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指标的统一尺度_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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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面临21世纪社会发展与持续发展问题,衡量社会发展指标体系问题就显得格外突出。虽然我国对社会指标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定成绩。李冬民同志的论文是经过近十年钻研的佳作,尤其是在建立在社会学理论基础上探讨社会指标体系方面,有独到见解,供同行参阅、讨论。

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研究和制订社会统计发展和规划的指标(简称“社会指标”)与社会指示器的任务,已日益紧迫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一重大任务的完成,需要多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众多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在内)、多部门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里首当其冲的,则是与社会指标直接有关的社会学和统计学这两个学科。

对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的研究工作,在我国仅是开始,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它的历史也不长。从六十年代中期美国首先提出和运用社会指示器的基本思想到现在,也不过刚刚二十几年的时间。二十多年中,由于社会发展的实践需要,社会指标的基本思想和理论已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和注意。世界上一些国家,如美国、法国、苏联、罗马尼亚、印度等国已开始建立和运用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并且分别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尽管如此,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毕竟是一个新事物,它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是年青的,不成熟的,它有一系列理论和技术方法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得到解决。在这一系列尚未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中,目前最主要的是整个社会指标系统缺乏一个建立在能统一各项社会指标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的社会指标尺度。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引起大家的共同讨论。

一、社会指示器的机制和实质

为了讨论社会指示器的尺度问题,我们首先应当明确社会指示器的机制和实质。

社会指示器,望文生义,不难理解为是一个对社会进行测量的仪器,它在形式上是一套严密而完整的社会指标系统。它的机制和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测量、记录社会中的各种资源、能量和信息,描述社会变化过程和发展趋势;

(二)、体现社会基本目的,实现社会基本目的可利用的手段方法和资源;

(三)、评价社会政策的实际效果;

(四)、协调社会发展规划最优化地完成。

社会指标、社会指示器和社会发展规划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首先,社会发展规划是提携、包容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的整体,是制订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的根本点。从社会价值理论来看,社会基本目的最根本的是取得最大的社会价值。社会发展规划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基本目的组织建设和对社会进行管理的科学工具,它在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有组织的控制系统。我们可以把社会看成一个巨大的动态系统,这个大系统本身又可以按社会行为分为经济的、政治的、科学的、文化的、伦理的,以及其它的亚系统;或者按社会集团分为民族、家庭、阶级、政治集团、经济集团、职业集团、非正式组织集团或文化集团等等亚系统,或者按其它原则分为其它种类的亚系统、分支系统。这个巨大系统有“输出”、“输入”、“反馈”等概念。它的输入就是有意识地提出的社会基本目标,以及被利用的社会机制和资源。它的输出,则是各种社会情报及一定的理论和方法编制出的井然有序的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的序列,它说明社会规划的过程进行情况。为了使这种社会规划对自身过程的进行产生必要的控制力,在社会的巨大系统、各亚系统,各分支系统的输出和输入之间,一般都存在着反馈现象。社会控制机制依靠指示器反馈的情报信息,使系统产生控制力。组织性、自觉性越强的系统,其指示器的反馈性能越良好,反之,指示器反馈性能越良好,系统的组织性和自觉性也越强。社会发展规划,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因此,它必须使它的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能够体现出社会的基本目的,为尽可能实现这些社会目的而服务。

其次,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是社会规划基础,为社会发展规划提供了大量的统计情报资料。众所周知,统计是认识社会,对社会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统计的起源极早,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了。它是适应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统计语源最早出于拉丁语的Status,意思指各种现象的状态和状况。由这一语根组成的意大利语Status,表示“国家”的概念,也表示各国的国情、国家结构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意思。十八世纪德国政治学教授阿亨华尔(G·Achenwall)开始把“统计”一词作学名使用,他把国家学定名为Statistika,即统计学,他认为统计学就是关于国家应注意的事项的学问。从此世界各国即相继沿用“统计”一词,统计即成为记述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数量关系的总称,统计工作为人们认识社会的功能和规律提供了基本的情报资料和科学依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十分重视统计的重要作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以后,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体现在生产劳动组织中的各种数量规模剧增、关系更加复杂。生产实践的发展,要求人们认识和掌握这些复杂的数量,这就为统计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十九世纪,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统计工作都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社会状况,特别是关于经济状况的统计资料。尽管这些资料是按资产阶级观念编制处理的,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但这些资料仍为马克思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马克思认为:“这些数字事实上对英国总的发展历史提供了比充满了漂亮废话和政治胡说的几部巨著都更珍贵的材料。”①列宁同样也高度重视统计工作,他在《统计学和社会学》一文中指出,要“由统计着手”,“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②毛泽东同志曾反复指出:“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一切从事实出发,而社会中的事物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不仅有质的方面,而且有量的方面,因此我们必须要掌握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过程的各种数量关系,这就离不开统计指标体系提供的情报资料。

