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逻辑的新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领域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19(2007)01-0017-10
一、引导性评论
当我说到实用逻辑(practical logic)的新领域(frontier)时，我所谈论的是某种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边界”的东西。因此，我这里关注的乃是一个划界问题。把关涉实用推理的逻辑和那些不关涉实用推理的逻辑区分开来的是什么？实用逻辑的特有的问题是什么？如那个法语词所说的，什么是它的相关问题群(problematique)？关于它的恰当性条件可能会是什么，我们有适当的看法吗？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的确想评论一下我们所使用的“新领域”一词的一种词源学特征，我发现它相当地吸引人，且稍带不祥之兆。“新领域”导源于古法语词frontière，意指“前额”(forehead)，而后者反过来又源自于拉丁词frons(额)，意指“前部”。头的前部就是额，而额所代表的是大脑皮层(cortex)，它是实用推理的主要居所。如果实用推理也有一个逻辑领域的话，那它就是一种实用逻辑，也就是这样一种结构，它规定在哪些条件下实用推理是理性的，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前额后面发生的事情如它所应该发生的那样。
二、两种逻辑观
注意到两种看待逻辑的一般方式是有好处的。其中一种涉及把逻辑视作为语言定义的那些特征的集合，另一种方式则把逻辑看作归于智能体(agents)的那些特征的集合。为叙述的方便，我将分别谈到语言的(linguistic)逻辑观和智能体(agency)的逻辑观。容易看到，这两种观念早在亚里士多德所使用的“三段论”(syllogism)一词本来具有的歧义中就显露端倪，而这种歧义从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这种歧义表现为：逻辑是一种关于论证(argument)的理论，还是一种关于推理(reasoning)的理论。从一开始，逻辑学家们就尊崇一种论证的观念，按照这种观念，论证就是语言的结构。并不是每一种关于论证的在逻辑上有意义的观念都像这样是语言的，但在该学科的每一次主要的发展中，逻辑都找到了容纳这样一种观念的空间。另一方面，如果逻辑被当作一种关于推理的理论，即一种推论(inference)理论，那么，很自然地就会认为，它提供了一种关于下述两点的条理化说明：思考的智能体做了什么；在不同条件下，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试图通过语言结构的构造来模拟关于逻辑智能体的这种观念——这一做法并不自然，尽管多个世纪以来，这并没有阻拦逻辑学家们想方设法去做这件事。
毋庸否认，迄今为止，逻辑已经在其语言观念中得到了最兴盛的发展。实际上，当逻辑关注其语言观念的一种亚观念，即把注意力停留在命题关系的一个有限类如逻辑后承关系上时，它的兴盛已经达到巅峰。所有这些成功也付出了代价：这样的逻辑几乎没能清楚地显示实际生活中的推理，对此而言，智能体观念肯定是更加讨人喜欢的途径。饶有兴味的是，逻辑的智能体观念也随着语言学转向的出现而跃入生活当中。就智能体观念来看，逻辑是一种关于推理的理论，一种关于思考者做了什么以及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的理论。相应地，一种实用逻辑就是一种关于实践的智能体做了什么以及反思了什么的理论。如果语言观念使得下述一点对于逻辑学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话，即审慎地说出语言是哪种类型的东西，那么，智能体观念就将使得逻辑学家有必要审慎地说出实践的智能体是哪种类型的东西。记住了这一点，我们的方案就不仅要考虑时间和行为，而且要考虑在那些时间内做出那些行为的智能体。
