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文化现状述评_人文精神论文

社会思潮与文化现状述评_人文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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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与社会转型同步的文化转型过程,文化的层次,功能逐渐分化,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分化重组。在这一大背景下,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引人注目;道德重建的尖锐呐喊与全社会重视道德建设的努力,使这一问题被提上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日程。

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引致讨论的直接背景是在商品经济勃兴,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所谓“文化危机”;不仅“纯文学”一蹶不振,文学创作渐入商业化轨道,严肃的思想,学术和艺术也处境维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在“商业激情”的驱使下转移阵地,投入市场。与此同时,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性的价值失落,道德失范的担忧以及对自身责任、角色的困惑和对前途的焦虑。

讨论首先从文学评论界开始。王晓明等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1994年第3期《读书》杂志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题,开展持续讨论,将阵地转移至文化理论界。此后,《文汇报》开展了“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的讨论;《东方》《传统与现代》杂志等也参与了讨论。

讨论在以下几个层面展开:首先是事实判断。与“文化危机”论相反,王蒙等人认为,并不能断言文化市场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发展吞噬了严肃文化,中国仍然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严肃文学期刊的大国,《收获》,《花城》、《钟山》等始终保持着相当质量,《读书》杂志的订户大幅增加,一大批新的人文社科期刊、报纸创刊并获好评。显然,这是与前述文化衰颓并行不悖的事实,端在于如何作总体的评价把握。针对“失落”之声,有人提出: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环境中,人性的弱点固然暴露无遗,甚至令人沮丧;但在计划体制和传统意识形态中唯意志、唯精神论制造的“虚假的崇高感、道德感(诸如大公无私之类)”却是一种伪人文精神,是抹杀和否定人的欲望和个性的。因此,我们或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却难言失落。

学术的层面上,学者们从儒学传统及其当代命运、东西方人文主义和终极关怀的差异、五四文化传统及其中继、近代以来学术精神和人文精神式徽的路径、当代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的转换和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等诸多角度深入探讨这一主题。

许多人认识到,当前所谈人文精神的危机实际是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危机。在失去了社会代言人的中心地位之后,人文知识分子应如何理解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如何面对大众文化的高涨。许纪霖认为,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大致仍取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角色,追求建立一种统驭一切、用于安邦治国的道德。在当今意识形态化的道德意识淡化之后,学统的意义正在凸现。王晓明等强调人文精神的实践性和个体主义的原则,它最终体现为知识分子个人对生存意义的思考和体验,却不能自认这是终极价值本身并垄断解释权。因而,人文精神应该成为知识分子日常生活的一种规范,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于知识分子在开放社会和市场环境中,重新获得信念的支持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周国平认为,救世的热忱和救世者固然可敬,但在没有救世主的时代,更应当致力于精神的自我拯救。王朔、吴滨、杨争光等作家认为,人文精神应落到人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使人立于现实去追求理想,实现信仰;因而,外在环境并不会妨碍、影响人文精神的存在,市场经济恰恰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提供了新的人文精神形成的契机。

这场讨论公开了在多元格局中知识分子集团业已存在人分化和分歧,并深化了在转型社会中文化重建和知识分子角色、功能等问题的思考,大致趋近了知识分子当自重和尊重他人的选择,从恢复个体活力和信念以焕发整体文化精神的立场。

道德建设成为热点

伴随社会转型出现的道德失范、治安恶化,以及腐败现象和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忧虑。1994年,道德建设被提到重要位置在不同层面上推进。

作为国家和政府行为,以“精神文明建设”为主旨,展开一系列社会公益活动,以营造“助人为乐”的社会氛围。并以“五个一工程”命名,展开社会主义道德的宣传活动。

在学术界和知识界,则着力于道德建设的传统资源的开掘,在儒学及中国人伦文化的研究上,做出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今年以来,各地的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批介绍传统美德的书籍,力图在青少年教育中充分利用传统资源。

社会日益强烈的重建道德的呼喊,是由张承志、梁晓声、张炜等几位作家发出的。张承志继去年出版的《荒芜英雄路》之后,在今年出版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中,再一次“以笔为旗”,向呈现“末世相”的社会病态和丑恶现象宣战,追求正义、和平、国家统一,美和善。在被他称之为的“后庭花大合唱”中,发出锐利的呐喊。他坚持站在民众的一边的“底层立场”和与“无原则,无操守”的知识上层、与文坛决裂的态度,对现状充满忧患。梁晓声在其近作中,同样对社会弥漫的唯利是图,寡廉鲜耻、以恶为荣等现象,以及知识分子不辨是非、放弃原则和道德立场上的媚俗行为大加讨伐。张炜则呼吁当前尤应“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他们构成了当前道德生活中最尖锐、激烈的一极,从而为改善我们道德状况树立了一个鲜明的参照──“把羞耻当羞耻,把罪恶当罪恶”。这种道德批判即是人民群众心声的某种反映,也透露了知识界思想、态度的分化变动,以及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情绪等重要信息。