传统的统计早已发展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传统的统计指标体系是不完备的、不严整的,这就使得现有统计指标体系和指示器的机制不能够实现。原因最主要的在于现有的指标体系基本上只提供了社会的经济现象的情报资料,而对于全面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过程缺乏测量和综述。以我国的统计工作来看,长期以来,我们的统计工作基本上是围绕着经济现象进行的,已建立起来的统计指标体系主要是经济统计指标,如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工农业生产产值、利润、产量、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能源消耗、工资额、国民收入、商品销售额、贸易额等等,对于经济现象以外的社会现象,除人口、文化、教育、卫生几项外则很少设置指标,即使设置了也由于缺乏一个一般社会学理论,而不能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社会统计指标体系。社会缺乏一个科学的社会指示器,当然也就谈不到充分发挥社会指示器的机制作用。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是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是以对全国的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测量为依据,把对社会中的资源和手段的利用,同一定期间的社会目的结合起来,借以达到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最优化。为此,在向社会发展建设进行各种投资时,必须要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考虑到社会功能和发展的规律性,在现代条件下只有经济指标,显然满足不了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经济指标只提供对现象和社会变化过程的部分分析,只反映社会力量中财富部分的物质增长,而不能对社会中发生的所有复杂变化即全部社会力量及其变化运动作出明确的分析。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从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过程的整体分析的角度出发,定量地判断人们生存和活动的具体环境条件,及其对人的社会行为和活动的影响,判断人们的各种意愿、态度的。社会现象是包括经济现象在内的,更为复杂的事物,因为社会现象及其效果不仅要以社会用以满足人民需要的物质消耗来测量,而且要以诸如社会风气、民心、情绪、舆论、个人情趣和态度变化的程度等等来测量。这是只能由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指标综合体现才能完成的。实质上,社会指示器就是一个对社会进行定量分析的情报资料源。

二、广义价值是度量社会指标的统一尺度

定量分析的前提和先决条件是,必须为量的测定找到统一的概念和尺度,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对千差万别的各种客观事物作出比较,进行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就不能对我们的错综复杂的社会这个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与综合。寻找尺度的工作成功的例子,是并不少的,但它们大多停留在自然科学领域,如物理学中的力、功、能,化学中的溶解度、分子量等各种度量单位,而在社会科学的领域中的成就则远远不如自然科学,这就不能适应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统计迅速发展的需要。列宁在这个世纪初谈到社会统计时曾经指出:“有许多问题,而且是涉及到现代国家的经济制度和这种制度的发展的最根本问题,过去是根据一般的估计和大致的材料加以解决的,现在如是不根据按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收集并经统计专家综合的关于某一国家全国情况的浩繁材料,就无法加以比较认真的研究。”④很明显,这里的“某一个一定的纲要”,正是我们所要探求的建立在能统一各项社会指标的某一社会学理论基础上的社会变量尺度。缺乏这一科学的尺度,是我们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的真正困难,也正是我们建立一个能囊括社会整体巨大系统及其亚系统、各分支系统的完整的社会统计指标系统、社会指示器的真正困难。

到目前为止,人们普遍认为,要找到社会指示器的科学尺度,是一件比找到自然科学中的尺度、度量单位要困难得多的事情。这是因为在社会领域中,活动的主体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人是有意识的,人的行为要受人的主观动机的支配。有关人的主观动机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谓主观动机是用不能以物质质量衡量的信息进行控制、协调各种社会力量,而能改变物质的一种客观力量。心理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动机的起源首先不是主观的,而是客观的,与人的生理需要、机能活动的需要,以及认识的需要、道德的需要相联系的。动机不是第一性的东西,“动机,这是通过心理而实现的决定作用。”“动机,这是以它的反映过程为中介的,取决于周围世界的人的行为的主观决定作用。通过自己的动机,人便跟现实发生接触。”⑤由于人的动机是由许多环节构成的过程,以人的主观为中介,所以,人们不能对由人的行为造成的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进行直接客观的考察,这就使得人们难以对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过程进行量的测定。

