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息控制与知识管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管理论文,社会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构成了今天知识管理研究的兴盛，尽管这种兴盛并不意味着知识管理在实际应用中能达到预期的良好效果。预期的效果目前主要表现在企业的应用之中，因为它能迅速带来明显可见的经济回报而成为检验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试验田。不同领域之间的知识管理研究存在明显的范式鸿沟，尽管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有助于研究深入，但就目前而言，基本范式的融合或者说至少在范式之间构建交流的桥梁是迫在眉睫的。因为这有利于我们对知识管理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达成大致共识，并给各自的应用带来新的思路。
1 图书馆及档案馆系统视野中的知识管理及其困境
目前主流的看法把图书馆、情报和档案系统看成是信息资源管理系统的一部分，并且是主要的部分，尽管存在着将信息资源管理进一步泛化的倾向。信息资源管理研究视角构成了知识管理研究最大的一部分。事实上，知识管理作为信息资源管理的高级阶段也是主流的学术观点。通常来说，这一视角的理论构架至少在国内主要源于文献信息管理的研究，因而主要表现为对显性知识的管理，并以知识的可获得性为基本目标。这两点无疑是知识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视角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如果将信息资源管理从一种视角泛化为具有普适性的基本理论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事实上，主张图书馆学、档案学甚至情报学是信息资源管理学的下位学科，并将信息资源管理作为图书馆、档案馆和情报工作的本质特征的学者不在少数。
的确有一种努力将信息资源管理视野的知识管理向企业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视角融合进去的趋势。例如对隐性知识的关注。在图书馆及档案馆方面，出现了“图书馆知识管理”和“档案馆知识管理”的说法。邱均平等人（2006）是将“图书馆知识管理”作为知识管理的应用之一来看待的：“图书馆知识管理，是指应用知识管理理论与方法，合理配置和使用图书馆各种资源，充分满足用户不断变化的信息与知识需求，并提升现代图书馆的各项职能和更好地发挥其利用的过程。”[1] 这种看法的确超出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一些束缚。例如，它以图书馆知识管理系统为管理对象，加强对隐性知识和人力资源的管理，促进组织制度创新、建立学习型组织等等。这一切都具有很明显的企业知识管理的特征。然而这种看法带来的困惑就是：图书馆知识管理究竟是图书馆机构本身的知识管理，还是图书馆发挥其职能的知识管理？很明显，这是两个概念。这个问题在档案馆知识管理研究中同样广泛存在。
如果说是图书馆承担的知识管理的社会职能，那么，它的工作对象仅仅局限于图书馆机构内部本身的管理系统，依赖于图书馆本身拥有的资源，目标是“解决图书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优化图书馆业务工作和管理活动……”，即便是隐性知识资源，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都是着眼于本机构的职员，加上读者的反馈。如果说是图书馆机构本身的知识管理，那么，第一，对于显性知识的管理却是着眼于整个图书馆拥有的知识资源而不仅仅是图书馆工作本身所需要的知识资源；第二，无论是它们的前提（图书馆、档案馆与社会知识的特殊关系），还是工作内容特别是数字图书馆与数字档案馆知识管理的内容都表现出远远超出机构本身的社会维度，例如“知识创新、知识组织、知识扩散和知识增值”等。此外，这样一种机构或者组织的知识管理事实上并不具备独特性，跟其他企业或组织的知识管理没有本质的区别。那么它又是如何能够取得与其他应用并列的地位呢？
从上述关于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定义来看，很明显受到了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决定性影响，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很大程度上受到计算机信息系统发展以来的情报学的影响。无独有偶，在各种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管理教育中，Loughridge（Rehman,Chaudhry,2005）也注意到，知识管理与图书馆学、信息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与实践有很大的不同，要发挥有效的作用，他们还需要一套新的方法。