识”，她们试图对“历史上具体化的信念”与“客观性最大化的信念”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合理的说明，以便走出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极对立。(11)
但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立场论特征也遭到了一些批评。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博安(J.Bohan)指出，女性主义立场论至少存在以下困境：立场论追求“普适性”，与女性经验本身的多元化存在内在矛盾；立场论声称的性别压迫虽然认同女性立场，但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父权制社会对女性压迫的“合法化”；立场论静态地将社会性别当做是个体人格结构系统的一个方面，而不看作是她们生活的社会实践系统的产物或反映，似乎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立场论主张的存在某种独特的女性认知与生存方式隐含了本质主义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强化了两性的传统性别角色定位；本质主义所秉持的性别差异信念缺乏有力的经验论证，许多持女性主义立场的研究存在着方法论问题、理论的非自洽性问题等。(12)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立场论，不管存在多少局限性，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学术策略，仍然是有其必要性的。白馥兰从女性立场出发，突破传统技术史研究方式，将技术史描述的那些近现代技术概念的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进行颠覆，将日常家庭生活中的技术实践活动纳入“技术”的视野，在此基础上，她使用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概念“女性技术”，由此进一步分析与论证中国古代女性在诸多技术领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突出了女性在技术史上的位置。(13)反过来想，倘若没有女性主义立场，女性的这些技术发明还不知道要藏匿在技术史的海洋中多久。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立场论“聚焦于性别的差异，聚焦于女性与男性境遇之间的差异”。(14)站在女性主义立场“说话”，无论对技术领域的性别平等还是对技术本身诸多问题的解决，无疑“多一个立场比少一个立场”好。
三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多学科与跨学科特征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就像其他女性主义研究一样，从具体方法来看，实际上采取的都是“多学科研究方法”。作为一个领域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是一个由多种学科和专业知识构成的学科领域，具有鲜明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性质。女性主义技术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两层涵义：其一，基于女性主义基本理论，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以外的其他学科诸如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技术；其二，基于技术领域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对该领域的技术或工程进行性别维度的诠释。对于这种多学科研究的方法论特征，女性主义学者舒拉米特·瑞恩哈茨(Shulamit Reinharz)指出：“女性主义研究似乎是变形虫，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任何方向都有可能变换，所有的学科都有可能涉及，所有的方法都有可能运用……女性运动提供的营养滋生养育了这条变形虫，女性运动又是被女性所受的欺凌和怀抱的希望所孕育的”。(15)
在已有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中，大多数都涉及跨学科性质研究的特征。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在其著作《繁盛之阴》中通过“历史的路径”、“医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路径”、“中国医学史上对身体的文化建构路径”，考察了中国古代的妇科技术。(16)该著作不是仅仅从一般技术史的角度考察中医妇科学的内容和历史，而是从社会与文化等角度，着力探讨中国古代女性作为一种特殊性别，在中医学中所承当的文化角色。从所涉及的研究方法来看，费侠莉总体上是采用了女性主义的视角，但却综合运用了技术史、文化哲学、中医理论等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生态女性主义者蕾切尔·卡森(Rachel Karson)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一书中，采用“经验研究”的方式，通过大量的事实揭示了杀虫剂滥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从而将一个“鸟语花香的春天”变成了一个“寂静的春天”，对农药技术到底是“杀虫剂”还是“杀生剂”提出了质疑。全书大量地采用了有机化学的学科知识与方法，除此之外，为了达到更深刻的理解，卡森还结合了生态学、技术史等学科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对“劳动-性别-技术”的关联性研究中提出，女性主义只是其“立场”，更多地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与心理学等多学科来把握问题与回答问题。斯坦利(Stanley)和怀思(Wise)认为：“‘女性主义研究’是来源于女性主义意识，这种意识导致此类研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17)回看已有的诸多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案例，“女性主义研究”可理解为只是一种基于女性主义意识(feminist consciousness)的研究，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来自其他学科。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特性，正好说明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实际上“没有”自己的方法。女性主义社会学家马乔里·德佛(Marjorie Devault)认为，女性主义研究者并没有发明什么新的方法，只是对现有的方法进行了某些修改。(18)她认为，如果真有所谓的“女性主义方法论”，也只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女性主义者重视“挖掘”工作，扭转仅仅是男性所关注的实践，将女性所处的位置和视角揭示出来。(2)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技术上女性主义者谋求研究过程中对被研究者的“伤害和控制”最小化。(3)在方法论的价值取向上，女性主义者支持对女性解放有价值的研究，并希望此类研究对于促进女性提升的社会变革或行动起到价值导向作用。马乔里·德佛认为，这些女性主义方法论准则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摒弃传统的、冷漠的、无情感色彩的所谓社会研究的“客观”程序。(19)