我们可以设想，实践的智能体被反映在一个由具有目标指向和有限资源的各类实体构成的层级当中。这个层级的最底层是以最低效率使用体制化的(institutionalized)数据库的个人。往上一层是在体制化环境中——例如，在本身就是某种类型的智能体的大学或政府部门中——工作的个人。于是，也存在由这类人组成的团队，团队可能有或长或短的历史。再往上一层是完整的学科(discipline)和其他的法人实体，如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空间计划或中国科学。这个层级从具体进展到相对抽象，具有作为低层级实体的聚集(aggregation)的抽象结构。尽管这个形而上的事实可能很有趣，但它并不是这个层级的支配性的组织原则。这个组织原则是经济上的。这个层级中居于上位的实体能够比那些居于下位的实体支配更多的资源。被如此构想的层级是由关系C，即比……支配更多资源，偏序化的对象组成的一个偏序集，一个群集H。〈C,H〉这个层级当中的每一个智能体，无论是通过聚集还是通过随附(supervenience)，或者通过某种另外的方式，都是从处在最低层级的单个智能体构造而来的。既然个体对于任何智能体逻辑来说都是基础性的，下面我们将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他们身上。
像这个层级中的所有智能体一样，个体是实际时间中的行为的执行者。一个个体所要做的或试图去做的每一件事情，几乎都可以在错误的时间内去做。可能会在某个如此错误的时间内做出一件事，以致相当于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或者相当于做了某件相反的事情。一个智能体做了适当的事情，也就是说，实施了适当的行为类型，但这一点还不够。适当的事情应该在适当的时候来做，这一点通常是至关重要的。当我们往上看智能体层级时，我们看到对于特别重要的时间期限的感受不成比例。没有人怀疑，美国航空和航天局(NASA)在60年代有一个需要满足的、终结于登月发射的真实的时间期限。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假如那个时间期限没有得到满足，登月计划就会被取消。尽管如此，个体仍旧面临无数严重的危险，其中有许多危险都是致命的，居于上层的任何智能体都不会知道这个层级上的这些危险；因此，及时去做需要做的事情，对于防范此类危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对时间期限的压倒性需要对单个智能体进一步地施加了限定。个体完全不能满足经济学家对于完整信息的期望。像这样的智能体不但要与不够完美的信息造成的麻烦打交道，而且还必须与依次出现的不一致、不确定和未被严格定义的数据库打交道。在这些之外，还要加上实时计算、有限的储存能力以及远非最佳的信息修复机制所带来的困难，以及由于偏见和其他类型的心理效应造成的问题。
个体必须应付的两个重大稀缺资源是时间和信息。体制化的智能体要求更多的(很常见的是要求极多的)恰恰是这两样东西。几乎没有例外(例外大体上是人为的)，单个智能体是一个满足者而不是一个选择者。在很大程度上，试图成为一个选择者，即使实际上不是有害的，在策略上也是笨拙的。人类智能体在这个地球上强劲而持续地存在着，这一事实充分证明：他们对稀缺资源的支配是有力的(effective)，并且是有效率的(efficient)。人类具有补偿时间和信息不足的能力，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单个智能体体现了稀缺资源补偿策略，这一假定似乎是正确的。下面大体列出的，是看起来特别重要的补偿因素，它们没有特殊的顺序。
人是天生的轻率概括者。正是明智的穆勒注意到(Mill[1843])，归纳的程序不在由个体组成的团体的范围内，而是更好地适合于整个社会的资源处理能力。那句公认的名言说，轻率概括乃是一种谬误，是某种类型的抽样错误。这句公认的名言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单个的人类智能体便会充满谬误，其程度甚至会令传统的谬误理论家感到震惊。① 这个问题以很多方式显示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解答的解答，与之相关的是下述事实，即个体的轻率概括对他的认知和实践任务的服务并非全都那么糟糕。经过反思可以发现，在轻率概括的倾向凸显自身的现实情形中，这些概括是近乎精确的，而不是谬误性错误；依据它们作出的决策是近乎可靠的，而不是愚蠢的操练。单个智能体不但是轻率概括者，而且是趋向于正确处理事物的轻率概括者。
存在众多的情形，在其中由样本出发的外推(projection)是如此的近乎正确，与此同时，它也有资格成为对归纳逻辑所要求的东西的拙劣模仿，这一点是如何可能的？经验纪录充分证明了人进行前归纳(pre-inductive)概括和外推的能力。情况似乎是，这种能力的运用至少涉及如下因素，其中有些是结构性因素，有些是语境性因素。前归纳概括者没有概括出全称量化的条件命题，也就是没有概括出“
x(Fx
Gx)”这种形式的语句。相反，他概括出了概称(generic)命题。在如下两者之间，存在差异之处：其一是“对于所有x来说，如果x是一只虎，那么x是四条腿的”，其二是“虎是四条腿的”。前者可被任何否定例证所证伪，而后者即便考虑到属于特定种类的大量否定例证，也仍旧保持为真。我们将通过下述说法来刻画这种差异，即全称量化条件陈述是高度脆弱的，而概称陈述则比较具有韧性。