我们认为可以把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过程,理解为与人有关的一切客观(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变量和主观变量的总和。测量这些变量的最大障碍,是人们不能辩证地处理社会现象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以往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包括象黑格尔这样伟大的思想家,过份夸大了主观因素的作用,把整个世界看作理念、“绝对精神”发展的结果;而旧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家,则根本忽视主观因素,看不到这种主观因素的客观基础和作用,完全忽视了这一重要变量的存在,因而他们都不能逾越这一障碍,去对社会现象进行精确的研究,为测定社会现象变量找到一把科学的尺度。

历史是不断向前迈进的,人们的精确数学研究到底没有只停留在自然科学领域,而是终于向社会领域迈进了。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这就为社会科学的重大发展准备了条件。在以往思想家停步的地方,马克思继续前进,终于在对社会现象的定量分析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找到了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社会变量尺度。这种社会变量尺度,以往的思想家则很少注意到。有的甚至认为寻找社会变量尺度是徒劳的,他们不相信能够找到这种社会变量尺度。例如,黑格尔就曾说过,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即没有产生尺度的规律,也没有产生尺度的特殊形式”。⑥黑格尔的这一论断,与他自己的关于质量度的大量论述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一切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反复强调从质到量,从量到质的双重过渡的考察,“对整个科学方法来说,是很重要的。”⑦然而他却又说质量度这些范畴,“只有在自然界中有其真正的地位,”⑧在社会领域中这些范畴则是“完全空虚”的。实际上,这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局限性,使得他不能把自己卓越的质量统一思想贯彻到底,进而去找到衡量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过程的尺度。

马克思把质量统一的辩证思想真正贯彻到底,在《资本论》中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商品量的测定找到了科学的社会变量尺度,为人类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贡献。马克思是怎样克服社会生活领域中主观因素所带来的困难呢?他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造成社会现象和社会变化的主观变量一步一步地还原为外部的客观事实的变换工作,来解决这一问题的。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时间的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⑨而时间是可以精确测量的。这样就为人类对社会现象的测量确定了第一种科学的、直接的、绝对量社会变量尺度,使社会科学开始成为精确科学。

列宁曾高度评价马克思的伟大贡献,认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片断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排除了人们选择某一‘主导’思想或解释这个思想时所抱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⑩

马克思为什么把劳动资料作为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变量尺度?这是因为他认为物质生产力是与社会所有方面都密切相关的积极因素,“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1)而物质生产力作为人征服自然的能力,是说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是由劳动资料来体现的,因此说:“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12)

量的测定必须建立在同质的基础上,只有同质的东西才能比较和计算。劳动资料作为社会变量尺度的理由,不仅在于它与社会的整体有关,而且在于它能体现出一切社会现象同质的价值,因而能够测定、比较和计算。社会变量尺度的出现和运用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的发展,同时也使社会统计得到了极大发展。马克思所找到的商品价值尺度即社会变量尺度,已成了编制统计工作的价值指标的依据,这在国民经济的统计工作中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自马克思找到社会变量尺度以来,一百多年间,计量科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理论等科学技术,也在迅速地发展着,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采用了各种新的指标,如名义指标、序列指标、间距指标、比例指标等,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和运用,更加推动了社会现象定量分析领域的扩大和深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规划指标上升到了一个新的质的变化的阶段。社会指标系统和社会指示器(有一定社会目的、定向的社会指标系统),不仅反映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规律,而且要反映社会的所有方面的活动及其变化,既包括客观状况,又包括主观状况。也就是说,社会指标系统是一个包括经济指标在内,比单纯的经济指标系统更为广泛的社会整体质和量的系统。

