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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书学说史旨在追溯其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变化形态与各种不同的文化适应过程。首先是一种知识计划，反映着某个特定社会中关于知识的概念、等级以及表达：知识地图是如何组织和界定的？人类思维和储存的手段为何能汇集和支配他们可认识的一切知识？第二组成部分是可以具有某种形式的物质载体——百科全书，它汇集了所有其他书籍的知识，同时又是各种文本的集合，这些文本虽然没有标题，却表现出属于哪一类型的属性。其三，亦即三重组合中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则是一系列实践活动，它们在上述两极——知识计划与物质载体之间展开，促使某个社会和某个特定时代的知识汇集、定型和传递。
这样的实践活动是同写作和阅读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某些中性的过程，而应理解为知识构成中的、能动的、由文化决定的阶段。
我们将着重探讨这最后一个方面——写作与阅读，为此我们将考察亚历山大的社会中知识积累的若干人文模式。我们不妨把亚历山大的世界称为“古代百科全书学说工厂”：汇集知识，建立使知识得以在广泛的信息社团中流通的纽带，合理地对之进行整理，通过对比进行选择和完整的收藏，以及由此而产生实物、词汇和书籍积累所固有的知识效果。
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汇集信息，产生规模效应，走向知识的整合化？一切取决于整理原则、不同分类逻辑（有时还有其迭盖逻辑）的选择，以便在积累知识同时，使读者有可能查询和开发这些知识。亚历山大图书馆从其在公元前3世纪建立之初，收藏了当时无可匹敌的大量图书，从而赋予了可以溯源到前一个世纪的雅典（例如在亚里士多德学园）的人文实践活动以新的维度。经常光顾亚历山大博物馆的学者和文人所从事的脑力劳动的一个形式，即是将这里的藏书变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和手段本身，以书籍为中介来汇集知识，编制清单、表册、文库。他们提取书籍中的信息——词语、引文、叙述性资料、天文观察、道路测量等等，把它们从本文中摘录出来，汇集成经过再加工的新的文本。多种多样的汇编技术使这些信息得以再传递，通过连续的改写的渠道来加以改造，有时甚至通过它们的物化，以及剥离它们原来陈述的环境，来改变它们的状态本身。
于是，百科全书的计划通过多系列的技术活动开始形成，这些技术活动完成了文本资料的特殊制作。词语和资料的汇集，无限开放的目录，世界地图或世界历史，凡此种种无不成为整合的手段，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知识，以及不同于经过汇编和重组的各组成因素本义的意义。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大部头汇编书籍，往往成为现代历史学家们严厉评审的对象：例如，阿特纳奥斯的《欢宴的智者》、奥卢斯·格利乌斯的《雅典之夜》和艾利安的《杂史》很难说有什么内在的逻辑，而只是一种知识的猎奇，使人觉得其中的文章只是某些资料集成、读书笔记和引文的堆砌，其中的每一篇都是认识的课题。但是，重要的是重构诸如此类的书籍得以在其中操作的文化氛围：这些文本是怎样被人阅读的？又是什么人阅读了它们？在知识固定于特殊的文字载体与使之活化的脑力操作——储存、引证、组合、联想之间有何联系？何种文化动力促使过去的大部头著述被人概括、肢解，并形成它们所包含的信息多方面的和渐进的流通风尚，从而保障了知识财富积累、传递和重新使用的更广泛的能动机制？
诚然，笔者并不想在这里回答全部问题，而是试图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作为更翔实的探讨的前奏。笔者力图完整勾画出亚历山大图书馆中的某些积累活动，思考这篇论文作为其所属学科的“藏品”的作用（注：关于亚历山大的博学，参考著作有：R.法伊弗：《从古希腊时代开始至结束的古典学说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 from the Beginings to the End of the Hellenistic Age)，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71;P.M.弗雷泽：《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Pt-olemaic Alexandria)，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72。）。
收集模式
经过汇编的各种文本实际上是观察知识对象流动性的例证。能从书籍中摘录什么？如何重新组合摘录出来的东西，并使之适于开发？从编辑制作及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旦各种著述被看作具有独立于原来环境的某种固有趣味的叙事性和工具性资料与信息的矿脉，对它们实施整合的工作逻辑是什么？
将各种书籍汇编起来，并由此而以目录的形式产生新的文本，这反映了人文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这些活动证明了赋予信息以新的视野，建立新的方式来贴近认识对象的需要。人们从多种书籍中摘录资料，以把它们汇集于同一载体，在相似组合、两极集中、借代变换、按类划分（字母的、主题的、地域的、编年的、目录学的分类）等原则指导下创造新的视角的和智力的空间。他们预期这样提取、脱离本文、然后重组和积聚于某个汇编中的信息将具有新的用途。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按照同书籍本身相适应的方式再现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藏书的一个逻辑。作为集成物的书籍也许是能使当地人横向地掌握分散在拉吉德王朝所收集的数万卷纸莎草纸手稿中的知识的唯一机会。因为，积累重新产生了知识对象。从词语、引证或物品的集成中可以取得的知识，不可能还原为从这些因素的每一个单独部分中可以重取的知识。集成产生自总体，要求进行清理、比较和分类的复杂操作。
