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读《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阿拉伯论文,文化论文,喜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看到周谷城、田汝康先生主编的一套《世界文化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已有30多种在书市涌现。这套以介绍和研究域外文化为宗旨的大型丛书，“以文化的视角，评析世界历史上有影响的各时段、各地域、各族别的文化现象、文化运动、文化思潮、文化形态，致力于对文化的多角度、多层面的开掘和审视，并对不同文化间的撞击、融合和比较进行探讨，以求展现世界文化的精华和丰富内涵”①，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营养价值很高的精神食粮。
《丛书》以著作为主，译著为辅。其中引人瞩目、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本，是1993年3月初版新书，《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该书由纳忠教授主笔领衔，与朱凯、史希同副教授共同编著。他们都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从事教学与研究的专家。
纳忠教授是年逾八旬的老前辈，著述极丰的回族穆斯林学者，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阿拉伯史专家、博士导师和这一学术领域奠基人中之佼佼者。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曾留学于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全世界历史最久的高等学府。作为我国当时选派留埃的第一批学生之一，以所修12门课程成绩优秀而在1936年（伊斯兰历1355年）荣获艾资哈尔大学最高学委会授予的特殊学衔：“谢赫·尔林·法最勒”（al-shaikh al-Alim al-Fazil，大意是“尊贵的学者长老”），并颁发荣誉证书，迄今证书仍完整保存。称号中的“长老”（谢赫）是对品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学者之尊称，不一定跟年龄有必然联系，当时纳忠年仅26岁，这是我国留学艾资哈尔大学的学生中，唯一获得这殊荣的人。回国后，即被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1943年秋，该大学外文系决定增设阿拉伯文，即聘他跨系任外文系教授，这是我国高校历史上创设阿文教学的最早记录，屈指一算，已有半个世纪。至于他研究阿位伯——伊斯兰史的早期成果，已在1948年集为专著，题为《回教诸国文化史》在昆明出版，也是在这一研究领域中最早的一部成果，深受史学前辈顾颉刚等老先生的赞誉。最负盛名的埃及权威学者艾哈迈德·艾敏的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八卷本，也是由纳忠教授首先翻译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的。朱凯和史希同两位中年副教授，是这位老园丁培植的学生，近年来，也多次游学、工作或讲学于阿拉伯国家，不仅有较丰富的教学与科研经历，而且也有实地考察的切身体会。在老专家指导下由两代人编著的这本书，是多年研究的结晶，是奉献于我国读者的一份厚礼。
内容翔实，论证全面，见解精辟
全书除导言、大事年表和后记外，正文共分十五章，全面涉及有关议题的各个方面。浏览章名，便略知梗概。各章标题为：（一）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二）伊斯兰教；（三）阿拉伯文化的启蒙时期；（四）阿拉伯文化的兴盛时期；（五）国家制度；（六）经济制度；（七）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八）百年翻译运动；（九）教育与文化；（十）文学与艺术；（十一）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十二）教派与哲学；（十三）自然科学；（十四）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十五）阿拉伯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每章又按论述重点分设若干节，从3节至8节不等，累计总数为75节，各节均有措词简炼、概念明确、顾名而可思义的小标题，限于篇幅，不逐一细举。其中由纳忠教授执笔撰写者有8.5章，外加导言、年表、后记，约近总量2/3。