前归纳概括者概括出来的东西的韧性，服务于这位概括者其他方面的利益，其中有两点尤为重要。一点是：单个智能体在其所思考和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是可错论者。另一点是：当单个智能体在由智能体层级给他规定的层次上活动时，他具有这种表面上对立的特性，即所思考和所做的事情具有很高层次的准确性。概括出概称陈述是一种既把蛋糕吃掉又完整地保留它的方式，是一种即便面对为真的例外也能保持正确的方式，是一种同时既正确又错误的方式，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错误，但在一般情况下却不为错的方式。以这种方式进行概括也把一种实质性经济因素(substantial economy)融入个体的认知努力当中。它来源于其样本的贫乏和概括的韧性。概称推论是从少量样本出发，在使它成为有致命缺陷的归纳的条件下所作出的推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付得起代价的错误(the affordable mistake)这个观念。概称推论不是保真的。一个人可以在浦西(Pussy)这只虎是否是四条腿的问题上出错，但却仍旧可以正确地坚持虎是四条腿的。付得起代价的错误就像是有益于锻炼免疫系统的不严重的传染病。正如一个婴儿夏季的鼻塞是一种经受得住(实际上也是必要的)的传染病，认知智能体的小错误也是如此，它们为他提供了改进随便和懒散习惯的指导原则，正是这些习惯导致他偏爱作出相对不那么有效的概括。儿童的夏季伤风在阻止更严重的疾病方面得到了有益的回报，付得起代价的错误在防止更严重的错误方面也得到有益的回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这句古老的谚语具有现实的动机。我们不能从致我们于死地的错误中学习。
为作出成功的概称推论而把样本聚在一起，这些样本的情况如何呢？情况似乎是，当样本是自然种类的样本时，概称推论的记录是最好的，尽管此类样本有时可能像单元集一样小。关于自然种类是否实际存在，关于自然种类和约定种类之间的所谓差异是否取决于一种原则性的区分，历来存在大量的哲学争论。毫无疑问，关于如何应用这种区分还没有达成任何确定的一致意见。也许在这里，这不利于我们以渗透理论的任何方式来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它仍旧能使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得自未加分析的常识词项加以引入。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把这种文献从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当中祛除，在这些学科中，那些类似于自然种类的概念似乎在做着有用的工作，如框架(frame)(Minsky[1975])、原型(prototype)(Smith and Medin[1981])、标本(exemplar)(Rosch[1978])这样的概念。
先把哲学上的特殊性放在一边，经验纪录证明，我们有能力对纷乱杂陈的混淆进行分类，其分类方式反映出事物的实际状况所固有的相似点和不同点。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的分类与类型再认(type-recognition)的原始手段，以及搏斗与逃跑(fight and flight)的机制相关联。值得重视的是，我们有些最成功和最原始的推论涉及把某种东西识别为危险事物。概称推论是这种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我们识别自然种类的能力超出了直接危险的种类的相对狭窄的范围，我们的概称推论能力也超出了逃跑-逃跑的再认手段(flight-flight recognition triggers)的所及范围。但是，无论是在搏斗-逃跑语境之内还是之外，自然种类和概称推论都是天生的一对。这是一种有利于经济考虑的再一次安排——一种对时间和信息不足进行补偿的策略——但并非明显地以犯错误为代价。假如从自然种类样本进行的概称推论不是十分正确，至少它们不会致我们于死地。它们甚至不会妨碍我们取得成功。