古希腊人所谓的“选择—集成”(ekogé—sullogé)操作程序，最终形成为“文集”(sunag
gai)或者“一览表”(pinakes)，它们意味着将原始的信息或引文付诸一系列整理和改编。就阅读和整理纸莎草纸手稿卷程序来说，首先必须核查需要分编的资料：哪些是最小单位的知识？什么是可以整合进某个系列的自足的原始信息？根据不同的汇编计划，这样的资料可以是叙事信息，被引证或释义的陈述，词语，天文观测，或者数据。在摘录信息之后，第二阶段乃是确定这种文本片段的陈述性状态：实际上，汇编者将他人的陈述为己所用，但同时又在字句上加以改头换面，以便更好地摘取其信息内容，有时还赋予它们以新的状态，例如删除资料来源的附注以及可能使人推断某个事实不可能发生、不可信或作伪的原作者的保留意见。汇编是一种书面传播经济的产物，其原因不仅在于它确立了独立于资料同原来的书籍内容联系的特殊的流动性，而且还在于它谋求通过对运载它们的形式的加工来使其效用最优化。这样的工作显然包括句法方面：如何重组？在集成中采用什么样的原则？怎样做才能使目录中的近似性产生语义的、审美的乃至情感的效果，具有启发性的力量？此外，某种分类原则是否始终是必不可少的？这最后一个问题要求我们思考汇编过程的效用问题：什么是所有这些被单独抽出来后再重组的因素并列所创造的知识？重组的文本是一个由各种异质的片段汇合在一起组成的文本，亦即只有隐含的指导线索重新引入某些隐藏的主题联贯性，但基本上是不连贯的文本，阅读这样的文本的逻辑是什么？
因此，应该考察一下古希腊和希腊—罗马世界的图书馆读者－学者中间的各种不同见解：寻找各种异体字和稀有词的词典编纂者，寻找各种惊人的轶闻趣事、自然界奇观、异域的礼仪、信仰和习俗的杂史奇迹文库的编著者，专门把过去的哲学家对某一主题的“意见”收集在一起，同时又把这些论述的推论和论证的上下文拆散的哲学史家，汇集一切可能得到的数据，将它们重新剪割，整理成可以当作世界编年史的编年史家，把各种量度和地形学资料汇集在一起的地图绘制者，寻找生僻词汇、隐晦的形象、方言异体字和格律程式，并在自己的作品中重复使用，以期在有经验的读者中获得承认其原创性的乐趣的诗人。形形色色的这一系列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即利用汇集在图书馆里的书籍作为在空间和时间中神游的中介，生产同清理、集纳相联系的各种形式的知识，开发以前人的著述为依托的观测、描写和叙述。
我们可以把汇编分为两类：一类是给所收集的资料抹上客观的色彩，掩盖其文本的出处；另一类则相反，把资料来源归属于某个确凿核实的作者。在前一种情况下，图书馆被当作实施原始资料清点计划的中介：清查语言、习俗的自然奇观等等。各种资料可能被摘录、传递、重组、转换，但这一系列不同阶段的运作不改变原来的信息内容。一种汇编可能衍生出另一种汇编，其中只有布局的原则发生变化。亚历山大和希腊－罗马的词典编纂学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资料的传递性过程。例如，这个过程导致文学作品转化为评注，然后由评注转为词汇表，有时又由词汇表转为新的文学作品。
经过汇编的信息也可以保存原作者的出处。这种提示可以适应多种目的性。它赋予相关的陈述以权威性，从而保障了其真实可靠。如果有一系列的资料来源于同一作者，那么注明原作者乃是文集内部分类的一个原则，同时它又把文集同有关著作的节本或选本联系了起来。在没有原本参照的情况下，选集根据一系列特定的标准，既是提要又是文选：由于无从分类，或者得不到自然科学家的各种解释，而能刺激人们好奇心，并提出了特殊的智力问题的惊人而不可信的轶闻趣事，即是如此（注：关古希腊世界中的“奇迹”（或“怪异”）选集的种类，见A.贾尼尼：《希腊怪异志研究(2)——从卡利马克到帝国时代：怪异文学》(Studisulla paradossografia greca,2.Da Calimaco all'eta imper-iale:la letteratura paradossografica)，载于《阿克梅》杂志(Acme)，第17卷，第1期，1964年，第99-140页。同一作者的《希腊怪异文存》(Paradoxographorum Graecorum Reliquiae)，米兰，意大利出版研究所，1965。这类文字的学术价值及其与消遥派传统的联系，M.M.萨西作了很好说明，见萨西：《奇迹》(Mirabilia)，载于《古希腊的文学空间》(LoSpazio Letterario della Grecia Antica)，第1卷：《文本的产生和流传》(La produzionee la circolazione del testo)，第2集：《古希腊文化》(L'Ellenismo)，G.坎比亚诺、L.康福拉、D.兰查主编，罗马，萨莱诺出版社，1993，第449-468页。）。例如，在被归属于公元3世纪下半叶同帕伽马宫廷相关的作者、卡里斯特的安提柯的一部怪异志（paradoxa：奇闻、奇迹、反常的轶闻）选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话：“动物的技巧的其他一些方面，例如搏斗中的技巧，处理伤口的技巧，准备生活所必须的一切的技巧，展示柔情和表达记忆中的技巧等等，我们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文集出发，十分确切地了解到：在这部书里，我们首先选择了一些片段”（第26节）。汇编者然后提供了摘自《动物史》的描述选编。接着又写道：“西雷纳的卡利马克完成了一部怪异选(eklogé)；由此着手，我们抄录了我们感到值得一读的所有东西”（第129页）。由此可见，安提柯是转述卡利马克已经摘编过的作者——欧多克索斯、泰奥弗拉斯托斯、麦加斯梯尼、利科斯、提麦奥斯等人的著述。但他在这样做的同时，并不满足于重抄卡利马克目录中的摘要：他提出要从新的角度来阅读，因为他将以往按地形学的程序分类的资料，按主题作了重新编排。奇闻轶事的传递性乃是这类作品的特征之一。例如，克拉提斯?