在社会生产、生活现代化进程日益发展的条件下,仅有测量和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然已经不够,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级的、更全面、更深刻、更复杂的社会指标系统、社会指示器出现,才能适应实践发展的要求。那么,在这个更高级的社会指标体系、社会指示器中,又该运用一种怎样的社会变量尺度呢?这个新的社会变量尺度与以往经济指标体系中的价值尺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为了给新的社会指标体系,社会指示器找到,并确定统一的社会变量尺度,我们认为还应当循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抽象思维的道路前进。在此之前,首先应当进一步明确社会指标体系和社会指示器的内涵与外延。截止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的论述,在三点上是含混不清的:其一是社会指标反映的对象不明确;其二是社会指标体系与经济指标体系的关系不明确,它们是一个包含一个,还是两者互相平行、独立?其三是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明确。还有更深刻的一点是社会指标体系与自然指标体系的关系不明确。我们所说的“自然”,是指人的“物化劳动”世界之外的非人工的一切。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状况,是因为建立社会与社会指示器顺乎潮流,势在必行,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努力行动,然而由于社会学不象经济学那样发展成熟,使得社会指示器的建立缺乏一个比较统一的社会学理论,因而造成了目前在社会指示器问题上的众说纷纭。

按照我们自己对社会学的理解,我们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所以社会指标应当是反映各种形成和影响社会现象的内外力变量的,包括反映经济现象在内;社会指示器包含经济指示器,而不是与经济指示器互相独立、互相平行;对于形成和影响社会现象来说,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同是客观因素,两者没有截然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所有的主观指标均可外换为客观指标,所有关于人(社会现象)的模糊指标都可以变换为物(劳动资料)的精确指标。

我们不认为社会指示器的主要作用是进行主观评价,是什么“评价我们的处境和我们在自己的目的和评价方面做了什么,”(13)而首先是进行客观的测定和描述。许多国内外学者都认为,“制定‘社会统计’的原理,这种统计决定一切不属于经济的东西。”(14)国民经济指标系统基本上由经济的和社会的两种统计指标所组成。”(15)“…社会这个词,是指与经济相对独立的一个概念。…简言之,社会以人为中心,经济以物为中心,社会与经济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物的关系。”(16)这些理论实际上是把存在着共同联系的各种社会现象、有同质基础的各种表现形式不同的社会变量截然割裂开了。按照这些理论所建立的各式各样的社会指标体系,只能是一些片面、残缺的、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指标“拼盘”,是一些互相之间不存在量的关系,不能进行比较、计算的指标“积木”的堆积。这种社会指标体系,不能说明社会整体系统、亚系统、各分支系统的社会现象及其变量之间的联系,不可能从本质上,对社会整体进行分析和综合。它实际上并没有构成一个统一的指标系统,也不具有统一的社会变量尺度,而这种统一的社会尺度是客观存在着的。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来寻找这种尺度,得到的结果同样也应达到下列要求,即这个尺度必须是最普遍、最基本、最简单的社会学范畴,反映着客观存在的最普遍、最基本、最简单的社会现象细胞。它是充分抽象的,在它身上已经失去了被抽象的具体事物、具体现象的特殊性质,只剩下了与社会整体的所有事物、所有现象发生内在的必然联系的同质,在这同质的基础上,它能表现每一事物、每一现象的数量。也就是说,这个尺度又是能上升到具体的,以它为逻辑起点可以演绎出每项社会指标,演绎出整个社会指示器,而这种演绎又都能得到感性的、社会实践的检验。

那么,哪一种社会现象细胞能抽象出符合上述要求的范畴呢?在社会学界,有人说是“家庭”;有人说是“人”。但比较起来,把“人”做为社会细胞的说法,目前占上风而我们则认为,社会乍看起来,人好象是社会的细胞,能不能以人这一范畴作为社会统计指标的统一尺度呢?我们说不能。因为社会现象中既有人又有物,又有行为和社会的变化,有社会内部的变量,也有社会外部自然的变量,所以人在社会现象中不是最普遍的。在社会学中,如果不说明人的性别、年龄、体力、智力、职业、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等诸多问题,那么关于人只不过是一句空话。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的。在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可见,“人”作为抽象出来的范畴仍然是一个有复杂结构的复合体,因而不是最基本和最简单的范畴,它不能统一社会整体系统,同样,我们也能看出经济中的物(产品、生产资料等)也不是社会指标系统的统一尺度,所以,经过分析与综合的比较,我们看到只有“价值”是社会现象中最普遍、最基本、最简单的细胞。价值问题存在于一切社会现象、社会关系和一切社会变化过程中,是一事物或一现象最根本的社会数量属性,是一切社会指标的同质,可以在广义的社会市场中与一切社会力量进行交换,因而可以作为编制社会指标、社会指示器的统一尺度。