概称推论的可错性在其与缺省(default)的关系上也是显然的。概称真理的一个例证就是一种缺省。它是在缺乏相反例证的情况下，被临时假定为真的东西。缺省的另一个所在是所谓的公共知识。缺省推理本质上是保守的，并且本质上是可废止的。可废止性是一个人为保守主义所付出的认知代价。而保守主义的最大吸引力也是经济上的。保守主义充斥着这种形式的缺省：“命题p是到目前为止人们所认为的东西，现在仍旧如此”。保守主义是聚集缺省(default-collection)的一种方法。它叮嘱我们，要避免为新颖思考付出代价，将就着使用其他人在我们之前已经思考过(以及经历过和记得)的东西。保守主义高度重视已经被广泛认可的东西。从其表面上看，保守主义是特殊形式的诉诸众人谬误。这里，我们可以接纳这种被公认的名言(并注意大量的反讽)，并承认这一点：单个智能体是臭名昭著的谬误贩卖者，甚至达到了连传统的谬误论者也梦想不到的程度。但是，在考察关于轻率概括的指责所包含的类似指控时，我们已经说过，也存在着某些因素，似乎能对付如此严厉的指责。其中之一是，我们对其他人的证言给予信任，总体而言，我们从这种信任中获益巨大。这一点需要得到理解。对这一点的完整说明，即便我们能够给出，也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但是某些特征凸显出来，应该加以提及。顺便注意下面一点是有益的，即我们目前反思的现象是大众信念(popular belief)，而不是大众趣味(taste)。大众趣味经常被认为是粗俗的、伤感的、淫逸的，或者是在其他方面欠缺标准的。试图把大众信念这一观念与这一模型协调起来，将是一个错误。大众信念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endoxa”(公众意见)。它们是“受到尊重的意见”，也就是每一个人或者多数人或者是智者的意见。关于大众意见的纯粹事实引发一个溯因问题(abduction problem)。② 什么东西能够最好地解释p是每一个人都相信的命题？一个回答是，通过假定p是真的，或者相信p是精确的，可以最好地解释p被普遍接受这一事实，这一回答肯定会在某些特殊的场合受到批评，但它不可能被令人信服地提出来用作普遍指责的对象。被不严格地称为公共知识的东西，是个体(或一个机构，或一个社会)所开列的公众意见。关于公共知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是一个个体在他自己极少或者没有付出论证努力的情况下，通过附带的对比例量(proportional yield)的经济考虑而获得的。
因此，很显然地，在思考什么以及如何行动这些问题上，单个智能体依赖于其他人的意见(sayso of others)，依赖于大体上是陌生人的或多或少未加批判和未经反思的证言。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人类智能体的行为看上去似乎与谬误理论家们的公认的意见相冲突(让我们不要忘记，智者的意见不能保证为真)。因为情况将会是这样，即单个智能体被成批地安排好去接受和执行某个方案，即诉诸权威的谬误。但是像先前一样，关于由此类依赖性所产生的思想和行为的实际纪录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以这种方式思考的大多数东西并不是特别不精确，无论如何，也没有不精确到如此地步，足以把人类个体的日常生活弄得一团糟。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传统上关于轻率概括、诉诸众人以及诉诸权威的谬误，严格地说几乎都不是谬误的(例如，当把它们视作个体用于实际行为的策略或者策略的构成部分时)，而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是谬误。
很早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的生活主要是社会性的，单个智能体发现，合作几乎就像呼吸一样自然。合作的程序把一个个体将会拥有的几乎所有的社会公共知识传递给他。这个合作机制(cooperative enterprise)也是波普尔所谓的“世界3”的主要建构者，世界3是由一种文化的建制所产生与维护的知识总体。即使完整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合作已经受到了吸引人的且富洞察力的理论的关注(例如Axelrod[1975]和Coady[1992])。
在按照其他人的意见去接受某种东西与一个人自己找出解决办法之间，存在一种自然且合乎直觉的对比。与这种区分直接类似的，是以下两者之间的更进一步的对比：其一是，接受者在接受某种东西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或者没有作出任何程度的确证，或者没有做出任何论证的尝试；其二是，只在提出或者考虑它的一个例证的情况下，才接受这种东西。这两种区分不是等价的，但它们以多种方式重叠在一起，这些方式为单个智能体提供了更多的实质性方便(economy)。