意大利南部的一条河流，有着将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功能。这一信息首先出现在历史学家提麦奥斯的著作中。它先是被卡利马克转述，然后被卡利马克的弟子菲洛斯泰法诺斯和卡里斯特的安提柯再转述（第134节）。现象的书本上的来源，可以核实引用的第一位作者这一事实，将上述考察变成了一种可传递的共享知识：人们不关心如何查实现象的真实性，更不必说对之进行解释。人们简单记录了意大利一条河流的奇异功能及其后续的书目转述处。
另一个特殊事例乃是哲学文选集（注：见G.坎比亚诺汇集的论文集：《古哲学中的历史学和文选学》(Storiografia e dossografia nella filosofia antica)，都灵，蒂雷尼亚出版社，1986；并见《形而上学和道德评论》(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1992年，第3期。）。我们将这类著述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学派，其最早的著作也许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诸如希庇亚斯这样的智者派的活动中。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泰奥弗拉斯托斯乃是《物理学家的评说》的作者，这部文选收集了来源于苏格拉底以前的著述的大量资料。这部文集本身后来产生了诸多汇编和文摘，阅读原著被这种第二手的转述知识所代替。哲学文选集创造了一个新的知识空间：哲学家评论(doxai)的积累和入典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各种系统和文本的连贯性被拆散成一系列局部的片段的陈述，人们可以围绕同一个问题进行比较、批判和重组。亚里士多德证实说（注：例如，见《地域篇》I.14105b12.很好地说明了从书籍和学说主题分类着手的这种“选择”过程。），哲学文选集在哲学家的工作中起到了一种工具作用：实际上，它首先需要一个能够通过逐一评论勾勒出质疑和批判性阅读的主线，从而向着提出新的解决办法开放的“导读者”。积累和集纳在这里再一次产生了获取知识的效果，这是不能与单独地阅读其各个组成部分的效果同日而语的。所以，审查以往的各种解决方案乃是寻求真理的一个基本阶段，它开放了一种空想的抽象对话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过去的哲学家们一律被引述他们的思想家用现代质疑的观点，用他自己的观念和术语来加以审读。但哲学文选也有某些弊端：除了因这种人为的重编使原本消失而影响到古代的哲学著作传世，它还可能助长怀疑主义的发展。在诸如阿凯西劳斯和卡涅阿德斯这样的学园成员看来，哲学家们“意见”的多样性和矛盾性不啻证明真理超乎人的认识能力之外。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一下重新利用从其他书籍中抽取的引文、语句、资料的图解查询的各种方式。
让·塞亚德在其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评注种类的论文中，很好地说明了印刷术给科厄利乌斯·罗德吉努斯的《评注》（注：J.谢亚尔：《从百科全书到评注，从评注到百科全书——文艺复兴时代》(Del'enc-yclopédie au commentaire,du commentaire à l'encyclopédie:le temps de la Renaissance)，载于《世界上的一切知识——从苏美尔到21世纪的各类百科全书和图书馆》(Tous les savoirs du monde.E-ncyclopédies et bibliothèques de Sumer au XXI[e]siècle)，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6，第164-169页。）那样既像杂拌又像文集的书籍查询方式所带来的一切影响。1620年在日内瓦问世的这个版本合计“1720栏正文，包括用小号字印成3栏的122页索引”。让·塞亚德补充道（第167页）：“缺了索引，这种类型的许多著作几乎毫无用处，杂乱无章和不协调的状态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读者可以多样地使用这些索引：读者可以根据索引的指示，把各种不同的段落汇集在一起，澄清某个主题；还可以围绕索引指示的段落扩大阅读，随同评注者走上其探求之路。”
不过，古希腊文化时代的希腊书籍乃是以纸莎草纸卷的形式出现的，阅读时一边展开，一边同时卷上。我们不能快速查询浏览。正文排列成多栏并行。没有页码标志。没有索引。各种阅读方式都不能达到以某个“位点”为目标的准确查询，只有借助索引和每个样本都固定的页码才能确保立即重新找到这样的“位点”。由于是手抄复制的，所以每一本书都是各异的特殊样本。