鉴于技术本身的“多学科性”与复杂性，研究技术问题的女性主义学者很多来自相应的技术领域，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相对于其他类型的女性主义研究，其跨学科的特性就更加明显。
四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社会建构论分析特征
技术不同于科学，它的社会属性更强，因而几乎所有的技术研究，都无法脱离“技术-社会”的分析框架。已有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也不例外，只是她们把“技术-社会”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展为“技术-性别-社会”框架来展开。总体上看，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均反对社会的技术决定论与技术的社会决定论，把社会建构论作为自己研究技术问题的分析框架。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把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理论产生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SCOT)作为其主要的分析工具与框架。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常用的“社会性别”这一范畴，是向19世纪西方盛行的生物决定论、女性性别的本质主义及女性的传统社会角色挑战的产物，本身就是对社会建构论的一种理论运用。“社会性别”使传统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研究实现了“社会转向”，指明女性地位低于男性不是生理结构差异而是父权制社会“建构”导致的结果。在“社会性别”理论看来，女性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是社会“平行四边形”法则“扬弃”的结果，女性问题不能机械地取决于性别的“本质主义”、生理维度的“自然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社会性别”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甚至它本身就是一种分析方法。
已有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与“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在某些方面是有共同点或相似性的。
其一，两者都注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同时“在场”。不管是SSK还是SCOT，研究主体与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及工程师都是同时“在场”的。实际上关注“技术与性别”的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主体，她们同样与技术专家或工程师都是同时“在场”。玛丽亚·洛汉(Maria Lohan)认为，技术作为一种文化产品，交织于语言与意义系统中，技术、语言与意义的社会化同时也是性别化的过程，性别之网与社会、技术交织的“无缝之网”镶嵌为一张网。为了能够探究技术领域中性别问题，性别必须被单独提取出来作为一个可分析的变量，研究主体必须深入男性占据的实验室以及工程项目研究中，找到这个变量与其他因素的动态关系。(20)
其二，两者用于分析的基本概念相似。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解技术领域中的性别偏见，使技术的发展与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吻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技术建构主义研究中的三个关键的分析概念被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轻车熟路地拿来使用。第一个是“解释的灵活性”(interpretative flexibility)。它是指技术或技术制品的意义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技术使用中“重读”技术的价值与意义。以男性为主体的技术发明与创新者在制品形成的过程中诠释了它的最初意义，但是女性，虽不是技术制品的创始人，但往往是技术传播与技术使用者，在这个过程中，她们可以对该技术赋予新的内涵与价值。第二个是“剧景/剧本”(scenario/script)。“解释的灵活性”说明技术的意义随着不断的建构而在不断的流变，而“剧景/剧本”则说明了技术意义中“变化中的不变”的那部分。之所以会有不变的部分，是因为有些技术有着固定不变的且占绝对数量的使用群体和解释群体。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者也是用这个理论把那些男性几乎不闻不问，女性必须一天到晚打交道的技术称之为“女性化的技术”，并以此为研究线索，揭示女性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起到的看上去可有可无实际上却很关键的作用。第三个是“施动者”(actant)。技术建构论者把技术看作“施动者”，认定技术的功用与文化意义的变化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经验的形成与改变。洛汉指出，在这里，“技术的”与“社会的”之间的边界、“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边界，两者产生了某种联想式的类比。从技术是“施动者”的意义上看，技术与“男性气质”相联系，“女性气质”与技术的“去技术化”的过程相联系，两者又产生了某种内在关联与契合。女性化往往意味着社会化，而社会化则意味着去技术化。
因此，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理论上女性主义技术研究与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一开始就具有了某种相伴相生的意蕴，甚至可以认为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就是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研究“大家族”中的一个成员。瓦克曼(Judy Wajcman)认为，已有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的“以行动为导向”的研究忽略了技术实践的结构问题，包括性别结构。(21)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如果把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当做一个单独的“门派”的话，那么它是对已有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研究的“性别缺失”的一种有益补充。