通观概貌，深感框架布局气势巍然，经纬脉络秩序井然，纲举目张清晰了然，论证引述朴素自然，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几个方面的特点兼而有之。
初读后体会到此书颇有特色：
1.紧密围绕议题中心，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精辟地反映了阿拉伯文化的全貌。
作者在《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所谓“阿拉伯文化”的内涵，主要是侧重阐述“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文化”，即史家称之为“五百年的黄金时代”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清晰而雄辩地说明，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出现三个主要文化中心，即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三个中心的文化繁荣时期先后不同，而且所隶属的三个阿拉伯王朝，也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都紧密相连、互相影响，或者说，后两个中心，都是发生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都深受巴格达文化中心的影响，都是巴格达文化中心派生出来的”②。寥寥几笔，主次分明，源流清楚，故全书以阿拔斯王朝为议题中心，书中的4～15章，均以巴格达文化为主体，笔锋所及，精力使用在刀刃上。
阿拉伯文化不是孑然孤立、突兀而起的现象，当然不能脱离整个世界历史环境、条件去剖视研究。作者对此十分重视，正如《内容提要》中所述：阿拉伯文化“在时间上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在空间上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会点上，这种承前启后与东西交汇，体现于阿拉伯文化自身的特质上，构成了阿拉伯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与独具的特色”。因此，本书“将阿拉伯文化置于上述时空的坐标点上，对其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介绍和分析其形成的历史基础、原因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以及对东西方的影响”。把阿拉伯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化背景中去瞭望、观察、比较、研究，这一点格外突出，书名中冠以“传承与交融”字样，尤其鲜明而精当。
2.对前人研究成果既有汲取又有批判，抒发独到见解，客观地总结了阿拉伯文化显著的特色。
纳忠教授在“导言”中有力地指出：“不少人认为阿拔斯王朝的文化是希腊文化所孕育的，这种说法很普遍，但却是片面的，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任何文化都是首先建立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的，外来文化只能加速其发展进程，不能‘创造’其民族文化。同时，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阿拉伯文化也不例外。”妙哉！斯言也，概括力强，一锤定音，体现了前辈学者治学之严谨，见解之卓越，对问题研究、挖掘之深广。这也是作者一贯的学风。我曾有幸拜读过他有待出版的巨著《阿拉伯通史》（有汉语和阿语两种稿本）全部打印稿，就发现有若干处在援引资料特别是论证观点方面，不仅与裴立浦·K希提的《阿拉伯通史》的某些观点截然有别，甚至与他翻译过的艾哈迈德·艾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比较，也大有发展，独具特色。实事求是，言而有据，不人云亦云，不盲从附和，自成体系，奉献于读者的是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