如果我们承认词典和目录等集成品的工具功能及其处于用于汇编的书籍与可能产生的新文本之间的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那么旨在便于阅读，使人可以准确查询所寻找的特殊信息的编纂原则是什么？我们试以词语典籍为例（注：关于对知识领域的总体思考，见R.托齐：《亚历山大时代的词典编纂学和谚语学及其后续发展》(La lessicografia e la paremografia in età alssandrina ed il loro sviluppo suc-cessivo)，载于《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的希腊文献学》(La Philologie grecque à l'époque Hellénistique et Romaine)，Fr·蒙塔纳里策划和主持的采访录，温德莱—日内瓦，1993年8月16-21日，《古代经典时期采访录》(Entretiens sur l'Antiquité Classique)，第40卷，哈特基金会，1994，第143-197页。）。在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产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字母顺序编排的一些词典：看来泽诺多托斯的《词典》是在一部纸莎草纸手稿(P.Hiben175)的基础上以字母为顺序汇集起来的。由于这些片段重编了荷马语汇中的诸多词语，我们可以假设以字母为顺序可以重新组合这位大语言学家编定的荷马史诗版本中所附的一些补充解释。以字母为序可以迅速而准确地进行查询，但并非是为了对词汇作新的解释或增加数量：因为如果要增加新词，就必须重抄一遍全部纸莎草纸手稿。然而，我们也看到以词法或语义的标准编排的词典。例如，号称亚历山大词典编纂学创造人的菲勒塔斯乃是一部名称颇像谜一般的文集《无序词典》(GlssaiAtaktoi)的作者。它收集了阅读文学作品中摘录的词抑或各种不同希腊方言中的词。这种无序意味着什么？由于菲勒塔斯的这部文集已失传，所以无疑永远不能确切回答这一问题。但写在纸莎草纸上的另一部词典(P.Hibeh 172)表明，可以通过例如对具有同样词根的词进行重新分类，或者通过显示同样语法特征的方式，来积累“卡片”。因此，收集活动是开放的，而且由于没有一个系统的计划，可以通过增加卡片而无限扩充。
我们看到，这时有两种积累类型：纵向的（以字母为序）和横向的（多系列的相关词汇）。
至于资料和信息的收集，如何对它们进行分类？它们可以遵循地理的序列，例如卡利马克的各种文集：《种族名称》，《诸岛和城市的建立及其名称的变化》，《按地域分类的全世界奇迹大全》。他的弟子、西雷纳的菲洛斯泰法诺斯遵循同样的原则：《有人居住的世界各地河流》及一部城市建设的著作。后者我们也许只知道其分册的标题：《亚洲城市》，《诸岛》，《塞浦路斯》和《欧洲城市》。从保存的残篇（以及安提柯以卡利马克的《奇迹大全》为兰本完成的新汇编本）来看，不能确切认定这种地形学序列的状态：地点的列举是否服从于更为普遍的地理序列，例如以剪裁成同国家和大陆相对应的专栏形式出现？地形学的序列提供了一个陈述的原则：同每一项奇迹相对应的是一个地点。因此，全面梳理采取了同时在图书馆和地面上旅行的形式。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同样把他们的行程（在一个地区或者在地图上）当作一根导线，可以用来重新激活许多准确的信息，重新利用取自其他文本的阅读笔记。
其他一些文选是以目录学顺序的准则编排的：它们来源于一部特定的著作或全集，但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来编排和表达其内容。毫无疑问，这方面的最好的例子则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和泰奥弗拉斯托斯著作的伪亚里士多德派的《问题》：这是一部能有各种不同答案的问题索引。另一个基本手段乃是对各种文学文本(hupomnéma)作直联式的评注。作品的连续性本身，以及作品内部的词或词组的上下衔接，提供了历史的、神话的、语法的和文体的信息积累顺序的原则：对原文的简短引证("lemme")可以联带产生广证博引的阐释或者对有关文本的版本选择的解释。这样，语文学家关于文本（版本）的工作提供了进入利用知识的新阶段的指导红线，引导人们在图书馆的矿脉中进行新的漫游。被评注的文本轨迹同样也是可以在其中确定同义词、历史或地理信息对照表的位点，这些信息通过或多或少类似的和题外的联系同评注的原文相关。在这种类型的评注中，注释和信息的连续衔接顺序是人为的和不系统的。只有一个内容索引才能使它摆脱对所评注的文本的屈从。亚历山大的语文学家们这样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本身，后来也被拜占廷时代的评注家们加以汇编和重组，其形式即是随同此时在药典型的书籍中印行的大部头文学文本一起出现的附注。这些附注乃是我们了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文献学家－出版家们所做工作性质的主要资料来源（注：关于这部历史，见L.D.雷诺兹和N.G.威尔逊的著作：《抄写者与学者——希腊和拉丁文学传递指南》(Scribes and Scholars:A Guide to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k and Latin Literature)，牛津，克拉伦敦出版社，1991（第3版）。）。