应当指出,这里所说的价值,是社会学上的基本范畴,是一个内涵与外延与经济学上价值都不相同的,有质的差别的范畴。在内涵上,社会学的价值“洪水前期”是需要,是人的行动的结果,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这里既包括人又包括物,既有社会因素又有自然因素。如何理解社会学价值的实质?美国社会学家亚·英克尔斯指出:“社会学者和人类学者提出了不少关于价值的定义,它们的共同要素是把价值看成是社会行动的最终目的的表现。价值表现的不是现在是什么,而是应当是什么;换句话说,它表现的是精神上的命令。”(18)社会学的价值范畴,在内涵上没有停留在经济学中商品中的物化劳动,而是扩大到人的有目的行动与需要(个人、集团、社会的各种需要)之间的更为实质的关系。这样,在外延上,社会学的价值范畴也要比经济学中的价值范畴广泛得多,它包括经济价值或物质价值,如饮食、衣着、住宅、燃料、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劳务、产值、利润等等;又包括文化价值或精神价值。后者又包括认识价值,如知识、科学、教育;美学价值,如审美、艺术、欣赏;伦理价值,如善恶、公正、荣誉;政治价值,如权力、自由、民主、政法、阶级、地位等等。与经济学的价值相比,社会学的价值显然是内容丰富得多、广泛得多、复杂得多的、更为高级的范畴,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价值,或社会价值。广义价值的概念可以表述为:

广义价值依据复杂的客观社会存在,可以演绎出多层次、多序列的社会价值体系,与此相对应,作为统一尺度可以演绎出严密、完整的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目前,传统的统计指标按其数值所采用的计量单位不同,分为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凡是根据事物的社会属性采用货币计量单位的统计指标称为价值指标。马克思说:“货币当作价值尺度,是商品的内在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现象形态。”(19)价值量的自然尺度是劳动时间。问题在于,马克思为商品的量找到的这一尺度只限于经济领域,能否把它推广运用到包含非经济的广义的社会领域,使之成为测量、计算广义社会力量的尺度呢?

回答是肯定的。价值是矢量,它的方向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不难证明,由于广义价值是人的有目的社会行动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程度,它的量是由满足人的社会需要的社会行动需要的时间来体现的。马克思多次谈到商品中的价值是有目的劳动或有目的活动,他论述说:“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作为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从另一方面看,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20)这同广义价值中的有目的行动一致的。如果把范围从广义社会缩小到商品,我们就会看到,有目的的社会行动所需要的时间与物化的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完全相同的。

除了理论的证明,在实践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向我们显示了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并无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社会价值在一定条件下可变为经济价值的东西,而经济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又是社会价值的东西。在人类早期社会里一些没有经济价值的东西随着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了经济价值,如空气、水、阳光。可以说,经济价值是社会价值的特殊部分,即被人们认识并精确地量化了的那部分社会价值。无数社会生活的实践早已在经验上证明了,人们判断、衡量一事物、一现象的价值,一般都是首先折合为经济价值,或是直接以行动所需时间来进行的。至于不同层次、不同种类、不同序列价值之间的价值量如何比较,可以用商品价值中所含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简化核算方法进行,例如,高层次的价值等于多量的低层次价值,高级的精神需要价值等于多倍的低级物质需要价值等等。而这也是经验早已证明了的。有趣的是社会学界中有人认为“…一切社会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与时间和与活动的关系上都采取价值立场。”(21)这可以看作是由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延伸开来的广义价值规律观点。社会生活中的广义价值规律可以表述为:每一社会行为现象都具有价值,它的价值量由它满足人的需要的行动所需耗费的社会必要时间多少决定,它的方向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人们相互之间的社会行为依据价值量的大小在不同的活动范围(或称为“社会场”)中来进行形式上的等价交换来进行。不过,这不是我们在这里主要论述的问题,我们将在另外的题目中专门讨论广义价值的具体问题。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广义价值在社会生活中已是确实的事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亿万次实现和换算了广义价值,现在我们则要把它上升为理论上的范畴,作为一种社会变量尺度与实物指标相适应来建立根据事物的社会属性采用货币计量单位的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这是一种广义价值指标体系。