也许这里应强调下面一点：在我们的观念当中，个体不是受到17和18世纪的欧洲思想所拥戴的具有相同名称的人造物。我们反对下面的观念(如我们所见，它无疑是一种怪异的观念)，即个体的社会关系对于他的理性来说纯粹是偶然的。恰恰相反，个体的认知能力和决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如果这是正确的，它将会影响到我们把关于个别的认知和决策的智能体的逻辑看作是什么样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有话要说，但同时也会注意到，会话逻辑作为关于单个智能体的形式化描述所具有的吸引力。
在智能体的社会交往中，显而易见，这种附加的经济因素是两种规律的产物。其中之一已经被命名为理由原则(the reason rule)：
理由原则：一方所表达的信念和需要，对于将要拥有那些信念和需要的另一方来说，对于要赋予适当的言说范围(该方通过这些言说而对该次会话有所贡献)以结构的那些信念和需要来说，是首先要加以考虑的。如果一个说话者表达了信念X，而听话者既不相信也并非不相信X，那么，说话者在X中所表达的信念就是听话者相信X，并使他或她的会话贡献与该信念一致的理由。(Jacob and Jackson[1983],57; Jackson[1996],103)
理由原则报道了存在于由实际生活中的谈话者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中的一种经验规律性。当这个规则指出，一个人接受一个命题是另一方接受这个命题的理由时，很明显，这个“理由”意指被另一方“当作一个理由”。于是，一个描述充分的理论将把雅克布-杰克逊规律看作一个经验事实。这留下了一个问题：从规范的角度看，是否能够为这些规律性说任何好话。如果规范被理解为有关工具性价值的问题，那情况将会是，理由原则可以宣称具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合法性。它不但在时间和信息方面提供了实质性方便，而且一般来说，它似乎也没有促使智能体犯大量的错误，或者引诱智能体去做愚蠢的或具有破坏性的事情。理由原则描述了一种缺省。像所有的缺省一样，它也是可废止的。像大多数缺省一样，它也是稀缺资源的守护者。而且像许多缺省一样，它似乎在认知和决策方面也只造成了相当少的损害。
理由原则还有一个推论，我们可以称它为诉诸无知规则：人类智能体倾向于接受，而不是挑战他人的言说和论证，除非在他们知道或者思考过的地方，他们知道或者怀疑某些东西出了差错。
这里，在人类事务中，导致诉诸无知规则的大部分理由，还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每当有人说出某种东西，或者在未给出听话者看来是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提出了某个结论时，人们没有时间去发出挑战。即便给出了理由，社会心理学家也已经发现，听话者在接受别人让他认可的结论之前，并不倾向于详细审查这些理由。在权衡所给出的理由之前，听话者倾向于做两件不同的事情中的某一件。他们倾向于接受另外一方的结论，如果它是某种在他们看来是合理的东西。他们也倾向于接受另外一方的结论，如果在他们看来作出该结论是在另外一方的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如果他被认为能够知道他正在讨论什么，或者如果他被认为具备必要的专门技艺或者权威。(参见Petty and Cacioppo[1986],Eagly and Chaiken[1993],Petty,Cacioppo and Goldman[1981],Axsom,Yates and Chaiken[1987],O’Keefe[1990]，以及关于所谓氛围效应(atmosphere effect)的经典论文，例如Woodworth and Sells[1935]。同时参看Jacobs,Allen,Jackson and Petrel[1985])我们又一次看到，传统论者们所谓的诉诸权威的谬误——在我们看来，这一提法过于草率——无处不在。
我们把单个智能体看作是一个信息处理者，除了别的东西以外，他是根据这些信息去思考和行动。对信息处理者的行为感兴趣的研究者们倾向于认为，思考和审慎的行动是意识(consciousness)的表现方式。信息论方面的研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观点。意识有一种窄得出奇的带宽(bandwidth)，它对信息的处理非常慢。五种感官结合在一起——中世纪曾经把它们说成是sensorsium(感觉)——处理信息的速度接近每秒1100百万比特。对于其中任何一秒来说，少于40比特的信息进入到意识中。意识因而具有很高的熵值(entropic)，对处于其中的人的系统来说，这是一种在热力学上代价昂贵的状态。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内，都有数量异常巨大的信息由人的系统来处理，而它们是意识不可能到达的。