汇编还可以按主题顺序进行。卡里斯特的安提柯的“奇迹大全”提供了此类编排的良好例子：我们可以从中顺序发现属于动物学、人类生理学和相面术、水文学（泉水、河流）等等的奇迹。在这些分集之间插入了若干“杂集”。在这个层次内，又有另一个分类原则作用其间：目录学的资源。两个序列相互交叉，有时相互重叠。在前两部分中，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史》（Ⅰ—Ⅸ）乃是基本的参考书。至于第三部分，安提柯几乎完全依赖卡利马克的著述。
更严格一点说，编年的顺序提供了一条可以用前后一贯的方式汇集和整理历史事件的导线。它从局部（例如：一份家谱，一张泛希腊运动会上的获胜者名单）出发，重又可能产生某种形式的普遍性（例如，诸历史时代的编年通史）。
空间，时间，所评注的某个文本的触类旁通，以字母为序，大主题分类等等，凡此种种不同的排序原则提供了能够彼此叠盖的导读线索[例如，卡利马克的《种族名称》也许把地理原则（希腊方言）与主题原则（鱼类名称、风的名称等等）混合在一起]。
这些不同的汇编形式无论从其发生抑或使用而言，无不证明了某些特殊的阅读实践活动。公元1世纪的老普林尼，公元2世纪末或3世纪初的诺克拉提斯的阿特纳奥斯（一个图书馆员！）乃是这些如饥如渴读书的文人中的两个范例，他们在阅读难以计数的大量书籍同时，进行了抄录、汇编、摘选和重新分类的系统工作。
诸如此类的集纳工作适合于哪种类型的阅读？我们可以同文艺复兴时期的收集常用语的活动进行颇有教益的对照。这是一种积聚知识的技术，人们从少年时代起就边阅读边收集，记录下许多警句格言和历史知识，然后按照字母排序或者主题分栏排列来加以分类，从而提供了可以随时在新的文本中重新使用的大量素材。各种常用语的笔记也许是个人所做的练习，但同样造就了许多庞大文集的印刷出版，给读者提供了大量摘录自书籍中的奇闻轶事或者榜样范例。而一些资料表和索引在这样的情况下便利了查询（注：关于这一传统，见A.布莱尔：《可携带的图书馆——文艺复兴晚期的常用语文集》(Bibliothèques portables:les recueils de lieux communs dans la renaissance tardive)，载于M.巴拉丁和C.雅各布主编：《图书馆的能力——西方的书籍储存》(Le Pouvoir des Bibliothèques.La Mémoire des livres en Occident)，巴黎，阿尔宾·米歇尔出版社，1996，第84-106页；F.戈瓦埃：《常用语的卓越不凡——古代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创意》(Le Sublime du lieu commun.L'invention rhétorique dans l'Antiq-uité et à la Renaissance)，巴黎，奥诺雷·香皮翁出版社，1996。）。
阿特纳奥斯乃是又一个应优先提到的例证。翻开《欢宴的智者》，我们就会读到一段提要，给我们简要地描述了书的内容，其目的可以说是为了吊读者的胃口：“凡属对人的教养有益的知识在书中都没有漏掉的。确实，无论是鱼类及其食用方式和复杂的名称，抑或各国的所有种类的蔬菜和牲畜，无论是撰写历史的人、诗人和更广义的有知识的人，抑或各种乐器、种类多不胜数的玩笑，以及各种饮用器皿之间的差别等等，等等，无不尽数收入。”在这些大栏目之内，我们会发现并列着各种“阅读卡片”，它们按照联想和类比的逻辑来重新编排数量可观的信息：围绕一个词、一件东西、一种蔬菜或者烹调方式，作者并列了按照其阅读线索摘录的引文或释文。我们从中见识了亚历山大学派的种种广证博引的方法——文学评注，从文献学考证文本，词源学，词典编纂学和人名地名学，病因学，方言学，目录学（论述这类题目的作者是何许人……？）等等。这些简单扼要的笔记通过并列，有时构成小型的专著，例如谈论荷马史诗中的烹调方式的第一部分的长篇分集。
《欢宴的智者》也许以常用语笔记为模式，乃是一部经过加工的回忆录，它可以使人调动种种阅读的储存，用新的奇闻轶事和新的引证来充实个人的储存。这是为了达到某种类型的文化氛围而建造的辅助储存器，在这样的氛围中，我们从一个词、一个问题、一段引文出发，展开一系列的联想、解释和对照。阿特纳奥斯的艺术在于选择这种氛围的场地和这种文字欢宴的代表性作者，把他所汇集的博学的知识推上舞台。
作为文库的论著
亚历山大图书馆所孕育的百科全书梦只能在无限的积累活动中物化，在这样的积累活动中，文人们把词语、资料、引文转化和改编为文本－目录，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在词语的独特性、大自然的奇异、神秘的变幻面前永无穷尽的发现和惊讶的乐趣，难道不应该如此说吗？目录和其他文集不是可以用于整合知识的唯一形式。
