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选拔培训的分析与思考——从中国和美国比较的角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校长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校长，作为学校利益的维护者、重要决策的制定者、各项工作的推动者、学生发展的监督者以及学校改革的代言人，其作用被整个社会所公认。然而，有关校长选拔与培训的研究尤其是中外比较的资料却是凤毛麟角，无法满足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有鉴于此，笔者对中国江苏和美国加州的中小学校长进行抽样调查，辅以座谈与访谈。中方有效问卷为134份，美方为121份，其中各有1/3为小学校长，其余为中学校长。本文是对两国校长选拔与培训问题所做的分析报告，旨在揭示校长选拔与培训方式变革的必要性，为中国校长培训提供参考资料。
一、中美中小学校长概况
（一）两国校长的性别结构
被试中国校长87%是男性，13%是女性，而被试美国校长男性占52%，女性占48%，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妇女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均处于弱势地位，虽然妇女解放、男女同工同酬问题已得到极大的关注，但中国多数职业中的管理者依然是男性。
（二）两国校长的年龄结构
在年龄分布上，中国校长比美国校长年龄大：42%的中国校长在51岁以上，44%的人在41岁至50岁之间，只有14%的人小于40岁，无人小于30岁。在美国样本中，36%的人超过51岁，42%的人40多岁，20%的人30多岁，2%的人不到30岁。在选拔和提升校长时，中国教育行政部门更重视资历和经验。一般来讲，在中国成为校长前，一个人当教师的时间（平均17年）要比美国校长长（平均13年）。中美校长年龄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的中国校长（在我们的样本中占96%）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考察任命的。而美国校长中的大多数（样本中占75%）是自荐当上校长的，因此不少美国校长可以不考虑自己的资历和教学实绩，在比较年轻时就能成为校长。显然，这两种不同的选拔培养方式各有优缺点。对美国方式的批评意见是该方式会导致不够格的人成为校长，因而缺乏必要的质量保证。也有人认为，自荐仅仅意味着候选人必须获得大家的公认，一般不会发生不合格的人当上校长的事。另外，在许多准备程序中，候选人往往要根据他们是否具备获得成功的潜能进行公示，如果不适合当校长，就会被取消资格。
（三）两国校长的学历结构
在学历方面中美校长差异较大。中国校长中77%的人具有学士学位，具有硕士学位的人占4%。而美国校长均获得学士学位，其中90%的人获硕士学位，9%的人获博士学位。对美国的教师来说，追求硕士学位已成为很平常的事情。从1997年开始的面向中学教师（从2001年放宽至面向中小学教师）的中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制度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基础教育中校长和教师们攻读硕士学位的积极性，他们当中许多人白天在学校教学，节假日、双休日或晚上上夜校攻读硕士学位。
二、两国校长的选拔任用
两国被试都认为“贡献社会”及“扶助青少年成长”是做校长的主要动因。美国被试认为“找一份令自己满意的工作”“探求与同事共同开拓的有意义的事业”“喜爱孩子及青春活力”“喜欢处理学校事务”“提供一套更有效的管理机制”是他们竞求校长职位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强调整体利益，一个教育家应不遗余力地贡献社会，而不是为个人谋利益。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还是中国现代意识形态，个人主义均为贬义词。所以校长中大部分人是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所使然，虽然做校长是上级委派的，但既然已经走上校长岗位，就不能辜负领导的期望和群众的希望，不干则已，要干就得真心热爱教育事业。美国则相反，“注重个体潜能的挖掘，鼓励个人自由、机会均等，强调个人主义”（杜威语）。可见，美国人做校长主要是由于自己的利益所驱动（做教师也是如此）。中美校长都认为做好校长的本职工作，内在动因比外在诱因重要得多。两国都有人认为“高薪水的工作”并不是非常重要的。毋庸讳言，中国教师的收入在社会主要职业中是偏低的，在中国苏北和经济不发达地区，有的校长收入比教师还低。而美国校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平均年薪男性为54922美元，女性为54736美元，比教师平均水平稍高，但比其他社会主要职业要低得多。在样本中，少数美国校长提到由于做教师的薪水远远满足不了家庭的物质支出。所以他们做校长确实是出于想谋求更高的薪水，中国校长一样要面对这样一种低薪资、低抚恤的尴尬处境。中美另一个做校长动因的共同点是：他们都谈到了学校的改革。都认为“为学校的进步与教师一道努力”以及“在学校改革中起积极作用”。