仅此以书第三章为例，其第一节《四大哈里发与对外军事大扩张》述及欧麦尔当政时期军事扩张的缘由说：“为什么发动这场对外扩张战争呢？不少历史学家把原因归之于半岛贫瘠，认为广大贝杜因人无以为生，只好打到北方去寻求生路。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引用阿拉伯人的诗句说：‘阿拉伯人抛弃自己的故乡是为寻找面包和椰枣’，这种说法似乎是对的，但却是片面的。其实阿拉伯人发动扩张战争是出自多种因素的。”作者认为，战争发动者“并非广大的贝杜因人，而是古莱氏族贵族。必须首先从执掌政权的古莱氏贵族的身上探究战争的原因，才能说得清楚”。因此，作者从历史的回顾中说明：“古莱氏贵族力图发动对外战争，目的是既可以维护‘汉志商道’，开辟市场，夺取新的财源，又可以将贵族中的一切政敌派出去，以缓和内部矛盾……”；并以倭马亚家族族长艾布·苏福彦父子三人被派遣出征为例，表明“他们带队出征，绝非由于生活困难，也不会考虑到广大贝杜因人的贫困”；又论及“他们以战利为诱饵，既可以找到生活出路，又可以维护内部的安定和半岛的统一。……因此，可以说，只有广大贝都因人是为了寻求生活出路才参加对外战争的”。一席谈论，有的放矢，针对性强，足以反映作者对阿拉伯史造诣之深。但议论并未到此止步，主要的因素还在后头，作者紧接着说：“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对外扩张战争是具有很大的防卫性的，这一点往往为西方历史学家所忽略，这必须略述大扩张前阿拉伯半岛的国际形势。”于是，峰回路转，又把话题引向更深远、更广阔的往事追忆之中，通过七八百字的叙述，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指出“向外扩张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真是鞭辟入里，切中要害，把战争的扩张性与防卫性两个似乎是对立的因素辩证地、严密地统一起来，而后者，即战争的防卫性，史学家们或由于肤浅，或出自偏见，总是认识片面，或故意歪曲。但纳忠教授的剖析仍没有就此结束，他继续挖掘说：“另外，宗教因素也是不能低估的。在当时，宗教的影响是深远的，‘圣战’的号召是强烈的。阿拉伯人，特别是贝杜因人，响应了‘圣战’的号召，纷纷奔赴战场。从而开始了阿拉伯人对外大扩张的战争。”这些论证之所以精辟，就在于作者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偏执一端，而是全面着眼，将扩张的种种主客观因素，包括内部的、外在的，不同阶级的、民族的、宗教的，从次要到主要的，从一般到特殊的许许多多因素，条分缕析，层层剥蕉，直至水落石出，河干亮底，具有不可置辩的说服力。但仍话犹未尽，笔触继续往下延伸，论证“半岛的国际形势，也有利于阿拉伯人发动对外扩张战争”。又用三个自然段落淋漓尽致地阐发，并以其辉煌战果使这一节收笔，总结了欧麦尔在位时期，“在短短的六七年内，灭亡了称霸西亚千百余年的波斯萨珊帝国，打败了统治西亚、北非的拜占廷帝国，把拜占廷人从西亚和埃及赶走，并进军北非，奇迹般地建立了一个横跨亚非的强大的阿拉伯帝国。”看！这一节以论述扩张战争为议题的文字虽只是全书小小的组成部分，抽出来亦不失为一篇结构严密、能独立成章的专论，对战争发动的必然性和夺取胜利的可能性，都分析得如此一清二楚。
由于全书都贯串着上述特色，故详引这一节作为典型实例，以便从小见大，见木知林。类似的严密论述，举不胜举。
通观全书，总的印象是：作者并非只作理性的、抽象的概括，而是援引实例反复论证，引出结论。很多结论，都有力地把握住问题的关键实质，突出了阿拉伯文化自身独有的特色，甚至刻划出阿拉伯民族的气质与性格。以建筑艺术为例，作者说：“阿拉伯文化既吸收外来文化遗产，又依据本民族的传统。阿拉伯人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运用自己的思维，走自己的道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阿拉伯——伊斯兰式的建筑艺术。”书中生动地描绘了“从荒凉的帐篷走来的倭马亚王朝的阿拉伯人”，在受到外来文化影响，目睹大马士革“辉煌灿烂，绚丽夺目的故都，感到无比惊奇。穆斯林们看到那些巍峨的基督教堂和古代宫殿，很自然地受到感染，也很自然地想到，必须建筑一些同样引人注目的清真寺、皇宫和军营，才能表示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帝国的形象和气魄”，于是，“在建筑中，创造出雄浑宏大的圆顶以象征浩瀚的沙漠和沙漠中圆形的帐篷，又创造出清真寺中高耸云霄的尖塔——宣礼楼，以表示沙漠中枣林的挺拔形象。阿拉伯建筑虽受到罗马、波斯的影响，却具有阿拉伯——伊斯兰式特色。换言之，在建筑艺术方面是沿着阿拉伯人的感情和思维方式发展起来的。其他的学术、文化艺术亦无不如此”。这不仅把它对外来文化既重视、吸收，又发展、创造的特点讲得具体、透彻，而且也生动逼真地反映了这些阿拉伯人栩栩如生的性格特征。文学家的语言，理论家的思辨，水到渠成的结论，读者深受吸引的效果，和谐地融汇在一起。
3.叙议结合，寓论断于叙事之中，全面地介绍了阿拉伯文化的来龙去脉和影响。