我们认为，信息资源管理的模式不管是狭义的，还是包括信息资源系统的人、技术、设备乃至政策等的广义信息资源含义都是一种商店模式，将信息与知识看成一种商品货物进行囤积并售卖的活动。“知识服务”正是这样在一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因而，由此而来的知识管理带有很大的机构或信息实体管理的局限性。对于情报系统来说，局限性还不明显，但却集中表现在图书馆与档案馆系统在上述的困境中，特别是公共信息资源体系（我们姑且这样称呼），那就是这些系统的知识管理的服务对象或系统目标是什么，而系统目标对于知识管理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Rehman和Chaudhry也提到，在图书情报系统中，人们往往对系统目标感到困惑。目标的缺乏也直接导致动力的缺乏，毕竟知识共享仅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将主要集中在公共资源体系来考察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察的是社会知识的运动。
2 知识生长的过程
2.1 知识的主观性
本文无意纠缠于信息与知识的概念，也不可能对知识的基本问题进行系统阐述。如果说按照传统的观念，信息存在客观信息和主观信息的话，那么知识就完全是主观的。不管是经典的定义“客观世界的主观反应”，还是竹内弘高、野中郁次郎（2006）的定义：人际间个人信念朝“真实”的方向实现验证的动态过程[2]，都不能否认知识是人的意识的产物的基本属性。我们知道，人类每一个体的经验都是不同的，于是知识“很大程度上是认知的和个人化的，而管理属于组织过程。”（Skyrme,2003），那么知识本身是不能被管理的，被管理的是知识的社会过程和环境。因而知识管理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信息也可看成承载知识的工具。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2.2 知识增长的多种螺旋
在信息资源管理看来，信息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而知识也是一个积累的过程。这是信息资源管理理论的出发点之一。所有的角度都意识到：知识只有在不断循环中才能增长。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之间的知识的螺旋式上升可以说是各学科视角的共同点，符合信息资源管理的理论框架，但不符合其显性知识的关注视域。有趣的是，情报学者Ruben在试图为信息研究与传播研究搭建范式桥梁的时候， 曾提出一个模型：信息e（环境的信息），信息i（个人的信息），信息s （社会的信息）之间互不相同、往复运动、彼此限定。[3] 其中“环境的信息”是作为信息研究特有的部分。环境的信息在知识螺旋式上升以及知识管理的各种转换中被排除在外，应该是由于环境的信息中不存在知识。此外，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知识的螺旋：阐释学循环，是文本（或本文）总体和部分之间理解的循环上升的过程，而这个文本可以是有层次的，最高可以称为社会总文本。这些循环的内涵和适用范围是不同的。
2.3 知识生长的有机过程
托马斯·库恩否定了科学发展的积累模式，代之以范式革命。这是科学史对科学主义霸权的反思。然而范式革命并不排除对以往知识的继承，积累仍然是一种方式。但从根本上来说，简单的积累式螺旋成长存在很大的局限性，这也导致信息资源管理视野中的知识管理的局限性。因此，知识是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存在着生命周期的。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的划分所依据的是知识的编码状态，还没有涉及到知识的本身及其内容。知识作为人类意识的产物，我们需要从人文主义的一个端点阐释学来考察知识的创新机理，毕竟库恩的学说使科学具备了与阐释学理论对话的可能性。我们就以情报学的阐释学范式来观照。任何知识都不是凭空产生的，知识的创新或新的意义产生于交流的结果：“视域融合”。不同视域之间的共性构成交流的基础，不同构成交流的动力产生新的意义，知识的个性是绝对的，共性是相对的。这种交流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文本或文献的交流本质上也是人与人的交流），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或者说人与环境的信息。这就很好地修正了人文主义者对库恩思想偏颇的理解。
2.4 社会知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复杂适应系统