大多数美国校长提出他们居于教育管理者的地位是由于他们信仰大众教育的价值，喜欢与孩子、老师在一起，希望在学校变革中发挥影响，希望对那些忠于教育事业的群体的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多数中国校长把“服从上级领导的指任与分配”“学校工作的需要”“出于事业心和责任感”作为做校长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这种由上级指派的方法有它的优势，即可以保证校长的一般素质，与美国校长自选自决的上岗机制形成对比。当问及是否愿意在校长这个职位上长期供职时，中美校长均表达了复杂的内心感触。42%的美国校长仍愿留在这个岗位上。他们认为这项工作刺激、有挑战性，令人满意。34%的人响亮地说不。还有24%的人不确定。几乎近半数的人愿意日后居于学校领导阶层，但另有一半把工作压力大、繁琐作为日后离职的主要原因。一位美国校长说：“它要把我活生生地吃下去，除了这份工作（做校长）我什么都愿意干”。还有一位校长抱怨说：“压力是压倒一切的，我不得不尽一切可能为那些工作奔走，但是仍然应付不了‘要求更多’的任务。”这种沮丧的、疲于应付的体验在美国校长中非常普遍。接受调查的美国校长们对决定不追求或不留在领导岗位的理由陈述如下：对于基层工作者职责的要求越来越高；对于他们在组织中进行有效变革的权威性的侵犯；对于职责期望的提高；缺乏支持操作实践的法规与法令；报酬与职责的不相称；长时间工作导致无时间与家人相处或完善自己以及弥漫的对学校领导的政治压力。被调查的中国校长中有超过半数的人(52%)打算在校长位置上工作直至退休。其中仅有一小部分人将利他主义因素如热爱学校工作，热爱学生，献身于祖国教育事业，培养下一代等等作为持续任职的主要原因。其余大多数想留任的人是因为他们认为“身不由己”“取决于领导的决定”“服从上级的安排”和“工作和国家的需要”。有40%的中国校长不想再担任校长职务；8%的人不确定。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渴望重新从事教学工作或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活动。也有人认为，应该让年轻一代充满创新思想与改革观念的人接替领导职务，以推进中国教育改革的快速前进。他们坦承老一辈有太多保守思想，太习惯于过时的做法，这些会阻碍学校改革的进程。
三、校长培训内容的比较
“课程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在美国校长培训计划中是一门必修课，然而中国校长学习这门课程的只有60%。在样本中46%的中国校长培训时学习了“教职员的管理、指导及训练”这一课程，而学习这门课的美国校长占73%。52%的中国校长在职前培训中未参加任何实践调查，而美国上岗培训中91%的科目包含了有指导的实践调查。访谈结果表明，中国校长培训计划主要包括理论课程的讲授，时间大多在3个月左右。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校长是在岗位上边干边学。
两国有关教师教育的改革论著都特别强调经验的重要性。许多未来的校长把实践调查和他们实践工作中的指导老师看作是对他们的教育理念、态度和价值取向发展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在美国，增加实践经历，实习期间向有能力的指导老师和学科带头人学习已经被视为完善“培养大学毕业生中教育管理人员计划”的一个重要手段。例如在加州，从1997年起，新任管理人员被要求选择一位大学顾问和一位实习导师，跟着他们完成为期12～24个月的职业发展计划。这一工作的完成需要建立起大学和实践工作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在美国常常是教师及管理人员培训的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当研究者向中美两国校长征求校长培训计划的意见和建议时，两国校长都强调将理论学习与实习、实践调查相联系的重要性，尤其要留心注意那些教育管理人员中的典范。他们想有“更多的亲身实践经历”“更多的来自有经验的实践管理人员的指导”“在每门课程中有更多的效果好的活动”“更多的有关校长工作的个案研究”“更多观察模范校长”“更长时间地投入到实践研究”和“大学与教区更紧密的联系”。调查中58%的中国校长参加了计算机应用课程的学习，大约半数人选择英语作为外语，将近90%的人写论文，这是获得上岗培训证书的要求之一。美国校长希望培训课程中增加计算机教育和应用操作，希望在个性、评价、人事、预算、特殊教育方面得到更多的培训。中国校长更感兴趣的是学习政府有关教育改革的文件和新颁布的政策以及在他们的工作中如何贯彻这些政策。
美国和中国的教育管理人员培训计划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在美国做校长是个人职业的选择，竞选者必须自己支付所有的培训费用，自己花时间完成学习。然而，中国的校长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委任或指定的，上岗培训也是由政府部门安排并支付费用。中国的校长参加者可以全日制学习，同时享有全薪和一切待遇。因此，中国受训者在时间和费用方面比美国校长要占优势。调查表明，美国校长接受在职培训比中国同行要多。49%的中国校长仅接受几个月的在职培训，但美国校长中属于这种情况的人只有17%。18%的中国校长接受过一年的在职培训，但美国有29%的校长接受过一年培训。约17%的中国校长接受过两年的在职培训，但近一半的美国校长接受过这样的培训。