如果说提纲挈领的《导言》不可避免地必然带有更浓的理论色彩，旨在概括或泛论阿拉伯文化别具风格的特征或本色，那末，引入正文后的十五个整章则偏于叙述、说明或介绍，在明确的学术观点统帅支配下，主要是传播知识。似乎大可不必再复述赘举。很多章节都是用事实、用描述口吻取代概括抽象的理论，不是干巴巴的空谈，也绝不板起面孔说教。有些地方甚至全是铺陈讲述，例如我国读者所关注的第14章《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共6节，其中3、4两节分别谈《中国文化对阿拉伯的影响》和《阿拉伯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小标题本身一看就懂，书中几乎全是摆事实，理论性的语句也几乎找不到，但其精髓主旨仍然是围绕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传承与交融”这一中心进行。偶或有一句诸如“阿拉伯人是中国文化西传的桥梁”之类，也就足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读者急于了解的当然主要是实例。
叙事为主，论在其中，寓论断于记述，于叙述中涵观点，如此下笔落墨，传授广博知识给读者，把一部本属理论范畴的学术著作写得如此耐人咀嚼，确实不易。
文风朴素，语言流畅，耐人咀嚼
从语言文字方面衡量，此书文风朴素，文笔简炼，明白如话，通俗易懂。有许多穆斯林群众家喻户晓、普遍熟悉的专门术语，包括音译词汇，书中都有恰当的处理，如“哈里发”。在第五章《国家制度》中，一开始便有阐释：“哈里发的意思是‘继承人’，即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初期的四代继承人——‘四大哈里发’都是推选出来的，仍具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习尚。”如此介绍，不仅非穆斯林也能一读就懂，即便是穆斯林读者，也能借此提高认识。更何况后文中还结合对阿拔斯王朝的介绍进一步讲到“哈里发制度”的演变、发展及其根源。
书中引述文字，也力求通俗明快，即便是碰到群众熟知的译文，也改用易懂的语言表述，例如有一段流传甚广的“圣训”，曾有人译为：“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此书中的译述为：“你们求学吧！那怕是在中国。”不仅明白如话，接近口语，而且从遣词造句的顺序上，更贴近阿拉伯原文。
文风朴实，语言流畅，在纳忠教授的所有译著中都有明显的表现，这也是他的一贯主张。在平素接触交谈、面临教诲的过程中，纳先生常提到语言表达问题，他总是主张语言通俗、朴素，句子简短、明快，不喜欢艰涩难懂的语汇，不提倡西方化、欧化的长句子、洋句子，不主张故作高深的、诘屈聱牙的表达方式，对近年来风行时髦、争相追逐仿效的“新词”甚至很讨厌，感觉别扭。他表示宁愿说得通俗些，说大白话，也不去随波逐流套用高雅的词汇，连什么“宏观”、“微观”之类，也大可不必效尤，还是改用“从大处看，从小处看”之类，在读者中更有群众基础。从本书的遣词、造句、行文上看，确实具有明白如话的特点。
有些场合由于内容的需要，在本书中亦有章法考究之笔，当然也是必要的。例如第十章《文学与艺术》中的第一节为《诗歌》，引用了十来首诗和少量格言、警句，译为汉语亦力求句式统一，字数整齐，如诗歌翻译或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或多至八言、十言，基本上有韵脚。例如译引盲诗人艾布·阿拉·麦阿里(973～1057）的4首哲理诗之一为：“我们象父辈一样消逝／时间却永远流经不息／昼夜往复循环而不止／日月星辰降落又升起”。句式严整而文笔朴素，不矫揉造作。这一节中所引的诗歌，之所以追求章法、字数的整齐，主要是为了表述原文的风格。阿拉伯诗歌，在格律、节奏和音韵方面总是严格考究的。但译者在重视表述形式的同时，依然力求保持语句的朴素畅达。这跟全书的文风可以说是协调一致的。
如果要在个别语汇上吹毛求“疵”，如第十章第四节《建筑艺术》中倒有个把措词不妨加以留神斟酌，其中有一句涉及宗教建筑设施说：“宣礼塔（尖塔）、圣龛（凹壁）、宣讲台和沐浴室，保证了宗教生活的需要”，所举四项称谓中的第二项，正文用“圣龛”，括弧内用“凹壁”，不免含有“微疵”。阿拉伯语“米哈拉布”(Miharab)，是指清真寺礼拜大殿正中供伊玛目率众礼拜的位置，就其构造形式而汉译为“凹壁”，更好些，但通常亦有人译为“壁龛”似乎欠妥，因为汉语中的“龛”，是指供奉佛像、神位的小阁，不宜于作为伊斯兰教宗教用语，容易导致误解。反对偶像，只崇奉安拉的穆斯林，都忌讳用“龛”字作译文。至于用“圣龛”字样，较之“壁龛”更是严重欠妥，通用汉语的我国穆斯林，多尊称先知为“圣人”，圣人亦属凡人，岂能设置什么“圣龛”。但此章的执笔人是汉族学者，推敲不细，略有失误，用勘误表可以订正，亦不必小题大作，更不会影响全书的光辉成果。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重视的佳作，约用26万字就全面、充分而系统地总结了“五百年黄金时代”的阿拉伯文化的精华所在，无论是丰富多彩的思想内容和流畅通俗的表达形式，都有很高的水平，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其成就不可低估。匆促通读之余，略抒体会，谈不上评论，只是想把这本高质量的新书推荐给尚未发现它的读者，起到传送信息的作用。