个性知识与共性知识之间也是一个循环，可以看成阐释学循环的哲学化思考。共性知识产生于个性知识达成的共识，并影响和建构个性知识的基本结构。这种知识的划分与隐性知识—显性知识不同，例如社会知识并不一定是显性知识，可能存在于社会习俗与惯例中，而且这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从根本上说，知识的生产和创新都只能是人脑依靠交流来完成，文本不可能产生知识，所谓的显性知识可以看作交流的手段，这种交流在实体上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也可以是个人不同视域之间的交流（或者说推导的过程）。
知识管理的生态学派在这方面是很有道理的。人类知识如同一个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种群，知识的总体与其说是增长，不如说是在不断进化。在不断地与外界交换信息中完成知识基因的遗传变异从而达到进化，是知识体系从简单走向复杂。这种进化从本质上来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一般而言，知识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提高组织的竞争力和适应力，竞争力表现为知识体系的进化，因而相对于遗传与变异，知识的传承和创新同等重要。
因此，知识的信息资源观是有其局限的。对于知识管理方法来说，更重要的是促进、引导和维护知识生长的有机过程，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
3 档案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启示
信息资源管理研究有浓厚的图书情报背景，适应图情档一体化实践，它把档案系统结合了进来成为其下位学科。学科整合本来是一个不同范式视域融合知识创新的好机会，但这种机会被忽略了。他们“无法区分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差异而模糊地认为后者为前者之低级形式，没有本质区别。”[4] 也许值得档案学幸运的是其学科名称不是“档案馆学”，因而能越出机构实体甚至物化的信息资源体系去宏观地考察文件与档案运动的基本规律，并给自己的工作找到准确的定位。
档案是人类活动的原始记录，而知识产生于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经验的产生与经验的再利用是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因为人类的活动具有重复性，并在这种重复基础上进行创新。因而档案由于其与实践的这种紧密结合性在知识管理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数字时代使档案与现行文件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区分、密不可分。以特里·库克的“后保管模式”为代表的新思维为档案工作更加密切地参与社会知识生长发育过程带来了光明的前景。有关的主要管理思想包括：（1 ）历史主义的灵魂，强调保持信息产生时历史的真实面貌，并在数字时代与逻辑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2）新来源观的事由原则，不仅加强了档案与人类活动的联系， 也将管理视角扩展到了文件的形成背景；（3 ）文件生命周期与文件连续体理论很好地展示了文本的发展过程与上述知识生长过程与生命周期的紧密联系；四，全程管理与前端控制，将文档工作与人类活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了一起，并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核心的知识管理功能。此外，还有档案信息的关联性。
尽管档案学取得了如此令人瞩目的突破，但遗憾的是档案馆系统视野的知识管理仍然局限于自身机构与物化信息资源体系之中。即便是特里·库克的后保管模式，提出了新来源观与全程管理与前端控制思想，但其理论却归结为档案工作以“知识服务”为根本目标。这种知识服务与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结合在一起，全程管理主要着眼于档案信息与元数据的捕获与文档管理而不是基于知识管理。这不能不说信息资源管理理论阻碍了档案工作在知识管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对于图书馆系统来说同样如此，因为它们同样本该在知识管理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4 社会信息控制理论与知识管理
自1997年起社会信息控制说开始提出[4]。它本是作为图书馆系统的基本职能提出来的，但随着数字时代的图情档案一体化与边界模糊，档案概念的拓展等因素，也同样适用于档案系统，并由于双方的“视域融合”而更加明显。知识管理是作为图书馆与档案系统众多社会职能中的一个而在此论及的，它既不是它们的基本职能，图书馆与档案系统也不是执行知识管理的唯一机构。社会信息控制理论视野的知识管理主要有如下特征：
4.1 在社会系统大背景下看待社会信息资源体系
