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列宁为榜样，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学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幼稚病论文,左派论文,列宁论文,榜样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列宁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的典范。这在他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准备的重要文章《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得到充分体现。这一著作对于我们今天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要正确地进行反倾向斗争，首先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善于识别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左”还是右，并且紧紧抓住不放松。这是正确进行斗争的前提和基础，也就是坚持反倾向斗争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列宁在1920年欧洲工人运动走向低潮时，对当时工人运动内部出现的主要错误倾向，作出了正确的识别和判断，指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敌人，因为“机会主义在1914年彻底变成社会沙文主义，彻底倒向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也仍然是主要敌人。对于这个敌人，布尔什维主义过去和现在都给予极大的注意”。（《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页）列宁虽然在当时也看到并指出“工人运动内部布尔什维主义的另一个敌人”（《列宁选集》第4卷第188页），即“左”倾错误思潮给国际共运造成了不利影响和危害，但他在两种错误倾向的比较中，识别并紧紧抓住当时的主要错误倾向是右倾机会主义。这就为当时的国际共运内部的斗争指明了主攻方向。对照列宁当时在识别和判断国际共运内部存在着的主要错误倾向问题上的敏锐而正确的洞察力，回顾我党的历史，我们在识别和判断党内主要错误倾向上曾有过失误，并导致严重的后果，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如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的主题由原来的纠“左”，一变而转为反右，以致在接着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认定“右倾机会主义已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这个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的错误判断，以决议的形式传达到全党，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其结果，在政治上导致越反越“左”，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升级，使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经济工作上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以至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从而使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同样，在“文革”时期，林彪事件发生后，党中央陆续批发了粉碎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使我党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有了向正确方向的转机。但由于当时根本指导思想没有突破“左”的框框，因而毛泽东从眷恋和维护文革出发，把林彪集团定性为极右而决非极左，是形“左”实右。因此，他就作出了只许批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其结果，也必然是越批越“左”，使“文革”的“左”倾错误以及随之造成的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危害继续发展下去，其教训十分深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这个深刻的经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我党历史上长期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和今天所担负的庄严的历史使命出发，在反倾向斗争问题上，一方面对右倾错误思潮，保持高度警惕，只要一出现就给予反击；另一方面始终紧紧抓住“左”倾这个主要错误倾向，严加防范和进行斗争。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象当年的列宁一样，是正确进行斗争的典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当国际上相继出现东欧演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事件，国内一些人又以反“和平演变”为借口，试图否定改革开放；甚至试图重新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时，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及时地明确提出在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从而再次为我们拨正了斗争的方向，保证了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
要正确地进行反倾向斗争，还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在着重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着的处在潜在或萌芽状态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以便做到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决不能以右反“左”或以“左”反右，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就进一步要求我们，在坚持反倾向斗争问题上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握这一问题上的辩证法。在这方面，列宁也为我们作出榜样。列宁当时在反对国际共运中出现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清醒地注意到刚刚露头的“左”倾错误思潮。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就是针对这一情况而写的。当时西欧一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或组织出于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痛恨，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和受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左”的思想和行为，例如他们无条件地反对参加议会斗争，反对作任何妥协，反对组织性纪律性，不能正确理解领袖、政党、阶级和群众的关系，甚至完全否定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存在的必要性，等等。列宁认为所有这些“左”倾错误，是革命者的一种“幼稚病”，如果不给予应有的反对，任它发展起来，其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必须努力着手医治。在文章中他明确地指出：“目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学理主义错误同右倾学理主义（即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错误比较起来，其危害性和严重性不及后者的千分之一，然而这不过是由于左倾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刚刚产生的还很年轻的思潮。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病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容易地医好，但是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着手医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256页）以列宁的这段话和当时国际共运中的“左”、右倾错误的状况，对照我党在历史上曾产生过的“左”、右倾错误的状况，尽管有所不同（其中较突出的是：我们屡犯“左”倾错误，已不是一种“幼稚病”，而是一种“顽症”了），但列宁的正确地进行反倾向斗争的辩证的方法论原则对于我们仍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指导意义。这就是：在着重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必须注意可能被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谈到反倾向斗争问题时指出的“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也同样体现了这个意思。我们只有在实际的斗争中，坚持和贯彻这一辩证的方法论原则，才能真正做到有右反右，有“左”反“左”，才能防止和克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的产生。列宁深刻地指出：“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189页）列宁在这里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即是指“左”的东西，而“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即是指右的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也出现过类似列宁所说的情况。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最后酿成的政治风波是对“文革”“左”的影响的惩罚；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过后，以打着反“和平演变”的旗号来否定改革开放，冲击经济建设中心的“左”的僵化思潮，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补充”。对类似这样的“惩罚”和“补充”，如不严加防范就很容易从一个错误极端走向另一个错误极端。
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因为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经受住风险和考验，最终实现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而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反对来自“左”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即以“左”的僵化的所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来反对改革开放，从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窒息社会主义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或者以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改革开放来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酿成社会动乱，从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最终搞垮社会主义。它们从两个极端导致同一后果：葬送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指出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种科学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的演变和苏联的解体，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挫折，可以说是“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共同作用所造成的恶果。而在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欣欣向荣、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根本的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握了反倾向斗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这就是我们党的宝贵经验，也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所得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