科学书籍——论著不仅能成为存档之处，而且也是知识构成典籍的主要动力。马里奥·维吉蒂在其颇具启发性的一篇论文中（注：M.维吉蒂：《古希腊的科学——历史认识论问题》(La scienza ellenstica:Problemi di epistemologia storica)，载于G.贾南托尼和M.维吉蒂主编：《古希腊的科学》(La Scienza Ellenstica)，罗马，国家科研中心，1984，第427—470页。），着重指出了欧几里德的范型在古希腊认识论中的作用，特别是作为论证（原理、要素、证明）组织原则的公理结构的作用，以及生物学范型的作用。他特别说明了公理结构如何在诸如几何学这样一个领域里容许以往的知识积累成一部基础论著，而继后的各个层面不再显现自身的特殊性，同时又使以后的知识扩展通过对系统的补充而有所可能：帕加的阿波罗尼奥斯的《圆锥曲线论》同欧几里德的《几何原理》的关系即是如此。
笔者想对这一观点略作延伸，侧重探讨一下两种特殊的体裁——世界地理和历史，这两门学科我觉得在古希腊时代很好地说明了文库及各种文人工作的新资源对于知识整合计划的影响。笔者要简要回顾一下三部范例性的文本：波利比奥斯的《历史》，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和斯特拉波的《地理学》。
笔者不想按照编年史的顺序来谈论这些文本，而是依次追溯一下狄奥多罗斯、斯特拉波和波利比奥斯，试图指出他们对同一个基本问题提出的若干解决办法：如何变积累为整体？本着这样的目的，哪些是作者及其读者方面所要求的操作？要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必须对文库的资料进行何种类型的制作？经验资料、陈述、信息的广泛组合，如何同使之合成一个整体、赋予它们以连贯性并使之可见和可思的知力综合要求相调和？这一整体在上述文本中即是世界历史和地图。
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是这一批生活在图书馆里的历史学家的代表性人物，对于这样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态度颇为严厉。波利比奥斯在其著作的一段名句（Ⅻ.27）中，指责托罗门尼乌斯的提麦奥斯属于这个历史学家家族，他们厌倦旅行和实地考察，而是喜欢呆在一个能找到各种书籍的城市——一个靠近图书馆的城市里，以便对他们的前辈的无知进行比较性的批判。波利比奥斯本人则选择另一种生活：旅行、实地调查和同撰写历史的作者们交谈，简言之，即是做一个像尤利西斯那样的旅行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作为熟读波利比奥斯作品的读者，竭力试图使我们相信，他的浩瀚的历史汇编历时30年，乃是在亚洲和欧洲广阔地区工作、冒险和旅行的结果，所以他可以作为可能搜集到的最大量事物的亲身见证。然而，他的著作标题《历史文库》本身及其勃勃雄心——自元古至今的希腊诸族和诸蛮族的通史——表明，狄奥多罗斯的资料来源基本上是书籍。
该书第一部的导论力图证明世界通史的体裁优于较狭窄的专著（注：关于狄奥多罗斯的《历史文库》的价值和方法，见L.康福拉：《狄奥多罗斯眼中的史学目的》(Lebut de l'historiographie selon Diodore)，载于H.维丁、G.谢本斯和E.德凯塞尔主编：《历史目的——公元前4-2世纪希腊史学研究》(Purposes of History.Studies in Greek Hist-oriography from the 4th to the 2nd Centuries B.C.)，1988年5月24-26日卢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件，卢汶，《古希腊研究》(Studia He-llenistica)，第30期，1990年，第313-322页；并见同一作者为狄奥多罗斯《历史文库》1-5卷所写的导言，巴勒莫，塞勒里奥出版社，1986，第9-25页。笔者的论述乃是这样的分析的延伸。）。世界通史的作者实际上旨在把彼此通过亲缘关系联结着的一切人统一为一个单一的相同的“综合体”，一个单一的相同的有序集合体。他们撰写发生在整个大地上的活动史，就像这一切发生于同一个城市。像波利比奥斯一样，狄奥多罗斯维护历史的功利性及其榜样和教益价值。而功利性对于读者来说在于揭示十分大量和十分多样的事件(1.3.2)。大部分历史学家只报导一个部族或一个城市的战争，能勾画出所有部族自起源到其当前时代的事件的历史学家数量很少。狄奥多罗斯甚至没有找到一个人能成功地进行过这样的工作：把一切汇集于单独一部著作、单独一个“综合体”即大全和文库的范围内，然后进行整理。
所以，狄奥多罗斯提出了这个把发生于整个宇宙的一切事件汇编在一起的计划。这样的工作十分有益，因为它在单独一部著作中为读者提供了一部世界通史，如果没有狄奥多罗斯，读者就不得不寻找许多必要的论著，来获得如此全面的认识，同样不得不面对论说的纷杂和数量的繁多：于是，了解历史事件成为畏途。为了避免读者从图书馆到图书馆沿着纸莎草纸卷的线索无限漫游，必须把作品本身变成浓缩了所有史书的图书馆。因此，狄奥多罗斯把一系列事件全部包括在单独一个“综合体”框架内，这样既便利于阅读，又成为保持完整性和连续性，避免割裂和散佚的唯一办法。