文化艺术事业:雅俗共进

1、严肃文化呈回升之势

严肃文化的回升,既有社会和政府倡导重视,实行扶植政策之功效,也有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社会和市场的严肃文化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一批以精品杂志定位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杂志创刊问世,提供着严肃文化的精品而备受好评,其佼佼者如《东方》、《大家》、《战略与管理》、《今日先锋》、《社会科学季刊》、《爱乐》等。事实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报刊热,新创刊的这类报纸杂志还有《中华读书报》、《原学》、《学人》、《中国文化》、《寻根》、《传统与现代》、《原道》等等。标志着严肃的学术和文化经商潮的冲击淘洗后,以更精粹的形式重组再建的努力。

自1994年元旦首办新年音乐会始,倡导和扶植高雅艺术渐成风气。上海、天津、沈阳等各地举行多种面向市民和青少年旨在普及高雅艺术的广场音乐会、免费音乐会。高雅艺术的文艺演出有所复苏。由于文化部采取场次补贴和奖励办法,所属13个艺术表演团体1至5月份共演出606场次,一改多年来全面亏损的局面,首次出现盈利。出现了一批有较高水准的优秀文艺作品。

2、文化艺术事业:从数量到质量

新闻出版事业近年来发展速度极快。今年上半年统计,全国共有报纸2040种,期刊7596种。广东一带的报纸刊物尤其活跃,娱乐消费版几乎全部出彩版。

图书出版业日趋活跃。全国450家出版社共上报了选题73000种,全年实际约9万种左右。自6月1日起,新闻出版署对使用书号进行总量控制,全年出书控制在7万种左右,比去年有较大幅度下降。此举旨在控制卖书号行为,提高出版质量。在选题计划的社科类图书中,以经济类和法律类为主要支柱。

文学类图书中,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大幅增加,港台通俗小说、武侠小说仅100余种,大陆版的通俗文艺作品已多于港台的同类作品。长篇小说共600余种,比去年增加10%。这是已持续两年的“长篇小说热”的继续。自1992年至今年6月,两年半中共出自动长篇小说990部,平均每天一部,其中纯文学作品占70%,通俗文学占30%。作家们继续探索新小说,继“新写实小说”之后,亮出“新体验小说”、“新状态文学”、“新历史小说”、“新市民小说”等各种旗号。与此同时,出版社的包装、营销等出版运作也进入了新的水平。自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布老虎丛书”以雅俗共赏的纯文学小说定位后,各出版社相继推出文学丛书,如花城出版社的“金羊毛丛书”,长江文艺的“跨世纪文丛”等等,推动着高涨的文学潮。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加入国际版权组织的影响,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数量骤减,今年仅不足100种;出版社改为重复出版《红与黑》、《呼啸山庄》等古典名著。

在电影市场总体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今年却是中国电影创作的丰年。在经历了前几年艺术片与娱乐片分道扬镖,前者没有观众没有票房,后者粗制滥造、日渐低俗的初始阶段,有志于振兴中国电影的电影人均致力于沟通纯艺术和电影市场,以期拍出高水准高档次的商业片。第五代导演佳作不断,屡获重要的国际大奖。更年轻的新生代导演亦成批涌现,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备受好评,已捧回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管虎导演的《头发乱了》、娄烨导演的《周未情人》、胡彐杨导演的《湮没的青春》等等均有光彩和新意,以“新电影”的形象引人重视。

目前国内电影市场仍然在萎缩,农村放映网点减少,城市电影观众流失,以上海市为例,电影院的平均上座率不足50%,而票价奇高;上海市区平均每千人拥有的电影院座位为9.6个(世界平均水平为21个,发达国家为50个),并不能算过剩,归根结底,还是受观众欢迎的好电影太少;旧的电影生产和发行机制弊病很大。目前,电影生产和发行体制正在转换,电影制片人应运而生,已初见成效;电影发行制度的改革,打破了中影公司多年来的垄断性经营。