首先，无论是图书馆还是档案馆系统的资源体系是一个整体的分布式系统，在各自的地域与知识门类等方面承担社会职责；其次，图档系统与其说是社会系统的子系统，不如说是一个功能模块，承担社会信息控制的职能。在这样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下，其总体服务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并以整个社会、国家的竞争力和适应力为目标，其知识管理工作的视域是外向的，而不是内向的。
4.2 新文献观与全程控制
文献不仅仅被看成实体，更是交流的手段与知识信息控制的工具，资源作为知识的集合体同样是控制手段和过程。在网络时代大众传媒把关人地位逐渐丧失的情况下，逐渐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在脱离物化资源体系的基础上全面参与社会知识的全过程。“从社会总体而言，信息与其他资源不同，几乎就没有不足过，不足的只是我们对信息以及信息不合理流向的处理控制能力。”[4]
4.3 以知识信息为中心而不是用户
信息资源管理对交流说的一个扬弃就是重新开始了对藏的重视，但这种藏仍然表现为利用逻辑的资源可利用上，是在信息用户需求的预测基础上反映用户的需求结构而不是知识本身的结构。忽略知识体系本身的特质，缺乏对用户的引导。因为信息资源的用户并不是那么理性的，即便是研究人员也同样如此，何况研究人员也不是信息资源的当然用户。目前的用户教育即便有也多半跟寻找信息的位置有关。控制说重新拾回古代藏书楼的传统，构建社会公共知识体系。对馆员来说，不仅要求他们是信息专家，也是学科知识的专家，或者说需要一种监管精神（Curatorial Ethos），不仅知道知识甚至信息的地址，更要知道知识发展的脉络与知识信息的价值。
4.4 教育与交流职能
信息资源管理对交流说的一个退步就是对社会教育职能与交流职能的基本放弃。目前，知识管理系统的满意率与成功率很低，Koenig在调查其原因时发现超过一半的失败应归因于用户培训与教育的不足，这是知识管理的三个部分之一，而图书馆员本应在这方面担当“关键的角色（a vital role）”（Rehman,Chaudhry, 2005）。对于社会说与交流说时代来说，这是图书馆系统最活跃的角色之一；对于控制说而言，这是知识信息在地理空间中的流向控制。
4.5 社会信息生态与知识进化
伴随社会信息控制说的是较早提出社会信息生态的概念。知识正是社会信息这一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种群。影响知识体系进化的实质上是知识的基因。企业小生态环境与社会大生态环境之间存在信息交换与交流，并息息相关。小生态环境有一个自身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不一定是对大生态环境平衡有利的。因而，社会的信息生态平衡需要维护与引导。如果说信息资源管理类似于货仓模式，而我们需要的是水库模式、银行模式所发挥的调节作用。以知识基因为例，某些基因对某些小生态环境来说是缺乏竞争优势的，但其潜在的优势却可能对整个社会很重要。对于社会而言，基因的多样化是基本要求。对于社会知识结构而言，用户的逻辑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构建，容易形成超稳定结构，阻碍社会知识创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儒家思想僵化的教训的。
4.6 知识管理的人文关怀
信息资源管理缺乏人文维度，而社会信息控制说将信息公平等图书馆档案馆系统所必须承担的人文关怀与责任放在中心位置。知识管理以企业为基本应用领域，而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终极目标，因而知识管理也表现为强烈的功利性。当知识管理服务的对象成为整个社会的时候，人文维度必须引入进来，因为社会和谐符合社会竞争力和适应力的增强。与此同时，这种人文关怀本身也符合社会总体的功利性。首先，公共资源系统将不符合经济效益的知识管理部分承担下来，支持了企业知识管理的增效。其次，它将包括边缘人群在内的更大范围的民众拉入知识大循环中，而我们已知知识创造的唯一途径是人脑的交流活动，而边缘人群往往有着更加独特的文化基因。
5 结语
本文并不否认资源观视角的有益性，仅仅希望得到多元视角与多元话语共生的局面，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资源观存在知识管理的静态化、实体机构内部化、偏显性知识、缺乏系统目标及社会视角等局限。Loughridge也注意到目前知识管理实践与良好建构的图情管理实践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知识管理本应更加强调知识的抽取、创造、组织作业，以及与组织战略更紧密地融入”（Rehman,Chaudhry,2005）。社会信息控制说提供了我们甚至将传统的图书馆及档案工作与现代知识管理更好结合起来的条件。
收稿日期：2007—03—22
标签：信息资源管理论文; 图书馆论文; 图书馆知识管理论文; 档案管理系统论文; 知识管理工具论文; 过程管理论文; 控制环境论文; 工作管理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