总体上看，女性主义技术研究是对近现代西方主流文化的反思、批判与重构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既是女性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延展与深化，也是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一方面有助于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女性主义对于技术的反思与探索，为进一步深入了解技术与“技术问题”的本质，及“性别与技术”的关系提供有价值的视角与途径；另一方面有助于在整个文化体系处于强势地位的现代化社会，提倡性别平等与性别解放，并从技术视角重读女性的价值，重估女性的生命意义。
女性主义技术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特征，实际上是“四位一体”的，即研究者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凸显女性经验的重要性，以社会建构论为主要分析框架，运用多学科与跨学科的方法对“技术与性别”问题进行探究。也就是说，这四个特征既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的不同侧面体现，又是相互关联且浑然一体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存在的上述特征亦体现了某些缺陷：已有研究更多关注于对具体技术中的性别问题研究，其研究尽管与当前技术哲学研究所倡导的“经验转向”具有一致性，但从经验层面进一步上升到全面与系统的理论反思则存有拓展空间。部分学者对女性经验与立场的过分强调，容易导致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效果上反而强化技术领域的性别二元对立。已有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以技术的社会实践为中介审视性别、社会与技术的“三位一体”，缺乏进一步的哲学层面探析，从而对技术的性别问题难以进行更深刻的把握。这些不足也是女性主义技术研究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的方向。
注释：
①(18)郑丹丹：《女性主义研究方法解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第12页；第24-25页。
②成素梅：《海伦·朗基诺的语境经验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8期。
③Diemut Bubeck，“Feminism in Political Philosophy：Women's Difference”，Feminism in Philosoph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85-201.
④桑德拉·哈丁：《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和认识论》，夏侯炳、谭兆民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202页。
⑤吴小英：《女性主义社会研究述评》，《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⑥Wendy Faulkner，“The Power and the Pleasure? A Research Agenda for‘Making Gender Stick’to Engineers”，Technology， and Human Values，Winter，2000，Vo1，25，No.1，p.110.
⑦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第19页。
⑧Donna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Routledge,1991,pp.1-4.
⑨Hilary Rose，Love，Power and Knowledge，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4，p.2.
⑩章梅芳、刘兵主编：《性别与科学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第95页。
(11)洪晓楠：《科学文化哲学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第314页。
(12)Bohan Janis，Regarding Gender Essentialism，Constructionism and Feminist Psychology of Gender，Routledge，1997， pp.34-39.
(13)(16)刘兵、章梅芳：《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科学出版社，2005，第148-149页；第57-59页。
(14)麦克拉肯、艾晓明等主编：《女性主义理论读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519页。
(15)Reinharz Shulamit，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243.
(17)Stanley Liz,Wise Sue，Breaking Out：Feminist Consciousness and Feminist Research，Routledge ，1983， pp.31-32.
(19)Devault Marjorie，Liberating Method：Feminism and Social Research，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0-32.
(20)Maria Lohan，“Constructive Tension in Feminist Technology Studie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No.12，2000，pp.895-909.
(21)J.Wajcman， “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Technology Studies：In What State Is the Art?”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No.3，2000，pp.447-4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