与电影相比,电视业的发展迅速,目前我国电视生产规模已达每年数千部(集)。今年新播放的佳作,如《情满珠江》、《三国演义》、《京都纪事》、《九·一八大案纪实》、《我爱我家》等, 显示了不同风格、不同样式的电视剧制作达到了新的水平。但就总体而言,高水准的制作并不多。就题材而言,历史题材仍偏多,尤其是高成本的大制作,多为历史剧,反映出制作人对现实题材的力不从心和规避。另一方面,反映现实的剧作,从商业性和娱乐性出发,出现了在时装模特、空中小姐等“热门”题材上的严重“撞车”,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电视业的突出问题主要是供不应求的“片荒”。至1993年年底,全国共有683个电视台,节目套数753套,平均每周播出时间为 33406小时,分别比1992年增加了14.2%、14.5%、和20.9%。但以35个省级电视台为例,平均每周播出4000多小时,而平均每周制作节目仅为794.7小时,不足播出量的五分之一。不能不说,这导致了粗制滥造和水平低下。

3、文化市场:发展和整顿

文化市场包括音乐、美术、艺术品、演出、出版、影视、音像、娱乐业等诸多领域。今年以来,发展有明显特色的是流行音乐和艺术品市场。

1994年被称为流行音乐的“大陆年”,自1993年起渐露声势的大陆作者创作的“原创歌曲”大成气候,在音像市场舞台上和屏幕上,大陆歌手已成为主体,遏制了数年来流行音乐港台歌曲唱主角、爆炒港台歌星的势头,中国流行音乐在整体上已渡过了模访追随港台的“初级阶段”。流行音乐的“大陆年”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原创歌曲水准大幅提高,自去年起就稳占了京、沪、穗等地排行榜的前列。二是与前些年引进输入港台歌手相反,台、港、新、马日、韩等地开始瞩目大陆流行乐,签约和包装大陆歌手,一批歌手加盟海外公司,在海外产生影响。三是大陆流行音乐的创作、制作逐渐规范化,继广州之后,北京和上海均有大动作和大制作,大陆音乐人正在市场运作中渐趋成熟。

中国的艺术品市场,自1992年西安首响拍卖的槌声,在今年得到迅速发展,全国各类拍卖公同和拍卖行已近200家;上海的拍卖公同已达17家。目前艺术品市场的主要买家是港台富商,但大陆买家的队伍正在壮大,朵云轩拍卖中大陆买家已占56%,主要在中低价位的拍品中竟争,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对提高艺术品的价值和人们的艺术素质,以及遏制文物地下交易和走私,有积极功效。

娱乐业(歌舞厅、卡拉OK、KTV等等)、尤其是高档娱乐业呈盛极而衰之势。上海共有高档专业舞厅805家,KTV1020家、卡拉OK厅1539家,其它高档娱乐场所500多家,共约4000家,但适合于工薪阶层、大众化的娱乐场所相对较少。娱乐业调整经营策略,提供面向大众的中低档消费,增加体育、健身等项目,已呈趋势。

文化市场发展的一大动力,是企业文化意识的觉醒,企业投资文化,进入文化市场成为热点。企业投资和参与文化产业的主要方向包括办学,参与影视、音乐、美术品制作,资助文化艺术团体等等。1993年拍摄的156部影片中,53%是向企业和社会筹资拍摄的;宝钢集团出资100万元建立“宝钢振兴高雅艺术基金”;上海证卷交易所向中央乐团提供每年不少于250万元的无偿长期资助;春季北京舞蹈学院拍卖舞剧《鱼美人》版权而获企业资助等等,均是企业投资文化的典型事例,透露了大陆企业走向成熟的重要信息。

伴随文化市场的发展,盗印、盗版、出版非法和淫晦书刊,侵犯知识产权等违法犯罪活动极其猖獗,各地均持续不断整顿图书市场,打击非法出版物,扫除黄色书刊,个别盗印盗版大案的要犯判以重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文化书场中的混乱和违法行为。

1994年严肃文化的回升和文化市场的迅速发展,反映了伴随经济振兴出现的全社会高涨的文化需求,尤其是对高品质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当前的主要矛盾,是这种高涨的文化需求与相对较少的文化精品的极大反差,于是出现了“泡沫文化”的泛滥和大量假伪低俗之作。如何保持业已出现的文化发展的良好势头,更充分地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以及保护、调动文化部门、文化产业和知识分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当前重要的任务和课题。

当前的文化管理仍十分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为观念落后和制度滞后两个方面。例如,对弘扬主旋律应有正确的把握和理解,不应将其内涵狭窄化,以致于出现了一种“既不面对观众,也不面对市场,”靠“红头文件”来推销的文艺作品。对严肃文化的支持,也亟待健全机制,克服宣传“炒”作,靠高额票价自标身价等不良行为。对于出版社等等许多文化生产部门,目前政企不分(事业单位还是企业,按行政部门管理还是建立现代全业制度)的状态严重制约了自身的发展,使其难以在文化市场中竞争,并逐渐丧失自我发展的机制。因此,有必要将文化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勇于探索面向未来的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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