同样，语言的带宽与感觉的带宽相比，也是相当狭窄的。我们所知悉的大量东西——实际上是大多数东西——我们是不能彼此告知的。我们的社会语言交流是一系列的交换，其带宽是每秒16比特。有意识的经验显然是线性的。众所周知，人类经常同时处于多种有意识的状态当中。并且，时间是流动的。把这些事实松散地聚在一起，相当于给出了关于意识的线性状态的一个操作定义。线性在认知的经济性中扮演的角色，相当于高息借款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它使事情延缓下来，并将它们简单化。线性是复杂性的抑制者；对复杂性的简化与对信息的简化相一致。我们顺便指出，在任意给定的时间内，人的意识所占有的信息量之少，与我们所知道的环境的模糊性形成对照。与概率不一样，信息量的任何大的增加都不能改变模糊性。
心理学研究显示，我们醒着时的大部分行为，既没有受到心理状态的影响，也不是由它们所塑造。普通的醒着时的人类行为的这种无意识性(mindlessness)是一种应对策略。考虑这样一种情形：我们正在观察一位快餐厨师，在繁忙的午餐时间，他正全身心地忙着。我们容易把他的行为看成是连续的和无意识的，看成是反映出他同时并有所分配地运用那一整套不同技能的行为，当事情进展顺利时，他没有进行任何反思。
这里有一种观点，它能够对关于命题性赞成的分析——实际上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对话的分析——产生有趣的影响。例如就公认的观点而言，当某人断定那只猫在那张垫子上时，他实际上报道了一种当下的心理状态(信念)，这是我当前注意的对象。如果这个信念实际存在，则他的断定就是真诚的；如果该信念是真的，则他的断定也是真的。更一般地说，会话是一系列透明的命题内容的交换，就像通常的言语行为那样。
如果这些心理学研究是正确的，那么那种公认观点就是错误的。会话将仅仅是语言上的应对策略。如果是这样，则单个的谈话者并不经常如许多理论家所设想的那样，处于一种信念状态当中；而且，当某人告诉我们关于北京的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时，尽管他告诉我们的是实情，他却并没有传递任何当下的心理状态，也没有在我们内部引发新的心理状态，除非他告诉我们的事情让人感到惊讶。当我们停下来做思考时——当我们应付一个临时性的(也是代价高的)停顿时——我们发现，在世界上我们所做的事情当中，我们并不经常是心理状态的拥有者，并不经常是信念的拥有者。它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无意识状态。
现在很显然，我们必须修正这一断言，即单个智能体承受着信息不足之苦。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能够适当地强调这个命题中仍旧保持为真的内容。在前意识或潜意识状态中，人的系统中充斥着信息。意识作为一个极富侵略性的信息抑制者而起作用，在可为前意识状态所用的信息量中，它只保留了一个极小的百分比。由于个体的有些思考和决策行为是潜意识的，于是有必要设定一些手段，避免对超载信息的扭曲以及它们的塌陷。即便在意识的层次上，很显然，各种限制条件均用来约束或阻止信息的冗余。有意识的人类思考者和行为者不可能拥有大大超出我们一再讨论的信息的限度，而且，如果他确实拥有这样的信息，他也不可能很好地处理它们。这也使得一个智能体的有意识的思想和行为的经济因素成为一个生态系统(ecosystemic)问题。人类将就着使用稀缺的信息，因为稀缺的信息就是有意识的智能体所能拥有的一切。③
人类智能体将就着使用稀缺的信息和稀缺的时间。他们这样做的方式使得下面一点变得显然：在一般情形下，他们倾向满足于行为的相对精确和相对明智。这些都不是避免错误的方式。它们是可错主义的方式。避免错误的策略要花费时间和信息。单个智能体的实际策略承受不起这些花费，因此，这些策略是冒险的。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试图冒险的倾向是意识自身的一种结构特征。一开始，我们可能会忽然感到，我们对理由原则的信守证明我们容易轻信，而我们对诉诸无知规则的信守则表明我们懒散地失去了理性。这些批判都是被错误构想出来的。与我们进行轻率概括的倾向一样，理由原则和诉诸无知规则也是缩减过量信息的策略。
意识导致了信息的贫乏。这对于计算机模拟人的推理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下面这一点很重要：在当前或可预见的未来，都不能有任何方法来模拟意识或将意识机械化。体制化智能体在任何类似于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都不具有意识。这使得下面一点成为可解释的，即计算机所模拟的人的思考更适合于体制化思考，而不是个体的思考。这并不是说，关于如何继续对个体的有意识的思考进行机械化，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这种模拟不可能处理比我们这里一直讨论的大得多的信息量。