在内容的总体规划上，中国管理人员主要参加单一主题的学习活动，诸如学校教育法律法规、学校的结构改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应用、公共关系、英语等由地方或国家教育部开设的课程。美国的在职培训结构更加完善，层次更高，通常培训点设在大学校园。在加州，教育管理培训通常涵盖5个领域，依次为：1.组织环境和文化氛围；2.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事项管理的动态；3.伦理的和思考型的领导；4.公共方针的分析与发展；5.信息系统、人力和财力资源的管理。
当校长们被要求阐述这5个论题的重要性时，中国校长和美国校长所持观点有所不同。中国校长认为“对教育管理者来说，伦理、道德、价值取向”最为重要。事实上，他们有82%的人在在职培训中参加了这一课程的学习。道德教育在中国所有教育课程中均为必修科目——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到各种专业的在职培训。教育者尤其被期望成为年轻一代道德行为上的优良典范。与此相比较，尽管这一课程也被视为对美国教育管理人员来说最为重要的课程之一，但只有51%的美国校长在在职培训中参加了这一课程的学习。美国校长把“信息技术与管理”当做在职培训中最重要的课程。而中国教育管理者则认为此点最不重要。调查对象中仅有1/5的中国校长在在职培训中学习过这一课程，而美国校长中则有63%的人学习过这一课程。中国校长对“当代教育管理公共政策事务的研究”和“个人行为研究改革计划”的关注要胜过美国同行，说明他们对中国政策及改革结果的关注程度在不断增强。中国校长也认为，这些论题中“教育管理中的实践问题”要比其他大多数论题更为重要，并且对其评价要比美国同行高，他们中82%的人在培训中参与了教育管理实践。
在征求如何改进现有的在职教育培训规划的建议时，中美校长均认为要高度重视高质量的实践调查、“更多的学校真实情景中的实践”、“更多的关于实践组织机构及变化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及“理论和实践更好的结合”。此外，美国的校长们还要求大学的在职课程要由那些过去五年内任过校长的教授来教，并要讲述学校的现实问题。美国的改革者强调，要让新校长与有经验的、典型性的管理者在工作上结对，成为良师益友。这样，可以学到更多的领导技艺和管理技巧，尤其在碰到困难时，可以激发创造力，及时获取关于工作及事业决择的忠告。他们还指出，教育管理者的在职培训应更多地集中在生活情境而不是学术课题上。要提供更多的模拟情境，让新管理者们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国的校长们意识到了他们在职训练的不完整性和短期性，他们建议将来的培训大纲要组织得更具系统性、综合性，结构更紧密。重点应更多地放在最新的知识和实践上。他们也想拥有更多的与国内外的同事们共享信息的机会，他们尤其对其他国家的学校课程改革感兴趣。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中国和美国中小学校长选拔与培训的分析和比较，我们认为有以下几条值得我国教育行政部门与校长培训工作者参考。
（一）美国基础教育中有更多的女性参与学校管理工作，这一现象正呈上升趋势。在中国，正如其他管理职位一样，校长是由男人主宰的职位。由于中国要实现21世纪教育及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可以预测未来将有更多的女性担任教育界的领导，但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男人立于主导地位的强大定势，这个过程可能是缓慢的、逐渐的。由于中国的校长仍是由上级权力机构评定和任命，因此，这些掌握权力的人物——大多数是男性——要克服对女性的偏见，认识到在教育管理中男女平等的重要性是极为重要的。
（二）中美两国的决策者们应当关心校长年龄老化问题。虽然美国校长整体上要比中国校长年轻，但美国在下一个十年内将需要成千上万的新校长。中国校长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年长、更接近退休年龄，所以中国校长的空缺数额将更大。在为时太晚之前，现在该是吸收更多的年轻人到教育管理这一职位上来的时候了。
（三）在受教育程度及学位上，中国校长远远落在美国同行后面，这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的原因。在现实原因中主要是由于缺乏政府部门的政策指导与财力支持，特别是在大学教育这一层次上缺乏正规的教育管理教学大纲和课程。近年来，中国教育部正在出台政策，努力满足学校管理者在职培训的需求，这方面的工作力度还应加大。