与实物指标相比,价值指标具有广泛的综合性和概括能力,可以表示社会现象和变化的总规模、总水平、总速度,对社会进行定量分析是极为必要的。但也许有人怀疑:“难道所有的事物,例如人口、性别、职业、文化、战争、安全……这些看起来风马牛完全不相及的事物都能用社会价值量的同一尺度来测量和计算吗?我们说,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尽管有的事物价值量不是容易测定的,但只要一步步测定,一步步核算,就会发现这个价值量总能由大量的社会事件概率地体现出来。也许有人会提出指责:“难道货币还能表示比如象精神文明这样高尚的指标吗?一切都用货币表示,这实在是让钱锈腐蚀了社会!”“这里不真成了一切向钱看么?”我们说,这种正经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货币对社会道德的影响,与货币作为统计指标的计量单位,俚俗的议论与科学的研究,毕竟是不相同的两回事。用货币作为度量广义价值的标准单位,似乎有点荒唐,但一种新的测量单位如果建立在我们已经使用的旧的测量单位的基础上,往往很容易使人理解的,正如马在工业已失去作用时,而工业还要用马力作为功率质量单位一样。我们在这里的工作的意义,是要通过货币这种变量单位的形式,表现价值和价值规律,将社会学与发展成熟的经济学沟通起来,为一般价值观的定量研究、定量分析找到一条途径,为社会统计指标和社会指示器打下更充分的理论基础。

三、以广义价值为统一尺度的社会指示器的结构

成功的社会指标尺度,首先应当在理论上能够由范畴演绎为概念,由概念演绎为指标,由指标演绎为社会指示器,并使之成为对社会现象及社会变化过程进行定量分析的方便工具,下面,我们试用广义价值为统一尺度来粗略地建立一个社会指示器的结构框架。

社会指示器的机制功能是,记录社会现象及其变化,并把有规律的社会历史变化同社会发展规划的目的联系起来,测量社会政策为实现这些目的所利用的社会内外资源及手段运用的效果。这时社会指示器的内容,在形式上,它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达到某些具体社会目的社会过程所包含的相互联系的内部变量及外部变量的数量总和。这些变量有的作为指标经过统计机构记录下来,有的用社会学方法抽样调查测量收集起来,有的变量由政策、由规划目的给定出来。但在实际生活中,有些变量既不能直接测量,又不能由规划目的给定,这就需要通过研究各项变数之间的相关关系计算出来。

在计算分析两项变量X和Y之间的联系时,可以利用各种相关系数,通常使用的是线性相关指数:

N为取变量个数。采用γ,可以进一步分析两项相关变量的耦合力;也可以在已知某一项变数的情况下通过回归系数α,

去求另一项变量。

测量,收集指标变量的途径和方法可以是各不相同的,但在记载、表述上,应当尽可能经过一步步的变换,将这些变量变换为用统一的广义价值尺度来表示的指标变量。只有尺度统一,指标体系和社会指示器才能完整、深刻,才能更好地揭示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本质和规律。完整统一是用同质的广义价值指标体系联系起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差别就消失了,相反,指标体系必须要反映这种差别。由于社会现象及社会变化过程的千差万别,因此为了反映这些性质的差别,社会指标和社会指示器还要分为不同的序列(横向序列、纵向序列和不同的系统层次。)

我们试来简单分析一下横向序列的社会指标,主要有如下八项指标序列:

(一)、控制指标,表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变化的限度,政策影响程度;

(二)、手段指标,表示用于实现计划目的方法和手段的指标,如科学技术革命、经济改革等等;

(三)、资源指标,表示组织实施计划的物质消耗和劳务消耗;

(四)、非控制指标,表示社会现有水平、科学技术发展水平、都市化、工业化发展水平等;

(五)、社会效果指标,表示社会发展纲要实现的结果,社会政策的效果投资效益评价;

(六)、总结指标,表示对社会变化的评价,与社会目的接近的程度;

(七)、主观指标,表示人的需要,态度感受及满足程度;

(八)、社会目的指标,表示社会按发展规律提出的积极要求矢量的正负计算。

八项指标之间的相互作用可用下图表示:

图1: 社会现象

以上八项指标的序列实际上是非常粗略的,为了细致、精确地反映社会现象,这八项不同序列还应分别再细分出许多横向序列。但即使如此,这些横向序列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社会的横断面,因为社会系统是分为等级的,社会指示体系还必须描绘出社会等级来。图2即为社会指标垂直等级示意图