对于单个智能体来说，对他们所经验到的大部分东西，对大多数提出来让他们去接受或付诸行为的东西，都不需要做任何详细的审查。这一点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缺省。信息论研究又将这一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它表明：意识本身是对下述东西的一种回应：某种起干扰作用的东西，或者至少是足够特别以致成为一种中断，也可以说，成为一种要加以注意的要求。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意识就是一种异常状态，是例外而不是规则；对于举例，对于考虑例证和评价例证来说，同样的说法也是成立的。这以一种特别有趣的方式影响到实用推理，因为它与下述实用推理问题相符合：该问题需要一个引发者(trigger)，该引发者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事态，或者是一些信息，它以某种方式凸显出来，要求人们注意它，并给出关于它的解释。
单个智能体不会留意他所处理的大多数信息，而且，即使那是他的意识的对象，他也只能按其所处情境的紧迫性(exigency)所允许的仔细程度去注意它。对于人类智能体来说，论证是一种在统计学上非标准的实践活动，但即使在从事这种活动时，该活动的特点也可以用不完整和抄捷径来刻画，这使得它有资格配上省略式推理之名。对于推理，对于弄清事情真相的尝试来说，同样的说法也成立。在一般情形下，单个推理者将利用最少的资源，去产生足以令他满意的结果。这里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个体显示出理性(rationality)的一种形式，有时被称作“极小理性”，这在Cherniak[1986]中得到了很好的讨论。几乎相同的观点在Gigerenzer[2004]中得到了发展，其标题是“受限制的理性”。除了已经讨论过的那些特征外，极小理性主义者还是一个非单调(nonmonotonic)的推理者，由于推理大体上是机械性的(automatic)，他也是那些通常是不一致的信念集和承诺集的成功管理者。导致信念集不一致的许多东西来源于深层记忆储备中的不一致，而不一致的信念集的更多方面则是由于记忆修复的无效性而产生的。
极小理性的结构表明，单个智能体是一种非单调、次协调(paraconsistent)的基础逻辑的有机实现，这是实用逻辑必须要认真铭记的特征。几乎没有什么能够表明，经典逻辑以及大多数现行的非标准逻辑所认可的策略，构成了单个智能体的认知和应对技能系统的并非很小的部分。在具有非论证含义的问题上，个体是前归纳的而不是归纳的智能体，如果这一说法是真的，那么，同样的说法对于演绎来说似乎也是真的。如果情况是这样，至少从演绎逻辑在蔓生的现代逻辑研究纲领中以严肃的方式呈现出来的版本看，人类个体并不是演绎逻辑的死心塌地的拥戴者(wet-wear)。关于这一点，存在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理由。如果我们问，演绎推理的价值是什么，回答就是：它是保真性(truth-preservation)的保证。有保证的保真性是一种避免错误的有保证的方式。④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单个智能体并不专注于避免错误。因此，就大多数情况来说，演绎推理的程序并不按照下述方式去为单个智能体服务：按照这些方式，个体智能体倾向于(并且被训练好了)去过他的认识和决策的生活。这并不是说，即便当智能体在我们层级的最低层次上活动时，他也不执行演绎的任务。(关于这种行为，有数量巨大的心理学文献，对它们的概述可在Manktelow[1999]中找到)。准确地说，这里的要点是：演绎思维是个体推理系统中如此小的一个组成部分。⑤
注释：
①就关于谬误的传统说明来看，轻率概括总是一种错误。关于一种相反的看法，参见Woods[2007a]。
②溯因逻辑在Gabby and Woods[2005a]中得到了细致的研究，见Gabby and Woods[2006a]。
③关于对潜意识、潜语言推理的量子逻辑结构的讨论，见Bruza,Widdows and Woods[2007]。
④这里所要避免的不是已经存在于他的数据库或他的前提集中的错误。
⑤一种实用逻辑如何处理错误问题，关于这一点有更为广泛的讨论，见Woods[2007]。此文中所考察的各种争论问题，也在Gabby and Woods[2003]、Gabby and Woods[2005a]以及Gabby and Woods[2005b]中得到了讨论。