（四）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多样性的争论没有美国那样明显和严重。调查中发现，中国校长意识到在职培训中各个论题的重要性的时候，并不看重“对多重文化项目的组织和管理”这一在美国校长眼中有很高价值的培训课程。这一结果与本课程研究的抽样限于南京这样的内陆城市有关，如果抽样包括中国边疆民族地区，那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在加州，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来自少数民族家庭。在美国的其他州也有着相似的情形。可在我们的样本中，86%的美国校长是白人，只有14%来自少数民族。因此，要不断努力吸收和聘用更多的少数民族教育管理者及教师。在美国，一项改革措施已被采纳：具备领导条件的优秀教师，经过来自学校、教区办公室及大学的专家们的鉴定和筛选后，脱产参加专门的校长培训项目。通过这种努力来吸收最聪明最能干的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性别的候选人，以把更多的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教师选拔到学校领导岗位上来。另外，还有人建议学校领导的培养应当从他们从事教师职业时开始，那些具有领导素质的人应及时被发现，应让他们多与校长交往，参与学校决策。这一点对中国教育管理者尤其是对中国多民族省份的教育管理者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
（五）在美国，大多数校长是自愿进入教育管理职业的。中国的校长大多是由主管部门任命的。因此，与中国大多数校长把校长职业看作是神圣的事业不同的是，美国校长更把工作当做个人感兴趣的事来做。在美国，校长比教师拥有更多的薪水，而在中国，有的地方校长比教师的薪水还低。与社会上其他行业相比，两国校长均没有享受到他们应有的报酬。尤其在中国，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在解决拖欠教师（包括校长）工资的同时提高教师和校长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六）美国被试一半人倾向于通过做校长来度过他们事业的最后部分。而那些想离开或感到不确定的人把“压力水平”及“工作负担”作为主要理由。因此，急需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建立更好的工作环境和为校长建立更好的支持系统以留下好的校长。相比之下，校本中的中国校长一半以上计划做校长直到退休，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美国校长感到压力更轻、工作更不可抗拒，而是因为他们对工作的那份责任感，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中缺乏个人的控制和选择，另外一半想离开校长职位或不确定要离开的校长们认为，应当让年轻人接替他们的职位，使学校不断吸收新思想，推动教育改革不断向前进。也有一些校长不想从事管理工作，想重返教师岗位或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可以预言，不久的将来，重要的变化将发生在中国的人事制度及领导体制上，从现在起，教育主管部门就应当鼓励优秀青年教师成为校长候选人，将其列入管理者培训计划，为学校发展培养新的领导人。
（七）美国与中国相比，在校长培训方面拥有一套较为完善的体制。而中国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进行正规的、有组织的校长培训。并且，中国的校长培训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而非实践调查方面。中国校长建议把学校作为实验和案例研究的基地。所有的准校长们应被要求在培训结业之前完成以学校为基础的研究方案。除此之外，他们还应当在取得资格证书之前花费3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去进行有专家指导的实地调查。
（八）中国校长接受培训的时间应适当延长，应使校长培训制度化。中国校长培训强调教育管理中的道德与伦理问题的同时也应重视对信息技术管理的学习，还应加强课程理论与实践调查的学习。
（九）中美两国校长都希望把理论和实践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希望在在职培训中能得到良师指导，能在培训中反映他们对本地区的关心。
（十）为了激励校长在职提高，加州正在建立新的培训学院。洛杉矶教区已拨款二千多万美元用于培训校长。中国政府应充分关注校长培训的重要性，提供政策和财力的支持与保证，促进这项工作的快速发展。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校长是学校能否获得发展与成就的关键。公众对校长的期望值非常高，我们希望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能从这个比较研究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努力吸收和培养更多更好的愿意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校长，以满足在这变化着的社会中学校日益增长的需要。毕竟，好校长能够造就好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