《历史文库》这个标题本身向我们说明了这个“综合体”的性质。它大部分建立在阅读和汇编前人著述基础上：库梅斯的埃福罗斯（公元前4世纪中叶），波塞多尼奥斯，波利比奥斯，克尼德的阿加塔希德，麦加斯梯尼关于印度的著述，阿布德雷的赫卡泰奥斯关于埃及的著作。狄奥多罗斯的《文库》首先是经过摘要和释义的各种书籍的汇编，其间穿插着狄奥多罗斯带来的补充信息。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各种书籍——经过摘编的书籍组合的结果，其中包括构成狄奥多罗斯本人的作品40卷（或“集”）。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斯特拉波及其著作《地理学》，这是亚历山大地图绘制术的最好的见证。这部著作的17个分集构成一部概论，其中可以确定许多颇有特色的论述带着前面所追溯的积累的色彩——文学注释、病因学说、奇迹、引文等等。何况，斯特拉波本人也将自己的著作描绘成一个“综合体”(I.1.22-23C13)。他的著作是根据“环游世界”(Periodoi g
s)的地形学原则编排的，从而可以沿着环球(oekoumène)知识探索航线来贮存和整理沿途遇到的地点和民族相关的全部信息。笔者想着重分析一下能够有力地说明整体性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斯特拉波是亚历山大第三个图书馆员厄拉多塞的地图的目击者，笔者把下面这段话视为对古希腊地图绘制术历史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记述(Ⅱ5.11C117)：
然而，一些事物像另一些事物一样，我们通常是从“传闻”(akoè)出发来重构其形态、大小及其他一切质和量的自然特征，同样，智性从感性素材出发来重构概念。一只苹果的形状、颜色、体积及其气味、触觉质地和滋味等等，智性正是从这一切出发来重构苹果的概念。与此同理，如果是巨型的东西，感觉只能知其片断，而智性能从这些影象的内容出发来建构整体。因此，学者们(philomathe
s)相信这类感官，即各不相同的个人，他们在纷繁的旅程中看到了各个不同的国家，将有人居住的整个世界的外貌重构成一张统一的简图。
笔者不想在这里赘述这段文字在古希腊哲学界引起的反响，特别是它同认识“标准”(Kritérion)问题——苹果的例证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被引用——的联系。
斯特拉波以一种给人以强烈印象的方式描述了从多方面的局部经验资料走向总体的理性观念，或者更进一步，从旅途叙述到其体现为包罗一切的某种几何图形的过程。波利比奥斯在对提麦奥斯的批评中告诉我们，“传闻”(akoè)包括两种形式：口头见证和书面见证。斯特拉波在其作为地理学家的工作中，特别看重目击的“传闻”，但其所指的不仅是口头传统，而且同样注意深藏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的巨大的信息矿脉。笔者甚至认为，他描述了厄拉多塞本人在关于印度北方山脉的纬度的长期争论中的工作，正如我们能根据另一段论述判断的那样(Ⅱ.1.5C69)。斯特拉波告诉我们，厄拉多塞将其对这个地区的地图的现代化的测定建立在“翻阅了大量科学论著之后”进行实地考察者的见证的基础上，“这些科学论著充实了他所拥有的极其巨大的藏书，其重要价值曾得到喜帕恰斯的肯定”。
厄拉多塞作为亚历山大图书馆馆员毋需亲赴印度、伊比利亚、埃塞俄比亚或者西徐亚，去绘制一张全球地图。他只需把旅行者的叙述收集起来，把各种地理学的文本加以汇编，并从这种空间片断的组合出发，重构、“综合”(suntithénai)成一张简图，从而从关于整个地球的局部的观念走向了抽象的理性的几何观念。
这种转变的工具则是根据欧几里德几何学原理绘制的地图，它以距离、曲线、位置和形状来表述借助文字著述流通的描述性和推论性资料。总之，地图能概述整个地理学图书。它将它们浓缩成一种概要的和同质的形式。这样的整合和综合是通过一系列从感性见证到智性、从多态和局部到单一的整体形象的过程来达到的。
然而，应该怎样看待斯特拉波的著作——他的《地理学》本身呢？笔者只想引证一段文字，它既说明了这部著作的雄心，又说明了斯特拉波的阅读记录(Ⅰ.1.23C13-14)：
从巨大的雕像身上我们要寻找的不是每个细部的准确性，而毋宁说更关注于其全貌，以审视整体是否得到完美地表达(ei kals to hoion)，我们也应以同样方式来判断这类著作；因为，所谓巨著，乃是描述巨大总体的著作，除非这个或那个细节能引起渴望知道并转向行动者的兴趣。
巨大的雕像的形象来源于卡拉克特的凯基利乌斯的著作《论历史》。笔者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种接受作品的方式——关注细节的准确性与关注总体形态、整体表述之间的对立。我们可以询问，斯特拉波是否归根结蒂不希望他的读者接受地图绘制者的总体的综合观点，不希望他们避免在《地理学》的17卷书海中迷失方向，抑或相反，要求他们在头脑中始终保持地球形态的全貌感和整体感。因此，可以说通过参阅地图，在地理学论著及其对象——有人居住的大地之间存在着某种拟态效应。