巨型专著，业已完稿，成果辉煌
似乎有必要附带说明的是，由于此书是《世界文化丛书》系列中的一种，故只侧重于论述阿拉伯文化，其题材范围当然会受到整套丛书所大体规定的内容、篇幅、模式、体例的制约，但已不难窥知纳忠教授对于阿拉伯史研究方面的辉煌成果的一个侧面。至于充分而全面的《阿拉伯通史》，他早已完成，几经修润，更日臻完善。可以说，这本文化史只是反映了那部巨著中局部凝缩的精华。
《阿拉伯通史》共分8篇、56章，是一部约110万字的巨著，内容涉及阿拉伯世界2000年来的历史、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战争、国际关系、移民活动、民族矛盾、民族融合以及中国——阿拉伯关系等多方面，每章中又有若干子目，其专题介绍、评述的内容，单独抽出来也是概念或始末完整的知识短文。这部巨著已于1987年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并已在1990年完成，有好几家出版社都想争取获得出版发行的机会。
尤为珍贵的是这部《通史》中有许多重要课题，多为阿拉伯世界有关“阿拉伯史”一类著作中所未曾涉及或虽略及而史料不多、语焉不详者，在我国，许多史料更不易见到。纳忠先生积长期研究的结晶，对史料广征博采，有时甚至象大海捞针，从浩如烟海的百科知识宝库中，去捕猎一鳞半爪的零星资料，日积月累，贯而串之，加上他的推敲、筛选、思辨，及精辟独到的见解，凝聚加工，条分缕析，构成一部新颖、独特、自成体系的专著。例如下述议题就闪烁着著作者学术研究的色泽、光辉：
1.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的社会制度；
2.伊斯兰教以前的“汉志——麦加”经济的发展（“汉志商道”）；
3.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
4.公元七～十世纪阿拉伯的移民运动及影响；
5.阿拉伯统治者的大分裂，及对历史的影响；
6.中世纪阿拉伯帝国的封建土地制度；
7.阿拉伯和伊斯兰教的发展和传布；
8.阿拉伯人和其他民族的融合与矛盾；
9.阿拉伯——伊朗的关系；
10.阿拉伯——中国的关系；
11.十九世纪末至今的阿拉伯经济、社会、文化；……
这些项目约占全书总字数的1/3，达数十万字，都是海外与国内所见有关论著或类似史书中很少见到，或提法不同的。
总之，无论是资料的占有、鉴别与弃取方面，还是对同类史料或事件所持的观点、论证或结论方面，都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特点，对阿拉伯通史较熟悉或有一定基础的读者，肯定会感到它与海外类似著作包括有影响的知名史家的论著绝不雷同相似。不同于美国学者希提的《阿拉伯通史》，不同于埃及学者艾哈迈德·艾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其他东、西方学者相继出版的类似《简史》、《通史》更不在话下，它是中国学者纳忠自己的、凝结着古今中外学者研究之大成而又独树一帜、增辉溢彩的《阿拉伯通史》。我们甚至有充分的理由设想，在它问世以后，完全有出版阿拉伯文和其他东、西方文字译本的必要，扭转和改变过去总是通过东、西方著述的中文译本了解阿拉伯史的状况，这一来，恐怕就该有把我国学者著作的阿拉伯史向外推荐的必要。展望前景，此巨著将会作为学术珍品之一被列入这一研究领域的宝库。
现在，《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丛书”之一，已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作为纳忠教授另一部大型巨著《阿拉伯通史》的前奏，人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盼望着那一部洋洋大观的、呕心沥血之作早日问世。因此，在推荐《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一书的同时，愿借此机会，顺便透露一点出版信息，预告关心阿拉伯通史研究的读者（纳忠、朱凯、史希同著：《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定价5.70元，社址杭州体育场路169号，邮编310006——编者注）。
注释：
①《世界文化丛书》简介。
②三个文化中心为：a.巴格达文化中心——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时期（共历哈里发37世）在伊拉克的中心；b.开罗文化中心——法蒂玛王朝（公元909～1160年）时期（共历哈里发11世）在埃及的中心；c.科尔多瓦文化中心 指西班牙倭马亚王朝（公元756～1031年）时期（共历哈里发16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