图2: 社会指标垂直等级

些外,社会指标体系还必须区分为纵向序列,也即时间序列(图3),从而能表现出社会变化的过程,这样纵横交错的社会指标体系,社会指示器,构成一个三维数量总和。

图3:社会指标纵向序列图

这些不同层次、不同序列的数量,由于能够用统一的社会变量尺度联系,因而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其不同指标之间,可进行由社会现象性质各不相同,等级层次不同造成的比例换算。我们可以把这些序列、等级不同的指标系统,用行列式表示:

那么不同序列、不同等级的指标系统之间换算系数可用坎达尔等级系数:

描述变量总和的总模型可用下式表示:Y=X×B+U

其中,Y代表广义价值函数的观察矢量;X代表自变量序列的观察矩阵;B代表矢量参数;U代表错误矢量,也就是试验失败带来的修正量。

应当说明,社会指标体系和社会指示器的编制与建立,实际上是一项系统设计工作。系统设计一般是从所要求的目的或目标出发,利用环境资源条件和技术手段,按照一定的设计程序,经过试制、试验和综合的系统评价,对系统设计的可靠性进行鉴定,最后经过选择,确定适当的系统,使之符合人们的需要。社会指标体系与社会指示器的编制与建立同样要经过以上程序,先一定的目的出发,例如北京市的发展规划指标,应当从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工作的四项指示出发,根据对北京市现实情况的调查,去“建立一个北京总体研究系统。”(22)一般来说,社会指标体系和社会指示器的编制和建立,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复杂的系统设计工作,因为完整的社会指示器,即使经过简化,也往往存在着成千上万的不同层次,不同序列的指标,其中每一项指标的变量的测量和换算都可能存在不小的困难。因此,这样一项艰巨庞大的综合技术工作,不是少数几个人凭脑力、手工完成的,而需要多学科、多部门的同志,运用先进的电子计算工具共同努力才能完成。本文在这里所提出的数学模型,绝不是要胜任社会指标体系和社会指示器的技术原则,它的意义仅仅在于试图说明用广义价值尺度来建立人们需要的能进行定量分析的综合指标体系的可能性,和向人们展现这种尺度描绘社会整体现象的明快性。这种明快性与投入产出表相类似,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复杂的理论解释。

这在根本上,是由于近三十年来,各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如医疗卫生、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比较快,促使经济学家感到,除了传统的经济核算以外,必须进行更全面的社会核算在我国经济学界和国家计划管理部亦强烈地意识了这一问题,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财力对此进行研究。(23)核算的关键是测量的标准化。标准化的、有统一尺度的社会指标,更有利于社会学进一步比较和研究。从原则上说,任何社会过程通过标准化的指标都能测量出其价值,通过指标可以找出社会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全球的经济管理正在从以实物管理为主转向以价值管理为主,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总的趋势。所以,应用社会指标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手段、方法不是临时性的、短暂的、可有可无的,而是长远的、反复的、势在必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更应该重视对社会指标的运用,因为,与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研究方法相比较,注重社会发展的规划的计划性与目的性,更是社会主义的社会学方法的特色。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49页。

②列宁:《统计学与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79页。

③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第1332页。

④《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20页。

⑤C·π·鲁宾斯坦:《人与世界》,《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问题》,莫斯科,1969年,第370页。

⑥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360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出版,第360页。

⑧黑格尔:《小逻辑》§90,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0页。

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1-52页。

⑩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58页。

(1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8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13)R·鲍威尔:《社会指示器》,坎尔里奇,1969年,第1页。

(14)O·邓肯:《社会报告:下几步》,纽约,1969年,第3-5页。

(15)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和现时代》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98页。

(16)北京财贸学院吴寒光:《社会经济指标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指标》第5-6页。

(1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页。

(18)Alex inkeles:《社会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What is Sociology?Frentic-Halunc,1964。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自动,第72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0页。

(21)Alex Inkeses:《社会学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页。What is Sociojogy?Frentice-Hallinc,1964。

(22)参见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社会工程室武秉陶、王晓东:《首都现代化建设与管理目的集合的初步探讨》,1983年4月第1-4页。

(23)参见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投资项目社会评价方法》,经济管理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第10-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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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指标的统一尺度_社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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