在结束本文前，我们要谈一谈波利比奥斯。笔者觉得读一读他的著作有助于了解斯特拉波和亚历山大的地图绘制术。在他看来，恰恰是历史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诸多论述中，我们想引证下面这段话(Ⅲ.1.1)：
我们所要论述的主题，即已知的有人居住世界的所有各个部分是在何时、怎样和为何落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只是我们应以总体的眼光来研讨一个独一无二的行动，它有着众所公认的开始、有限的延续期和毋庸置辩的结尾。因此，我们认为揭示这一行动的各种联系，并作为导论来指出说明其从头至尾的发展的主要插曲，不无裨益。依我们所见，这便是使想要了解我们全部工作的普遍意义的读者理解的最佳手段。总体的观点便于思维去了解各个部分。同样，认识各个不同的部分也使思维掌握整体变得更为容易。
在这段话中，除了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模式的启发作用之外（注：关于这一问题，见M.维吉蒂：《波利比奥斯作品中的历史场景——一种误解的探源》(Lo spettacolo della storia in Polibio.Gen-ealogia di un equivoco)，载于D.兰查和O.隆哥主编：《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奇迹与异事》(IL Meraviglioso e il verosimile tra Antichità e Medioevo)，佛罗伦萨，奥尔什基出版社，1989，第121-128页。我们在正在进行中的一项工作中，发展了对波利比奥斯的《历史》的这种“地图绘制式”阅读。），笔者还想指出地图绘制术模式的重要意义。波利比奥斯的计划实际上要说明一连串的因果链和在空间上不相关联的活动舞台上发生的各种事件的同时性如何促成了罗马帝国的诞生，这个帝国“把已知的世界的所有部分置于其统一的统治之下”。局部的和偶发的事件始终是同全世界的事件相关：“意大利和非洲的事务从此同希腊和亚洲的事务联系在一起，一切事物均朝着单一的结果趋同”(I.1.3)。如果说编年的模式可以再构时间的连锁，那么必须同逐一造访主要的事件舞台的空间顺序原则混合在一起。因为，波利比奥斯关注的与其说是事件本身，毋宁说是它们相互关联的方式及其因果链的结果。
叙述的剪辑虽然是单线的，但旨在给人以东南西北、罗马、迦太基、西班牙或安提阿同步的观念。从此我们了解了伟大的地理学发展的中心作用，正如波利比奥斯著作的卷36中所显示的那样。波利比奥斯所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拓扑学方面的：按照其应有的地位来讲述每个历史事件，以能达到一种整体的观点。因此，波利比奥斯的“综合体”是范例性的，因为它告诉我们积累不等于整体。整体乃是一种叙述效应，它产生于对不可见东西的感知，对使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泰洛斯”(télos)即目的的各种联系和连锁的理解。只要阅读一下这部著作，就会使人领悟表现在表面看来相互独立的各个活动舞台上的一切空间的和时间的联系，历史过程的因果链和深刻的统一性。这样，波利比奥斯的读者被赋予了一种地图学的和普世的历史观，从而使他们能够概要地揭示“所有各个部分的协同”(Ⅸ.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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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提到的各种不同方式乃是可以用来控制积累，调节具有庞大的藏书和用以工作的习惯的社会中资料、事实和文本的指数式的快速增长的战略。词典，文库，哲学史文集，历史和地理的“综合体”，凡此种种都是整理它们所包含的大量文本和信息的工具，倡导了某些特定的知识流通和显示方式：不是通过书籍的再生产，而是通过书籍内含的资料的对象化、摘录和重整来实现。
词典和文库具有不定增长的逻辑。纵向的和横向的序列原则保证了手段的持久开放性和所贮存的资料转向另一种分类手段的流动性。这一过程的极端形式乃是按照不同的序列原则，以闭路形式简单地再生产资料，从而改变了资料的可读程度、查询方式，归根结底也就是改变了其作为知识的功效。由此可见，百科全书即是各种文本片断和知识的连续不断的再分类。
反过来说，地图绘制术、地理学和世界史的种种计划构建了按照某些不同原则确立的整体：局部的经验资料的组合促进了处于高度抽象水平上的某个总体对象的构建，从而使读者有可能通过在作品中漫游来保证实现从知识汇集到综合的过渡，并通过观念和经验的整合化来达到对不可见事物——推动世界历史、有人居住的世界的协同——的感知。
Christian JACOB:LABIBLIOTHEQUE ET LE LIVRE FORMES DE L'ENCYCLOPEDISME ALEXANDRIN.
(DIOGENE,No 178,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